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俊 ]——(2007-1-24) / 已閱26570次
在監獄司法中引入聽證制度的設想
王俊
摘要：在監獄司法工作中引入聽證制度促進監獄工作的社會化不僅是當前監獄發展的必然要求，而且是增加司法透明度、促進司法公正，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需要。監獄司法聽證制度在實際的操作過程當中不但要借鑒其他行業的成功經驗，還應當根據自身行業的特點制定可行性的操作規范。同時應當避免聽證的形式化，強化聽證結果的法律效力，并保證在監獄司法社會化的建設過程中必須與駐地的城市建設保持同步。
關鍵詞：監獄司法 社會化 聽證制度
監獄是國家的刑罰執行機關，也是國家司法堡壘的最后一道防線。監獄司法的成敗直接關系到國家政治局面的穩定和社會生活的長治久安。可是往往由于監獄性質的特殊性，長久以來在民眾對舊監獄根深蒂固的固定思維模式的影響下，在社會生活中監獄往往被當作獨立于“三界”之外的神秘一域從而排斥在正常的社會生活之外，這無疑是片面和不正確的，是不符合我國建設和諧社會要求的，更有悖于我國司法以及刑罰執行的最終目的。眾所周知，服刑人員雖然觸犯了刑律，但其仍然是社會人，在服刑過程中其社會屬性并沒有喪失，監獄改造服刑人員的最終目的也是使其成為守法的合格公民并走向社會，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社會是其最終的歸屬。因此，監獄司法的社會化問題就自然而然成了擺在我們面前亟需解決的現實問題。
一、把聽證制度引入監獄司法當中的現實意義
㈠、引入聽證制度促進監獄司法的社會化是當前監獄發展的必然要求
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民主法治的建設發展過程中，監獄如何通過依法治監、科技興監，加速觀念更新、機制創新，努力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法治監獄，從而更好地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高質量地完成懲罰改造服刑人員的艱巨任務，有效地應對和治理社會犯罪，為社會經濟發展和人民的社會生活創造一個積極、健康、純凈的環境是當前監獄工作的中心任務。
由于歷史的原因，到目前為止全國絕大多數監獄（尤其是西南地區的大部分監獄）都遠離城市和交通干線,幾乎處于封閉狀態。近些年來，尤其是1994年《監獄法》頒布實施以來，監獄事業受到了黨和政府的極大關注，監獄工作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盡管這樣，監獄工作仍鮮為人知，更談不上被公眾理解和關懷，這種情況直接影響到了監獄工作的全面發展。在這種情況下，監獄工作的社會化就成了在現實環境中監獄發展的必由之路。盡管在廣大監獄工作者主動出擊，利用各種手段擴大監獄影響，宣傳監獄事業，使改造服刑人員、保社會平安穩定這一偉大事業深入人心的各種舉措中，監獄工作在一定范圍內已經被人們所接受。但就總體而言，引入并進一步深化和完善監獄司法聽證制度，讓更多的社會元素參與到監獄管理工作當中來，并以此進一步深化監獄司法工作，彰顯監獄司法工作的社會化功能才是目前大力促進監獄工作社會化的有效措施。
㈡、引入聽證制度促進監獄司法的社會化是增強執法透明度，促進執法公正的客觀要求
人們經常將權利分為兩種：公權和私權，執法權顯然是屬于公權的一種。法國法學家狄驥說過“不存在一種因國家權利存在而不同于私權的所謂公法精神，法只有一種精神，那就是公平精神”。在監獄司法的具體實踐中嘗試引入執法聽證制度無疑會加大執法的透明度，促進執法公正，消除民眾因不了解監獄行刑程序而產生的隔閡和誤解，加大民眾對監獄司法的信任度。因此，監獄司法聽證制度的建立，可以使更多關心監獄工作和與監獄司法工作息息相關的人們走進監獄，參與到監獄的司法工作當中來，最大限度地使監獄司法工作透明化，同時可以有效防止專權和武斷，最大限度地限制監獄這個司法主體公權的濫用，在公權利與私權利之間找到了一個最佳平衡點。
