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長健 ]——(2006-8-2) / 已閱48434次
我國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立法若干基本理論問題研究（上）
——兼述評合作經濟組織立法的理論淵源
（本文發表在《法學評論》2005年第4期，總第132期）
內容摘要：中國農民的組織建設問題，特別是農村市場經濟主體的建設問題，是解決“三農”問題的重要抓手。目前，正在制定的農民合作經濟組織法就順應了歷史發展的要求。立法中，我們越來越感到一些理論尚未明了，一些關系尚未理順，一些概念尚未確定。如不盡快解決這些問題將嚴重影響立法進程，乃至立法質量，對今后的相關立法如合作社法的出臺也將造成不利影響。本文從世界上經典的合作經濟與合作組織的思想淵源入手，對合作經濟的理論與實踐進行了必要的述評。在此基礎上，對農民合作經濟組織法的相關概念、立法模式、立法理念、部門法性質、原則、主體間的關系和主要制度等基本理論問題進行了較系統地分析。
關 鍵 詞： 農民合作經濟組織法 理念 經濟法 原則 制度
合作經濟與合作經濟組織作為全球性概念和實踐，已有180多年的歷史。西方發達國家在此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作為一種改變單個農業生產者和大市場之間進行不對等交易狀況的制度安排，合作經濟組織正發揮著一種獨特經濟組織形式的巨大作用。隨著市場經濟的建立，伴隨著加入WTO，我國農民利益保護問題、農業發展問題和農村穩定問題，日益成為我國經濟社會走向全面小康的關鍵性問題。合作經濟組織則較好地適應了解決這些關鍵問題的需要，不斷擔當起破解我國“三農”難題的重要組織主體所應承擔的歷史使命，已逐漸成為提高農民組織化程度、保護農民利益、促進農村穩定和農業發展的重要主體力量，成為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建立和諧社會的重要組織載體。2003年12月，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順應歷史的需要和社會各方面的不斷呼吁，將農民合作經濟組織法納入其立法規劃。目前，農民合作經濟組織法的立法工作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著，但有關農民合作經濟組織法中諸多基本理論問題尚未真正解決，還有許多未明確的問題。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對合作經濟和合作經濟組織的研究一直以農業經濟學界和政府主管部門研究人員的研究為主導，法學界對此問題的關注較晚，且投入力量不夠，使得對此方面的研究不夠深入和系統。筆者認為，法學界對農民合作經濟組織法的傾力關注和系統研究，應是進行高水平、高質量的農民合作經濟組織法立法中不可缺失的一個關鍵性工作。
一、從經典走向現代——合作經濟組織立法的理論之源
（一）合作經濟與合作社的思想淵源
1．西方早期合作經濟與合作社的思想
合作經濟思想源于早期空想社會主義思想，其中歐文、傅立葉是最有影響的合作經濟思想家。[1]約翰·俾勒斯（1654-1725年）在他的著作《產業大學設立方案》一書中提出了有錢出錢、有力出力，通過互助合作道路為窮人建立300人組成的合作共產村——理想村的合作社思想。[2] 俾勒斯的合作社思想深深體現在理想村的方案中，對歐文形成自己的合作思想及其和諧新村的構想影響很大。[3] 佛朗西克斯·約瑟夫·朗吉（1743-1793）則在其著作《法朗斯臺》中提出建立由消費者與生產者自愿聯合起來組成的合作體——法朗斯臺。[4] 圣西門（St.Simon 1760-1825）在其著作《論實業制度》中提出了以制定清楚、合理、聯合的工作計劃為主要任務的實業制度，并以此設計出理想社會制度。[5]
羅伯特·歐文（Robert Owen 1771-1858）是英國偉大的空想社會主義者，被后人尊稱為合作經濟之父。[6] 他在許多著作中提出組建合作社或合作公社的理論。在《新世界道德書》中，系統地闡述了合作社的理論。他指出：由500-1500人或300-2000人組成的合作社（公社），是建立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上的集體勞動的生產單位和消費單位，是理想社會的基層組織，是“全新的人類社會組織的細胞”。[7] 作為合作社的實踐家，歐文還從1817年開始宣傳“統一合作社新村”，1821年組建“合作社經濟協會”，1824年他與自己的學生在美國印第安納州購置了3萬英畝土地，進行建立“新和諧公社”（“合作新村”）的“新和諧共產主義移民區”試驗，1839-1845年在英國進行了一次“和諧大廈”、“共產主義公社”試驗。[8] 歐文的合作公社思想的重要內容有：管理民主化；財產公有制；各盡所能，按需分配；工農、城鄉、腦體等工農商學大結合。