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屈春茍 ]——(2009-2-8) / 已閱10936次
進步、挑戰、準確適用
――檢察公訴應對修訂后《律師法》淺析
修訂后的《律師法》是一個司法制度完善中的一個進步,它賦予了律師更充分的會見權、閱卷權、調查取證權和言論豁免權,規定了律師對當事人的相應義務，這對當事人權利的保障、律師執業的暢通、執法部門執法工作的規范都有很大的促進作用；然而，辯方律師權利的相對擴大也就意味著作為控方的檢察公訴部門義務的擴大，這必將給公訴工作帶來一定的消極影響，對公訴工作也是一次較大的挑戰。只有準確適用律師法，才是解決問題之道。
一、修改后律師法奏響多重積極效果，縮現司法進步
律師法的修改產生了一定的積極效果，它著眼于公民權利保護的廣度，著眼于律師執業權利的保護的力度 ，著眼于執法程序規范、透明的深度，是我國司法進步的一個縮影：
1、體現以人為本，給予當事人及時、全面的法律保護
“你有權保持沉默，但你所說的每一句話將成為呈堂證供。”“在我的律師來之前，我不會回答你的任何問題”這只能在影視中才能聽到的臺詞，隨著律師法的修改使之變為現實。修改后的律師法規定，犯罪嫌疑人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或采取強制措施之日起，受委托律師憑律師執業證書、律師事務所證明和委托書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權會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了解有關案件情況。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監聽。這一規定使律師可以在第一時間會見犯罪嫌疑人，給予犯罪嫌疑人及時的法律幫助，并且會見內容不被監聽，將給律師和當事人創造更好的交流環境，給予當事人及時的法律保護。修改后的律師法還規定律師應當保守在執業活動中知悉的國家秘密、商業秘密，不得泄露當事人的隱私。律師對在執業活動中知悉的委托人和其他人不愿泄露的情況和信息，應當予以保密。這一規定使當事人在案情涉及自己隱私、商業秘密等自己不愿意泄露的情況和信息時沒后顧之憂，仍可以大膽的與律師交流，獲得更全面的法律保護。修改后的律師法賦予了律師更強的調查取證權，可以獲取更多對當事人有利的證據，這對當事權利的保障是無可厚非的。
２、強化律師權利,保障律師執業順利暢通
律師只要憑律師執業證、事務所證明、委托書或法律援助公函就可以會見犯罪嫌疑人，修改后的律師法為律師行使會見權削去了經過偵查機關批準這重阻力，不需要任何機關的批準就可以會見，讓律師會見難這一現狀成為歷史。受委托律師在公訴部門審查起訴階段，有權查閱、摘抄、復制的材料不再限于訴訟文書和技術性鑒定材料，已擴大到與案件有關的訴訟文書及案卷材料，使律師的問卷權進一步得到充實。律師自行調查取證的，憑律師執業證書和律師事務所證明，就可以向有關單位或個人調查與承辦法律事務有關的情況，不再以經過被調查人的同意為條件，即使調查不便還可以申請檢察院與法院去調查取證，這為律師能夠順暢執業提供了一大保障。律師在執業活動中的人身權利不受侵犯，在法庭上發表的代理、辯護意見不受法律追究，使律師在法庭辯護中可以暢快淋漓的表達當事人的意愿，不用再擔心自身的人身安全。這一執業豁免權的設立，讓律師權利進一步強化，律師執業得到更有效的保障。
3、促進程序公開，強化執法工作規范、透明
陽光是最好的防腐劑，程序公開透明是防止執法部門工作不規范和司法腐敗的有效措施。修改后的律師法賦予律師更強的會見權、可以讓律師第一時間介入到偵查階段，以防止刑訊副供及偵查階段的其它不規范行為，使偵查程盡早公開。律師閱卷權的充實，讓檢察公訴部門的公示范圍再一次擴大，公訴審查工作更加公開、透明。律師執業豁免權的設立，讓律師在法庭上暢所欲言，增強了出庭律師與公訴工作的對抗性，有效的促進出庭公訴工作規范化。
二、修改后的律師法消極影響深化，挑戰檢察公訴
修改后的律師法它賦予了律師更全面的閱卷權、自主的調查取證權、法庭言論豁免權和充分的會見權，對刑事控方的消極影響涉及了證據補充、案件審查、出庭公訴的各個環節，對公訴部門來說極具挑戰性：
1、證據開示缺乏雙向性,增加控方舉證難度
修改后的律師法的規定將律師的閱權，不再限于審查起訴階段訴訟文書、技術性鑒定材料而擴大至與案件有關案卷材料 ，審判階段不再限于所指控的犯罪事實的材料，而擴大至與案件有關的所有材料。這意味著修改后的律師法使偵控機關所掌握的證據材料，從現有刑事訴訟法所規定的“半公開”狀態變為“全面公開” 狀態。這一轉變使律師可以全面獲得偵控部門所撐握的證據，修改后的律師法賦予的律師更強調查取證權，這將使律師可以取得更多有利犯罪嫌疑人的證據，而律師并沒有義務向控方呈示這一切。控訴方單方面承擔證據呈示義務的制度本身就有缺陷，律師法還規定,犯罪嫌疑人有罪的舉證責任由控訴部門承擔，辯護方不承擔相關責任，這勢必增加了控方舉證的難度。
2、言辭證據的客觀性、穩定性減弱，影響審查起訴。
