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任玉林 ]——(2007-5-7) / 已閱35558次
（一）數量多，有泛濫之勢，有的造成了嚴重后果。訴訟中的假醫療費收據、假交通費票據、假債務證據、假遺囑，甚至假鑒定、假公證都不時出現。據統計，在當前民、行、刑三大類案件中，偽證占有25%的比例[14]。以至于何家弘等教授呼吁司法領域也急需“打假”。在現實中，有相當一部分偽證行為造成了嚴重后果，如江蘇省江都市一企業的副廠長譚某，為了達到攫取他人賠款的目的，竟然偽造虛假合同、賠償協議書、收條等證據，指使他人狀告自己，后又指使員工作虛假證言，結果導致兩級法院四次錯誤裁判[15]。
（二）作偽手段花樣翻新，相當高明。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現代化的技術被作偽者利用，且出現了專門的職業 “偽證專家”及集團，如制販假證書等團伙，從而使一些偽證的仿真度極高，達到了以假亂真的程度。
（三）民事、行政案件中的偽證遠遠多于刑事案件中的偽證。民事、行政案件數量本身就多于刑事案件幾倍[16]，法律規定及實際處罰也輕重不同，因此在整體上就呈現出數量上的極大反差。特別是民事訴訟受到偽證的干擾最大，因此有人說“偽證，讓民事訴訟好不尷尬”，也有人說“面對偽證，民事訴訟一聲嘆息”。
（四）新型證據如電子證據中偽證多。現代人的工作生活越來越離不開電子數據，而記錄人們活動情況的網絡資料、E-mail、手機短信、電腦合成資料、數碼照相等電子數據在訴訟中就成為證據。由于這些證據本身易做手腳，且不易被質證出來，因而偽證比例較高。例如網上的電子證據網頁及E-mail等很容易被篡改或偽造，在技術上不能排除他人偽造并傳輸的可能性。光盤等數字化證據“屬性”中載明的時間具有易修改、易復制等特性而不具確定性、唯一性。手機短信也有易修改、易編輯的特性。手機接收信息的功能和信號都在SIM卡中，也就是說，是SIM卡收發信息，手機只起著媒介、載體的作用，收件人完全可以在可編輯且修改后無痕跡的手機中對收到的短信進行修改，再將卡裝入不具有此項功能的手機中，因而掩蓋了短信被修改的事實。同時短信服務或運營商雖然具有記錄短信內容的能力,但通常只記錄短信的收發時間及手機號碼，對其內容一般并不記錄。這些技術特性都為作偽者提供了良機和方便，而大多數人包括法官都因不熟悉電子技術而很難識偽，我國又無相應的鑒定制度，從而使電子偽證等新型偽證大行其道。
（五）中介機構大肆提供偽證。由于種種原因，我國的中介機構管理比較混亂，受利益驅動鉆法律空子，大肆提供偽證，如會計師事務所的假物價評估、公證機關的假公證等。特別是個別法醫鑒定機構，竟然到了只要有人出錢，想要輕傷就鑒定輕傷，想要重傷就鑒定重傷，想要幾級傷殘就鑒定幾級傷殘，想要精神病就鑒定精神病的程度。以致同一傷情有數個不同或相反的鑒定結論，弄得法官無所適從，難辯真偽。
（六）集體偽證案件多發。近年來，集體作偽證的事件多發頻發，從而把偽證問題推到了一個新的嚴重程度。如山東省臨沐縣政府機關集體作偽證，社會影響十分惡劣。重慶合川市某重點中學數十名學生自覺為同學作偽證，令人震驚[17]。各種安全事故案件中的集體偽證，更是屢見不鮮。
（七）“偽訴訟”案件頻發，全案偽證。用假證據提起訴訟，從而達到逃避債務、轉移財產、侵占財產、規避法律等非法目的的“偽訴訟”（如為規避計劃生育政策而提起的假離婚訴訟，為逃稅而提起的假債務訴訟等）多發，也是近年來的一個新問題，加重了法官識偽的負擔和責任。
六、鑒別偽證的方法或藝術
在古今中外的訴訟活動中，偽證都是普遍存在的，識別偽證一直是司法官員的基本職能之一。我國古代就很重視偽證鑒別，名著《洗冤錄》、《清明集》、《折獄龜鑒》、《棠陰比事》、《疑獄集》中均有大量鑒別偽證的案例和方法的記載，歷史公案戲中最精彩的部分，也大多是對偽證的辨別，很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法官要正確審理案件，就要直面偽證的挑戰和考驗，同偽證作不懈斗爭。因此法官要煉就一雙火眼金睛，讓偽證現出原形，使對偽證的鑒別成為一種專門的審判藝術。
