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應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的邀請，我主編了一本面向研究生的“2l世紀
法學教材”一一《證據法學研究》。研究生教材不同于本科生的教材，既要有理
論的深度和廣度，又要有研究的前沿性與開放性，以便為學生提供繼續(xù)研究的空
!司。因此，與一般證據法學教材相比，該教材在內容體系上開拓了許多新的領
域，如證據法學的方法論原理、信息論原理、概率論原理，以及邏輯學基礎、數(shù)學
基礎、行為科學基礎、自然科學基礎等。在組織編寫的過程中，我也認識到明確
學科基本范疇的重要性，因此，該教材也專門討論了證據的基本范疇、證明的基
本范疇和證據法的基本范疇。然而，在證據學的領域內，許多范疇都因為相關語
詞的混亂而難得明晰，以至于讀者困惑，聽者困惑，用者困惑，作者也困惑。
大概由于語言習慣的變遷和外來語言的影響，我們使用的與證據有關的語
詞越來越呈現(xiàn)出“多而且亂”的狀態(tài)。一方面，大量的同義詞或近義詞經常讓讀
書人感到一頭霧水，例如，證據的功能、證據的意義、證據的作用，以及證據的價
值、證據的分量、證據的效力、證據力、證明價值、證明力等眾多語詞就具有相近
或相似的含義。另一方面，一些生譯詞或外來詞往往讓初學者感到莫名其妙，例
如，證據能力、證據方法、證明手段等詞語就有這樣的感覺。筆者并不反對使用
這些語詞，因為語言習慣就是約定俗成的，只要大家都接受，就可以使用，但是必
須明確并統(tǒng)一其含義。如果人們都按照自己的理解和喜好使用這些語詞，那就
難免出現(xiàn)語義的含混、模糊乃至混亂。語詞是概念的表現(xiàn)形式，語詞的混亂既能
反映出概念的模糊，也會進而導致概念的模糊，二者具有互為因果的效應。因
此，我們有必要對這些語詞進行清理和規(guī)范。下面，筆者就擇其要者，略做分析。
一、證據意義與證據功能
語詞的生成與流行往往有其特定的歷史背景。例如，在一段時期內，國人非
常喜歡使用“意義”一詞。在我們的社會生活中，無論大事小事，都要講“意義”。
以至于這個詞的使用頗有些“泛濫”。受這種語言潮勢的影響，我國的證據學者
也很喜歡使用“證據意義”的說法。例如，巫宇甦先生主編的《證據學》、陳一云
教授主編的《證據學》、劉金友教授主編的《證據法學》、卞建林教授主編的《證據
法學》等教材都在闡述證據的概念問題時用專節(jié)講述了證據的意義。江偉教
授主編的《證據法學》在證據的概念一章中雖然沒有討論證據的意義，但是在證
據分論中也分別講述了物證、書證、視聽資料等證據的意義。樊崇義教授主
編的《證據法學》不僅設專節(jié)討論了證據的意義，而且對訴訟法規(guī)定的每一種形
式的證據乃至許多相關概念和制度都專門闡述了“意義”，難免給讀者留下
一種“言必談意義”的感覺。
筆者并不反對學者對“意義”的偏愛，也不反對人們使用“證據意義”的說
法，但是總覺得就具體內容而言，使用“證據的功能或作用”的說法更為貼切或
更為樸實。所謂意義，本指事物所包含的思想和道理，后引申為事物的影響和價
值。例如，我們可以說“研究證據問題是很有意義的”；也可以說“證據對于訴訟
活動來說具有重要意義”。但是，當我們把“證據意義”作為一個詞組的時候，就
容易讓人感到有些別扭，就需要將其解釋為“證據在司法或訴訟活動中的作
用”。因此，我在主編《新編證據法學》的時候，使用了“證據功能”的說法。
還有些學者也使用過證據功能的說法。例如，齊樹潔教授在其主編的《英國證
據法》一書的第一章就討論了“證據的司法功能”問題。他指出：“英國的審判過
程中生成的法律問題包括：權利主張和控訴所使用的實體法問題、證據的可采性
