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勝 ]——(2002-2-20) / 已閱27076次
本案中學校應否承擔侵權責任
——對一起在校學生人格權糾紛案件的評析
—— 唐 勝 劉海濤 ——
［內容提要］教師以檢查為名對女學生實施猥褻行為，其行為因與該教師的職務具有內在關聯，故應認定學校以積極的方式侵權。此外，從不作為侵權的角度來看，同時學校也因其怠于履行其對學生的法定保護義務而構成侵權，故應承擔侵權責任。
［關鍵詞］執行職務行為 法定保護義務 過錯推定
［案情］B原系某初級中學（以下簡稱C校）121班班主任老師，A亦在該班就讀。2000年12月29日中午午休時，B發現A與校外男青年交往，即以此為由將A帶到校教師辦公室欲進行教育，后見校辦公室有人，又以不方便為由將A帶到自己在學校的住房內進行教育。在教育過程中，B問及A是否有“越軌行為”（即指與他人發生性關系），A否認后，B即要求對A的身體進行檢查，A因不愿接受檢查而哭泣，B遂以該校曾發生過的劉X未婚先孕事件為例①對其進行“開導”。后A微微撩開上衣，B即上前對A的胸部進行了撫摸。A回到教室后，趴在桌上長時間哭泣，在同學的追問下才將事情經過講出。
事發后，A即退學，B被給予行政記大過處分，后調往偏遠鄉鎮任教。A被猥褻的事實亦已為當地部分群眾知悉。2001年3月19日，A的法定代理人以B、C校為共同被告，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判令兩被告向A賠禮道歉并賠償精神損失撫慰金2萬元。在訴訟過程中，B當庭向原告方表達了其歉意。而C校以“B的行為超越職權，不能認定為執行職務行為”為由拒絕賠償。C校并提交了其1999年以來部分文件、會議記錄，意圖證明其多次在下屬教師中開展了師德教育，因而對損害的發生沒有過錯。
［審理］法院審理后認為，被告B作為人民教師，理應為人師長，忠實履行好職責。但其違背社會公共道德，以檢查為名，對原告身體隱私部位進行猥褻，該行為致使原告因其人格尊嚴的圓滿狀態遭受損害而感受到巨大精神痛苦。且原告被他人猥褻的事實被眾人知悉后，亦造成社會對其評價降低。對上述損害后果，被告B應承擔損害賠償責任。但被告B的行為系基于個人私欲而實施，不能認定為被告C校的職權行為，故原告要求被告C校承擔賠償責任的訴訟請求沒有法律依據。在審理過程中，被告B已就其侵權行為對原告造成 損害向原告方表示了道歉，應視為被告B已經向原告實際承擔了其賠禮道歉的責任。此外，精神損害的賠償數額應依照侵權人的過錯、侵權的手段、后果及侵權人的經濟能力等確定。綜上，法院遂作出判決：1、由被告B賠償原告A精神損害撫慰金5000元；2、駁回原告A要求被告C校承擔賠償責任的訴訟請求。
判決后，各當事人均未提出上訴。
［對本案判決的檢討］
誠如梁慧星先生所言，“現代社會，人格被視為人的最高價值，人格利益被視為人的最高利益，人格之尊重為現代人格運動的目標和基本觀念”，因而，“二戰以后民法發展的一個重要方面，即是強化對人格權的保護”。②本案判決雖囿于現行法律規定，而對原告的權益以“人格尊嚴”這樣一個上位概念所界定，但其實指卻是原告基于其性純潔的圓滿狀態和不受侵犯所享有的權益。③就這一意義而言，本案判決所體現出的對公民人格權外延的拓展，無疑順應了民法發展的潮流，在我國的司法實務中亦極具開拓性。但本案中被告C校所扮演的角色其實同樣頗值關注，顯然，法院 回避了C校對在校學生的法定保護義務，并將被告B的行為認定為個人行為，進而判決駁回了原告A要求C校承擔責任的主張。在筆者看來，正是這一判斷的錯誤，導致了本案諸多遺憾之處。
一、學校應當承擔侵權責任的兩種思考進路