在我國依法治國的方略中，依法行政是核心。如果抽去依法行政的內容，依法治國就會變得空洞和殘缺。有法可依固然重要，但如果一個國家出現了“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的現象，就應當認真審視其執法程序的合理性。聽證程序是民主化的產物，在沒有設立司法聽證程序之前，司法決定都是在監獄機關調查之后直接做出，加之申訴程序固有的局限性，很容易導致監獄司法機關工作人員“暗箱操作”，腐敗得以滋生。通過司法聽證程序，司法過程的公開性、透明度得以增加。在有效地保障相關人權益的同時，監獄的聲譽也得到提高，在司法主體與相關人之間架構起一個雙方能夠溝通與合作、引導與接受的空間。
然而，依據現有的法律和司法實踐的實際操作，監獄對于服刑人員的減刑與假釋研究、報送以及其他行刑政策的制定程序，并非是一個能體現公平、公正、公開的完整意義上司法程序。這主要體現在：一是監獄的刑罰執行只依據監獄自身的一方的證據與材料，缺乏聽取相關人及相關利害關系人意見的程序；二是減刑與假釋研究、報送的整個過程實行有限的公開，缺乏一定的透明度，不能形成有效的監督；三是受減刑與假釋裁定影響的相關人及其他利害關系人缺乏救濟途徑，無法有效地對監獄出臺的司法政策以及對服刑人員行政、刑事獎勵結果提出異議。因此，盡管法律規定了環節上的監督程序，但因為提起減刑與假釋程序本身的缺陷，這種監督效果非常有限。司法實踐中，減刑與假釋的過程中出現了不少的問題，已經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人民群眾對于司法公正的信心。聽證制度的實施無疑會增強人民群眾對司法公正的信心，同時可以有效避免在監獄出臺司法政策以及對服刑人員進行行政、刑事獎勵的過程中偏聽偏信，更能使相關人信服，也有利于最大程度上接近正義。
㈢、引入聽證制度促進監獄司法的社會化可以創造一個理解、寬松、支持、透明的監獄執法和發展環境
高墻、電網、哨兵、黑房，在許多人的印象中，監獄就是這樣一個令人望而生畏的“神秘”地方。也正在與此，進而錯誤地認為如此神秘的地方必定是無公正和正義可言的。這樣一種社會印象無疑對監獄的司法和發展是不利的。在監獄司法引入聽證制度可以使更多關心監獄的人走進監獄，接觸監獄日常的管理工作，從而揭開監獄工作神秘的面紗，將一個積極、健康的監獄管理形象展示在世人面前，筆者以為這具有多重的社會意義。
監獄對服刑人員的減刑與假釋刑事獎勵是指對判處一定刑罰的服刑人員，根據其服刑期間的具體表現，依法減少其應服刑期限或附條件予以提前釋放的一種制度，減刑與假釋影響到服刑人員自身與社會的重大利益。所以，如果說對服刑人員判處刑罰是第一次審判，那么對其的減刑與假釋可以稱之為第二次審判。因而對服刑人員的減刑與假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用之得當，則有利于服刑人員的教改造，用之不當，則加劇服刑人員抗拒改造的心理，也會引起群眾對司法公正產生懷疑。在這個過程當中引入聽證制度首先有利于促進監獄司法的公正、公開與文明。長期以來，由于歷史的原因，監獄工作對外界一直處于封閉和保密狀態，聽證制度這種社會因素的介入，打破了監獄司法的封閉格局，它將國家刑罰的執行暴露在“陽光”之下，增強了監獄執法和管理活動的透明度，激發了監管部門在行刑方式等方面謀求改革的動力。這樣有利于提高監獄人民警察的執法素質和管理水平，促進監獄行刑的透明化、規范化、法治化，對于建立和保持監獄公開、公平、公正的執法環境，預防和遏制司法腐敗能起到積極作用。同時聽證制度密切了監獄與社會的聯系，是司法機關尊重公眾知情權的體現，能有效促進監獄與社會之間的和諧銜接，彰顯了國家司法的文明和社會法治的進步。除此之外還有利于對公民進行法制教育，暢通了社會各界對監獄的了解渠道，使公眾對監獄的教育管理方式以及服刑人員的生活有了更加直觀形象的印象，可以切身體會到大墻內的戒備森嚴以及失去自由的痛苦，進一步認識到法律的威嚴，從而增強法制觀念，自覺對自己思想和行為進行約束，做到遠離犯罪、杜絕犯罪、防止犯罪。因此從這個層面上來說，監獄司法的社會化可以使民眾對監獄有清楚正確的認識，從而創造一個理解、寬松、支持、透明的監獄執法和發展的良好的外部環境
