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劉修輝 ]——(2008-1-17) / 已閱29868次
我們不難看出，在偵查階段犯罪嫌疑人被訊問的筆錄和證人提供的“書面證
言”在司法審判實踐中是多么重要。顯然，這種所謂的證據處于一種高高在上的超然地位，它可以不受當庭質證而直接做為證據。偵查人員為什么對這種書面證據情有獨衷，因為它簡便易行且十分有效! 通常，只要被告人“供認不諱”，法官便不再認真審查其他證據。很少有人去關注“供認不諱”的下面是否掩蓋著血淚，這在客觀上促成了刑訊逼供的發生。所以刑訊逼供是法院對訊問筆錄和“書面證言”濫用的果。
（三）我國現階段生產力總體水平低，表現在偵查活動中即為設備的陳舊。
經濟落后，司法投入少，設備陳舊，科技含量低。隨著科技日新月異的發展，犯罪也越來越向著智能化、隱蔽化發展。而偵查機關的設備陳舊，在偵查中總是走彎路，很多時候被犯罪分子牽著鼻子走。雖然我國也已多次應用高科技手段來破獲案件，但總體來說設備的更新速度遠遠不能適應偵破案件的需要。設備的陳舊一方面降低了破案率，挫傷了偵查人員的辦案積極性，另一方面也加大了偵查人員對口供的依賴性。近而為偵查人員的刑訊逼供帶來了借口。
二、 刑訊逼供的危害
1996年2月，河南葉縣發生一起特大系列搶劫殺人案，公安機關迅即“破案”。6 名無辜者被抓，2 人因不堪忍受審訊人員采用三角帶、木棍、皮帶、電警棍以及手搖電話的電擊，只好按審訊人員的意圖招供。“人證”、“物證”俱在，冤案遂成鐵案。辯護律師據理力爭，真兇突然現出原形，才把這些無辜平民從死亡線上拉回來。[7]1998年中央電視臺《焦點訪談》報道，某縣公安派出所將涉嫌盜竊的一對夫婦抓獲，稍后將女人放出，繼續審訊其夫。幾天后，女人看望丈夫時被告知其丈夫已經逃跑，該女人便開始了艱難的尋夫歷程。幾年后，其中一名參與審訊的民警突然良心發現，說出其夫在審訊時已被打死并秘密埋葬。
1998年7月，原遵義市紅花崗區公安分局刑警趙金元、屠發強為逼取口供，對犯罪嫌疑人熊先祿施以種種肉刑，致使熊先祿因外傷、劇痛、失水、饑餓、緊張等過度劣性刺激而休克死亡。去年12月，貴州省高級人民法院作出終審判決，以故意殺人罪分別判處趙金元、屠發強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和無期徒刑。據稱，這是我國《刑法》自1979年實施以來判得最重的一起刑訊逼供案。[8]
血淚斑斑的案例說明：首先，采用這種手段的刑事偵查人員無能或者懶惰。他們除了刑訊逼供和暴力取證，不能取得或怠于取得其他充分確實的證明犯罪嫌疑人有罪的證據。其次，如果不是前者，必然是為了某種不可告人的目的有意加罪所謂的犯罪嫌疑人。再次，這兩種犯罪行為還未得到有效遏制。
司法人員借助刑訊獲取口供，具有的危害性不容低估。但它的危害性在那里呢？有以下幾點：1、模糊了有罪者和無罪者的外部差異,增加了偵查破案的難度。訊問犯罪嫌疑人是一個復雜的信息獲取過程,偵查人員不僅要注意語言信息的獲取,還要注意更為復雜的犯罪嫌疑人表情、語氣、語調等方面的變化,以探明案件的實際情況。在正常訊問中，有罪的人和無罪的人的外表通常是可以看出區別的，而一旦采用刑訊逼供,暴力和強烈痛楚將使所有被刑訊者無論是有罪還是無罪都會全身緊張,疼痛難忍,從而導致兩者之間界限的模糊,使偵查人員失去通過表情、語氣和語調來探明真偽的可能。對此,貝卡利亞也進行過細致的分析:“審查犯人是為了了解真相。真相有時會從部分人的面目表情中不期而然地流露出來,然而,如果說從一個平靜人的語氣、姿態和神色中很難覺察出真相的話,那么,一旦痛苦的痙攣改變了他的整個面目表情,真相就更難流露出來了。任何強暴的行為都混淆和抹殺了真假之間微小的客觀差別。[9]（P31）2、容易造成冤假錯案，使犯罪分子逍遙法外，這是刑訊逼供最接直的危害后果。刑訊是一種絕好的發明，它一方面可以使一個意志薄弱的無辜者被判有罪，另一方面也可以使一個意志堅強的有罪者被判無罪。的確，通過刑訊使拒不認罪的罪犯如實招供的雖然不少，但無辜者因肉刑摧殘而亂攀亂供，含冤受罰的也不乏其例。同時，刑訊逼供還容易導致被告人在審判中翻供。