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于海防 ]——(2015-6-30) / 已閱18635次
論數據電文意思表示形式問題的體系化解決
于海防*
（原文發表于《法學》2014年第11期）
[內容摘要] 數據電文意思表示的形式認定將在體系中引發連鎖反應，對意思表示的形式認定標準、形式體系、規則統屬編列以及整個法律體系中的形式強制產生直接影響。數據電文意思表示在形式判定要素以及適用規則上迥異于傳統書面意思表示，以書面形式涵蓋數據電文意思表示，體系性連鎖反應劇烈而又無從消弭，具有難以彌補的體系弊端。采取創設新形式方式，將數據電文形式獨立為意思表示的新形式，可以消除體系中的矛盾與沖突，使得概念邏輯清晰，規則統屬分明，體系順暢有序。通過合理擬定數據電文形式規則，將數據電文形式橋接于書面形式，從而使傳統體系所受沖擊在很大程度上被消除，體系性連鎖反應得以妥善處理。
[關鍵詞] 意思表示體系 形式判定標準 書面形式 數據電文形式 電子形式 搭橋式形式規則
隨著數據電文的運用愈加廣泛，數據電文意思表示[1]的特別性弱化，一般性愈顯，多個國家已將數據電文意思表示的規范位階從電子商務單行法提升至民法典等民商事一般法。我國合同法或民法典[2]應以體系化手段吸納數據電文意思表示，而體系化的關鍵在于妥當解決數據電文意思表示的形式認定問題。對數據電文意思表示的形式認定應當考量由此引發的體系性連鎖反應以及后續問題的處理，但目前學界主流觀點并未顧及于此，而只是簡單地認為數據電文意思表示構成書面形式，卻鮮見詳細的理由闡述。我國《合同法》、《電子簽名法》也將數據電文意思表示作為書面形式看待，但2012年修訂的《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卻與之相悖。[3]此外，在《法國民法典》、《德國民法典》與《荷蘭民法典》中，數據電文意思表示均不構成書面形式。數據電文意思表示的形式認定對意思表示的形式認定標準、形式體系、規則統屬編列以及整個法律體系中的形式強制[4]具有直接影響，但這一問題在目前的研究中并未得到妥善解決。目前我國已全面啟動電子商務立法工作，[5]期冀在此次立法中可以解決數據電文意思表示的形式問題，并在將來體現于《合同法》的修訂或《民法典》的制定之中。
一、數據電文意思表示形式問題的形成背景與解決難點
在現代法上，意思表示形式被一般性地區分為書面形式、口頭形式與行為形式。[6]鑒于書面形式所具有的重要功能，一國法律不論在多大程度上貫徹形式自由原則，都存在書面要式規則，[7]對要式場合須采書面形式提出要求。[8]在電子商務興起之初，這嚴重妨礙了電子商務的發展。因為電子商務活動所使用的數據電文意思表示并不符合傳統的書面形式判定標準，以至于在書面要式場合中易被認定為無效。然而在當時，電子商務尚不發達，為數據電文意思表示而變動整個法律體系內的書面形式概念、書面要式規則是極為困難的。因此，聯合國貿易法委員會（以下簡稱貿法會）在1996年《電子商務示范法》中提出了功能等同原則，并不確定數據電文意思表示為何種形式，而是設定數據電文等同于書面的功能條件，規定符合條件的數據電文符合書面要求，從而認可了數據電文意思表示在書面要式場合的運用。[9]功能等同原則不觸動原有體系，以規避數據電文意思表示形式問題的迂回手段來化解書面要求所形成的困擾，頗有“四兩撥千金”之效，符合電子商務單行法的立法初衷，為各國所普遍采用。[10]然而，問題在于數據電文意思表示究竟為何種形式。
