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黃洪流 ]——(2005-10-29) / 已閱66541次
1、“企業學說”。美國學者布魯梅爾格（Blumberg）認為，在處理集團公司子公司債務時，應將整個集團公司看作是一個企業，排除有限責任對控股公司的適用，讓控股公司直接承擔子公司的債務。他提出用企業（enterprise）概念取代實體概念（entity concept），在企業破產時，否認各個附屬公司獨立人格，將整個集團公司資產與債務合并進行清算，以整個集團公司資產清償債務，這樣就能夠更好地實現公平目標。
2、嚴格限制說。英國一些學者堅決反對排除有限責任對母公司的適用。他們認為，集團公司這種公司結構安排不僅對母公司有好處，對子公司債權人及其他利益相關者都有好處，排除有限責任對母公司適用有害無益，反而會增加成本，破壞投資熱情，降低效率。因此，在集團公司中，不應過多地揭開公司面紗。
3、更加嚴格適用說。該學說雖主張在集團公司中，排除有限責任例外適用也應該受到嚴格的條件約束，但相對于單個公司而言，其適用應放寬，對控股母公司追究應更為嚴格，以便更好得保護債權人利益，尤其是被動債權人的利益。
英國法院傾向于上述第二種主張。如在1990年上訴法院Adams v Cape Industries plc 案和后來的Polly Peck plc 案中，英國法院拒絕了集團所有公司應該被看作是一個集團企業的主張，并重申集團內所有企業都是一個獨立企業，應該各自享有自己的權利和承擔自己的責任。
在美國，相對而言，法院在有限責任適用上對集團公司更為嚴格，揭穿公司面紗條件明顯放寬。法院通常將整個集團公司看作是單個企業，將其資產和債務合并，以整個集團公司的資產或讓控制股東個人以其個人資產來清償集團公司所有債權人的債務。在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 V. Sea Pines Co.一案中，法院判母公司承擔其控股90%的子公司銀行債務。理由是母公司讓子公司將其財產為母公司提供抵押擔保,后子公司破產,因此,法院認為,母公司對子公司債權人負有信托義務,不能通過欺詐性的利益輸送轉移子公司財產而損害債權人利益,因此,法院認為,母公司不正當干預了子公司經營,資本不足,因此,要揭穿子公司面紗,排除控股公司有限責任的適用,讓其對子公司債務承擔責任。 在D.H.Overmyer Telecasting Co.案件中，破產法院就讓控制股東和所有關聯公司作為一個整體對所有關聯公司債務負責。因為，控股公司對債務企業控制是如此廣泛，法院認為存在統一的利益聯合體，如果將它們作為獨立法人看待，對債權人就不公平。 在Typhoon Industries 一案中，破產法院判一關聯公司對三個姐妹公司的稅負負責。法院理由是，公司是作為一個單一的單位運做的，因為它們由同一個股東共同管理，分享同一辦公場所和電話。債務人承擔了關聯公司主要的開支，關聯企業的合同都經過其批準，將其銷售收益打入銀行帳戶，并占用了所有現金頭寸，在信函上，將關聯企業列為其一個分支機構。法院因此認定，關聯企業只是工具和替身，如果讓債務人逃避關聯企業稅負責任，就不公平。
根據布魯梅爾格（Blumberg）的研究，在司法實踐中，法院在集團公司適用企業說排除有限責任適用時主要考慮以下一些因素：（1）母子公司業務經營上經濟結合的程度；（2）各關聯方為一個共同目標，發揮整體中一個功能部分的作用；（3）實質上是一個企業分成相互依賴經營單位，其經營活動結合起來構成了一個集團的經營行為。從整個發展趨勢來看，法院越來越多考慮是實際情況，而不是停留在概念形式上。經濟上結合并不是唯一因素，法院還要考慮交易對債權人的損害。法院通常要考慮以下幾個因素：第一，與集團作為一個整體的關系；第二，作為一個整體，其獲得收益和承擔損失，包括對關聯企業的影響；第三，是否符合債權人在同集團交易的預期。基于這些考慮，法院確立以下一些審查范圍：第一，資本充足程度；第二，資產混同程度；第三，是否有明確的盈利目標；第四，集團間交易是否平等；第五，是否有欺詐、不合法、昧良心；第六，公司形式是否得到遵守。