盡管兩次試驗均以失敗而告終，但羅伯特·歐文的合作經濟思想和實踐是合作經濟發展史的寶貴遺產，對今天的合作經濟和合作組織發展仍有指導意義。沙利·傅立葉（Francis Marit Charles Forier 1772-1837）亦在他的著作《論家務——農業協作社》（1829）、《經濟的新世界或符合本性的協作行為》（1829）等著作中全面系統地闡述了合作經濟思想。他認為：人類就是為了協調與各種協作而被創造出來的生物，協作應該成為唯一的社會制度，主張要組織新的理想的和諧社會。傅立葉倡導的“法朗吉”(phalange)[9] 就是一種以農業生產為主，兼辦工業、工農結合的合作組織；其實施的是一種合作所有制，是一種各盡所能參加勞動、全部收入平均分配給成員的合作經濟組織。
威廉·金（willian king 1786-1865）是英國人，其合作社思想與實踐與歐文齊名，被稱為“合作社之父”。威廉·金于1827年創辦布萊頓合作社（The Brighton Co-operator Association），并首先創辦了消費合作社（Union shop）（又稱共同店）。從1827-1834年，他一共組織了近500個合作社，掀起了“布萊頓合作社浪潮”。其思想成為其以后各種合作思想淵源的基礎。[10][11] 歐文、傅立葉、威廉·金的合作經濟思想和實踐是一種旨在反對人剝削人、弱肉強食的資本主義制度，試圖通過合法手段構建理想的平等、民主和公平社會組織形式的理論與實踐。從某種意義上說，此時期西方發展起來的合作社實踐是在資本主義環境中維護以勞動者為主體的弱勢群體共同利益的社會共同體運動。
2．馬克思、恩格斯關于合作經濟與合作社的思想
馬克思和恩格斯對資本主義社會出現的每一種經濟現象都進行了批判性的研究，當然不會放過對合作經濟及合作經濟組織的研究。馬克思、恩格斯的合作經濟思想主要體現在《資本論》、《國際工人協會成立宣言》、《法蘭西內戰》、《哥達綱領批判》和《法德農民問題》等論著中。馬克思在論述資本主義企業資本家對勞動的監督和管理時，談到合作工廠，[12] 馬克思說“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廠是在舊形式內對舊形式打開的第一個缺口。”[13] 并隨后對合作工廠的內涵、性質、意義作了科學的說明。在《法蘭西內戰》中，馬克思指出“如果合作制生產不是作為一句空話或一種騙局，如果它要排除資本主義制度，如果聯合起來的合作社按照總的計劃組織全國生產，從而控制全國生產，制止資本主義不可避免的經常的無政府狀態和周期的痙攣現象。那么，請問諸位先生，這不就是共產主義嗎？”[14] 馬克思認為：生產經濟領域合作經濟組織的發展最能實現人類社會更替的宏大政治目標。生產領域的合作經濟組織與社會生產力、生產關系聯系最密切。生產領域合作經濟的發展將在促進生產力發展的同時，加速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變更，從而加速資本主義社會的瓦解，促進社會主義社會的建立和共產主義社會的最終實現。由此看來，馬克思的生產合作思想構成馬克思合作經濟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馬克思還認為合作制這種經濟形式對資本主義制度或社會主義制度都是適用的，只是在不同制度下的作用不同，不存在姓資姓社問題。這是馬克思對合作經濟思想的巨大發展。
恩格斯對合作經濟的看法在與馬克思保持一致的同時，特別強調了合作制在向共產主義過渡時的地位和作用，并注意到了合作社利益同整個社會利益之間存在著矛盾。他說：“至于在向完全的共產主義經濟過渡時，我們必須大規模地采用合作生產作為中間環節，這一點馬克思和我從來沒有懷疑過。但是事情必須這樣處理，使社會（即首先是國家）保持對生產資料的所有權。這種合作社的特殊利益就不可能壓過全社會的整體利益。”[15] 恩格斯在關注合作社一般性問題的同時，還關心以農業合作社為中心的具體問題。恩格斯在《法德農民問題》中，在論述農民問題的革命重要性之后，提出了合作制是引導農民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根本途徑的思想。并指出對于小農只能采取引導的辦法走合作制的道路，而絕不能搞掠奪式的辦法，要給他們考慮的時間。“我們預見到小農不可避免地要滅亡，但我們決不應該以自己的干涉去加速這種滅亡。”“當我們掌握國家政權的時候，我們根本不能設想我們會象我們不得不對大地所有者那樣，去用強力剝奪小農（不論有無報償，都是一樣）。”[16]
