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嚴佳維 ]——(2006-9-9) / 已閱31103次
解讀《真理和強權——國際法與武力的使用》
嚴佳維
在人類漫長的發展史上，使用武力曾被認為是國家天經地義的權利，然而戰爭的殘酷性與破壞性震撼了人類的良知，人類基于對戰禍的厭惡而對使用武力加以理性限制的努力幾乎從未停止。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渴求和平與安全的人們建立了聯合國，這一“在集體安全和和平解決爭端原則基礎上的維持國際和平和發展國際合作的普遍性組織”及其組織章程《聯合國憲章》，在其后的60年間，它們為維護國際和平和安全做出了重要的貢獻，但我們也應同時看到，在和平和發展的時代主題之下，規模各異的地區沖突也時有發生。
更值得關注的是，占相當大比例的武力沖突都與冷戰時期的兩個超級強國之一及現在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家政策的兩大工具——武力之劍與國際法之盾在美國對外政策戰場上投下了兩道持久對立的陰影。” 這不可避免地引發了美國國內乃至世界國際法學界對“國際法與武力的使用”問題的爭辯。
一、本書篇章介紹
通過解讀由著名國際法學家路易斯•亨金等學者編著的《真理和強權——國際法與武力的使用》一書，我對80年代美國國內引發的關于美國政府的一些對外武力使用是否“真正符合”國際法的細節問題以及國際法在美國對外政策的制定中所扮演的檢查角色等更具普遍性的問題所進行的一場大辯論的相關情況有了比較直觀的了解。
本書從篇章結構上看分為兩大塊：
前言 :
真理和強權之辯------ （代譯序）
序------ 約翰•坦普爾司溫
引言：20世紀80年代的大辯論------大衛•J•謝夫
正文:
第一章 里根主義，人權和國際法------珍妮•柯克帕特里克和艾倫•杰森
第二章 武力的使用：法與美國政策------路易斯•亨金
第三章 道德規范與超級大國間的游戲規則------斯坦利•霍夫曼
第四章 武力的原則，原則的力量------威廉•D•羅杰斯
該書是一本對美國數十年來外交政策進行回顧與反思的論文集，作者們在美國國際法學界均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權威性，他們各自從法律、政治、道德倫理等多種視角對美國歷任政府的重大外交舉措，軍事行動進行了評析，其中不乏對立觀點的爭鳴，讓人讀起來饒有興味。盡管這本書中描述的內容時間集中在上世紀80年代的冷戰時期，20年后的今天世界格局已經大變，書中的部分內容可能已不具備現實意義，但美國作為二戰至今始終存在的一個世界超級大國，從歷史發展的角度看美國政府對“強權”和“真理”，“武力”和“國際法”的態度對分析其目前對外政策也是很有啟發意義的。
二、本書內容概述
在第一章《里根主義，人權和國際法》中，珍妮•柯克帕里克和艾倫•杰森對里根主義及其對國際法的刻意影響作出了權威性的解釋，他們在文中主張“里根主義”非但不是對《聯合國憲章》的違背，反而是履行了《聯合國憲章》要求捍衛人類民主、人權的義務。他們將促進民族自決、維護世界人權看作是美國政府的信仰，并重申“合法政府應建立在尊重人權和被統治者意志的基礎之上”這一信念并沒有隨著1945年憲章的簽署而消亡。與此同時，他們也強調“里根主義”和蘇聯的勃列日列夫法則、民族解放理論是本質不同的，因為蘇聯將干涉作為其壓制民族自決的自由表達、鞏固社會主義陣營的國家信條，而“里根主義”是為了維護和促進自由。在此，有必要引用一下被里根主義思想奉為經典的一段話：“不干涉主義，作為一種準合法性的道德準則，須為所有政府所接受。如同自由國家，獨裁者們也須同意受其約束。除非他們如此行事，否則自由國家對其的信守只會招致令人痛苦的結局：非正義方可以援助非正義方，而正義方卻不能援助同樣的正義方。為推行不干涉而進行的干涉總是正義的，總是道德的，即使并不總是審慎的”。
關于這兩位作者的背景也值得關注一下，珍妮•柯克帕里克曾于1981—1985年擔任美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在里根主義的政策和法律理論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而艾倫•杰森曾任美國駐聯合國代表團法律顧問，也參與了里根主義的發展進程。這樣就不難理解他們在文中為何始終是站在美國政府的立場的了，他們的觀點可以說代表了美國政府從上世紀80年代至今主導的對外政策的基調，盡管其間也因時代和現實的需要而作出了一些相應的調整。