㈣、引入聽證制度促進監獄司法的社會化是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需要
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首先要建設社會主義的和諧法治。近期，為了保證減刑、假釋案件的透明與公正，最高人民法院決定今后對減刑、假釋案件將一律實行公示制度和有條件的公開聽證制度。此外最高人民法院決定將在全國范圍內開展減刑、假釋工作的專項大檢查，以保證此項制度的順利實施。這種種信號都表明實施聽證制度是社會主義民主法治建設的客觀需要。
監獄是國家刑罰執行機關，是推進民主法治建設、維護社會安定有序的重要力量，監獄機關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肩負著特殊使命，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在經濟持續高速增長、我國人均GDP已經達到1000美元的同時，社會內部各種利益關系的多元化、人際關系的復雜化以及人與自然關系的緊張化也日趨明顯，由此而產生的矛盾和沖突也越來越多，各種不和諧現象越來越突出，甚至有人鋌而走險，違法犯罪。監獄對違法犯罪的懲罰效應，雖然對其他社會成員也起到一定的導向作用，但在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進程中監獄工作也不再是獨立于“三界”之外的神秘一域，而更應該是社會各界共同關注和管理的“矯正學校”。這就要求更多的社會力量參與到監獄的司法工作當中來，只有此才更有利于打擊犯罪、預防和減少犯罪，才更有利于維護社會穩定和人民安居樂業，才更能集中力量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
㈤、引入聽證制度可以有效降低行刑成本
監獄民警只是監獄司法管理方面的專業人才而并不是全才，如何使服刑人員改造成為適應社會需要的人才最終還是由社會說了算。因此從這個意義上來講，社會各階層參與到監獄的司法管理當中來，可以為監獄提供更多的社會信息，對服刑人員在改造中盡快地適應社會需要提供更多的有價值的參考依據，最大限度地避免了監獄在這方面走彎路，簡化了監獄方面做大量調查的程序，降低了行刑成本。
二、監獄司法過程中如何具體實施聽證制度，實現監獄司法的社會化
㈠、監獄司法聽證制度概述
一般認為，聽證程序來源于英國法中的“自然公正原則”（natural justice），而美國憲法所確立的“正當法律程序”使其進一步深化。這種程序要求在行政領域內實行通知、聽證、當事人理由之申辯三項程序，而聽證程序是其核心內容。大陸法系國家的行政聽證程序一般認為來源于其法治國理論。其本質便是公民運用法定權利抵抗行政機關可能的不當行政行為，縮小公民這類“弱勢群體”與行政機關之間地位不平等所造成的巨大反差。我們在這里所說的監獄司法聽證制度是指在監獄的司法過程中就監獄的刑法執行、司法政策和制度的制定以及對服刑人員進行行政、刑事獎懲的相關事項召集相關人（即服刑人員及其家屬、個案受害人以及代理人、社會執法監督員、服刑人員戶籍地以及居住地公安機關代表、服刑人員居住地居委會、教育界以及服刑人員步入社會后理論上可能接觸到的社會各層面的相關人員代表）進行聽證，并就聽證事項展開辯論，最后依據法律程序和聽證結果綜合得出對該事項件的最終評判。
㈡ 、個別監獄在對服刑人員實施減刑、假釋等刑事獎勵過程中召開聽證會的實踐探索以及成效