網絡的高速發展、無紙化交易的盛行使得數據電文逐漸成為民商事領域中的一般性表意手段，這為數據電文意思表示從電子商務單行法進入合同法以及民法典等民商事一般法奠定了基礎。約在2000年后，一些國家的民法典陸續將數據電文意思表示納入意思表示制度。民法典（包括合同法）中意思表示制度的體系邏輯決定了納入數據電文意思表示須確定其形式。這意味著不宜繼續采取功能等同原則。因為功能等同原則只是一種問題規避手段，卻非妥當的體系化解決方案，在概念邏輯、體系邏輯、規則統屬與適用等方面均有較大欠缺。[11]有鑒于此，法國、德國在其民法典中均不再采取之前在電子商務單行法中所采用的功能等同原則，而是直接認定數據電文意思表示的形式。
在合同法或民法典中認定數據電文意思表示形式的難點在于，此一形式認定將引發“牽一發而動全身”的體系性連鎖反應：在意思表示制度之內，這將影響意思表示的形式判定標準、意思表示制度的形式體系、數據電文規則的統屬與適用、意思表示規則的體例編排以及書面要式規則的修訂等后續問題的解決；在意思表示制度之外，這將決定大量以數據電文樣態存在的票據、單證以及各類文件的形式，并對程序法上的證據類型以及整個法律體系內的形式強制產生影響。[12]在合同法或民法典中認定數據電文意思表示的形式，已遠遠超出電子商務單行法的效力認定范疇，不得不慎重考量體系性連鎖反應，顧及后續問題的處理。但在我國學界對數據電文意思表示形式問題的研究中，包括民法典草案學者建議稿在內，后續問題鮮有涉及，體系性連鎖反應多被忽視。這種理論研究上的不足也反映在我國《合同法》與《電子簽名法》中，這兩部法律對數據電文意思表示形式的規定存在較大欠缺。
二、數據電文意思表示形式問題的解決進路
解決數據電文意思表示形式問題，需探究此問題的產生原因，進而在此基礎上提出解決方案，認定數據電文意思表示的形式，處理體系性連鎖反應。
意思表示屬于何種形式，系法律對表意方式的評價。不論何種表意方式，均包含兩個關鍵的評價因素：信息符號（主體為表達意思所使用的各式符號）與載體（承載信息符號的媒介）。意思由信息符號組成符號序列予以體現，并通過載體承載、傳遞、交流。完成意思表示，二者缺一不可，法律便依據這兩個因素評價表意方式，判定意思表示形式。在三種傳統形式的意思表示中，文字、口頭語言、行為語言三種信息符號分別與紙張（等）、聲音、肢體三種載體一一對應，[13]不論是依信息符號的類型，還是依載體的類型，均可判定意思表示的形式。例如，我國學界多從信息符號的角度界定書面形式，而我國《合同法》第11條卻是從載體的角度界定書面形式。傳統意思表示形式判定采取的是“信息符號或載體”之雙重平行標準，以信息符號與載體的對應關系為基礎，這種對應關系是天然形成的，是由信息符號的結構、語法規則以及信息符號載具（即載體）的物理屬性決定的。然而，在意思表示采用數據電文載體后，信息符號與載體的對應關系被割裂，因為三種傳統載體所分別承載的三種信息符號可由數據電文一體承載。這導致傳統形式判定標準在運用于數據電文意思表示時失靈：依據信息符號的類型根本不能判定數據電文意思表示的形式，而若依據載體類型進行判定，由于數據電文與三種傳統載體差異明顯，不能將之歸為其中的任一種，也就不能在傳統的三元形式體系之內來認定數據電文意思表示的形式。由此，數據電文意思表示在形式判定上猶疑難定、形式不明。數據電文意思表示雖形式不明，但自產生之初，便多用于替代書面形式的意思表示。然而，書面形式深植于法律體系之內，[14]牽連規則盤根錯節，在傳統的書面形式概念、書面形式判定標準以及書面要式規則下，數據電文意思表示因形式認定的困惑而在效力認定、規則統屬與適用以及體系地位等方面遭遇諸多障礙。
數據電文意思表示形式問題雖因傳統形式判定標準失靈而生，但解決障礙卻主要來自于書面形式。對數據電文意思表示形式問題進行解決，勢必波及書面形式。為體系計，在《合同法》或《民法典》中解決數據電文意思表示形式問題，關鍵首先在于確定“數據電文意思表示可否由書面形式涵蓋”，即數據電文意思表示可否歸為書面意思表示。在對此問題做出判斷之后，再審查意思表示形式判定標準，決定如何解決后續問題、處理體系性連鎖反應。對此，在各國法上存在擴展書面形式方式與創設新形式方式兩種解決方案：在前者，數據電文意思表示由書面形式涵蓋；在后者，數據電文意思表示構成新形式。這兩種解決方案其實是對數據電文意思表示與書面意思表示的關系做出了不同認定，進而采取了不同的意思表示形式判定標準，對體系性連鎖反應作出不同處理。
