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馬東曉 ]——(2008-2-20) / 已閱21496次
我國應在產品責任法律中引入懲罰性損害賠償制度
馬東曉
國浩律師集團（北京）事務所
〔摘要〕 迄今為止，懲罰性損害賠償金制度在英美法系國家中已經存在二百余年，且自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后，該制度在美國的產品責任領域中得到廣泛應用，對美國的產品責任法甚至侵權法產生了重大影響。本文試圖通過對這一制度的起源、發展、性質特點及其在我國的發展現狀進行詳細介紹，分析該制度存在的利弊，以期闡明在我國產品責任領域中建立懲罰性損害賠償金制度的必要性。
關鍵詞： 產品責任，懲罰性損害賠償金
懲罰性損害賠償金（punitive damages）制度從其在英國產生至今已經有二百余年的歷史，其在美國的勃興也已經有近半個世紀，但即便如此，今天在世界各地乃至在上述兩個懲罰性賠償制度有悠久傳統的國家，對這一制度合理性的爭論卻從來沒有停息過。本文希望通過對英美法中的懲罰性損害賠償金制度的介紹，并結合對我國產品責任侵權糾紛現狀的分析，進而闡明在我國產品責任領域中建立懲罰性損害賠償金制度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一、起源和發展
損害賠償作為懲罰措施的歷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00多年以前古巴比倫時期的《漢謨拉比法典》。羅馬法中的《十二銅表法》也規定了懲罰性賠償的內容。但主流觀點認為，現代意義上的懲罰性賠償案件最早出現在1763的英國，即Huckle v. Money 案。該案中，原告是一名報社的工人，因政府對報社進行搜查而被非法拘禁，于是原告對政府官員提起訴訟。審理本案的法官認為陪審團有權決定適用懲罰性損害賠償金，并最終對被告作出了300英鎊的懲罰性損害賠償金的判決。
17到18世紀，懲罰性損害賠償主要適用于誹謗、誘奸、惡意攻擊、誣告、不法侵入、非法拘禁等使人遭受名譽損失及精神痛苦的案件。到19世紀，該制度已經成為美國法律制度的一部分，但直到50年代，聯邦最高法院才在Day v. Woodworth案中明確指出：懲罰性損害賠償金是普通法上已經明確確立的一項原則，在侵擾之訴以及其他之訴中，陪審團可以根據被告行為的惡劣程度而不是根據原告所實際遭受的損失來對被告施加懲罰性損害賠償金，……在許多民事訴訟中，被告的錯誤行為無法用金錢來衡量，損害賠償金的確定應當根據具體的情況，包括被告道德的敗壞程度以及被告行為的惡劣程度來確定。在某些情況下，為了懲罰被告的惡劣行為，可以對被告施加懲罰性損害賠償金。
20世紀以來，尤其是二戰以后，大型企業以及跨國公司的出現使得消費者在商品交易中的地位明顯處于弱勢，另一方面市場競爭的加劇使得部分不法廠商為追逐利潤而制造和銷售不合格甚至不安全的商品。為保護廣大消費者的利益，美國將懲罰性賠償逐漸大量適用于產品責任案件中，同時賠償的數額也在不斷提高。到70年代，在侵權法領域以及合同法領域均出現了大量的、巨額的懲罰性損害賠償案件，懲罰性損害賠償金制度在這段時期內呈現出勃興狀態。至今，美國除了路易斯安那、馬薩諸塞、內布拉斯加和華盛頓四個州外，各州均已采納了這一制度，懲罰性損害賠償金制度已經成為了美國法中一項非常牢固的制度。
在英美法中，還有一種與懲罰性損害賠償金相類似的制度需要注意，這就是加重的損害賠償金（aggravated damages）制度。所謂加重的損害賠償金是指行為人的某種加害行為給被害人帶來精神傷害時，根據被害人的請求，法院作出的物質損害賠償之外的旨在補償受害人精神損害的那部分賠償。 在許多加重的損害賠償金案件中，由于精神損害無法準確地計算，法院往往作出高額的加重損害賠償金，而此類案件常常又被施以懲罰性賠償，所以我們看到的一些天價的賠償案件往往是既有加重的損害賠償金又有懲罰性的損害賠償金。
二、性質和特點
在英美法上，對侵權行為的救濟方法通常包括損害賠償（damage）、禁令（injunction）和自力救濟（self－help）。其中損害賠償毫無疑問是最主要的救濟渠道，其目的在于補償損失，但此外還有一些非補償性損害賠償。如象征性的損害賠償金、蔑視的損害賠償金和懲罰性的損害賠償金。