在對聽證制度的具體實踐中，我市監獄系統墊江監獄的初步嘗試和所取得的成效是值得我們借鑒的。墊江監獄領導班子決定就監獄服刑人員行政(刑事)獎勵工作舉行聽證會的初衷就是為了廣泛接受社會監督，促進監獄民警進一步樹立“立警為公、執法為民”的理念。用他們自己的話說“我們就是要通過聽證這種方式，將監獄執法工作置于法律、人民群眾和服刑人員家屬的監督之下，促使每一個執法者嚴格執法、公正執法，保障服刑人員的正當權利，讓社會了解監獄、監督監獄、支持監獄。”實踐證明，此次聽證的具體實踐所取得的成效是明顯的。
㈢、全面實現監獄司法聽證制度的行業化和程序化
我們這里所說的聽證制度在有效地借鑒行政聽證程序合理部分的同時，由于行業的特殊性又有其自身的特點。
1、 對于聽證陳述人的遴選問題。
筆者認為本著公平公正的原則，參加聽證會的陳述人應該首先具有廣泛的代表性。參加聽證人應該包括服刑人員及其家屬，個案受害人以及代理人，當地公安機關、服刑人員戶籍所在地及發案地公安機關代表，社會執法監督員，服刑人員居住地、戶籍地居委會，當地教育機構代表以及服刑人員步入社會后理論上所能接觸到的各層面的人員原則上都可以參與到監獄管理的聽證程序當中來。聽證陳述人的遴選包括利益代表的廣泛性和代表人數的合理比例。聽證事件對各方利益的影響或大或小，或直接或間接，或暫時或長遠，所以各方對所參與聽證事件的態度和關注是不同的。同時由于維權意識和政治素質的差異，聽證有可能會出現某一（些）利益方聲音的缺失。我們在聽證陳述人中列入服刑人員個案受害人以及代理人的目的也正是為了使各方的利益趨于公平，同時也讓其充分地行使權利，對服刑人員的改造進行有效的監督。再者，由于涉及自身利益，參與聽證各方都會想方設法盡可能的表達自己的聲音，壓制其他利益方的聲音，以達到控制聽證，最大程度的爭取自己利益的目的。雖然強勢利益集團操縱聽證的情況還沒有出現，但為預防這種情況出現作必要的準備是十分必要的。所以，作為聽證機關，監獄方面應該在進一步拓寬市民獲知聽證信息的渠道的基礎上，注意利益不大顯現（或稱潛在利益）的群體，特別是弱勢群體的要求，吸收他們的代表作為陳述人參加聽證會，使其的意見表達能在聽證會上得到體現和被考慮。具體操作可以確立比例代表制、職業代表制相結合的代表產生方法。使聽證機構能夠獲取更公正、客觀的資料和信息。其次，為保障聽證陳述人的公平代表性，參加聽證會的代表的組成和人數比例也要反映利益結構，既要達到表達意見的目的，又要防止平均主義。所以可以推行“正反比例制”，以平衡不同意見持有者的參加人數，這樣可以防止強勢利益集團操縱聽證會。
2、聽證范圍的確定問題。
目前各地各行業的聽證具有很大的隨意性，往往隨司法者的主觀意愿決定是否聽證。為了保證聽證制度的嚴肅性和規范化，在監獄司法聽證制度中明確規定聽證的范圍是十分必要的。筆者認為現階段實行監獄司法聽證制度應涵蓋監獄刑罰執行政策的制定，對服刑人員的行政刑事獎懲以及其他監獄司法方面的內容，在今后具體的實踐過程中可以根據具體的運作情況進行適當的調整。
3、 聽證時是否允許辯論。
聽證會常常因出現多種不同乃至對立的意見難免變成實際上的辯論場所。筆者認為，在聽證陳述人采取對抗式辯論時，雙方激烈和充分的辯論往往能夠幫助聽證機關采集到大量不易獲取的寶貴信息和資料，而且可以通過辯論發現深層次的問題。其用意是讓聽證會組織機構的注意力集中于代表們的意見而非爭論的過程。但如果發言人偏離主題或有其他不適當的言行，聽證主持人可以停止其發言或驅逐其離場。
4、聽證參加人能否被代理的問題。