問題、有關證據的產生和作用問題，以及是否有充足證據證明法庭對事實考慮的
正當性問題。證據的司法功能也包括對附屬于裁判本身的一些必要問題做出的
決定。”我以為，與“證據意義”相比，“證據功能”一詞更有專業(yè)術語的感覺。
二、證據屬性與證據特征
證據屬性和證據特征是與證據相關的一對重要范疇。在這個問題上，學者
們的語言習慣也不一樣，有的學者喜歡使用“證據屬性”的說法；有的學者愿意
使用“證據特征”的說法；還有的學者則同時或交替使用這兩個概念。例如，在
上述證據法學著作中，巫宇甦先生主編的《證據學》、劉金友教授主編的《證據法
學》、江偉教授主編的《證據法學》、樊崇義教授主編的《證據法學》都采用了訴訟
證據的“基本特征”的說法。卞建林教授主編的《證據法學》則使用了證據的基
本屬性的說法。該書的作者指出：“在證據屬性問題上，我國證據法學者一般
持有兩性說或者三性說。持兩性說者認為，證據具有客觀性與相關性兩種屬性，
它們是證據的本質屬性；持三性說者則認為，證據具有客觀性、相關性和法律性
三種屬性，法律性是將訴訟證據與一般證據區(qū)分開來的基本屬性……”陳一
云教授主編的《證據學》則同時使用了證據的屬性和特征兩個術語。該書作者
在論述了證據的客觀性和相關性之后，說道：“以上兩個特征，就是證據這一概
念的內涵，是證據本質屬性之所在，是證據不同于任何其他事物的質的規(guī)定性。
凡是在訴訟過程可以用作認定案件事實根據的證據，都必須同時具備這兩個特
征。”總之，學者們在使用這兩個概念時似乎并沒有做出嚴格的區(qū)分。
筆者認為，證據屬性和證據特征是兩個既有聯(lián)系又有區(qū)別的概念。從字面
上看，屬性是一個事物所具有的性質或者所隸屬的性質；特征則是一個事物區(qū)別
于其他事物的征象和標志。從哲學上講，屬性是內在的東西，是事物的質的規(guī)定
性；特征是外在的東西，是事物的質的規(guī)定性的外在表現(xiàn)。一般來說，屬性是抽
象的，特征是具體的；屬性是無法分割的綜合整體，特征是可以分開考察的個體
表征。由此可見，證據的屬性是其本身固有的區(qū)別于其他事物的特殊性，證據的
特征則是這種特殊性的外在表現(xiàn)。
證據具有什么性質，或者說，證據屬于什么性質的事物?要回答這個問題，
首先，要從事物的本質來進行考察，即證據究竟是屬于客觀的東西還是屬于主觀
的東西。筆者認為，證據既有客觀的屬性，也有主觀的屬性。其次，證據的基本
功能是證明相關事實，而這也正是證據區(qū)別于其他事物的基本點，因此，證據的
屬性還應該包括證明性。最后，我們這里討論的證據是以法律事務為界限的，因
此它也應該具有法律的屬性。
證據特征是證據屬性的外在表現(xiàn)，因此證據的上述基本屬性都應該有相應
的特征表現(xiàn)。具體來說，證據的客觀性所表現(xiàn)出來的特征是證據的真實性；證據
的主觀性所表現(xiàn)出來的特征是證據的可誤性或虛假性；證據的證明性表現(xiàn)出來
的特征是證據的關聯(lián)性或相關性；證據的法律性表現(xiàn)出來的特征是證據的合法
性或非法性。由于證據既具有客觀性也具有主觀性，所以證據既有真實性的一
面，也有可誤性或虛假性的一面。證據的這種雙重屬性和兩面特征。正是證據問
題之復雜和審查證據之困難的根源。
三、證明手段與證據方法
證明手段和證據方法也是我國證據法學者近年來經常使用的兩個概念，但
也是含義頗為模糊的兩個語詞。有些學者在其著作中使用了“證明手段”的說
法，但是并沒有給出定義或解釋。例如，卞建林教授主編的《刑事證明理論》一
書的第八章的題目就是“刑事證明手段”，作者并沒有直接解釋這個概念的含
義。由于該章的主要內容是討論證據問題的，所以似乎可以把“證明手段”理解