一般來說，可以通過對方當事人提出的異議和證據、法官的合理懷疑、案外人的舉報等途徑發現“疑似偽證”。而后就可以用教科書上講的鑒別法、比對法、印證法、驗證法、鑒定法、辨認法、對質法、質證法等方法進行審查[18]。據筆者多年的實際工作經驗，用如下幾種方法進行偽證鑒別很有效果：
（一）審查疑證的來源渠道。從提供證據的人或證人與各方當事人的人身關系、財產關系和其他利害關系，證據的形成原因、發現證據的客觀環境、收集方式、原始出處等源頭上入手審查。如筆者辦理的一件人身損害賠償糾紛案中，被告的同學當庭作證說打架時他路過現場，親眼看見被告沒有打原告，反而是原告在打被告。經查證人系在校學生，打架發生的時間段內，正在學校補課，有班主任及其他同學的證明和簽到簿為反證證明。證人的證言顯系偽證，在鐵的事實面前只得承認是原告找他作證，礙于情面就說了假話。
（二）審查疑證的形式。證據總是通過一定的物質形式表現出來的，對疑證首先要審查其載體的表面狀況。如書證要看是否經過涂改，如有涂改，要看是否加蓋涂改人（單位）的校對章或按有指紋，否則其真實性就值得懷疑，可以要求舉證人做出解釋說明。其次，要審查是否為原始載體。書證是否為原件，物證是否為原物，如為復印件、副本、節錄本、照片或復制品，必須要有關單位和個人的簽章、簽字，以證明其真實性，或直接核對原件、原物。計算機數據或錄音、錄像等視聽資料，要看要其載體是否為原始制作。再次，數據電文還要看其生成、儲存、傳遞、保持內容完整性、鑒別發件人的方法有無可靠性。
（三）全面審查證據。某一案件事實的發生，往往不限于單一的證據證明，而是由多種證據相互印證證明的。如果疑證與其他證據相互印證，則可排除偽證嫌疑；如與其他證據無從印證，甚至相互矛盾，則極可能是偽證。如筆者辦理的一件傷害案中，原告提交的醫療費收據從形式上看沒有問題，但數額與處方上記載的相差很大，由于處方是醫院考察醫生業績和發獎金的主要依據，處方上記載的數額一般是真實的，原告對此矛盾無法解釋，不得不承認醫療費收據是事后為打官司而虛開的。在另一案中，原告提交的診斷證明中證明原告治療的是外傷，但病歷記載治療的卻是肝炎，由于病歷是病情的最原始記錄，證明力相對較大，因此診斷證明無疑是偽證。
（四）加大質證力度，重點運用對質等方法。讓雙方當事人互相質證，讓相關人員當堂對質，是中國古代司法的經典方式，是非常有效而經濟的識偽方法。因為當事人熟悉案情，深知證據的利害關系，對證據的真偽也最敏感，充分的質證可以讓法官鑒別出偽證。
（五）借助高科技手段鑒別疑證。在遙遠的古代，沒有相應的科學技術，古人只能借助“神誓法”、“神判法”來鑒別疑證。而今先進的科學技術是識別偽證的有力武器，很多高科技已運用于司法領域，對疑證可以用科學技術進行鑒定，以辨別其真偽。如微量鑒定，牙痕鑒定，聲紋、皮紋（指紋、掌紋、唇紋、額紋、鼻紋、耳輪紋、膝蓋紋）鑒定[19]，DNA鑒定，測謊鑒定，聲像資料鑒定及腦指紋鑒定[20]等。科學證據時代已經來臨，美中不足的是費用較高，制約了其廣泛應用。
（六）運用邏輯推理和日常生活經驗判斷疑證。邏輯是研究人類思維的結構及其規律的科學。日常生活經驗是人類世世代代積累的、跨越每一個生命長度的知識，存在于現實生活里，而不在法律規范中。“適法性”是判決正當性的前提，但不排除日常生活經驗在訴訟中的認證作用，對此司法解釋也有規定[21]。中外歷史上都有法官及律師嫻熟地運用生活常識，體察世態人心，識別偽證的記載。這方面的著名案例，當數林肯對“月光證人”福爾遜偽證的質疑，中國法制史上也一度存在過“五聽”制度，“茶水浸契造成的表里一色與歲月流逝造成的契紙外黃內白的不同”，更是我國古代法官用日常生活經驗識別偽證的慧眼獨具[22]。法官如果能熟練地掌握邏輯和日常生活經驗，用之去發現當事人用證據證明過程中的邏輯錯誤及違背生活理性的地方，往往可以達到識別偽證的效果。如筆者辦理的一件醫療事故賠償糾紛案中，原告提交的就醫車票數額較大，審查時發現：這些車票從票號上看系從不同的三本票上撕得，既是從同一本票上撕得的兩張，票號也不連續，有違司機撕票常規，故該車票系偽證，原告對此無法解釋，只得承認車票是從不同的人手中要來的。審判實踐中，有的法官對日常生活經驗的認證作用重視不夠，實在是對司法資源的巨大浪費。