馬克思恩格斯的合作經濟思想是在特定歷史時期形成的，圍繞著資本主義如何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核心展開。其堅持自愿和示范的原則，重視生產合作和多種合作形式與分配形式并存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構成今天社會主義國家合作經濟的思想理論基礎。但由于他們的合作思想是基于消滅商品經濟的認識而產生，其主張的合作指生產合作，而忽視產前、產后部門的合作，如商業合作。這種合作的基礎是產品經濟，而不是商品經濟。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建立全國性大生產合作社的構想，深深地影響后來社會主義國家合作經濟的發展，使合作經濟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偏離了本來的方向。
3．列寧關于合作經濟與合作社的思想
如果說馬克思恩格斯為科學社會主義的合作制度奠定了理論基礎，完成了合作制理論從空想到科學的話，那么列寧則是社會主義合作制理論科學原理的揭示人。他創造性地運用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農民運動理論與合作經濟理論，并全面領導了俄國社會主義農業合作運動的偉大實踐。在“戰時共產主義”時期，列寧的合作制思想基礎是他的無產階級革命與無產階級國家學說。他始終站在無產階級革命和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高度看待農民合作社運動問題。[17] 他認為：無產階級勝利后，小農經濟向社會主義經濟轉化的過程只能通過社會主義合作化的方式才能完成；土地國有是蘇俄小農經濟走向社會主義的前提，農業合作化則是實行土地國有后個體農民走向社會主義的必然趨勢。列寧在對舊蘇俄留下的消費合作社進行改造的同時，通過建立一批示范性國營農場和集體農場為樣板，推行以農業公社為主的各種農業集體經濟形式。[18][19]“新經濟政府”時期，以1921年3月8日召開的蘇共第十次代表大會通過的關于從余糧征集制過渡到糧食稅的決議為實行新經濟政策的重要標志，這也成為列寧合作制思想發展的轉折點。列寧通過合作社的實踐認識到：合作社不是國家資本主義的一種形式，而是蘇維埃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有機構成部分，是把分散的農民變成社會主義的有組織的經濟建設大軍的最好形式。在社會主義建設中，代表勞動人民根本利益的國家與勞動農民個人之間不但存在利益的一致性，也存在經濟利益的矛盾。農民的個人利益不能隨意侵犯和取消；國家的共同利益更應得到維護和加強；國家與農民之間、農民與城市居民之間、農民與農民之間的商品買賣不僅非常必要，而且應相當發展，并且交易各方的利益應當得到保護，整個交易活動應當置于國家和勞動農民的監督之下。總之，我們需要有一種恰當的形式溝通城鄉之間的經濟聯系，在自愿互利的基礎上使農民生產者的利益與國家利益相一致，并在服從整體的共同利益基礎上使勞動者個人利益得到滿足。合作社就是最恰當的形式。[20] 通過合作社我們“找到了私人利益、私人買賣的利益與國家對這種利益的檢查監督相結合的尺度，找到了使私人利益服從共同利益的尺度。”[21] 列寧認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由工人創造的合作社，只有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才能充分體現出它的職能作用，并爆發出新的生命力。
列寧在《論合作制》中詳細地闡述了社會主義合作經濟發展的性質、途徑、條件、趨勢：[22]
第一，關于合作社制度的性質。列寧認為：合作社制度是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在資本主義條件下是集體的資本主義組織，“在生產資料公有制條件下，在無產階級勝利的條件下，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會主義制度。”[23] 社會主義合作社是勞動農民組成的集體企業，它使用的土地和主要生產資料都屬于社會主義國家所有。因此，它的性質就是社會主義的。
第二，關于改造農民的長期性問題。小農經濟是汪洋大海，改造小農，不僅是一個經濟問題，而且還包括建筑在小農經濟基礎之上的資產階級上層建筑以及一切因小私有制的狹隘性造成的陳規陋習問題。“改造小農，改造他們整個心理習慣，是需要經過幾代的事情”，[24] “為了通過新經濟政策使全體居民個個參加合作社，還需要經過整整一個歷史時代，在最好的情況下，我們渡過這個時代也要一二十年。”[25] 可以說，改造農民是一個長期性工作，因而合作經濟發展也不能一蹴而就。
第三，關于合作經濟的基本原則。自愿互利原則是社會主義合作經濟的基本原則。合作企業是集體企業，農民個人的利益是通過商品交換的方式與國家發生經濟上的聯系。正是通過合作社，工人階級為推翻剝削者統治而進行的政治斗爭才得到農民的完全贊同，農民參加合作社應尊重農民個人的意愿，即體現農民的“自覺性和誠意”。對農民“要想用某種加速的辦法，下命令從外邊、從旁邊去強迫改造，是完全荒謬的。”[26] “任何強迫手段都是蘇維埃政權所不能采取的，任何法律都不能強迫這樣作”。[27]