確定數據電文意思表示可否由書面形式涵蓋，需要對數據電文意思表示與傳統書面意思表示進行比較，判斷二者差異可否調和。這構成了解決方案的選擇基礎。
傳統書面意思表示使用文字符號與有形載體。文字符號為靜態的信息符號，有形載體為有形、可觸摸的實體，如石板、羊皮、布帛、紙張等。[15]二者屬性決定了彼此間的對應性，文字符號只能由有形載體承載，而有形載體也只能承載文字符號，依任一者均可判定意思表示構成書面。紙張的優越性使之成為傳統書面意思表示的主要載體。紙張及其上墨跡、簽章具有唯一性，使紙式書面有原件與復制件之別；紙張與墨水一體結合而難以分離，使紙式書面被偽造、篡改卻不被發現的可能性比較低。借助紙張表意的，表意人在紙張上書寫、簽章，然后遞送至受領人，受領人直接閱讀。傳統書面意思表示使用其他有形載體的，在簽章、原件、使用方式等方面，基本同于紙式書面意思表示。
數據電文意思表示以數據電文為載體，[16]并使用多類型的信息符號。數據電文雖類型繁多，卻均為機讀數字代碼邏輯序列，[17]具有無形性，[18]非為有形可觸摸的實體。數據電文是對信息的代碼化描述，由數字進位制符號組成，人不能直接感知，而只能借助計算設備將數字進位制符號轉換為人讀符號后感知。[19]人讀符號包括文字、口頭語言、行為語言以及視頻等靜態或動態的多類型信息符號。在數據電文意思表示中，信息符號與載體不再具有對應關系。數據電文的生成、傳輸、存儲伴隨著同態復制，通過數據電文作出意思表示本身便意味著絕無唯一的原件，偽造、篡改卻不被發現的可能性很高。數據電文還可由計算設備自動生成，從而形成自動化意思表示。[20]數據電文在簽章、原件、使用方式等方面異于傳統，技術性較強。
傳統書面意思表示可涵攝物理屬性不同的多類型載體，但其均為有形載體，且只承載靜態的文字符號，而數據電文既非有形載體，又不僅僅只承載文字符號。數據電文意思表示與傳統書面意思表示在形式判定要素上的差異難以調和。
數據電文意思表示與傳統書面意思表示雖對應諸多共通性規則，但兩者差異遠大于相似之處。
1．兩者在簽名規則、歸屬推定規則、歸屬確認規則、認證規則等主體身份類規則上的差異。在傳統書面意思表示中，通常通過具有唯一性的體征、身份證件、簽章來確認表意人身份，少有明確的主體身份類規則。在數據電文意思表示中，難以通過傳統意義上的唯一性特征來確定表意人的身份，法律設定了電子簽名、歸屬推定、歸屬確認、認證等規則對意思表示進行歸屬，確定名義上的表意人與真實的表意人是否為同一人。電子簽名是最主要的歸屬方法，但不論電子簽名是否經認證、是可靠電子簽名還是一般電子簽名，均須借助歸屬推定與歸屬確認規則來體現簽名與數據電文間的可靠聯系，實現將數據電文歸屬于簽名人的功能，并為訴訟中的證據可采性提供實體依據。
2．兩者在原件規則、保存規則等內容類規則上的差異。對傳統書面意思表示內容真實性與完整性的保障主要通過紙張的物理特性以及保存紙張原件來實現，法律往往不需要詳細規定原件的條件以及傳輸、保存的具體要求。對數據電文意思表示內容的真實性與完整性的保障，除借助可靠電子簽名、非對稱加密、安全信道等技術手段外，主要通過法律上的數據電文原件規則與保存規則來實現。數據電文原件只是法律意義上的原件，其需完整表現所載內容，可供調取查用，還需保存必要的格式、來源地、目的地以及時間等信息，這使得數據電文原件規則與保存規則具有很強的技術色彩。