在大陸法上，關于損害賠償的基本原則是填平原則。“簡言之，損害賠償，旨在于保護個人之身體、財產等權利法益之不受侵害，萬一損害不幸發生，行為人不問其行為故意、過失，負有填補該損害之責任”。“損害賠償之最高指導原則在于賠償被害人所受之損害，俾于賠償之結果，有如損害事故未曾發生者然。”
懲罰性損害賠償金的目的不是為了補償受害人的損失，而是為了懲罰惡意侵犯他人權益的被告，但懲罰性損害賠償又需以補償性損害賠償的存在為前提。在美國，受害人原則上不能單獨請求懲罰性損害賠償金，而且，法院在判決懲罰性損害賠償金時，常常會考慮其數額與補償性損害賠償金的比例關系，即比例原則（the ratio rule）。
懲罰性損害賠償金是通過民事訴訟程序施加給被告的，原告通常要在起訴中提出請求，陪審團根據事實判斷被告主觀上是否存在故意、惡意或者疏忽大意地置他人權利于不顧，客觀上是否具有懲罰極端無理行為之人的必要，并結合被告的財產狀況、獲利情況以及對原告所造成傷害的程度等因素而作出懲罰性損害賠償金裁定。由此可見，在美國適用懲罰性損害賠償金時，法院非常看重被告的主觀狀態，當被告的過失非常過分，為社會大眾所不容的時候，為懲罰被告、防止相同或相似的事件繼續發生，法院有時會判予原告懲罰性的損害賠償金。所以，懲罰性損害賠償金常常被使用在產品責任中。如果一個制造商明明知道自己的設計或制造過程有問題，卻仍然制造出來并在市場上銷售，那么，即使消費者并沒有受到很大程度的傷害，法院也可能要求被告付懲罰性損害賠償金。
美國的懲罰性損害賠償金額雖然不以實際損失為限，但通常會在法定限額以內，實際上，許多州對該數額均有不同方式的限制。如科羅拉多州、康涅狄格州、佛羅里達州、印第安納州、新澤西州和北卡羅來納州等均規定懲罰性損害賠償金額不得超過補償性損害賠償金額的1-3倍；而弗吉尼亞州、得克薩斯州等則對懲罰性損害賠償金額的最高額作出規定。
近年來的趨勢表明，為防止懲罰性損害賠償金制度被濫用，一方面立法對原告證據的證明標準提高了要求，如美國國會通過的《產品責任法》以及《懲罰性賠償示范法》中規定采用“明確的和令人信服的”（clear and convincing）證明標準。另一方面，法官往往在陪審團合議時進行釋明，甚至在陪審團作出懲罰性損害賠償金數額的裁定后，也會把過高的賠償金數額再降下來。
三、爭論和評述
即使在英美法中，懲罰性損害賠償金制度也是最有爭議的領域之一。反對的理由主要有：
（1）懲罰性損害賠償金的目的是懲罰而非賠償，起不到對民事權利受到侵害的救濟效果；相反卻可能鼓勵受害人濫用訴訟，甚至騙取高額賠償金。
（2）懲罰性損害賠償金制度加重了企業的負擔，甚至導致企業破產，尤其在產品責任領域，會使生產商不敢開發新產品，影響行業的發展。
（3）懲罰性損害賠償金制度會導致原告獲得一筆橫財，而被告拿出的懲罰性損害賠償金本應當交給國家或者社會公共機構。
筆者認為，懲罰性賠償制度固然有上述諸多弊端，但這些弊端與懲罰性賠償制度所體現出的巨大價值相比，并不是問題的主要方面，不能因為前者的存在而全盤否定懲罰性賠償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同時，也不能因為懲罰性賠償制度現在還存在一些不盡如人意的地方，就否定其在產品責任法律體系中的重要地位。自懲罰性賠償制度被引入產品責任法律體系以來，其發揮的巨大作用主要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一）較之大陸法系國家所固守的補償性賠償制度，懲罰性賠償制度更有利于保護消費者的合法利益
懲罰性損害賠償金制度是英美法系所獨有的制度，在大陸法系中，對故意、惡意或者重大過失給他人造成嚴重損害甚至危及公共利益的行為，往往采取行政處罰或者刑罰的方式予以解決。大陸法系的傳統民法理論認為，損害賠償的基本原理在于填平賠償權利人所受的損害，具體方式就是采取以回復原狀為原則，以金錢賠償為例外的賠償途徑，稱之為“賠償全部損害”制度。而懲罰和預防乃公權力行使的職能，非民法討論范疇。
賠償全部損害，其理想甚佳。因為惟有賠償全部損害，損害賠償之目的才易達到。然則，賠償全部損害之制度，不易實行，因為一損害可能牽連引發其他無數之損害，有如上述，其結果，則賠償數額或將過巨。故如嚴格執行賠償全部損害之原則，則人將惶惶而不敢有所為，蓋恐一不小心，過失造成損害事故，而走向破產。因之，即使德國法、法國法采取賠償全部損害之制度，其所謂全部損害，實并非損害之全部，而只是其一部而已。