新西蘭1993年公司法271和272條分別規定了合并清算（pooling）和補償（contribution）條款，前者允許在破產清算時，法院將關聯公司資產全部一并納入清算，而后者允許法院將對破產有直接關聯關系的關聯企業一并納入進行清算。合并通常在集團企業沒有有效分開，或債權人誤認為是在同整個集團進行交易的情況下適用。合并清算的效力就是集團公司間債務和擔保都相互抵消，集團所有資產都用來清償所有集團公司債權人的債務。從概念上來說，pooling 與contribution不同，前者是將整個集團公司資產、債務合并在所有債權人之間進行分配；后者是通過追究有關關聯公司的責任，以便將其資產一并納入清算滿足債權人請求。該法第272條之（2）款還規定了法院在適用合并清算規定時需要考慮的一些因素：
（1）公司參與另外其他公司經營管理的程度；
（2）公司對另外其他公司債權人的行為；
（3）其他公司對該公司破產清算負有何種程度的責任；
（4）公司業務結合的程度；
（5）其他法院認為合適的事項。
在實踐中，法院在適用上述規定時，竭力尋找到平衡股東與債權人利益的最佳平衡點。在Re Dalhoff and King Holdings Ltd.(in liq)中，涉及是否要將母公司與兩家子公司進行合并清算的問題。主審法院蓋倫（Gallen）法官最終決定適用合并清算。因為如果適用合并清算，集團公司所有的債權人就可以獲得90%的清償率，雖然股東得不到任何東西。蓋倫法官在解釋本案判決結果時指出，在本案中，三個公司董事會沒有分開，三個公司的事項都在同一會上定奪，因此他認為，在此種情況下，相互關聯公司完全是由同一管理層在掌管，實質上是一個實體。但他又進一步指出，在適用合并清算時，也要考慮到不會對一些股東利益造成不公平的損害。
（四）股東有限責任例外適用與公司社會責任
股東有限責任外部性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有限責任濫用會增加社會成本，損害社會公共利益。自上個世紀著名的“貝利——多德論戰” 以來，公司社會責任越來越受到強調，人們越來越要求公司不僅僅只是為出資人利益最大化服務，公司的目標應當服從和增進整個社會福利。有學者認為，公司社會責任有四個特征：首先是一種關系責任或積極責任，即義務；其次是以企業的非股東利益相關者為義務的相對方；第三，是企業的法律義務和道德義務，或者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安排的統一體；第四，是對傳統的股東利潤最大化原則的修正和補充。 但是學術界對于到底在何種制度框架下來規范公司行為，實現公司社會責任存在不同看法，即到底在公司法律框架下，還是在公司法之外社會法框架下來實現公司社會責任。因此而引出了相關利益者主導的公司治理模式和股東主導的公司治理模式的爭論。學者將公司社會責任分解為各個相關利益主體，即除商務上的債權人外如何在公司法框架下如何實現、保障其他相關利益者的利益，如雇員、消費者和公司營業所在地的社會公眾。這集中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股東有限責任例外適用對勞動者權益的保護
各國都有等專門保護勞動者權益的勞動法，勞動者也可以利用勞動合同來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但在實踐中，控制股東濫用有限責任的保護，利用公司獨立人格規避法律上對勞動者義務，致使勞動者根據勞動法和勞動合同享有的合法權益無法得到充分保障，在這種情況下，適用有限責任例外適用可以有效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
如在美國聯邦法院Radio & Television Broadcast Technicians Local Union v. Broadcast Service of Mobile, Inc 一案中，聯邦法院確立了在集團公司勞動者保護中股東有限責任例外適用的四個要件：即共同所有、共同管理、勞動關系集中控制、經營一體化。只要具備以上四個要件，法院就可以要求控制股東直接承擔被控制公司對雇員的法律責任。 在法國，根據判例法和勞動法，在集團公司中，如果母公司插手子公司與雇員的人事勞動關系，如直接給子公司員工下達指示，則母公司就對子公司雇員因勞動關系產生的債務負連帶責任。
