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震宇 譯 ]——(2007-8-21) / 已閱17328次
[英]埃利.貝克特 著
王震宇 譯
（本文譯自《英國國際法年刊》第28卷,1950年號,第420-423頁,牛津大學出版社1952年版。作者是英國著名國際法學者和律師。《關于承認的國際法——英國與美國的實踐》一書是陳體強先生的博士論文，乃這一領域的重要文獻。由于該書以英文寫成,未在國內出版,也無中譯本可讀,所以至今未見我國國際法學界有對該書的研究成果問世。今適逢先生誕辰90周年,特譯此文以志紀念。）
陳體強著：《關于承認的國際法——英國與美國的實踐》,L.C.格林 編,倫敦史蒂文森父子有限公 司,1951年版,共計460頁,定價四鎊四先令。
陳體強教授曾在布萊利教授指導下在牛津大學進行研究工作，但在這本書的寫作工作全部完成以前，陳教授便不得不返回他的祖國，去接任他在北京的大學教職。本書在出版社的后續工作由格林先生負責，他為本書補充了最新的資料（放在方括號里），保證了本書在出版時的時效性。
在書的序言部分，陳教授敘述了勞特派特教授的同一題材著作在其寫作工作順利進行時提前出版的經過。那時的他曾考慮過放棄，不繼續完成本書的寫作，但最后他還是決心把書寫完，由于他以為勞教授的書雖然“予人以啟迪且為該領域之基本著作”,不過他在該書結論部分所持論點同勞教授的論點并非完全地一致。余曾在《年刊》的1947年號上評論過勞特派特教授寫的那本同名著作，所以如若能將此二書的書評作一比較，那定會十分有趣。雖然從宏觀的研究方法以及該書的基調方面看，余以為陳著和勞著的論點之間并不存在如陳教授所說那么大的差別，但是對于陳教授能夠堅持完成該書的善舉，熱愛國際法的莘莘學子一定雀躍于斯。
若干年以前，那些從事國際法律實踐工作的人們常常有理由抱怨：國際法的著作往往只反映了著書人的個 人觀點——表現在一篇由若干國際法基本規則引申出來并富有邏輯性的論著里面——而沒有或者很少利用國際法實踐中的情況以及權威人士的意見去支持他們的論點，抑或是根本就顧不上那些與著者意見相左的國際法實踐和權威判例。然而，當我們審視一下如今在英國出版的那些國際法著作，就會發現這些作者已經在背離這種做法的道路上走出很遠去了。陳教授的著作里面到處都是針對有關國際法實踐和權威判例的腳注和援引，幾乎每一句話都有腳注，單是書中援引的司法判決的案名就列了整整八頁之多。即便要給本書挑毛病，或者此書真的沒有什么值得國際法學者和研究人員接受的地方，但由于該書涵蓋了有關承認問題的所有實踐和權威學說，所以仍然是有其價值的，著者為完成本書所付出的汗水一定令人難以想象。倘若本人要說此書的內容方面做有點過頭了，那或許是由于著者在引用某些國際實踐和權威判例有時顯得缺乏審慎的考慮。如若本書少一些引用，并能更好地保證書中所有的引證都是為著被證明的觀點而引用的話，那么讀者們一定會感到更加滿意。在某些場合——在某些引證的內容恰好是本人所了解的情況——至少可以這樣說，被援引的先例如果作它種解釋將顯得更為合理，并且這些先例實際上不能達到證明的目的。
這里有必要談談《國際公法案例報告年度摘要集》一類的著作，凡是對世界各地人們研究的任何的國際法問題都有影響力的司法判決，該書都加以關注，其作用無可替代。在過去，《案例年摘》（出版時間越靠后，包括更多的案情簡報）一般采用“一小段、一小段地援引判決書的原文”的引證方法，但這樣做有一個缺點，因為要充分了解相關案件的爭執點以及法官將要面對的雙方理由，就必須把引文放在所引材料的上下文中理解，才能體會出引文的真實含義。倘若采用了這種方法，有時所引用的學說似乎并不是引文的本意。更糟糕的情況是，所引觀點往往只是法官在判決書內作出的附帶意見，而同該判決的主要理由沒有絲毫關系。或許有人還會拿出其他一些理由，比方說國內法庭的法官并非執掌國際法的“理想人選”，再如，在他們面前有關國際法問題的法庭辯論活動——由于種種原因——很可能無法得到充分的開展。這樣一來，面對某個國內法庭法官的判決書中一段針對某一國際法問題作出的論述，其中到底包含有多大參考價值就必定應考慮許多方面的因素，而要想講清楚這許許多多的因素，僅僅引用幾句判決書的文字顯然是不夠的。并且，面對先例該如何取舍，還應估計到對某一問題做出判決的特定法院的立場。