3．兩者在時間規則、地點規則、生效規則等效力類規則上的差異。在時間規則上，在傳統書面意思表示中，意思表示的收發時間一般不需要精準確定（如精確到秒），允許存在一定程度的模糊，而這種模糊一般又無礙于權利義務的確定、風險的分配。對于數據電文而言，其之發出、到達以及反饋十分迅速，這便需要通過收發時間規則精準地確定數據電文的發出時間、到達時間。在地點規則上，傳統書面意思表示的發出地點、到達地點為實體空間地點，在無特約的情形下，一般為意思表示的實際發出地點、到達地點。在通過數據電文作出意思表示時，情況變得復雜，因此貿法會與各國普遍忽略發出、收到數據電文的網絡IP地址，直接以實體空間中特定的密切聯系地作為數據電文的發出地點、到達地點。在生效規則上，傳統書面意思表示生效規則多樣，而對于數據電文意思表示，包括本采發信主義的國家在內，各國普遍單一地采取到達主義生效規則，有些國家還輔以檢索到達、推定檢索等規則。
除上述不同之外，數據電文意思表示在收訖、錯誤、履行、登記、證據與證明等規則上與傳統書面意思表示也存在較大不同。在一些商事特別領域中，二者的差異更為明顯。可以說，數據電文意思表示從形式判定要素到適用規則，均迥異于傳統書面意思表示。
三、以書面形式涵蓋數據電文意思表示的弊端分析
由以上分析可見，數據電文意思表示迥異于傳統書面意思表示，確非傳統意義上的書面形式。但為降低沖擊、保持體系安定，若能夠通過擴展書面形式方式，將數據電文意思表示涵蓋于書面形式之內，自是最佳。我國學界主流觀點便支持采取擴展書面形式方式。[21]擴展書面形式方式包括兩種：在保持書面形式內涵不變的情況下擴展書面形式外延、擴展書面形式內涵以重新定義書面。在筆者看來，以書面形式涵蓋數據電文意思表示，不論采取何種擴展書面形式方式，均具有難以彌補的體系性弊端。
（一）擴展書面形式外延的弊端分析
我國《合同法》第11條規定：“書面形式是指合同書、信件和數據電文（包括電報、電傳、傳真、電子數據交換和電子郵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現所載內容的形式。”該規定未改變書面形式概念的傳統內涵，而只是擴展書面形式概念的外延，將數據電文規定為書面形式。這一解決方案在《電子簽名法》第4條中得以延續，“能夠有形地表現所載內容，并可以隨時調取查用的數據電文，視為符合法律、法規要求的書面形式。”該規定在《合同法》的書面形式概念的基礎上，增加功能等同限定，將（符合條件的）數據電文視為書面形式。王利明教授主持起草的《中國民法典學者建議稿》第1280條第2款完全使用了《合同法》第11條的規定。[22]
《合同法》第11條以界定內涵與列舉外延的方式定義書面形式，將數據電文納入其中。但恰恰因為納入了數據電文，而導致第11條對書面形式的內涵界定與外延列舉自相矛盾。《合同法》第11條從載體的角度明確書面形式的概念，將書面形式與口頭形式、行為形式區別開來。區別的關鍵在于“有形”：“有形”是指合同書、信件等有形載體，聲音與肢體動作非為“有形”，由此便可將書面形式與口頭形式、行為形式區別開來。[23]但是，數據電文非為“有形”，以編碼轉換的方式來表現所載內容也非為“有形表現”，與書面形式概念的內涵并不吻合。時間較早的《合同法》只是簡單地擴展書面形式概念外延，納入數據電文，初步解決了數據電文的效力問題，雖自相矛盾，卻情有可原。然而，2004年我國《電子簽名法》第4條不僅依然使用“有形地表現所載內容”的表述，并且還將數據電文視為書面形式，難謂妥當。
我國《電子簽名法》第4條源于《電子商務示范法》第6條第1款，同時又糅合了我國《合同法》第11條的規定。不過，《電子商務示范法》第6條第1款作為典型的功能等同式形式規則，并沒有將數據電文規定為書面形式。并且，貿法會在任何示范法、公約中均未規定也不認為數據電文作為或視為書面形式。貿法會稱：“就數據電文本身來看，不能將其視為等同于書面文件，因為數據電文具有不同的性質，不一定能起到書面文件所能起到的全部作用。示范法并不打算確定一種相當于任何書面文件的計算機技術等同物。”[24]貿法會采取功能等同原則、規避形式問題的做法本身便表明貿法會并不認為數據電文構成書面形式，否則大可不必規避問題。