司法實踐中在一些主要以口供定案或以口供為線索獲取其他證據的案件中，被告人一旦以自己的口供是刑訊逼供的結果而翻供，整個案件的證明活動就有失敗的可能，這就使得檢察官和法官陷入進退兩難的尷尬境地。 3、刑訊逼供有違程序公正，使法律的天平發生傾斜。現代意義的司法公正不僅要通過結果實現，更要通過訴訟本身實現，即司法公正包括實體公正和程序公正。一個根據刑訊逼供而獲得的證據所作出的裁判結果，以違法治違法，即使結果符合客觀真實，但是，結果的正義是不能代替法律的公正的。刑訊逼供片面強調打擊犯罪，采用肉刑或變相肉刑，以追求辦案效率，必然忽視司法的文明，侵犯憲法保障的公民的基本人權。4、刑訊逼供會導致司法人員對正確行使司法權的漠視，使司法機關的形象和權威嚴重受損，使國家在廣大民眾的形象遭受損害。刑訊逼供及易使普通百姓對整個社會的司法是否公正產生懷疑，失去信心，甚至會產生一些逆反心理。這與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要求是背道而馳的，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建立是不相適應的。5、刑訊逼供使無罪者處于比有罪者更壞的境地。對此,貝卡利亞作過精辟的論述:“盡管二者都受到折磨,前者卻是進退維谷,他或者承認犯罪,接受懲罰,或者在屈受刑訊后,被宣布無罪。但罪犯的情況則對自己有利,當他強忍痛苦最終被無罪釋放時,他就把較重的刑罰變成較輕的刑罰,所以無辜者只有倒霉,罪犯則能占便宜。”[10]（P33）
三、遏制刑訊逼供的對策
（一）轉變觀念，切實消除刑訊逼供產生的思想根源。
歷史經驗表明，任何一項偉大的社會變革，都是伴隨著先進的思想和科學理論的，17世紀啟蒙思想家提出自由民主平等人權等觀念。開啟了歐洲資產階級革命的新紀元，19世紀馬克思主義的誕生。掀起了世界范圍的共產主義運動。鄧小平理論出現，進入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時期。由此可得到的經驗是：社會變革，思想先行。現在相當一部分司法人員中依然存在著有罪推定、權力至上的思想，存在刑訊逼供合理的落后思想。為此我們必須大量轉變思想觀念，在司法人員中進行一次新的思想啟蒙。告訴他們：現代社會的法制已經不是專政的產物，而是公民的保護神。這種認識是一種不可抵抗的歷史潮流，現代還存在有罪推定、權力至上、刑訊合理等觀念的人即將被社會拋棄。我們一定要進行宣傳教育，針對現實生活中存在的種種不合理的觀念，耐心解釋，以說服廣大干警樹立全面觀念，自動接受新思想，拋棄錯誤的觀念。
努力提高個人的法律意識。一方面它要求握有偵查權的偵查人員在辦案時努力正確把握以事實為依據的原則，堅持疑罪從無，刑疑從輕原則；另一方面，也希望犯罪嫌疑人能在法律許可的范圍內，最大限量的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不受侵害。這包括盡早的聘請律師，平時多留意相關法律法規等。
（二）加強相關法律制度建設
1、確立無罪推定原則。
無罪推定原則作為具有世界普遍法律文化現象，已經成為刑訴制度現代化和民主化的標志。刑訴制度的進步是我們追求并正在實現的目標，我們放棄這一標志，當然是不明智的，這樣只會使他人對我國的刑訴制度先進性的誤解。況且我國已于1998年10月5日簽署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所以無罪推定原則的確立勢在必行。現在已有學者建議將我國現行的刑事訴訟法第12條修改為：任何人未經人民法院依照法定程序判定有罪以前，均假定無罪的人。[11]（P109）
2、取消如實回答的義務，確立不被強迫自證其罪的規則，充分保障被追訴人的沉默權。