（七）對疑證進行系統專門的反調查。偽證的認定需要證據證實，也需要形成證據鏈。而要取得這些反偽證據，就得進行系統專門的反調查。如筆者辦理的一件繼承糾紛案中，一方當事人提交的一份經過公證的遺囑，另一方當事人認為是在被繼承人死亡后偽造的。經調查，幾乎在被繼承人死亡的同時，該村剛好有一個孩子出生，通過這個孩子母親的證言及孩子的出生證明，準確無誤地確定了被繼承人的死亡時間，從而確定了遺囑的書寫時間確實是在被繼承人死亡之后，提供遺囑的一方當事人在無懈可擊的反調查證據鏈面前，不得不承認遺囑是事后偽造的。
七、遏制偽證的對策
中國古代歷朝律令均重視對偽證的懲治，如《唐律》規定證人沒有如實作證，以致根據其證言定案，造成罪有出入的，按所出入之罪減二等處罰。在樹立現代法治理念的今天，更應該綜合運用各種手段，對偽證這顆寄生在司法審判之上的毒瘤主動出擊，決不能讓其得逞，否則司法審判的公正性便成為空話。
（一）提高思想認識。要把偽證的危害性和同偽證作斗爭的重要性提升到建設和諧社會和實現公正與效率主題以及樹立正確的法治理念的高度來認識。
（二）修正法律，完善制度。這方面要做的工作很多，目前應主要做好如下幾個方面：
1. 將偽證罪的適用范圍擴大到民、行訴訟，并按情節輕重提高相應的刑期。在刑法中增設民事、行政偽證罪，對民、行訴訟中情節嚴重的偽證行為追究刑事責任，當然，民事、行政偽證罪的構成要件和處罰幅度應當與刑事偽證罪有所區別。同時按情節輕重提高相應的刑期，筆者認為應將偽證罪按重罪對待，以五年以上為刑期起點，最大限度地發揮刑罰的作用。此外還要全面協調刑法、三大訴訟法對偽證行為的規定，形成系統的偽證懲罰規則體系。
2. 提高罰款額度并在偽證罪中適用罰金。借鑒《治安管理處罰法》的成功做法，按情節輕重設計不同的罰款罰金額度，在整體上加大經濟制裁力度，提高偽證行為人的違法犯罪成本。學者建議的罰款額度為：一般情況下，對單位處以1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罰款，對直接責任人處1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罰款；對個人處1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罰款；當事人違犯真實訴訟義務的，處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罰款[23]，經宣誓的當事人作虛偽陳述的，處以50000元以下的罰款[24]。筆者認為除對單位罰款的上限太低外，其余基本可以采納。
3. 完善法院內部的偽證調查制裁專門機制。一是在法院內部規定涉及偽證的案件必須向分管院長匯報，若發現法官參與作偽證的，從重處罰；對法官應作為而不作為，審查證據不力導致錯判的，追究相應責任，防止法官對偽證不重視、不匯報、不打擊，為偽證者開綠燈的現象，使對偽證的打擊成為法官的份內職責。二是將偽證制裁從個案審判中分離出來，建立偽證確認制度，在法院設立偽證調查制裁的專門機構，在案件審結、裁判文書生效后，對當事人提出有偽證嫌疑、主審法官認為有疑點而不予采信的證據進行調查處理，并從速對生效法律文書中能夠認定的偽證進行制裁。三是建議在司法統計報表中增設專門的偽證情況統計項目，以便最高法院掌握全局，在制定相關司法解釋時參考。
4. 完善證人制度。在我國是否建立證人宣誓制度，有較大的爭議，一時半會也不會有結論，要建立也是將來的事情。眼下的應急辦法是在民、行審判中推廣最高法院在刑事審判中確立的證人具結制度[25]，對具結后仍作偽證的證人從重處罰，同時完善證人保護、出庭作證補償等制度，以遏制證人作偽證這一高發頻發的偽證現象。
（三）用足用好現有法律，加大打擊力度。
1. 在訴訟內，將偽證與裁判結果掛鉤，對偽證不予認定，在沒有其他相應證據的情況下，推定“偽證事實”的相反面為真實事實，讓作偽證的當事人承擔相應的不利訴訟后果。