筆者認為，數據電文意思表示與傳統書面形式概念的內涵并不吻合，保持書面形式內涵不變，通過擴展書面形式外延納入數據電文意思表示，體系弊端極大：第一，在“信息符號或載體”之形式判定標準下，我國《合同法》、《電子簽名法》采取“載體”標準，采用有形載體的意思表示構成書面形式。數據電文并非有形載體，其不僅承載文字符號，還承載口頭語言符號與行為語言符號。數據電文意思表示成為書面形式，會造成書面形式概念的內涵與外延不相對應，使有形載體與文字符號均喪失書面形式判定功能，并衍生口頭形式與行為形式的判定混亂。第二，數據電文規則迥異于傳統書面規則，二者在編列上與適用上涇渭分明，無法統一。簡單生硬地擴展書面形式外延將數據電文意思表示增列為書面形式，會造成書面形式體系的分裂，令數據電文規則與傳統書面規則在統屬、編列以及適用上發生混亂。第三，若將符合條件的數據電文意思表示作為或視為書面形式，那些不符合條件的數據電文意思表示在形式上又做何歸類、做何處理？事實上，不修正意思表示形式判定標準、保持傳統書面形式概念內涵不變，書面形式無法涵蓋數據電文意思表示。
（二）擴展書面形式內涵的弊端分析
較諸簡單地擴展書面形式外延，通過擴展書面形式內涵、重新定義書面形式，將傳統書面意思表示與數據電文意思表示統一于新書面形式之下，看起來是一種更具體系性的解決方案。2009年《歐洲示范民法典草案（學者建議稿）》（DCFR）便采取了這種方案。
DCFR第1-1：106條規定：“一項表述系文本形式的，使用可自紙張或其他有形耐久介質直接識讀的文字的，為書面形式。文本形式，指的是以任何手段支持的、以字母或其他可理解文字表達的文本，這些支持手段允許讀取、記錄文本所含信息與文本有形復制件。耐久介質指的是任何材料，信息可存儲其上足夠長的時間以備日后調取查用，其允許不加更改地復制信息。”[25]DCFR中的書面形式針對的是表述或者說文件，將意思表示包含在內。DCFR將書面形式判定標準修正為“信息符號并載體”之雙重并行判定標準，書面形式依嚴格程度依次分為：文本形式[26]、耐久介質上的文本形式、（傳統）書面形式、簽署形式[27]。[28]這四種書面形式可交叉衍化（例如DCFR第4.7-4：104條規定保證合同須使用經簽署的耐久介質上的文本形式），從而在重新定義的書面形式概念下形成了復雜的交叉式書面形式體系，以滿足多種場合對載體、簽名等的不同需求。但DCFR中的這四種書面形式不論如何交叉衍化，針對的其實就是兩類文件(包括意思表示文件)：傳統書面文件、數據電文文件。傳統書面文件使用“直接識讀的文字”（不經任何改變或轉換的可讀文字[29]），與數據電文文件在形式上不形成交叉。
DCFR采取這種交叉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歐盟法律現狀的影響。歐盟成員國在書面形式分類以及規則上素有差異，對數據電文意思表示形式問題的解決模式也不盡相同。這一般不會對紙式書面在歐盟統一內部市場的運用構成太大困擾，但會阻礙數據電文的運用。[30]雖然歐盟已經出臺了多項電子商務方面的指令，但這多與合同相關，且各成員國轉化程度不一，法律碎片化嚴重。而在合同領域之外，各成員國數據電文規則的差異更為明顯。為促進數據電文在內部市場的廣泛接納與跨國流轉，消除法律障礙并避免造成新的碎片化，DCFR就必須解決歐盟指令以及各成員國國內法在書面形式分類、書面要式規則、數據電文意思表示形式問題解決方案等方面的不一致，同時卻又受限于這種現狀。DCFR的解決方式是另起爐灶、重新定義書面形式以求統一。DCFR重新定義的書面形式將傳統書面文件與數據電文文件涵蓋其中，并拆分細化出四種可相互交叉的書面形式，以適應各成員國的不同現狀與立法需求。