為證據。不過，作者在行文中既有“證據是證明手段”的說法，也有證據形式
是證明手段的說法一一“證據的形式，又稱為證明手段，它是證據的種種表現(xiàn)形
式”。吳宏耀和魏曉娜兩位青年才俊在其大作《訴訟證明原理》一書中兩次
把“證明手段”作為章的標題：第四章“證明手段一一證據裁判原則”；第五章“證
明手段一一證據規(guī)則”。然而，作者也沒有給出證明手段的定義，似乎證據裁
判原則和證據規(guī)則都是證明手段的基本內容。究竟什么是證明手段?使用者不
做解釋，似乎是“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東西。于是，證明手段就成為了“大家都
明白也都不明白”的概念。
在中國內地，證據學者在20世紀90年代以前很少在正式文字中使用“證明
手段”的說法，大概因為“手段”一詞帶有一些貶義，而且屬于非正式用語。后來
受臺灣地區(qū)證據學者的影響，這個概念開始被人們接受。我國臺灣地區(qū)著名證
據學家陳樸生先生在《刑事證據法》一書中說道：“證據，乃為證明要證事實，使
臻明了之原因，亦稱證明之手段，即依據已知之資料，以推理其事實之存在或不
存在是。”按照陳先生的解釋，證明手段指的就是證據。既然繞了一大圈講的
卻還是“證據”，那又何必使用這樣一個語詞呢?這樣做，難免給人留下故弄玄
虛的印象，或者顯露出我輩學者的一項基本技能或“職業(yè)秘密”，即“把簡單的問
題復雜化”。
“證據方法”的概念大概來源于大陸法系國家，然后經過日本學者的翻譯與
中國學者的再翻譯，引入了漢語。例如，日本的《民事訴訟法》著作中就有這樣
的論述：“證據方法是指作為認定事實素材的人或物，分為人證與物證。人證就
是把人作為證據方法，經過對人的詢問所得到的被詢問人所作的陳述即可作為
認定事實的材料，通常有證人、鑒定人及當事人三種；物證就是把物作為證據方
法，經過檢查物證所取得的認定事實的材料，通常包括書證和勘驗物兩種。”
臺灣地區(qū)的陳樸生先生在其著作中也使用了“證據方法”的概念。他把“證據”
一詞的含義歸納為五個方面，第一個方面就是“證據方法，指得供調查之物體。
因其方法之不同，得分為人的證據方法與物的證據方法兩種。前者，如被告、證
人、鑒定人等；后者，如證物是”。
在我國內地出版的證據學著作中，作者一般只是在討論證據概念時簡要介
紹“證據方法”的觀點，且多持批判態(tài)度。例如，在1985年出版的高等學校法學
試用教材《證據學》中，作者只把它作為一種關于證據定義的學說略做介紹：“認
為證據是確認待證事物或事項的方法。主張這種說法的學者說：‘凡一切法律
上之方法，除辯論外，用以證實或否認司法調查中各事項之真情者，謂之證據。’
這種說法。把司法人員在訴訟中運用證據查明案件真實情況的各種證明方法，同
證據本身混為一談，當然也不可能對什么是證據作出正確的回答。”樊崇義教
授在其主編的《證據法學》教材中也把“證據方法”作為與證據概念相關的基本
概念進行介紹：“所謂證據方法是指訴訟中可以作為調查對象的有形物。例如
物證、書證、各種人證等。其實，按照辯證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證據就是
客觀存在的實實在在之物，不易把證據問題，概括為證據方法。”
卞建林教授在其主編的《刑事證明理論》一書中對“證據方法”的概念做了
相當全面的闡述，而且介紹了汪翰章主編的《法律大詞典》(上海大東書局1934
年出版)和鄭競毅、彭時編著的《法律大辭書》(商務印書館1940年出版)中關于
“證據方法”的解釋。按照前者的解釋，證據又被稱為“證據方法”，包括兩層含
義：一是提供用以確認事項的資料的人或物；二是用以確認事項的資料本身。按