馬克思指出“中國法里面一定有苔杖，和中世紀刑律內容連在一起的訴訟形式一定是拷問”[12]（P178）西方國家中早在古希臘就允許辦案人員在審問奴隸時使用刑訊，羅馬法對此也有規定。然而到了19世紀初，資產階級等上了歷史舞臺，逐步從法律上消除了刑訊逼供。雖未能完全消滅，但是“不被強迫自證其罪原則”值得我們借鑒。這一規則源于英國的“任何人無義務控告自己”。在英國證據法里表述為“任何人沒有義務回答在法官看來，有可能使作證者陷入法官認為可能被控告或起訴，導致任何刑事指控，刑罰或刑事案件中沒收的任何問題”。[13]（P77）借鑒國外的經驗，在立法上取消“如實回答的義務”，對《刑事訴訟法》第93條進行修改，明確賦予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沉默的權利。并且，這種權利應當及于偵查、審判乃至被確定為犯罪后執行的所有階段。明確規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案件事實進行陳述，偵查人員、檢察人員和審判人員應當為犯罪嫌疑人進行陳述提供條件，同時確立不被強迫自證其罪的規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拒絕陳述的權利。辦案人員不能用刑訊的方法迫使其開口。在設計這一規則時，我們應鼓勵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陳述，自愿供述的應當在法律上規定減輕或免除處罰。但不得以保持沉默而從嚴論處。
3、立法規定偵押權分離。
偵押分離制度是許多國家通行的一項制度。由獨立于偵察機關的不同部門專門負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管押，以監督偵察機關的取證行為，保護和落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利。
在我國，犯罪嫌疑人一向是被羈押在直接負責偵查的公安部門的看守所，雖然偵查和和羈押是不同職能部門的職責，可是羈押管理權和偵查權同時隸屬于特定的公安機關。而且偵察機關能夠掌握運用的羈押時間較長，“偵查人員基本上可以根據偵查的需要隨時提審犯罪嫌疑人，審訊手段幾乎不受法律的限制。”[14]為了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各項權利有必要設立偵審分離制度。在立法上，將公安機關采取強制措施的權力作為純粹的刑事執行行為，刑事偵查統一由檢察機關行使。在此情況下，公安機關在辦理刑事案件中只有采取強制措施的權利而沒有偵查權，因而“無需”取證，刑訊逼供是多余的；而檢察機關直接行使偵查權，他們在公安機關管轄的看守所對犯罪嫌疑人偵查、取證，因受到公安機關的監督而“不能”刑訊逼供。刑事偵查權與強制措施執行權的分離，不僅可以避免刑訊逼供犯罪的發生，還有利于檢察機關和公安機關的相互配合和相互監督。將關押犯罪嫌疑人與提審分為兩個不同的部門，犯罪嫌疑人一旦從關押場所被提走，即開始全程錄音、錄像，在時間上不得有間斷。該錄音、錄像資料一式兩份，并交給犯罪嫌疑人一份留存。
4、確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完善證據制度。
要從根本上否定一種證據，最好的效果就是規定其無效。因此，要想制止刑訊逼供行為，最有效的辦法就是規定司法人員通過刑訊獲取的口供無效。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對《執行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61條明確了凡經查證屬于采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被告人供述，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應當說這是對《刑事訴訟法》第43條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補救性規定，但其規定過于粗疏，難以執行。司法人員在認定案件事實時仍然享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權，并且在實踐中一直強調在運用證據時要堅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為此，從立法的完整性考慮，建議在規定嚴禁采用刑訊逼供的同時，在訴訟法中明確規定采用刑訊逼供獲得證據不得作為證明指控罪名成立的證據使用。控辯雙方只需向法庭提交客觀性證據和證人線索。提供主觀性證據的當事人和證人必須出庭，在審判人員的主持下，由控辯雙方當庭詢問充分質證。法官在審理案件時，應當嚴格按照這一法定程序進行。對法庭外收集的主觀性證據，不論是被告人訊問筆錄還是證人的“書面證言”，一律不予采信。這一措施的采取，不僅可以杜絕刑訊逼供，而且還可杜絕刑事偵查人員對證人的暴力取證。