在以往其他行業舉行的聽證中，出現了陳述人聘請律師或他人代為陳述或表達意見的情況，這引發了聽證參加者能否被代理的爭論。肯定者認為，代理人可以彌補陳述人能力上的不足，更好的表達陳述人的意見，維護利益方的合法權益，也使司法聽證更有效率。反對者認為，聽證的目的是為了更好的傾聽各利益方的意見，而不是辯論出一個結論或者說服他人，沒有必要委托代理人；而且陳述人的利益只有陳述人最為清楚，這種意見只有特定利益的陳述人才能擁有，代理人的意見和信息難免失真，甚至可能出現代理人與對方相串通的危險，因此不宜適用代理人制度。不可否認，代理人在表達意見和提供信息方面會產生失真的情況畢竟代理人不是切身利益的相關人，在有些方面可能會不夠盡責盡力。但是在目前我國現階段公民整體文化素質不高、法制觀念淡薄的環境下，代理人因其較高的文化水平和較為豐富的法律知識，在收集證據、遵循程序、協調溝通和對法律問題的分析等方面，代理人具有極大的優勢，這種代理在一定程度上是必要的。聽證會的陳述人不同于證人，不要求具有特定的人身屬性，因此在相關法律上并不禁止被代理，代理人制度的存在有其合理性。但是聽證人和陳述人都應注意加強對代理人的監督。
5、明確規定聽證主持人、聽證陳述人的權利義務。
聽證陳述人在聽證中所享有的各項權利（包括依法出席聽證會的權利；提出建議、意見的權利；維護自身利益與公益的“言論免責權”；提出質疑權；知情權；人身保障權等）和應當履行的義務（包括遵守憲法和法律；保守國家秘密和商業秘密；遵守聽證紀律；維護聽證秩序；廣泛聽取群眾意見并如實反映群眾和社會各方的意見.，查閱聽證筆錄并簽署名字等）以及法律責任（規定在聽證中代表人玩忽職守，濫用權利或不盡法律義務應當承擔的法律后果）。在聽證時，聽證主持人除起一個組織、協調與調控的作用以外，還應當起到對相關法律程序、制度的宣布和把握作用，總之他的立場應當中立并無偏頗，同時應當規定聽證主持人的責任制。對聽證過程中出現的違背聽證法定程序和實體規定的行為，應當給以相應的處罰與制裁，以增強聽證主持人的責任感。通過司法明確界定聽證主持人、陳述人二者的權限范圍以及責任條款，準確認定其行為的效力。
6、建立對監獄司法聽證的監督機制和法律責任制度。
聽證制度的良好運行需要一套系統而有力的監督機制。一方面，應建立健全內部的監督體系，以規定聽證關系中各方相應的法律責任條款。法律對責任條款的規定應當是明確的，具有可操作性。同時應當加強聽證部門內的監督，通過事前的引導、事后的復查等加強對事件的聽證監督。另一方面，加強對聽證的外部監督。聽證是通過一種公正、公開、民主的方式來促進監獄科學文明執法的一種制度，監獄司法聽證應當依據相關監督制度由有關機關加以監督，同時還應接受人民群眾、新聞輿論等對聽證的監督。
三、監獄司法社會化應注意的幾個問題
㈠、杜絕聽證的形式化，強化聽證結果的法律效力
在以往其他行業運行聽證的實踐中，往往會出現由于聽證的結果與組織者的初衷大相徑庭，聽證組織者出于對個人集團利益的考慮下，對聽證結果聽而不“證”的現象，這與聽證制度的精神是相違背的，也極大地挫傷了聽證參與者的熱情，損害了執法的質量和權威，也影響了聽證制度在司法中的地位，損害了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為了避免以上情況的發生，應當強化聽證結果的法律效力。筆者認為，為了避免聽證制度的形式化，對聽證結果的效力作出明確的、有約束力的規定是必要的。因此，為保證聽證結果的效力，可以以法律法規的形式對聽證結果處理的程序和方式以及相應的法律責任作出明確規定。
㈡、監獄司法的社會化與當地城市建設協調步伐的需要
我國的監獄大多分布在城市的周邊地帶，若干年以來，對帶動駐地城市建設的發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同時，監獄司法的社會化也不能脫離當地的城市建設進程搞盲目的社會化建設，否則便是不切實際的蠻干。不但會加大行刑成本，還會使監獄的社會化建設功虧一簣，嚴重的反而會成為監獄發展的桎梏。因此在監獄進行社會化建設過程中要了解掌握駐地城市建設發展過程中的新動向、新問題以及出現的新的利益群體和矛盾沖突，以便適時調整監獄自身的發展方略，在真正意義上推動監獄司法社會化的建設步伐。
㈢、實施監獄司法聽證制應堅持的幾項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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