為了解決具體案件，我們首先必須獲得作為裁判大前提的既定法規范。本案中原告針對被告C校的主張可以概括為“C校應當承擔侵權責任”，④故而我們“找法”的活動應當限定在侵權法領域。由于侵權行為法的歸責原則即是具體侵權行為規范的統帥和靈魂，又是侵權行為法規范適用的一般準則，因而對這一問題的判斷首先應當從侵權行為法歸責原則適用問題著手。顯然，本案應當排除出公平責任原則和無過錯責任原則的適用⑤，而只能依照過錯責任原則（包含過錯推定原則）歸責。而關于過錯責任歸責的一般規定，可見于《民法通則》第106條第2款：“公民、法人由于過錯侵害國家的、集體的財產，侵害他人財產、人身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本案中損害結果的發生系由教師B所直接實施的行為導致，因而C校在兩種情形下可能構成民法學意義上的過錯：1、教師B的行為依法歸屬于C校，故可認為C校以作為的方式侵權；2、C校違反其法定的作為義務而構成不作為方式的侵權。由此，我們對于本案的思考遂得以從以下兩條進路出發：
1、教師B的行為系執行職務行為
C校作為事業單位法人，其所屬工作人員執行職務中致人損害所導致的責任，可定義為法人工作人員致害責任。⑥通常認為，該種責任的構成要件有如下4個：（1）法人的工作人員須有執行職務行為，且該行為違反法律或悖與公序良俗；（2）法人的工作人員的行為造成了客觀的損害后果發生；（3）法人的工作人員的行為須與損害事實有侵權法上的因果關系；（4）法人及其工作人員主觀上須有過錯。應當注意的是，其中法人的主觀過錯要件系指法人本身的過錯，而非其工作人員有過錯即已足，且法人的過錯通常說應以過錯推定原則歸責。即損害事實發生便可依此推定法人主觀上具有過錯，法人亦可舉證證明自己無過錯而免責。
于本案而言，B教師作為C校所聘任的教師，其所實施的對A的猥褻行為明顯違反法律規定，且有悖于公共秩序和公共道德，該行為直接導致了原告A的人格權受到侵害的后果發生，并且，教師B的行為是以行使其班主任老師的職權名義實施的，那么，教師B的行為是否系執行職務行為呢？
當然，就本案的分析可知，C校對于B教師的行為并無積極的指示，而B教師實施猥褻行為顯然是出于其滿足個人私欲的動機。但是，B教師實施其猥褻行為，利用了其作為班主任老師這一職務所提供的便利和機會，且自始至終均是以執行職務的名義實施。于是，就B教師的這一借用職務機會的行為是否應歸為侵權法上的“執行職務行為”而言，其關鍵即系于該行為是否與B教師的職務具有內在關聯，筆者認為，對此可從以下三個方面分述之：（1）B教師所實施的行為發生對學生在校期間，其地點在B教師在學校的住房內。應當認識到，上述時間、地點均屬教師職權延伸的時間、空間范圍。且該猥褻行為是B教師在對A進行所謂“教育”的過程中實施的。顯然，B教師充分利用了其執行職務所形成的便利機會，并且該種機會的利用對于猥褻行為的順利實施至關重要。（2）A作為未成年人，其班主任老師有義務對A的身心健康施以必要的督促，引導和管理教育。就這一意義而言，A作為學生，其個人私事乃至一定的行為自由均在某種程度上從屬于教師職權的支配。學生在通常情形下對其老師均具有信任意識和心理上的依賴感，并且此種信任意識和心理上的依賴感亦是基于教師教育管理學生的需要而產生并在其中不斷被強化。此外，學生往往不敢違背老師的指旨，擔心會因此遭致不利后果。我們可以看到，這種對老師的畏懼、服從意識在本案中體現得至為明顯⑦。不能想象，如果一個陌生人對A實施此種猥褻行為，A會表現得如此馴從和軟弱。因此可以說，B教師所實施的猥褻行為與其教師職權具有極為緊密的關聯。（3）反對將B教師的猥褻行為認定為執行職務行為者，一個重要的理由即在于：B的行為超越職責，且該點為A所明知。當然，僅就B的主觀認識或者就一般人的通常觀念而言，教師是無權對女學生實施身體檢查的。但由此即推廣到A亦明知，則未免有些武斷。我們認為一個醫生對異性病人實施檢查是正當的，但一名教師對異性學生實施身體檢查為何不那么正當呢？這中間的實質性差別恐怕成年人亦難以清楚地闡明。那么依學生A的生活經驗自然更加難以區別⑧。在B實施猥褻行為時，A感到了屈辱，感到自己的權益被侵害。但這種侵害是否有正當理由，在A卻未必知曉。可以說，正是在這樣的心理狀態下，綜合前述兩點原因，A才表現出一定程度的順從，這也使得B的行為得以順利實施。