為了證明上面的觀點，這里試舉一個不大不小的例子：陳教授的書中援引了英國區法院在“穆雷訴帕克斯”案中所下判決書中的某些文字（該案正文參見本刊1944年號的第219頁），但正是這些引文極可能讓讀者感到不知所措。因為被從判詞中摘錄下來以后，這些引文對英聯邦國家相互間關系的論點顯得完全和人們有關這些國家之間關系的常識相左。然而倘若通讀該案全部判詞，再結合法院所采的立場，那些引文的作用既非如著者所言那般地驚世駭俗，也非屬意義非凡。
布萊利教授在本書序言部分中復述了著者對于有關承認問題的國際法的基本觀點。
簡言之，陳教授在書中率先提出一個論點，即國際法學者分為兩大派別：一為實在法學派，該派論者認為，主權國家乃國際法上權利義務的根本來源。另一派為自然法學派，此派論者主張，主權國家處于一整套規定其應承受的權利義務的法規則支配之下。假設實在法學派論者面對有關國家的承認問題，可能或很自然地會去支持“構成”說，若換作自然法學派論者，他們便會去支持“宣告”說。而如果堅持“構成”說——陳教授認為——那么它在邏輯上便不能解釋為何國際法具有義務性的問題。此書開篇部分針對這些理論問題作的探討真堪稱雄辯，有時或可謂精彩。在書中，凡是與著者論點相左的學者均受到著者的批判，并且陳教授頗費心思地證明了，除非這些人接受他在持“構成”說時所必然導致的結論問題上的意見，不然就是邏輯上不通。在這些人里面，勞特派特教授便被指為犯了邏輯錯誤，理由在于，從所持的學術觀點上看，勞教授更像是一個自然法學派論者而非一個實在法學派論者，而且他絕對是國際法的義務屬性這一觀點的支持者，但是在其關于承認問題的著作中，他卻采納了“構成”說。在此吾等不欲去談陳教授的批評是否公平，因為愚見以為，整個承認的法律問題正是被“宣告”說和“構成”說這兩種學說弄得繁雜不堪，而解決之道唯有擯棄這兩種理論。同時，勞教授大作中相關的理論探討也是最令人感到乏味和缺乏價值的部分；另一個使承認問題變得繁復的地方就是那種把針對一國家、一政府的所作的承認和國家間建立及維持外交關系這兩者等同或混淆起來的做法。一國并無義務在作出承認后同受其承認的國家或政府保持外交關系，依現行國際法，此二者間關系應為——國家間相互保持外交關系的事實表明了一國及其政府受另一國之承認的意思。陳教授在書中有時將此二者明確區別，有時卻又等而視之。之所以這樣或許是由于他對美國的外交實踐及司法判決作了詳盡的考察，而美國又常常把與一國保持外交關系和對一國或其政府之承認這兩件事等同起來的緣故。正因如此，我們發現于美國任教的凱爾森教授正在主張將承認區分成兩類，一種叫做政治的承認，另一種叫做法律的承認。
愚以為，第三個使得承認問題復雜化的地方是，人們常常孤立地使用“承認”這個詞語，而未說明“承認”的客體是何者。評者在為勞教授的大作所寫的評論中曾斗膽提出了這一點，評者此刻仍舊要把這一意見獻給陳教授。倘若陳教授在行文時做如下地措辭：“A行為并非代表Y國承認X為Z國的合法的政府，只能看作是Y國承認X為Z國部分領土上事實的政府（或任何他類實體）”——而不是相反——“A行為并非代表Y國對X的承認”，那么該書的許多地方會變得更易于理解。因為通常情況下，大凡一國家針對國際社會中某一其他實體為一交涉行為，那么必定可以得出這樣的觀點：該國承認該實體為某事物。如果我們承認這一點，并且以一種肯定的方式去做假設（即該實體被承認為K），而非采用否定的方式（如該實體并未被承認為L），那么這一切就不會那么令人困惑；況且從表面上看，國家或政府也不會一邊進行對外交涉，一邊又去反對那種由于他們自己的所作所為而在邏輯上可以自然而然地推出的結論（而采用否定式的假設方法卻使得這些國家和政府看起來正在干著自相矛盾的事情）。為此評者意外且幸運地獲到了一件可供充實鄙人觀點的證據，在丘吉爾先生的多卷本近作《丘吉爾二戰回憶錄》中論及法國地方政府的場合，作者這樣寫到：“除非給‘承認’這個話題加上些許個‘限制性的字眼’（如，某實體被承認為何者或未被承認為何者），否則有關這個問題的討論對他而言將是毫無意義的。”