DCFR第1-1：106條中的“書面形式”系抽象傳統書面文件、數據電文文件的共性而在二者之上新設的屬概念，與傳統意義上的書面形式全然不同。不過，DCFR雖重新定義了“書面形式”，卻仍未能將傳統書面文件與數據電文文件統一于新“書面形式”之下，DCFR中的傳統書面規則與數據電文規則仍是涇渭分明。這實屬正常，因為數據電文文件與傳統書面文件的差異使得立法很難將二者一體規定。貿法會也曾考慮過重新定義書面形式，卻未實施。因其認為：“如果為達到涵蓋數據電文的目的而重新定義書面，可能與一般人對書面的理解相去甚遠，并且有點牽強。”[31]筆者贊同這種觀點。從意思表示的角度來看，擴展書面形式內涵、重新定義書面形式，目的是為了以一種體系化手段將數據電文意思表示納入書面形式，以降低傳統體系所受沖擊，保障體系和諧融洽，但這種解決方案并不能達到其所追求的體系目的，存在以下諸多體系性弊端。
第一，從概念邏輯上看，在習慣上，書面形式針對的是傳統書面意思表示，傳統書面意思表示與數據電文意思表示是并列關系，而非包含與被包含的關系。以“書面形式”作為屬概念，易引起傳統書面意思表示包含數據電文意思表示的誤解。因此，應使用新概念作為涵括這兩種意思表示的形式的屬概念，而不宜繼續使用“書面形式”的概念，如修訂后的美國《統一商法典》使用“記錄”此一新概念來包含傳統書面與電子記錄。
第二，拋卻新定義繼續使用“書面形式”作為屬概念在種屬邏輯上是否合理不談，傳統書面意思表示與數據電文意思表示迥異，為了將二者一體納入，并兼顧各種通信技術與載體，“書面形式”的定義在表述上勢必十分寬泛、晦澀，不合乎人們長久以來對書面形式的理解與習慣。
第三，傳統書面形式主要表現為紙式書面，鑒于長時間的法律傳統、使用習慣以及紙式書面所擁有的一些至今仍不可替代的重要功能，即便將數據電文歸入新“書面形式”，在現在以及將來很長時間，占據主導地位的也仍然是紙式書面。那么，新“書面形式”勢必仍以紙式書面為主體，不論怎樣重新定義，都不可能脫離紙式書面的本質特征，以至于重新定義的“書面形式”不得不將數據電文不同于紙式書面的特征予以去除。那這個新定義能否揭示數據電文的本質特征，頗有疑問。
第四，重新定義的書面形式將無紙化的數據電文涵括其中，可能會引發使紙式書面走向無紙化的結果。紙式書面的一些嚴格功能是數據電文所不能達到的，法律若要求主體在特別場合使用紙式書面，將不得不以特別規則予以限定；當事人若希望使用紙式書面，將不得不另行作出特約。這會對使用紙式書面的形式強制或倡導造成妨害，還會造成規則無謂的繁瑣。
第五，表面的統一無法掩蓋實質的分離。傳統書面與數據電文的本質區別決定了不論將二者統一于何屬概念之下，二者均是并列關系，需要分別規定。數據電文不會因為被納入書面形式而喪失其之獨特性，數據電文規則與傳統書面規則是平行的，不論怎樣重新定義書面形式，都會造成書面形式體系被一分為二的局面。
第六，數據電文類型繁多，符合條件的數據電文意思表示為書面形式，那些不符合條件的卻無論如何也不是書面形式的，而不符合條件的數據電文意思表示（如使用視頻符號）卻大量存在。按照DCFR的形式判定標準，無法認定此類數據電文意思表示的形式。將數據電文意思表示規定為書面形式，不僅會造成數據電文意思表示在形式體系內的分裂，還會造成數據電文規則的統屬與編列喪失邏輯性與體系性。
從形式判定要素到具體規則，數據電文意思表示與傳統書面意思表示存在巨大差異。不論是擴展書面形式的外延，還是擴展書面形式的內涵，將傳統書面意思表示與數據電文意思表示勉強統一于新書面形式之下，在邏輯起點上具有先天欠缺，此系諸般缺陷的產生原因。擴展書面形式方式置后續問題于不顧，體系性連鎖反應劇烈而又無從消弭，具有難以彌補的體系性弊端。[32]
四、數據電文意思表示應對應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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