2. 在訴訟外，不放過任何一個偽證行為，按輕、中、重三種情形分別專門處理。對情節輕微的偽證行為,適用訓誡、責令具結悔過兩種制裁形式。對情節較重的偽證行為，適用罰款、拘留的制裁措施。對情節嚴重的偽證行為，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對鑒定人故意作虛假鑒定的，還可依照《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司法鑒定管理問題的決定》第十三條的規定，建議司法行政部門給予停止從事司法鑒定業務三個月以上一年以下或撤銷登記的處罰。對偽證行人不論是誰都要嚴厲打擊，決不能心慈手軟，遷就姑息。中國名人劉曉慶因作偽證被北京市西城區法院罰款1000元，美國著名說唱搖滾歌星莉兒金(Lil' Kim)因作偽證被紐約重案法庭判處1年零1天監禁并處以50000美元的罰款[26]，美國前總統克林頓也曾因涉嫌作偽證而險遭彈劾，為我們提供了很好的范例。
3. 不僅要制裁，而且要賠償——讓偽證行為人承擔民事責任。即使法律沒有明確規定，按現行法律及侵權法理論，對偽證行為受害人提起的民事訴訟或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法院也應當受理并做出裁判，讓偽證行為人承擔輕則賠禮道歉、恢復名譽，重則賠償損失的民事責任。如果損害后果是二人以上的偽證者或偽證者與賄買人、脅迫人共同造成的，則所有侵權行為人應當共同承擔連帶責任。當然，最好還是在修改有關法律時對此做出明確規定。
（四）加強隊伍建設，提高法官的識偽能力。高素質的法官是解決偽證問題的關鍵，應加強對法官的反偽證培訓，提高法官的識偽反偽能力，另外要切實杜絕刑訊逼供。這也是提高司法能力的一個重要方面。
（五）推廣高科技手段的運用，建立電子數據鑒定制度。高科技手段無疑是反偽證的利器，在我國的司法實踐中，“深度探測”言詞偽證的測謊等高科技手段不僅在刑事而且在民事審判中已經應用 [27]，但還遠遠達不到普及的程度，今后應加大這方面的投入。審判工作中大量電子信息需要使用技術手段提取辯真，但我國的司法鑒定還未將電子數據納入鑒定范圍，很不適應日新月異的形勢。今后應建立專門的電子數據鑒定制度，對電子數據鑒定人資格、鑒定規則、鑒定程序、鑒定的法律效力等問題做出明確規定。
（六）切實做好偽證預防工作。預防與打擊并重，做好了預防工作，將會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一要做好法制宣傳工作。將提供偽證的法律后果，對偽證的制裁措施明確告知當事人及社會公眾，使他們對偽證行為的違法性及法律后果有一個清醒的認識，不敢提供偽證。二要把偽證行為人作偽證及受到處罰的情況利用公告欄、報紙、電視臺等媒體進行公開曝光，使偽證行為人感到羞恥，也可以對其他想作偽證的人起到警示作用。三要向偽證行為人所在單位發司法建議。作偽證者往往會顧忌其在生活、工作環境中的影響，這樣做可以起到多方面監督和防范作用。四要為偽證行為人建立專門檔案。借鑒工商部門、銀行業對不良信用人建立專門檔案的做法，為偽證者建立專門檔案，對多次作偽證的人要加重處罰，同時也可將此信息發送給相關部門，提示對其戒備，讓作偽者承擔人格信用風險。五要建立偽證舉報獎勵制度，動員全社會的力量對偽證群防群治。通過上述一系列措施，營造“以誠實訴訟為榮，以作偽證為恥” 的反偽證文化氛圍，以期取得持久的效果。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律師偽證罪”（刑法第306條）對遏制偽證的作用及其存廢問題[28]。
筆者對此無意從理論上進行論證，僅從實證的角度出發，來考察這一規定的實際效果。毋庸諱言，我國的律師制度還不健全，律師從業人員也是良莠不齊，這一規定對個別律師利用辯護或代理權用偽證干擾訴訟的行為無疑是會起到有效防治作用的。但在另一方面，其副作用也是很大的。司法實踐中該規定有被濫用的現象，有些辦案人員在因種種原因辦了錯案的時候，為了開脫責任，將錯就錯，用這條規定限制律師取證，甚至以此打擊報復律師，最典型的案例就是麻利軍案和王一冰案[29]。據全國律協統計，1995年全國律協接到的維權案件僅有十幾起，新《刑法》實施后，僅僅在1997年、1998年兩年就達到70多起，律師執業中涉及“偽造證據罪”、“妨害作證罪”的案件占全部維權案件的80％。刑事辯護的高風險性，使絕大多數律師視之為危途。由于律師不愿接案，70％的刑事案件沒有律師介入。北京市律協的統計顯示：與近年來各級法院審理刑事案件不斷上升相反，北京律師人均辦理刑案從1990年的2.64件下降到2000年的0.78件[30]。做得越成功的律師越不愿辦刑事案，越來越多的律師把《刑法》306條看成是懸在自己頭上的一把利劍。律師界的取消呼聲日益強烈，人大代表張燕律師聯名30多位人大代表向全國人大提出了“建議取消刑法第306條”的議案。