2、對非自愿債權人的保護
股東有限責任濫用的一個主要表現就是控制股東利用公司法人格和有限責任保護從事風險過大的經營活動，將風險和損失轉嫁給社會，增加社會成本。因此，近些年來，在消費者權益保護、環境保護方面要求公司承擔社會責任呼聲日高的背景下，法院在交通事故、產品責任和環境保護等方面越來越多的采納有限責任例外適用原則，追究控制股東的責任。
（1）交通事故侵權。公共運輸關系到公眾的安全，因此，美國法律規定，經營公共運輸的企業規定每輛汽車必投保最低1000美元的責任險。但一些控制股東為了規避交通事故侵權可能帶來巨大的法律責任，規避法律上的最低投保義務，通常設立多家公司來規避風險和責任。在Teller v. Clear Service Co. 一案中,法院就認為被告擁有的50家公司實際上與被告都是一個經濟實體事實，判被告個人承擔侵權賠償責任。在Grenn v. Wagner一案中，法院就指出：“有限責任原則不是無任何限制的，當所有者將單一商業實體過度地分散為若干獨立公司時，這種有限責任與債權人的權利沖突。”
（2）產品責任。20世紀以來，許多國家在產品責任上都適用無過錯嚴格責任，以最大限度防止商家為謀取自我利益最大化，有意讓有缺陷的產品流入市場，威脅公眾人身和財產的安全。在這種情況下，股東有限責任就成為商家規避產品責任的另一種形式。有鑒于此，股東有限責任例外適用也就延伸到這一領域，而且，法院在這一責任適用上有日趨嚴格的趨勢。在美國Vaughan v. Chrysler Co.一案中，盡管法院認為本案中發生的侵權是因為從事銷售的子公司擅自改變車軸而引起，與母公司沒有直接關系，但法院還是基于消費者對母公司信任為由判母公司直接承擔侵權責任。法院認為：“用戶對制造商的完全信任，是不能被公司結構這個他一無所知的東西所阻擾。用戶信任也使得產品制造技術的復雜性和神秘性與其無關。”
（3）環境污染侵權。環境污染侵權的著名案件是印度“博帕爾毒氣泄露案”。印度政府認為：（1）美國母公司是一個整體性的多國企業，母公司通過股份所有、報告制度、委派子公司董事會中的代表方式，對子公司行使控制權。（2）美國母公司對子公司擁有絕對控制權，但又沒有盡到應有的責任。美國母公司負責設計、建造、維修、經營和管理并控制印度工廠，但對生產設備存在的缺陷和發現的問題卻沒有及時處理，致使事故的發生。因此，美國母公司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最后，雙方庭外和解，美國母公司支付4.8億美元結案。
四、我國股東有限責任例外適用制度的構建與完善
（一） 建立我國股東有限責任例外適用制度的必要性
1、愈演愈烈的逃廢債現象
自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有限責任公司制度發展經歷兩個階段，每一階段都會涌現出大量新的有限責任濫用的現象。
第一階段：改革開放之初到1990年清理整頓。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我國實行對外開放政策，出于引進外資的考慮, 在1979年我國首先在中外合資企業中引進了現代有限責任制度。1986年4月，《民法通則》正式確立法人制度。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80年代末出現了全民經商的浪潮，一時間，大量戴著“紅帽子”的掛靠企業，假三資企業，各地政府機關、企事業單位干部員工下海辦的皮包公司等紛涌而上，許多這類企業都利用出資人有限責任的保護，進行坑蒙拐騙，擾亂了整個經濟秩序。為此，國家不得不通過行政手段在全國范圍內進行大規模的清理整頓。