所以，以大陸法系的填平原則，本質上不能對受害人予以充分救濟，也無法真正賠償受害人之全部損失。但大陸法系在職權主義思想之下，更多的是通過行政權力發揮社會管理和制度矯正的功能，來制止此類現象的大量發生。就產品責任領域，大陸法系的許多國家通過產品質量管理法、產品安全管理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等等，以行政管理來規范生產商和銷售商的行為，以行政處罰來懲罰和制止生產商和銷售商的不法行為，其立法者也是依據所謂公法和私法的劃分，強調產品質量問題關系社會民眾基本生活，應以公權力積極介入，否則不能保障國計民生。
這樣一來，雖然對不法行為進行了懲罰，但私法上的補償并不充分，似有損私肥公之嫌，且消費者因為得不到全部補償，基于訴訟成本與收益的考慮，往往放棄對侵權人提起訴訟的權利。這樣非常不利于消費者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也不利于建立健康有序的市場秩序。而且，國家設立龐大的行政機關，配置相當行政資源，耗費大量財力，耗費納稅人金錢。且到具體管理環節，還有執法的效率和公正問題以及隨后可能發生的行政訴訟問題。另外，與補償性賠償制度相比，懲罰性賠償制度不僅有利于充分補救受害人所遭受的損失，更重要的是可以使消費者有動力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因此，在產品責任領域引入懲罰性賠償制度，比以公權力介入民事賠償領域的行政管理模式更有利于維護消費者的合法權益。
（二）懲罰性賠償有助于平衡生產者、經營者和消費者之間的力量
眾所周知，消費者和生產者、經營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是一個普遍存在的現象，與后兩者相比，消費者總是處于一種被動和受制約的弱勢地位。因此我們就需要特別設置一些制度來制約生產者和經營者，保護消費者的合法權益。懲罰性損害賠償制度就可以達到這樣的目的。對在主觀上存在惡意的生產者和經營者課以一定的懲罰性賠償，不但是對受損害的消費者的一種安撫，而且也是遏制生產者和經營者肆無忌憚地實施侵害消費者合法權益不法行為的有效措施。雖然有些人難免會認為懲罰性損害賠償的適用有違反公平原則之嫌，但筆者認為，公平原則不能單單僅表現在數額上的平等，實際上數額上適當‘過正’恰恰是為了實質上的公平 。
四、我國現行法律中有關懲罰性賠償的規定
（一） 我國懲罰性損害賠償金制度的發展歷程和現狀
1993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首次明確了我國的懲罰性損害賠償金制度，該法第49條規定：經營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務有欺詐行為的，應當按照消費者的要求增加賠償其受到的損失，增加賠償的金額為消費者購買商品的價款或者接受服務的費用的一倍。1999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再次肯定了上述懲罰性損害賠償金制度，該法第113條規定：經營者對消費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務有欺詐行為的，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規定承擔損害賠償責任。2003年4月頒布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商品房買賣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也從司法解釋上確立了懲罰性損害賠償金制度。
與英美法中的懲罰性損害賠償金制度有所區別，目前我國的懲罰性損害賠償金制度僅適用于違約行為而不適用于侵權行為，也即只適用于經營者和消費者之間建立了買買或者服務合同關系，確認價款或者服務費用后，如經營者存在欺詐行為，則增加賠償價款或者服務費用的一倍。這使得我國的懲罰性損害賠償金制度恰恰在產品責任這一消費者最需要的領域中幾乎毫無作為。
（二）我國懲罰性損害賠償金制度在實踐中存在的問題
具體而言，我國的懲罰性損害賠償金制度在實踐中的問題主要有：
首先，僅規定適用于合同關系中的欺詐行為不妥，限制了諸多故意侵害他人身體、健康和財產的行為，尤其是將包括產品責任在內的侵權行為排除在外，使該制度的效果大打折扣。