最后，人們事實上并非總在同一個意思上運用我們的法律語匯，這在承認問題上表現得尤為突出。在美國，“承認”這個詞語多用于表達“建立外交關系”的意思，所以當一項聲稱“美國對X國不予承認”的聲明會是實際上表達“美國確實承認X國，但并不準備同該國建交”的意思。
陳體強教授的大作涵蓋了有關承認問題的全體，該書分為七個部分：國家的承認、政府的承認、承認的法律效果、承認的型式、條件完備的承認、交戰團體和叛亂團體的承認、“不承認”主義。每部分由下分若干章節，共計三十二章，囊括有關承認問題各個方面的理論及國際實踐，資料豐富且詳盡。
本人對陳著所采用的研究方法連同其大部分觀點均深表贊同，惟獨對其在一些細節問題上的議論不能茍同，因為其中有些論點顯得那樣地令人費解——它們對那些極為簡單并且顯而易見的結論似乎毫不考慮。不過即使這樣，只有在作者過分地堅持他的那些理論觀點時才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人們可能更容易形成這樣一種觀念：任何人如果即將去位于北京的大學任教，那么面對有關政府承認的問題，他或許會采取一種極端的立場或心懷偏見。但陳教授決不是這樣：對于承認問題和相關的國際法問題，作者始終保持一種客觀、公正的態度；而且，在論及‘不承認主義’問題（如涉及某些違反國際法的行為）時，作者的立場也是合乎理性或中立的。
在有關承認問題的國際實踐上，各國做法不同，任何人都難以協調統一。即便對象是一個國家，其在實際行動上和對外宣傳的口徑上也的確不能保證天衣無縫。如果實在要在承認問題的理論和實踐之間找一個平衡點，那么只能說是——正如布萊利教授在其為本書所寫的序言里談到的那樣——傾向于支持陳著中所持的基本論點，國際法也只有沿著這個大方向發展才會有現實意義。
從另一個角度上看，正如一些國際法學者所言——他們對此當然有權發言——倘若那些執掌國家大政外交權柄的人們在面對有關承認的問題時多從國際法規范的角度去考慮和決策，且行動方式上較為保持一致，那么一旦遇到尤為棘手的事件，即使不按照國際法的常規去行事，政府也必定不會受到這些學者的苛責。比方目前世界上有過半數國家持“中國國民黨政府為中國之事實上的政府”的態度，如果說此態度似乎有違國際法規范和常理，那么我們應當謹記，這類觀點或許來源于國際法的另一個缺陷，即《聯合國憲章》里并未明文規定“一個被聯合國有關機構認定犯有侵略罪行的國家在該組織中的投票資格應當自動地被中止”，而且有關國家對他們所享有的否決權的行使也妨礙了《憲章》的中止條款的實際執行。再比方——以西班牙內戰這個歷來爭論不休的話題為例——表面上各相關國家政府均未按照有關承認問題的國際法和國際實踐所認可的方式去行動（即承認敵對雙方的相互間為交戰狀態），這些國家之所以采取“不干涉政策”是處于政治原因；同時，即便這項政策最終沒有實現原定目標，甚至留下了一大堆法律上的疑問，可是我們仍然應當記住一個事實：如果政府更多地從國際法的角度去對待有關承認的問題和采取行動，那么他們就不會過多地聽到來自學界的指責聲。
（譯者系江西大學法律系2007級國際法專業研究生,電子信箱：animalfarmer@sina.com,歡迎批評指正,如果有意轉載，務請保留著、譯者姓名，以示對他人勞動的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