第二階段：《公司法》頒布到《上市公司治理準則》的頒布。進入20世紀90年代，我國開始推行股份制改革。1992年鄧小平同志南巡講話推動中國改革進入另一波高峰，推動了1993年公司法的出臺。該法出臺后，國有企業掀起了破產和改制的浪潮，在抓大放小的指導方針下，各地一方面將大中型國有企業改制上市，另一方面將中小國有企業通過改制、出售、租賃和破產等多種方式進行重組。在這一階段，有限責任濫用的現象集中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逃廢債，即利用有限責任的保護，通過改制、破產等手段抽逃和隱匿資產，逃廢債務，其中受害最重的就是中央金融企業。《企業破產法（試行）》自1988年生效實施以來至1994年，全國每年受理破產案件非常的少；到1994年，地方政府和企業就開始大規模利用破產逃廢國有金融機構債務，當年全國破產案件猛增到1625件，其數量超過破產法實施以來歷年破產案件的總和。1996年達到了5817件，1997年為5640件。此后，每年都維持在七、八千家左右。 根據中國長城資產管理公司新近對其管轄內貸款企業逃廢債的調查，截止2002年底，共發生逃廢債案件5073件，逃廢債總額為295.9億元人民幣，其中通過破產逃廢債的案件就有1374件、金額達到64.7億元。 據不完全統計，至2000年，在四大國有商業銀行開戶的6萬多家改制企業中，逃廢債企業約占50％，逃廢銀行貸款本息占改制企業全部貸款本息的30％以上。 2002年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與中國華融資產管理公司對逃廢債的聯合調查結果顯示，債務人逃廢金融債務的一個主要手段就是利用有限責任的保護，借公司法人的殼來規避法律上義務，主要表現在：（1）轉移資產，懸空債權。具體做法是，債務企業出資人將核心資產剝離出去另外成立企業或投資到其他企業繼續經營，而將債務留在原企業殼里。（2）公司人格形骸化。在集團公司中，控股公司與子公司在人財物等方面完全混同，侵吞子公司資產，利用子公司的殼規避法律上的義務。
第二，掏空現象。上市公司國有控股股東利用有限責任的保護，濫用其控制支配權，和上市公司司在業務、財務和人事等各方面完全混同，通過關聯交易肆無忌憚地侵吞上市公司財產，占用上市公司資金，致使上市公司出現巨額虧損，大量負債，陷入破產境地，嚴重損害債權人的利益。如鄭百文、ST猴王、三九集團、ST輕騎等一系列被證監會查處的事件。
2、法律的不完備性及對逃廢債的行政治理的局限性
愈演愈烈的逃廢債現象和上市公司頻繁發生的嚴重問題事件充分暴露了我國公司法的不完備性，尤其是在債權人保護方面。在上個世紀90年代，國家不得不動用行政公權力介入企業三角債的清理并對公司進行整頓。1990年，國務院頒布了《關于在清理整頓公司中被撤并公司債權債務清理問題的通知》。1994年，中國人民銀行、原國家經濟貿易委員會和國有資產管理局下發了《關于防止銀行信貸資產損失的通知》。1998年6月，國務院頒布了《關于在國有中小企業和集體企業改制過程中加強金融債權管理的通知》。這些通知都要求利用公權力防堵逃廢債行為的發生。但是，這些行政治理措施雖然在一定程度遏制了逃廢債行為的發生，但卻并不能為債權人提供有效的救濟，保障債權得以實現。
（二）我國股東有限責任例外適用制度的確立
1993年公司法頒布后，在加大行政治理的力度的同時，對企業債務鏈的治理也逐漸納入法治的軌道，逐漸從行政治理轉向法律治理，重心移至公司治理和法律完善。配合國務院治理整頓，1994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在《關于企業被撤銷或歇業后民事責任承擔的批復》中對出資瑕疵的民事責任作了規定，明確了出資瑕疵不影響企業法人地位和出資人享受的有限責任，但出資人必須在出資范圍內對債權人承擔責任。
鑒于破產、改制逃廢債現象日趨嚴重，2001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頒布了《關于人民法院在審理企業破產和改制案件中切實防止債務人逃廢債務的緊急通知》。但該司法解釋對出資人或資產管理人的責任都限制在其出資范圍內，并沒有限制或排除有限責任的適用。但它進一步闡明了企業出資人或資產管理人濫用有限責任，利用公司法人格進行逃廢債的法律責任，如規定了吸收合并中，被兼并方隱瞞或遺漏債務的，應當由被兼并原資產管理人對所隱瞞或遺漏的債務承擔民事責任。