接著在第二章《武力的使用：法與美國政策》中，路易斯•亨金教授對與使用武力相關的國際法進行了較為細致的論述，他對《聯合國憲章》內包含的關于使用武力的法則、重新詮釋憲章的努力、人們對憲章第二條第四款禁止性規范的例外建議、國際法院對尼加拉瓜訴美國一案的法律權威解釋、國家服從憲章的問題以及里根主義給美國對外政策帶來的法律挑戰等問題進行了仔細的分析。他得出的結論是：廢棄憲章法則對于任何美國政府而言都是不可行的政策；重新解釋憲章法則以削弱和模糊其規范化禁令的做法并不符合美國的利益；而里根主義不管其在國內的支持如何，它在法律上是站不住腳的，它應該被拋棄，而且如果再次被證明有必要的話，美國也應采取杜魯門主義，即有權“提供援助現有的民主政府抗擊直接或間接的甚至包括國內叛亂在內的武裝進攻來捍衛民主”。他的觀點應該在世界各國國際法學界都具有一席之地，也符合絕大多數國家對武力使用原則的理解。
在第三章《道德規范與超級大國間的游戲規則》中，斯坦利•霍夫曼教授專門論述了由超級大國建立并遵守的行為規則——“超級大國行事及相應行事的道德框架深遠影響著它們之間一些未成文的游戲規則，而這些規則往往對一超級大國最終訴諸武力抑或尋求合作之道起著決定作用”。他指出《聯合國憲章》及有關武力使用的各種國際協定都包含著諸如“強制”、“對等”、“追求共同利益”這三大基礎道德準則，就連調整美蘇間的非正式安排也與道德考慮相關。同時他在文中提出了“實在”規則和“內在”規則的概念：“實在”規則源自超級大國之間“狀況”的特定性質，它包括核威懾規則和超級大國間的競爭規則；而“內在”規則是超級大國為執行實在規則而構想出來的，如核領域中包含有維持核心均勢、增強穩定性、禁止實際使用核武器這三類規則。在此基礎上，他分析了這些游戲規則的道德內涵，并對其利弊尤其是否定的一面進行了論述，他得出的結論是：里根主義從道德基礎看，比起從法律基礎看來更是不為人所取。對于美國而言，推行里根主義的代價或許很低，但事實上是將極其沉重的負擔強加給了無辜的民眾，他們付出的代價要比美國試圖削弱或摧毀的政權所付出的代價要高得多。此外，他認為，在蘇聯經受國內和對外行為的劇變的情況下，美國不得不在建立符合道德標準的游戲規則中扮演主要角色。
最后一章《武力的原則，原則的力量》由擔任過美國國際法學會會長、負責美洲國家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及負責國際經濟事務的副國務卿的威廉•D•羅杰斯執筆，盡管他有一定的官方背景，但還是客觀公正地評述了前幾位作者的觀點，總的看來他在使用武力的立場上和路易斯•亨金的觀點大體一致，是反對里根主義的。他通過分析二戰后國際法所面臨的許多嚴峻事實和全球范圍內的正式非正式的立法成果，指出：戰爭是戰后背景下的一個普遍特征，盡管憲章沒有實現徹底消除戰爭這一“人類災難根源”的目標，但第三次世界大戰沒有爆發，這就是國際社會的最大成就。在某些重要的方面，國家之間能夠有效利用的毀滅性力量和它們之間實際使用的武力日益加劇的失衡，都在法律原則的變化中反映出來。他承認《聯合國憲章》原則尤其是第二條第四款成為了理論上衡量武力使用的標準，它本身存在不嚴密，不嚴密會引發不確定，不確定則會導致規避的產生。他強調應避免糾纏于“是否所有有效限制本身都是法律’這一問題，他更看好通過特別達成的更加溫和、簡單但精確的協議在限制戰爭方面能夠發揮的作用。
三、本書對我的啟發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世界性的大戰雖然尚未發生，但地區性的戰爭和武裝沖突卻從未停止。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脅的事件更是頻繁發生，如1950年的朝鮮戰爭，1961年的越南戰爭，1991年的海灣戰爭，1999年的科索沃戰爭的，2001年的阿富汗戰爭，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因而使用武力是當代國際法上十分值得關注和研究的問題。
而非常巧合的是上面提到的幾次大規模的戰爭都是美國直接參與或領導的，以國際法的視角審視這些戰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許多國際法原則與制度被美國的強權鐵蹄所踐踏。這不由使我深思起來。
在經歷二戰的浩劫后，于戰爭廢墟上孕育出來的《聯合國憲章》將和平解決國際爭端原則和禁止以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原則確定為聯合國會員國應遵循的基本原則。《聯合國憲章》第二條第四款明確規定：“各會員國在其國際關系上不得使用威脅或武力，或以與聯合國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會員國或國家之領土完整或政治獨立。”這不僅是《聯合國憲章》的一項重要原則，而且已發展為一項國際習慣法原則，并已成為當代國際法的一項強制規范（強行法）。 因此，該條款具有普遍而強制性的使用效力，世界上一切國家都負有不再國際關系中使用武力或武力相威脅的法律義務。在當今世界各國力量不均衡的國際環境中，堅持該原則對維持國際和平、秩序與正義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當然，《聯合國憲章》也對以武力解決國際爭端的例外作了明確規定，只有在下述四種例外情況下使用武力才是合法的：