照后者的解釋，證據方法也有兩層含義：其一是發(fā)見證據之手段，例如詢問證人
或鑒定人，查閱證書及勘驗等；其二是證明證據之材料，例如證人、鑒定人、證書
及勘驗之標的物。卞教授指出：“其中第一個含義易之以‘證明方法’、‘取證方
法’或者‘收集證據的方法’更便于理解。”
我認為，“證據方法”的語詞構成不太符合當下中國內地漢語的語言習慣。
“方法”的含義是方式、做法、手段、途徑、程序，一般是針對某種活動或行動而言
的，因此我們可以說“證明方法”、“證據調查方法”、“證據審查評斷方法”等；也
可以就某個學科或生活領域而言，如“哲學方法”、“化學方法”、“法學方法”等。
但是，“證據”是表示一種事物的名詞，沒有活動或行動的含義，也不是學科領
域，[‘]因此，“證據方法”之說就讓人感覺有些別扭。然而，20世紀30一一40年代
的中國以及當前臺灣地區(qū)使用的書面漢語在較大程度上沿襲了古漢語的習慣，
所以證據一詞既可以作名詞使用，也可以作動詞使用。當其作為動詞使用時，意
為“據實證明”，猶如當前大陸地區(qū)所說的“證明”，因此其組成“證據方法”的
語詞并無不妥。由于數(shù)十年的分割，中國內地和臺灣地區(qū)分別形成了各自的漢
語語言習慣，我們在學術研究中可以相互借鑒，但不宜簡單地生搬硬套，否則就
會導致語言使用上的混亂。誠然，筆者發(fā)表上述議論，只是想引起人們對證據學
范疇問題的重視，并無他意。
其實，“證據學”作為學科的名稱本身也是有所“困惑”的。從教材的名稱就
可以看出，20世紀90年代以前的教材一般都以“證據學”為書名，后來則多改稱
為“證據法學”。有的學者認為，從“證據學”到“證據法學”標志著學科的進步；
也有的學者對于證據學是否屬于法學的范疇提出了質疑；近來還有學者提出了
“證據科學”的概念。于是，證據學、證據法學、證據科學等概念之間的關系又成
為了人們討論的話題。筆者在《證據學論壇》第一卷的“卷末絮語”中就曾經說
過：“證據學是一門博大精深的學問。就概念而言，證據學自有廣義與狹義之
分。前者包括證據法學、證據調查學和物證技術學等學科；后者則僅指證據法
學。《證據學論壇》取其廣義。證據法學、證據調查學和物證技術學等分支學科
都以證據為研究對象，但是研究的角度和側重點有所不同。證據法學主要從法
律規(guī)范和制度方面研究證據；證據調查學主要從調查方法和手段方面研究證據；
物證技術學則從科學和技術的角度研究證據，而且主要是各種物證的發(fā)現(xiàn)、識
別、記錄、提取、保管、檢驗和鑒定。上述分支學科是相互連接、相輔相成的。證
據學的研究需要多種方法的結合，需要以多種學科知識為基礎，其中既有很深奧
的哲理，也有很精確的技術，因此堪稱為‘真正的學問’。”我以為，無論如何稱
謂，這個學科都是法學領域內一個獨具特色的綜合性學科，其內容都應該是廣博
的，因為這既是法律學科發(fā)展的需要，也是法律實踐工作的需要。
《證據學論壇》是探索和創(chuàng)新的產物，也要在不斷的探索和創(chuàng)新中生存并發(fā)
展。從第十一卷開始，我們對《證據學論壇》進行了從外表到內容的更新，以便
使之更加符合各界讀者的需要。第十二卷繼續(xù)這個方向，在內容上保持“理論
前沿”和“司法實務”并重的同時，又增加了“文摘”，以便為讀者提供更加豐富的
關于證據學研究的信息。我希望，我們的努力能夠得到廣大讀者的認同，也歡迎
各界讀者就論壇的編輯方向和風格提出寶貴意見。總之，“以讀者為本”是我們
編輯《證據學論壇》的基本方針。
2006年11月寫于北京世紀城癡醒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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