[ 馬乾龍 ]——(2010-3-17) / 已閱55995次
第二章 我國未成年人犯罪刑罰制度之反思
一、我國未成年人犯罪刑罰制度的現狀
（一）刑罰制定方面
1、刑罰種類上對未成年人犯罪不適用死刑。我國現行刑法第三十二條規定“刑罰分為主刑和附加刑”；第三十三條規定“主刑的種類如下：(一)管制；(二)拘役；(三)有期徒刑；(四)無期徒刑；(五)死刑”；第三十四條規定“附加刑的種類如下：(一)罰金；(二)剝奪政治權利；(三)沒收財產”。同時第四十九條又規定“犯罪的時候不滿十八周歲的人和審判的時候懷孕的婦女，不適用死刑”。由此可以看出除了死刑外，其它刑種均可適用于未成年犯罪人身上。之所以這樣規定，是因為未成年人相對成年人而言，生理、心理還不夠成熟，其犯罪具有很強的沖動性和突發性，；再者未成年人容易接受改造，若對其直接執行死刑便斷絕了對犯罪的未成年人的教育改造機會，剝奪了未成年人重返社會的權利。因此，我國刑法規定對未成年人不適用死刑不僅有利于保護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且與世界立法潮流也是相吻合的。
2、刑罰制度的適用對象限制在已滿14周歲不滿18周歲的未成年人�，F行刑法第十七條明確規定：“已滿十六周歲的人犯罪，應當負刑事責任。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六周歲的人，犯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人重傷或者死亡、強奸、搶劫、販賣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險物質罪的，應當負刑事責任�！币簿褪钦f，已滿14周歲未滿16周歲的未成年人只對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人重傷或者死亡、強奸、搶劫、販賣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險物質罪負刑事責任，其他犯罪行為并不適用于該年齡階段的人。而對于已滿16周歲未滿18周歲的人則對一切犯罪行為負刑事責任。
（二）刑罰裁量方面
1、主張從寬處罰原則。刑法第十七條規定“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八周歲的人犯罪，應當從輕或者減輕處罰”，這就要求法院在審理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時，堅持從輕減輕的處罰原則，即在刑法規定的法定刑幅度內判處較輕的刑罰，或在法定最低刑以下判處相應的刑種和刑期。至于具體是從輕還是減輕處罰，必須結合未成年犯罪人的法定情節以及其它的酌定情節，如是否有悔改表現、是否有自首情節等因素，再決定具體的從寬處罰幅度，作出具體的處罰措施。這一規定很好的貫徹了我國對于未成年人犯罪所倡導的“教育、感化、挽救”方針，在打擊和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
2、量刑標準。我國現行刑法第61條關于：“對于犯罪分子決定刑罰的時候，應當根據犯罪的事實、犯罪的性質、情節和對于社會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關規定判處”是對于一般犯罪人量刑標準的一般規定，而忽略了對未成年罪犯適用刑罰應當重點考慮是否有利于未成年罪犯的教育和矯正�？上驳氖牵罡叻ǔ雠_的《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司法解釋》彌補了這一缺陷，主張對未成年罪犯量刑應當依照刑法第61條的規定，并充分考慮未成年人實施犯罪行為的動機和目的、犯罪時的年齡、是否初次犯罪、犯罪后的悔罪表現、個人成長經歷和一貫表現等因素。
3、確立了社會調查制度。我國刑法確立了“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則”的量刑原則，對于未成年人尤其強調“開庭審理前，控辯雙方可以分別就未成年被告人性格特點、家庭情況、社會交往、成長經歷以及實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現等情況進行調查，并制作書面材料提交合議庭。必要時，人民法院也可以委托有關社會團體組織就上述情況進行調查或者自行進行調查”，充分發揮社會調查的作用。這一制度的確定為刑罰的合理裁量提供了依據，實質是為量刑標準的具體化、客觀化服務的。
（三）刑罰執行方面
刑罰執行是指有行刑權的司法機關依法將生效的刑事裁判對犯罪分子確定的刑罰付諸實施的刑事司法活動。具體而言，未成年人刑罰的執行涉及對于未成年犯罪人減刑、假釋以及監外執行等相關問題。