言辭證據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及辯解、被害人陳述和證人證言等，能直接有效的證明案件事實，它是人們主觀對客觀世界的反映，客觀性極易受到人們主觀意識的影響。一般犯罪嫌疑人、證人不了解偵查機關需要哪些證據，取得了哪證據，不敢輕易翻供。修改后的律師法賦予了律師更充分的閱卷權、調查取證權、會見權，使律師對案件證據弱點、薄弱環節和調查取到對犯罪嫌疑人有利的證據及早的透露給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對自己的行為性質和行為后果有充分認識之后，加上一些素質不高的律師對犯罪嫌疑人進行“點撥”，再輔之“不被監聽”這一“法律保障”必將形成翻供及與其它共犯、證人串供的極大可能，給本來缺乏穩定性、客觀性的言詞證據的證明力大打折扣。象主要靠言詞證據定案的賄賂犯罪，一旦犯罪嫌疑人翻供與其它共犯、證人串供，可能導致案件無法起訴，甚至撤案。
3、法庭對抗性更加尖銳，增強出庭難度
修改后的律師法賦予律師在法庭上發表的代理、辯護意見不受法律追究的豁免權，使律師發表意見用詞更為尖銳，甚至發表一些沒有事實與法律依據的推測性、夸張的言論，這將使控辯雙方的法庭對抗程度更加激烈。更強的調查取證權、閱卷權、會見權，律師很有可能調取到對被告人有利某些關鍵性的證據。由于是單向呈示義務，而公訴部門對律師調取的證據很大可能是全然不知，如果律師在法庭上突然出示這些證據，這必然會使公訴機關陷入被動，增加了出庭難度。
三、準確適用修改后的《律師法》，懲惡揚善
對待修改后的律師法的實施，我們應該擺正心態、積極應對，既要看到刑事訴訟的目的不只是片面的追求打擊犯罪，它注重打擊犯罪與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權利并重。修改后的律師法的實施有利于保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其它訴訟參與人的一面，又要看到它給公訴工作帶來挑戰性的一面。因此我們必須積極適應，更新執法觀念，認真執行、準確適用法律規定。
1、加強內部機制建設,提升自身防御能力
在執法過程中更加注重程序正義，嚴格按照法律的程序對案件進行審查，保證執法程序的公正。注重證據審查從整體上去把握，對關鍵證據、薄弱證據、言辭證據進行針對有效的復核，使證據的體系性加固，形成堅固的證據鎖鏈，減少因言辭證據的變化對整個案件產生影響。加快審查起訴速度，“壓縮”辯護律師閱卷后的針對性調查取證，制衡控方獲取證據信息單方性，以減輕舉證難度。建立定期業務學習制度，通過組織業務專家授課、分組討論、經驗介紹、案例講評等方式，深化對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翻供技巧的研究，提高辦案人員審查、分析、判斷和運用證據的能力，提升公訴人出庭應變能力。
2、擴寬外部溝通面，減少不穩因素沖擊力
注重與當事人雙方的交流，聽取當事人雙方對案件發生過程的描述、對犯罪疑人有罪、無罪及案件的處理意見，加強與偵查機關的溝通與合作，將所獲信息及時互通，提示偵查部門補強完善證據，盡量收集言辭證據以外的其它證據。加強與監所機關信息聯絡與共享 ，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期間的言行表現予以掌握。對可能出現翻供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辯護律師會見后，可以及時提審，了解其思想、態度有無變化，需要作一引起有針對性的工作。我國刑事訴訟規定的是檢察機關單方的證據是呈示義務，加強與律師的溝通，聽取律師自己對案件事實和證據、案件定性及犯罪嫌疑人減輕或免除刑事責任的意見尤為重要。如果檢察機關辦案人員認真聽取辯護律師提出的意見，可以拓展思路，權衡案件證據，換位思考處理案件，全方位審查案件，并可采納辯護律師提出的正確觀點，收集無罪、罪輕證據，正確分析現有證據情況，使審查案件證據體系進一步完善，并明確控辯雙方法庭辯論的焦點，有針對性地做好法庭訊問、舉證、質證和辯論的準備工作，掌控法庭辯論的主動權。
3、強化律師行為監督，加大違規行為打擊力
依法維護委托人的權益，為法事人提供法律服務是律師行業生存意義之所在。律師的法律服務功能決定了律師身份的特質，因此律師執業活動具有較大的自主性、獨立性。然而修改后的律師法賦予了律師更大的權利，加之在利益的驅動下使相對獨立、自主的律師行為更容易脫離誠信、自律的軌道如：在法庭上發表一些夸張其辭的言論以及明知是偽造的證據而向法庭提供、毀滅證據、制造偽證、教唆偽證等，這就違背了“維護法律正確實施，維護社會公平和正義”的律師職責，甚至觸犯法律。因此，檢察機關1、要加強與律師協會溝通，通過律師協會的行業性監管加強律師自的自律意識和誠信意識，以提提高律師的綜合素質，加大律師行業的監管力。 2、要協助司法行政律師管理部門監督規范律師的執業行為。由于司法行政部門不是律師執業的業務對象部門，不易發現律師的違規行為，律師業務直接與檢察公訴部門的業務接觸，檢察工作人員應在第一時間將自律師的違規行為通報給司法行政部門，以夯實司法行政部門的行政處罰力。3、要發揮刑事法律監督功能，加大對律師違規行為的打力度。對在刑事訴訟中發現的律師毀滅證據、偽造證據和妨礙作證的犯罪線索，及時移送公安機關，并協助偵查，從而使律師嚴重妨礙刑事訴訟的行為得到懲治，以發揮檢察部門自身的法律監督力。
總之，我們應當采取積極措施應對修改后律師法實施對公訴工作的挑戰，以準確適用律師法；同時我們也呼吁建立雙向證據開示制度，實現公訴部門與律師證據交流的對等，完善我國刑事證據制度，以健全我國法制。（屈春茍 伍仔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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