針對上市公司出現的一系列突出問題，2002年1月，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和原國家經濟貿易委員會聯合下發了《上市公司治理準則》。該《準則》借鑒國外關于公司治理學說及實踐經驗，提出了上市公司控制股東的誠信義務和“四獨立原則”，這奠定了判斷控制股東是否濫用控制權的法律基礎。但它并沒有明確控制股東違反了四獨立原則，損害債權人利益情況下，應該承擔什么樣責任。
2003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頒布了《關于審理與企業改制相關民事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其中第35條規定了“以收購方式實現對企業控股的，被控股企業的債務，仍由其自行承擔。但因控股企業抽逃資金、逃避債務，致被控股企業無力償還債務的，被控股企業的債務則由控股企業承擔。”這一規定彌補了《上市公司治理準則》的不足，明確指出了控制股東違反“四獨立原則”抽逃資產時對債權人的法律責任。如果控制企業蓄意抽逃資產，逃避債務，法院就可以排除有限責任的適用，直接判令控制企業承擔被控制企業的債務。
這標志著我國股東有限責任例外適用制度的確立。這是我國公司法上有限責任制度的一個重大突破。不過，此條司法解釋還比較粗疏，在實際運用中還有諸多問題，例如：什么樣行為才構成“抽逃資產、逃避債務”，如何舉證，應由誰來舉證？該規定是否可以適用于非集團公司的個人控制股東？控制企業在什么范圍內承擔被控制企業的債務？該解釋仍然有許多地方需要進一步完善。
（三）完善我國股東有限責任例外適用制度的建議
在我國只有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責任公司兩種公司形態，不存在無限公司和兩合公司等非典型的公司形態。因此，建立完善股東有限責任例外適用制度較其他大陸法系國家具有天然的理論上和邏輯上的便利。
追究掌握公司控制權的股東利用有限責任的保護，濫用控制權侵害債權人合法權益的法律責任，以此來平衡控制股東與債權人的利益。它通過在具體個案中限制或排除有限責任的適用，是對有限責任被濫用的矯正，本質是是維護有限責任。其適用條件應受到嚴格限制。這應作為我國股東有限責任例外適用制度的指導思想。但在理論界的慫恿、鼓吹下，目前有些地方法院的法官對法人格否認（筆者采納的概念為股東有限責任例外適用）產生了偏好，動輒否定公司法人格，追究投資人的直接清償責任。 從堅持企業維持，鼓勵投資，刺激經濟發展等角度思考，這不是一種好的跡象，值得警惕。
針對我國股東有限責任被濫用的特點，結合我國目前的經濟發展、公司治理、法制建設，還有法官素質、裁判思維等來看，筆者認為，目前我國股東有限責任應主要運用于以下兩種情形：
1、利用公司人格規避法律義務或契約義務。
利用公司人格規避法律義務，是指股東設立公司之目的或公司在運作過程中被用以規避強行法之適用，其直接后果是導致相應立法目的的落空。如董事、經理為了規避《公司法》第61條所規定的競業禁止義務而作為支配股東另設一家新公司從事競業交易活動。 利用公司人格規避契約義務，是指公司負有契約上特定義務，但為逃避該義務而新設立公司，或利用舊公司掩蓋其真實行為。 如我國常見的“金蟬脫殼”現象，公司在自身債務累累的情況下，為轉移財產、逃避債務，而以其財產成立一個新的公司或其他企業法人，并將經營所得轉移至該公司或其他企業法人名下，從而使原公司成為空殼。
2、公司人格形骸化。
公司人格形骸化，是指公司與股東完全混同，使公司成為股東的另一個自我，或成為其代理機構或工具，以至于形成股東即公司、公司即股東的情況，主要情形有：公司與股東或母子公司、姐妹公司之間的財產混同；公司與股東之間特別是集團內部之間的業務混同；組織機構上的混同。 王利明先生也認為，在我國，一人組成數個公司、公司間相互投資、公司和子公司之間的控制關系等情況容易造成公司、股東人格混同， 導致公司人格形骸化。
至于學者爭論的公司社會責任等其他排除或限制有限責任適用的情形，筆者認為，可以通過完善其他法律，如勞動法、社會保障法、產品質量法、環境保護法等專項法律規范來解決，不宜通通納入公司法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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