第一，反對原先敵國的行動。《聯合國憲章》第107條規定：“本憲章并不取消或禁止負行動責任之政府對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本憲章任何簽字國之敵國因該次戰爭而采取或受權執行之行動。”隨著時間的推移，二戰遺留問題已基本解決，因此此條規定已成為歷史的遺跡，沒有什么現實意義了。
第二，區域機關的執行行動。《聯合國憲章》第52條第1款規定：“本憲章不得認為排除區域辦法或區域機關、用以應付關于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而宜于區域行動之事件者；但以此項辦法或機關及其工作與聯合國之宗旨及原則符合者為限。” 《聯合國憲章》第53條第1款規定：“安全理事會對于職權內之執行行動，在適當情形下，應利用此項區域辦法或區域機關。如無安全理事會之授權，不得依區域辦法或由區域機關采取任何執行行動。”
除了上述兩種可以使用武力的情況以外，聯合國憲章還規定了兩種使用武力的例外情況。實際上，在當今社會也只有在這兩種情況下動用武力才是實際可行的和平解決國際爭端的例外。
其一，安理會授權動用武力，這主要規定在聯合國憲章第7章有關集體安全措施的規定中。《聯合國憲章》第42條規定：“安全理事會如認第四十一條所規定之辦法為不足或已經證明為不足時，得采取必要之空海陸軍行動，以維持或恢復國際和平及安全。此項行動得包括聯合國會員國之空海陸軍示威、封鎖、及其他軍事舉動” 。
其二是指遭受武力攻擊的國家，有權依據國際法行使自衛權。《聯合國憲章》第51條規定：“ 聯合國任何會員國受武力攻擊時，在安全理事會采取必要辦法，以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以前，本憲章不得認為禁止行使單獨或集體自衛之自然權利”。
這也就意味著，當代社會條件下戰爭的可能基礎只能有兩種，即聯合國安理會的授權和自衛。然而令人遺憾的是，盡管有這樣一種“一般性禁止武力使用”的規定，仍然有不少國家在處理國際關系時使用武力，當然它們并不敢明目張膽地違反國際法，在大多數情況下它們總是為自己尋找理由，想方設法為自己使用武力辯護，將之解釋為符合憲章的規定。這正如馬基亞維里所言：“對于需要戰爭的人們，戰爭是正義的。”而就當代而言，武力的使用主要表現為以下幾種情況：
1、民主和社會制度
在二戰后的幾十年里，因為別國選擇某種不同于自己的社會制度或意識形態就對其進行干涉甚至不惜使用武力，曾經是美蘇這兩個超級大國的經常性做法。蘇聯解體后，美國依然扛著這面大旗四處招搖，對別國的社會制度和民主狀態指手畫腳，美國人信奉這樣一條原則：“支持自由和民主是美國精神的一部分。美國人不會支持這樣一種政策，即不能充分體現美國人所信奉的那種普遍的和不可分割的權利和價值觀的政策”。 因而它自認為有權對不符合它民主標準的國家進行言語甚至是武力攻擊，從它稱其他主權國家為“無賴國家”可以看出，這種行為實際上是強權政治的產物，是對別國內政主權的野蠻干涉，它所謂的“民主”充其量只是其推行國家政策的一種冠冕堂皇的借口。當然，國際社會對于這種行為已有共識，正如國際法院所主張的“不得‘考慮創設一項新規則是一國有權因別國選擇某種特定的意識形態或政治制度就對之進行干涉’。而‘相反的觀點將會使整個國際法賴以存在的國家主權的基本原則和選擇一國政治、社會、經濟及文化制度的自由都不復存在’”。
2、人權危機和人道主義干涉
長期以來，為軍事行動辯護還經常采用一個政治和法律上理由，認為為了保護某些民族不受血腥的鎮壓或肆無忌憚地侵犯人權的傷害，對相應的國家采取軍事行動是正當的。顯而易見的，在聯合國規范下的人道主義干涉是合法合理的 ，但從近幾起大規模戰爭看，美國完全視聯合國于無物，繞開聯合國，自己隨意進行人道主義干涉，這必然會使天下大亂、烽煙四起。畢竟“使用武力本身就是一種對人權的非常嚴重的——最嚴重的侵犯”， 而且一旦干涉者稍失分寸，則必將導致新的人道主義災難，其甚至可能比原有的人權危機更為嚴重。美國以“伊拉克人民在薩達姆的獨裁專制下喪失民主和自由，人權受踐踏”為理由之一對伊拉克發動侵略戰爭的結果便是很好的佐證。然而令人無法容忍的是，在人權問題上，美國始終采取的是雙重標準，對自己國內的人權問題視而不見，對其他國家卻要求近乎苛刻。舉個例子便能很好的說明，它是世界上僅有的兩個沒有批準《兒童權利公約》的國家之一，迄今還未批準大多數國家都已批準的《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和《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公約》。美國的行徑理應受到世界各國的斷然拒絕和堅決反對，正如路易斯亨金所說：“法律顯然不能以人權受到侵犯為理由——就允許任何國家進行破壞別國政治和領土完整的武力干涉” 。
3、反恐怖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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