因此，筆者認為，B教師的行為系借用了其職務提供的機會，且與其職務具有內在的關聯。因而應認定為執行 職務的行為。當然，如前文所述，即便是執行職務行為，也并不必然導致C校承擔侵權責任的法律后果。這其中還應當有一個重要的要件，就是C校在選任、管理、監督工作人員上須得具有過錯。C校如能證明其無過錯即得免責。
二、C校違反了其對學生的法定保護義務
這樣一個論斷必然有一個預設的前提即：C校對學生具有法定的保護義務。關于學校與未成年學生之間的法律關系，可謂眾說紛紜。有“教育合同關系”說，有“準行政關系說”，也有持“監護責任轉移”說的。在這一片法律的空白地帶擇取任何一種學說并據以裁判，在現行司法觀念下均顯得可疑。但應當說，學校對未成年學生應負保護義務卻已得到立法的明確承認。我國《未成年人保護法》、《教育法》、《義務教育法實法細則》等法律中、法規中均有所規范，⑨作為民法司法解釋，最高人民法院亦在《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中規定：“在幼兒園、學校生活學習的無民事行為能力人……受到傷害或者給他人造成損害，單位有過錯的，可以責令這些單位適當給予賠償”。⑩由此可見，C校對與在校學生人身安全有法定的保護義務，怠于履行該法定義務即應當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
法人是不同于自然人的社會組織，其意志的形成和表達、行為的履行均賴于相應的工作人員。我們通常認為，學校對未成年在校學生的照料、保護是通過其所屬工作人員即教師的行為而履行的，這其中學生的班主任老師無疑承擔著最為重要的責任，在本案中即為教師B。本案中我們可以看到，教師B直接地實施了猥褻學生A的行為，當然就談不上其會同時以班主任老師的身份盡到對學生的保護義務。事實上，在A面臨權益遭受侵犯的危難時刻，她脫離了監護人的保護范圍，卻因為C校的不作為而陷入了孤立無助的境地。可見，從怠于履行作為義務的進路而言，C校具有明顯的過錯，并且這種過錯與損害結果間具有直接的因果關系。
需要補充說明的是，正如前文所述，要求一名14周歲的女學生對“老師有沒有權力檢查我的身體”這一問題有明晰的認識，這至少在目前還顯得苛刻。⑾可以說，學生A在這一領域內的認識能力類同于無民事行為能力人。這一點，亦足以為前述最高法院司法解釋在本案的運用提供充分的論據。
三、對C校過錯的分析及利益衡量
由上文可知，C校怠于履行其法定保護義務的過錯幾乎是顯而易見的，故而本文亦不再贅述。但回到前述第一條進路，C校在其對B教師的選任、監督、管理上是否存有過錯，則不免令人躊躇。訴訟過程中C校亦提交了其1999年以來的部分文件、會議記錄，意圖證明其多次在下屬教師中開展了師德教育。這似乎足以構筑起C校得以免責的堤壩。但在筆者看來，這并不能證明C校已盡職盡責地履行了其義務。從事前防范的角度看，預防機制的構建不能僅著眼于對被監督對象思想道德素質的提高，一些具體制度的規制比之單純地依賴工作人員的內心約束更為有效，也更為必要。筆者注意到，針對近幾年來教育部門中多次發生的教師猥褻、奸淫女學生事件，C校亦制訂了如下紀律：男教師找女學生談話要有第三者在場并不得關門，否則將給予行政紀律處分；教師不得在自己的住房內找學生單獨談話。但上述制度在C校卻流于形式，成為徒具字面意義的規定。本案中，教師B極其自然地把A叫到自己的住房內，在無第三者在場的情形下對A單獨地進行所謂“教育”，整個談話過程中卻并沒有人就B教師這種違反紀律的行為提出異議，甚至A、B亦覺得并無不妥。因而，我們姑且不論C校在選任教師上的過錯，單從制度約束的意義上看，C校亦可被認為存有無法推卸的過錯。
所謂過錯，是指行為人未盡自己應盡和能盡的注意而違反義務，因而為法律所不容認的行為意志狀態。它有兩個基本的要求即：符合過錯責任原則的基本精神且具有實踐中的可操作性。⑿行文至此，筆者意識到，自己對本案例的思考其實是一開始就設立了一個判斷并以之為前提，繼而通過在這一前提下的找法活動為C校設定了“C校應當制訂和嚴格執行一些具體的制度來防止類似事件發生”這樣一個謹慎義務。當然這種找法行動符合侵權行為法遏制和補償的功能性追求。但是否存有偏見呢？也許對C校上述義務的理解是對其過于苛嚴的要求？