律師制度對建設法治國家的重要意義是不需要再討論的，我國的律師制度還不太成熟，需要包括立法在內的各方面的扶持。沒有優秀律師真誠參預的刑事案件的審判，其效果可想而知，尤其是在最高法院收回死刑核準權、死刑案件二審全部開庭，國家對死刑案件非常慎重的今天。一個法律條文盡管對遏制偽證有一定的效果，但對一個國家的律師制度和刑事審判有如此大的負面作用，其是存是廢也就不言而喻了。
作者介紹： 任玉林，男，漳縣人民法院，一級法官。E-mail:gqrenr@163.com.
注釋及參考文獻：
[1] 《現代漢語詞典》，商務印書館2005年6月第5版，第1418頁。
[2] 參見駱玉生著：《民事訴訟偽證問題探討》，載www.longbang024.com/lw/lw-view.asp?no=3499,于2006年6月26日訪問。
[3] 陳德祥、晏征、黃金波著：《 對民事偽證行為及其責任的思考》，載www.chinacourt.org/public/detoil.php，于2006年6月6日訪問。
[4] 張愛武著：《關于偽證罪的幾個問題》，載www.techan-shop.com,于2006年5月6日訪問。
[5] [美]喬恩•Ｒ•華爾茲著：《刑事證據大全》，何家弘等譯，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33頁。
[6] 我國的法定證據分類制度有缺陷：具有某種形式主義傾向、構筑了封閉式的分類體系、過于傾向細致具體的分類方式。如我國訴訟法只將勘驗、檢查、現場筆錄列為獨立證據，從邏輯一致性上要求，顯然應當將辨認、偵查實驗、搜查筆錄等具有同類證明作用與效力的偵查筆錄作同樣的處理（龍宗智著：《證據分類制度及其改革》，載www.chinalawinfo.com，于2006年7月1日訪問）。因此筆者對偽證的這種分類并未完全按我國訴訟法的分類進行。
[7] 《折獄龜鑒》卷五《察奸•江鎬》。
[8] 《清明集》卷五《物業垂盡賣人故作交加》。
[9] 《清明集》卷六《陸地歸之官以息爭競》。
[10] 見《人民法院報》2006年6月1日第一版《持“中央軍委文件”詐騙八千余萬元》、5月31日第四版《冒牌“將軍”在北京受審》的報道。
[11]我國刑法中涉及到“偽證”的罪名有四個：一是“偽證罪”（第305條），二是“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偽造證據、妨害作證罪”（第306條），這兩個罪名由于刑法規定僅限于“在刑事訴訟中”， 因此對發生在“民事、行政訴訟中”的相應偽證行為當然不能適用。三是“妨害作證罪”（第307條一款），四是“幫助偽造證據罪”（第307條二款），這兩個罪名刑法雖未做訴訟性質的限制，可以在民、行訴訟中適用，但從刑法規定的具體犯罪構成上看，二罪分別是指以暴力、威脅、賄買等方式 “指使他人作偽證”及“幫助”當事人偽造證據的情形，并不包括當事人本人及證人、鑒定人、記錄人、翻譯人作偽證的情形。“幫助偽造證據罪”針對的犯罪主體不可能再包括證人、鑒定人、記錄人、翻譯人，因為“偽證罪”已對其做了專門規定，不應再重復；況且如實作證是這四種人的法定義務，應是主行為，而不是本罪規定的具有從屬性質的“幫助”行為。
[12]《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行政訴訟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第78條。
[13]《穆斯林圣訓實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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