1、緩刑。緩刑作為一種刑罰制度，最早被采用于1870年的波士頓。各國刑法所規定的緩刑主要有刑罰暫緩宣告、刑罰暫緩執行以及暫緩起訴三種形式。我國現行刑法中提及到的緩刑是一種狹義的緩刑，僅指刑罰暫緩執行，即對原判刑罰附條件的不予執行的一種刑罰制度，包括一般緩刑和戰時緩刑。具體而言，是指對于被判處拘役、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罪犯，人民法院根據其犯罪情節和悔罪表現，認為暫緩執行原判刑罰，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的，規定一定的考驗期，暫緩其刑罰的執行，如果被判處緩刑的犯罪分子在考驗期間沒有發生法定的應予撤銷緩刑的事由，原判刑罰即不予執行的刑罰制度。而對于在戰爭時期，被判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沒有現實危險而宣告緩刑的軍人，如有立功表現，則撤銷原判刑罰，不以犯罪論處。《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司法解釋》對未成年犯罪適用緩刑的條件予以了放寬，規定對未成年罪犯符合刑法第72條第1款規定的，可以宣告緩刑，并且進一步規定了“應當”宣告緩刑的情形，“如果同時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對其適用緩刑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的，應當宣告緩刑：初次犯罪；積極退贓或賠償被害人經濟損失；具備監護、幫教條件�！痹诟蠓秶鷥葘ξ闯赡攴缸锶瞬昧窟m用緩刑，可以有效防止交叉感染，促進罪犯再社會化直至順利重返社會。
2、免刑。我國現行刑法只規定了對于未成年犯罪人應當從輕減輕處罰，至于“免除刑事處罰”的字眼卻未有提及。但在《解釋》中指出“未成年罪犯根據其所犯罪行，可能被判處拘役、3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悔罪表現好，并具有下列6種情形之一的，應當依照刑法第37條的規定免予刑事處罰。這6種情形是：系又聾又啞的人或者盲人；防衛過當或者避險過當；犯罪預備、中止或者未遂；共同犯罪中從犯、脅從犯；犯罪后自首或者有立功表現；其他犯罪情節輕微不需要判處刑罰的�！边@恰到好處的彌補了我國現行刑法的不足，更好地體現了我國對于未成年人犯罪堅持“教育為主、懲罰為輔”刑事政策。
3、減刑與假釋。減刑即人民法院附條件的對原判刑罰予以減輕處罰的制度，其主要適用于被判處管制、拘役、有期徒刑和無期徒刑、在刑罰執行期間有悔罪或立功表現的犯罪分子。而假釋是指人民法院對于被判處有期徒刑和無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據其悔罪表現，在原判刑罰執行一段時間后附條件的提前釋放的一種刑罰制度。作為兩種不同的刑罰制度，減刑和假釋無疑都可以適用于未成年犯罪人。同時由于該主體的特殊性，《解釋》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辦理減刑、假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指出，對未成年罪犯的減刑、假釋，在掌握標準上可以比照成年罪犯依法適度放寬。具體而言，減刑、假釋的幅度可以適當放寬，減刑間隔的時間、假釋要求執行的原判刑罰時間都可以相應縮短。
二、評析我國未成年人刑罰制度之現狀
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共合體，我國現行的未成年人刑罰制度也逃脫了不了這一必然規律。通過上文對我國現存的未成年人刑罰制度的闡述，可知雖然我國現行的未成年人犯罪刑罰制度是以成年人刑罰體系為藍本而建構的，且法律條文相對單薄。但從這些規定中依稀可以看到我國法律對未成年人給與的特殊保護，而非完全忽視了未成年犯罪人的特殊性，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寬容與關懷的人道主義精神，較為全面地貫徹了“教育、感化、改造”未成年犯罪人的方針政策，形成了較為合理的一系列關于未成年犯罪人的保護原則。具體表現在：明確規定未成年犯罪人的不適用死刑；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六周歲的人偶爾與幼女發生性行為，情節輕微、未造成嚴重后果的，不認為是犯罪；已滿十六周歲不滿十八周歲的人盜竊自己家庭或者近親屬財物，或者盜竊其他親屬財物但其他親屬要求不予追究的，可不按犯罪處理；被告人是未成年人而沒有委托辯護人的，人民法院應當指定承擔法律援助義務的律師為其提供辯護；十四歲以上不滿十六歲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律不公開審理。十六歲以上不滿十八歲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般也不公開審理；對緩刑、假釋、減刑的適用條件相對于成年犯予以放寬，并規定了可以免除刑事處罰的條件。這一系列規定體現了我國現行刑法對于未成年犯處罰輕緩化的刑罰理念，有助于幫助未成年犯改過自新，加速其重新融入社會的速度，以保證其健康成長，最終達到預防犯罪、減少犯罪的目的。