其次，僅規定增加賠償價款或者服務費用的倍數不合理。如果買賣的商品價值很低，這種雙倍的懲罰性賠償金幾乎沒有懲罰的作用，而如果買賣的商品價值很大，僅僅因為存在輕微的欺詐行為就雙倍進行懲罰似乎又不公平。例如在高檔汽車買賣中，銷售商對汽車的夸大宣傳行為可否使得消費者獲得增加賠償一輛豪車？
再次，沒有強調侵權人的主觀狀態，對故意、惡意、重大疏忽和普通過失未加區分，也未考慮是否無視他人安全以及引起傷害的嚴重程度。由此引發“知假買假”大量出現，使得消費者和公眾對該制度產生誤讀。
五、我國應在產品責任領域中引入懲罰性賠償制度
從英美法上的懲罰性損害賠償金制度的發展過程看，其在二十世紀中葉的勃興恰恰是因為美國在產品責任領域中對其的廣泛應用。而眾所周知，美國也是當今世界產品責任法律制度最為完善和發達的國家，這里面不能不說懲罰性損害賠償金制度功不可沒，而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無論是民間還是政府，在推動產品質量進步方面均是不遺余力，從“質量萬里行”到年年的“3.15”活動，聲勢浩大，深入人心，但產品質量問題卻未見根本好轉。尤其是近些年，以“三菱帕杰羅汽車”和“東芝筆記本”為代表的一系列進口商品侵害中國消費者的事件頻頻發生，凸顯出我國產品質量立法的滯后以及在立法中引入懲罰性賠償金這一在英美產品責任領域早已發揮巨大作用的制度的必要性。
長期以來，我國經濟落后，產品匱乏，為了發展經濟，國家在立法以及執法（包括行政執法）上采取了鼓勵和保護生產者和經營者利益的措施，這無形中忽視了對消費者的保護，使得一些企業越來越不重視產品質量，有恃無恐的侵犯消費者的合法權益，甚至有的地方政府為了追求GDP，追求稅收而縱容保護質量低下的企業，這又使得消費者更加難以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只能無奈地接受假冒偽劣產品或者在高昂的維權成本前卻步。如此，國家一方面高調宣傳提高產品質量，另一方面在具體的立法和執法層面卻缺乏鼓勵消費者維權，懲罰不法廠商的長效機制和積極措施。
其次，大陸法系以填平原則下的回復原狀和金錢賠償作為損害賠償的唯一途徑，這種途徑并不能使受害人充分地獲得法律規定的全部賠償。以產品責任案件為例，損害賠償的范圍應當包括所受損害和所失利益兩部分。其中，一方面所受損害中的生命、健康損害，精神、情感損害實際上根本無法回復，而代之以金錢賠償又難以考慮物價上漲，情感折算等等因素；另一方面所失利益中，能力的喪失、機會的剝奪以及預期利益的落空等等，也根本無法充分地用金錢來賠償。更何況損害發生以后，受害人還有維權的成本和花費。在我國現行民法對于受害人的律師費都不能判令侵害人支付的情況下，所謂全部賠償更是一句空話。
另外，大陸法系以公權力介入社會、管理社會的做法雖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免除受害人取證、起訴的訟累，但在我國現階段，一方面行政執法機關不可能對社會生活中的各種違法信息都能明察秋毫；另一方面在巨大的市場面前受害人投訴的案件往往尚不足以構成社會普遍性的侵害，因此，執法機關既沒有能力也沒有動力去捕捉那些尚未形成重大社會影響的產品責任侵權案件。更何況，我國目前的產品質量管理法律框架下各執法機關還存在著執法沖突，職責不清等問題。而要求執法機關監管產品責任案件，查處產品責任侵權行為必然引發各行政機關增加人員編制，強化執法權限的要求，進而導致行政資源大量被占用，財政支出大幅度增加。
第四，在我國產品質量監管領域中已經建立起召回制度的情況下，引入懲罰性賠償金制度的還有利于企業自覺執行產品召回制度。（《缺陷汽車產品召回管理規定》已于2004年10月1日起開始實施）據權威機構調查顯示，企業遲遲不愿召回缺陷汽車產品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法律對損害賠償額的規定過低，對缺陷產品致人損害的賠償數額遠遠低于召回缺陷產品的費用，這使得《缺陷汽車產品召回管理規定》的實施效果大打折扣，如果在汽車產品責任案件中引入懲罰性賠償金，可以想見，企業會更加積極地采取主動召回的方式以避免遭受懲罰，這樣也就實現了使企業主動在生產和銷售中關注消費者的利益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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