對裁判結果的檢討于是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了利益的衡量，因為“法是為解決社會現象中發生的訟爭而作出的基準，成為其對象的訟爭無論何種意義上都是利益的對立和沖突。”⒀本案中C校較之學生A無疑居于強勢地位，但這種強勢地位并不必然能推導出C校就應負上過多的謹慎義務。但是我們應當看到，C校基于其強勢地位，可以采取更多的手段，更有效地措施來積極預防類似不該發生的事件的發生。正如王衛國先生所言：“從侵權行為法的未來發展來看，刺激預防是法律控制的一個重要目標”。C校在預防能力和預防機會上的優勢地位是顯而易見的。它作出并執行“男教師找女學生談話時需有第三者在場”之類的規定，并無負面影響，卻能有效地減少類似事件的發生。況且，C校還能夠通過將上述規定在學生中的宣傳、教育，來賦予A這樣的學生自我保護意識和抵制侵權行為的能力——故而在筆者看來，對C校設定謹慎的注意和保護的義務不但是可行的，更有其必要性。
當然，從個案的意義上看，審判機關的判決實現了侵權行為法對A的補償功能，就此點而言，似乎并不能說是有違公正。但法治其實也是“規則之治”。某種程度上，司法其實不僅在于解決糾紛，更通過其裁判確立或強調成為諸多規則。筆者遺憾地看到，該案判決實際上免除了C校在管理、預防上的應盡義務。這樣一條規則的確立或許將使得教育部門在對學生的保護、在對教師的管理上采取更為冷漠的態度。這殊為遺憾。在本案審理過程中，我國江西省某校發生了一起驚天爆炸，死傷學生數十人。而在本文寫作的過程中，南京市某幼兒園也燃起了洶洶火焰，十三條幼小的生命因此離開人間。作為一名法律職業者，我們必會對無辜者和他們的母親、親人寄予深切的同情。但在同情之外，法律似乎還應當作得更多。
（作者單位：邵東縣人民法院）
注①：該校2000年上半年曾有一名女生劉X被發現未婚先孕，事件在當地引起較大風波并對C校聲譽產生負面影響。
注②：梁慧星《民法總論》法律出版社出版，第106頁。
注③：楊立新將這種利益定義為“貞操權”。見《侵權法論》（下） 楊立新著，吉林人民出版社，第787—792頁。
注④：由于本案原告所主張的是精神性損害賠償請求權，故而可以排除違約責任折適用。
注⑤：公平責任原則應當適用于當事人對損害的發生均無過錯的情形，無過錯責任原則依照《民法通則》第106條第3款之規定，應當限定于法律有明文規定的情形。
注⑥：關于法人工作人員致害責任的概念、構成要件、歸責原則，可參考《侵權行為法》 王利明、楊立新，法律出版社 第253—258頁，《侵權法論》楊立新 吉林人民出版社 第390—401頁，《民法學》彭萬林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第658—659頁。
注⑦：上述現象是否應當在本文中筆者不予置評，但作為一種普遍的存在自應得到我們法律人的矚目。
注⑧：我們可以看到在B提出檢查的要求后，A首先是本能地產生抵拒情緒，然而，在B的“教育”下，及至后來“微微撩開上衣”。
注⑨：見《教育法》第二十九條、第四十九條、第八十一條、《義務教育法實施細則》第二十二條、《未成年人保護法》第十六、十七條。
注⑩：見該解釋第160條，值得注意的是，該條款中的“無民事行為能力人”應當擴張的解釋為“無民事行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
注⑾：或許通過一定努力，這樣一種狀況會在未來得到改善，但這種努力應當由誰作出呢？
注⑿：參見《過錯責任原則——第三次勃興》王衛國著，中國法制出版社2001年出版 第250—253頁。
注⒀：參見《民法解釋學》修訂版 梁慧星著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出版 第30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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