當然，我們在肯定現行未成年人犯罪刑罰制度的同時，也應清醒的認識到，由于我國未成年人司法制度起步晚，傳統懲罰與改造的刑罰論的影響，以及其終究是以成年人的刑罰制度為基點而構建的，難免某些規定存在不適用于未成年人的情況。具體而言，我國現行的未成年人犯罪刑罰制度的缺陷主要體現在制刑、量刑與行刑三個方面。
（一）刑罰制定方面
1、缺乏可適用于未成年的刑罰種類。我國刑罰種類分為主刑和附加刑。對于主刑，我國現行刑法除了規定對于未成年犯罪人一律不適用死刑外，其他的刑種在適用方面并未排除未成年犯罪人這一主體。也就是說，管制、拘役與無期徒刑都可以適用于未成年犯罪人，且管制與拘役在適用于未成年犯罪人時與適用于成年犯罪人時具體條件完全一樣，而對于附加刑，也是全盤的未作修改的一律適用于未成年犯罪人，同樣忽視了未成年犯罪人的特殊性與差異性。
2、刑罰廣度過窄。筆者所謂的刑罰的廣度是指刑事責任年齡的設置。雖然我國現行刑法并未明確指出未滿十四周歲的人實施了危害行為一律不負刑事責任，但從刑法條文第十七條關于“已滿十六周歲的人犯罪，應當負刑事責任。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六周歲的人，犯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人重傷或者死亡、強奸、搶劫、販賣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險物質罪的，應當負刑事責任”的規定可知，十四周歲以下在我國是完全無刑事責任年齡，即該年齡階段的未成年人不管實施了多么嚴重的危害行為，不論其主觀意志如何，一律不得要求其承擔刑事責任，這一規定無疑為十四周歲以下的未成年人設置了一道“免死金牌”。然而，隨著未成年人早熟以及犯罪現象日益嚴竣等情況，該規定的弊端不斷凸現出來。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擴展刑罰的廣度，適當降低應負刑事責任的年齡起點成為當前完善未成年人犯罪刑罰制度的必然選擇。
（二）刑罰裁量方面
1、從寬處罰原則規定模糊，缺乏可操作性。雖然我國刑法明確規定“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八周歲的人犯罪，應當從輕或者減輕處罰”，以及根據相關的司法解釋得知所謂從輕是指法律規定的法定刑幅度內判處較輕的刑罰，減輕是指在法定最低刑以下判處相應的刑種和刑期。但在什么情況下從輕、什么情況下減輕，以及從輕減輕的具體幅度又是多少，法律并沒有具體規定。由于缺乏操作性強的具體標準，法官在實際審判中難以把握，使得法官的自由裁量權過于寬泛，易出現同種案情處罰存在很大差異的情況，影響法律的公正性與穩定性，法律的嚴肅性也遭受到一定程度的沖擊。
2、未排除累犯對未成年犯罪人的適用。所謂累犯，是指因犯罪而受到過一定的刑罰處罰，刑罰執行完畢或者赦免以后，在法定期限內又犯一定之罪的人。累犯之所存在，是因為構成累犯的犯罪分子的主觀惡性和人身危害性較大，他的出現不僅使刑法所固有的權威和尊嚴為社會公眾所懷疑，且是對潛在犯罪人的鼓勵，使其藐視法律而將犯罪傾向轉化為現實，從而對社會秩序造成更大的破壞。對于累犯，我國刑法是予以重點打擊的�，F行刑法第六十五條規定“被判處有期徒刑以上刑罰的犯罪分子，刑罰執行完畢或者赦免以后，在五年以內再犯應當判處有期徒刑以上刑罰之罪的，是累犯，應當從重處罰，但是過失犯罪除外”；第六十六條規定“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分子在刑罰執行完畢或者赦免以后，在任何時候再犯危害國家安全罪的，都以累犯論處”。從法條內容可以得知，累犯的主體為一般主體，即只要具有刑事責任能力的人都可能因再次實施犯罪而構成累犯，從而受到從重處罰，這一規定當然也適用于未成年人。換言之，對于未成年人在刑罰執行完畢或赦免后的五年以內如再故意犯應當判處有期徒刑的刑罰時，應當從重處罰。這無疑忽視了未成年人生理、心理發育不成熟等特殊性，其相對于成年人而言有更強的可塑性，且其人身危險性也遠遠小于成年犯。因此將累犯完全適用于未成年人，將面臨著剝奪其減刑與假釋的機會，而完全抹殺其與成年人的差異，不利于未成年犯罪的積極改造與順利重返社會，與我國一貫主張的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相違背。
（三）刑罰執行方面