5、完善詢問制度。
賦予律師訊問被告人、詢問證人時的在場權，是彌補偵查監督體制漏洞最好的方法。偵察機關詢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時，首先要履行告之程序，告之其有請律師的權利；限制偵查人員詢問的時間，禁止夜間詢問；每次詢問必須有律師在場，如律師不在場，則所取得的口供視為非法證據予以排除；逐步采用錄音錄像等現代科技手段對審問過程進行監督與控制；規定違反這些程序性規定的強制后果。這些程序性規定不僅有利于遏制刑訊逼供，同時也有利于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刑訊逼供為由翻供予以制約。
（三）、加大司法投入，嚴格執法。
現代社會的特點是高新科技突飛猛進。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刑事犯罪也日益向智能型轉化，這種情況對偵查工作產生了直接沖擊。一方面增加了破案難度，另一方面犯罪分子反審訊的意識更強。如果仍用老一套的模式破案，則難適應新形勢的要求。為更好的解決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間的矛盾，增加司法投入，運用科技的力量來減少對口供的依賴性是唯一可行方法。在科技進步的同時，我們還必須注意培養一批批精通科技的偵查人員，使偵查機關在與犯罪分子作斗爭的過程中，在保證實體合法和程序公正的前提下，永遠立于不敗之地。因此增加對偵查的經濟投入，努力改善偵查設備，努力提高偵查人員素質，實現科技強警。
（四）、端正領導態度嚴禁部門保護主義
要遏制刑訊逼供，必須向部門保護主義宣戰，一旦發現刑訊逼供現象。決不姑息養奸，要依法辦事，要動真格的 ，要見血。各級領導在給司法辦案人員下達命令的時候，不要給他們施加太大的壓力，要體恤他們的艱辛，因為，每一個案件偵破的背后，都有著偵查人員的血和淚。
結語
上述立法和司法對策的采取，將有效杜絕刑訊逼供和暴力取證犯罪，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乃至無辜百姓的人身權利和民主權利得到保障。同時還可以督促偵查人員在客觀性證據的收集上加強學習，增長技能。擯棄那種在辦公室里偵破刑事案件的懶惰做法。不僅如此，《刑法》中刑訊逼供和暴力取證還有可能成為多余的罪名。
任何事物和想象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刑訊逼供亦是如此。遏制刑訊逼供，需要司法改革，更需要社會改革。在不具有激烈變革的情況下，司法改革注定是漸進的和不徹底的。如何不過分超前又不落后于現實，是一對難于把握的矛盾，也正因為如此，消滅刑訊逼供是需要我們共同努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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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意]貝卡利亞著，黃風譯.論犯罪與刑罰[M]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3.
[10] [意]貝卡利亞著，黃風譯.論犯罪與刑罰[M]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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