1、關于緩刑的規定沒有體現我國未成年人犯罪刑罰制度的方針政策。緩刑作為國家抗制犯罪的重要刑事政策，是除了保安處分和刑罰兩個抗制犯罪支柱外的第三大支柱，是“特種的刑罰手段”。 它的適用對于防止交叉感染、預防未成年人再次犯罪以及重返社會有積極的推動作用。根據我國刑法的規定，未成年犯罪人只要符合一定的條件即可暫緩執行刑罰，但對于該條件的設定并未有針對未成年犯罪人自身的特殊性而作出與成年犯罪人相區別的規定，只是在法律效力較低的相關司法解釋中有所涉及，但該規定從深層次上講并不是對未成年犯罪人所作的特殊規定，一般而言具備解釋中條件的成年人在實踐中也是暫緩執行刑罰的。相反而言，適用于成年人的嚴格條件并不能在更廣范圍內對未成年犯罪人適用緩刑，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未成年犯罪人再社會化權利的實現，因此對于未成年犯罪人放寬適用緩刑的條件，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2、關于未成人的減刑、假釋制度規定得并不完善。雖然減刑是減輕原判刑罰，而假釋是提前釋放，但兩者實質上都是不附條件的不予執行原判刑罰。聯系我國刑法典的具體情況，由于我國刑法典是典型的“應對成年人犯罪的法典”，現行刑法并沒有在刑罰執行方面對于未成年人做出特殊規定，關于減刑、假釋的條件一律適用刑法條文的一般規定。雖然《解釋》中對于適用條件予以了一定程度的放寬，但針對未成年人生理、心理的具體特點，該適度的放寬不僅操作性不強，且放寬的幅度并不能在更大程度上保護未成年犯罪人的合法權益。
3、配套的非刑罰處置措施欠缺。具體而言，非刑罰處置措施是指針對情節輕微、免于刑事處分以及根據其犯罪行為雖可免除刑罰，但因其人身危險性較小，從體恤寬大，立足教育、感化、挽救出發，放棄刑罰干預而采取的寬松的處分方式。我國現行刑法規定了賠償經濟損失、訓誡、具結悔過、賠禮道歉、賠償損失、建議予以行政處分。由于我國未成年人與成年人同時適用一部《刑法》，這六種非刑罰處罰方式必然同樣適用于未成年人，從整體上而言，其可以作為刑罰體系的補充，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刑罰的適用而代之以非刑罰處理措施，有效地矯治了未成年犯罪人，避免了監禁刑造成的交叉感染，在很大程度上補償和安撫受害人及其家屬，具有良好的社會效果。但隨著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發展，現有的非刑罰處置措施種類過于單一，且規定零散，難以在司法實踐中得到有效貫徹執行，刑法典更是缺乏針對未成年人的專門非刑罰處置措施的規定，只是在第17條第4款指出“不滿十六周歲不予刑事處罰的，責令他的家長或者監護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時候，也可由政府收養”，其它具體的鮮有涉及，使得法官在司法實踐中缺乏更多的可供選擇的適合未成年人的非刑罰處置措施，在某些具體的案件中針對部分未成年犯罪人只能選擇升格或降格處理，要么判處刑罰，要么免除刑罰后一放了之，這無疑不利于有效防止和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律的嚴肅性也受到嚴竣挑戰。
三、完善未成年人刑罰制度符合當前的迫切要求
綜上所述，我國現存的未成年人刑罰制度是以成年人刑罰制度為藍本稍微修改而形成的，不論是刑罰的立法體系、刑罰的裁量還是刑罰的執行上，其都凸顯出了與未成年人實際情況不符的弊端，不僅與我國當前的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相違背，也不利于我國一貫主張的“教為主，懲為輔”的未成年人工作方針。即便如此，伴隨著我國少年司法制度其已存在20多年，為什么在近來才尤其強調完善未成年人刑罰制度呢？筆者認為這是當前未成年人犯罪不斷低齡化和嚴竣化的形勢所迫。根據上文所述，未成人犯罪的主體是指已滿14周歲未滿18周歲的人。處于該年齡階段的未成年人，在認識方面既具有接受新事物、新思想、新知識、新觀念的靈敏性，又存在辨別是非、控制自我能力差的問題，同時在情感上大多數追求生理需求和感官刺激，常為了滿足一時快樂，不惜以身試法，情緒不穩定，易于沖動。尤其是近十多年來，未成年人犯罪的數量基本上保持攀升狀態，占全部刑事罪犯人數的比例越來越大。
同時犯罪年齡也呈下降趨勢。2000—2002年，14—16歲的未成年人犯罪分別占未成年人犯罪總數的12.21%、14.63%、15.31%。所犯罪行較嚴重，大多以搶劫、強奸和盜竊為主，手段惡劣，呈現暴力化、團伙化、成人化趨勢。
因此，更好地打擊和遏制未成年人犯罪成為當前構建和諧社會面臨的一大難題，而這一難題的有效解決依賴于相關法律制度的完善，但如前所述，我國當前的未成年人刑罰制度是依仗成年人刑罰制度而存在的，難免存在某些不足之處，而重構符合當前國情的適合未成年人特殊情況的刑罰制度成為當前的必然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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