第四，關于國家對合作社的支持問題。社會主義國家必須從財政等方面支持合作社的發展。列寧一貫重視國家對農民組織的支持和幫助。早在“戰時共產主義時期”，他多次簽署給農業公社撥款的法令，從而使財政撥款和國家銀行的信貸支持成為蘇維埃俄國農業合作經濟發展的強大支柱。“新經濟政策”時期，列寧更是如此。他認為：“任何社會制度，只有在一定階級的財政支持下才會產生。”作為社會主義制度組成部分的合作社制度是國家應該“特別加以支持的。”這種支持不應僅是一般性的宣傳鼓勵和行政措施，而且還須有各種經濟政策方面“名副其實的支持”，“在政策上要這樣對待合作社，就是使它不僅能一般地、經常性地享受一定的優待。而且要使這種優待成為純粹資財上的優待（如銀行利息的高低等等）。貸給合作社的國家資金，應該比貸給私人企業的多些（即使稍微多一點也好），甚至和撥給重工業等等的一樣。”“在經濟、財政、銀行方面給合作社以種種優先權，我們社會主義國家應該對組織居民的各個原則采取這樣的支持。”[28]
第五，關于合作優先發展的領域問題。列寧認為應優先發展流通領域的合作。列寧對支持農民為發展生產組織的消費中供銷合作社給予了很高的評價，把流通領域的合作看作農民經濟與國營經濟聯系的紐帶，認為是把農民經濟引向社會主義經濟的過渡形式。[29] 列寧在《論合作制》中認為：流通合作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具有重要作用，是“建成社會主義社會所必需而且足夠的一切。”[30]
第六，關于文化教育在農村合作化過程中的特殊作用問題。列寧曾有一個政治名言：“在文盲充斥的國家里是不可能建設社會主義的”。合作社作為農民走上社會主義大道的最好形式，沒有文化知識是無法從事一系列的生產經營活動的。使農民有了文化，就有了完全合作化的條件，沒有整個文化革命，要完全合作化是不可能的，我們必須讓全體人民群眾在文化方面經歷整個發展階段。[31] 提高農民的文化水平，在農民中進行文化教育工作也是蘇維埃政權劃時代的重要任務之一，對合作化至關重要。
列寧的合作經濟理論比較全面系統，他對文明的合作制度就是社會主義制度；不同的社會制度合作社具有不同的性質；完全合作化需要一定的物質基礎，國家必須從財政、金融等多方面對合作社進行積極的支持；發展合作社要尊重農民的意愿；要重視對農民的教育和發揮文化教育的作用；社會主義合作社應該以發展流通領域的合作社為主等科學論述成為后來社會主義國家合作經濟實踐的重要思想理論基礎。列寧的合作制思想和理想在他逝世后沒有得到實施，斯大林采取以行政力量強行發動的農業集體化運動代替尊重農民意愿的自愿互利的合作化過程。在行政權支配下，通過集體經濟對基本生產資料和主要生產工具的嚴格控制，限制了農民的經營管理自主權，忽視了市場規律的作用，最終導致農業走向衰退。
4．毛澤東關于合作經濟與合作社的思想
中國合作經濟思想來源有三：一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從西方傳入的經典的合作經濟思想。二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合作經濟思想；三是毛澤東為首的一批中國共產黨領導者們在總結我國合作經濟組織歷史實踐的基礎上所形成的不同時期的合作經濟思想。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人早在革命戰爭年代就非常重視合作運動，提出了用合作經濟組織發展促革命、促解放的正確思想。早在1927年3月，他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提出“合作社，特別是消費、貶賣、信用三種合作社，確是農民所需要的”主張。對生產合作的形式，他主張多種形式。其“合作社運動可以隨農會的發展而發展到各地”及堅持發展多種形式的生產、消費和信用等合作社的思想，在后來的《共同綱領》得到更加完整、確切的表述：“鼓勵和扶助廣大勞動人民根據自愿原則，發展合作事業，在城鎮中和鄉村中組織供銷合作社、消費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生產合作社和運輸合作社，在工廠、機關和學校中應盡快組織消費合作社。”在革命勝利后，由于受斯大林錯誤合作經濟理論的影響，在逐漸只重視生產領域的合作社的同時，形成了自己的人民公社理論，使合作社，特別使農業合作社走入了歧途。
馬克思們的這些經典合作經濟思想，其最大的特點和缺陷就是賦予了合作經濟組織太多、太大的政治任務和目標，并將其作為消滅資本主義制度、建設社會主義和實現共產主義宏大政治目標的工具和手段。基于這樣的特點和缺陷，他們對合作經濟組織的基本特征、組織原則和形式關注不夠、研究不深，從而使背負超越合作經濟組織自身功能的組織發展不堪重負而失去其發展的基礎。
（二）合作社與合作組織立法的歷史實踐
在對合作經濟與合作社的思想進行歸結后，我們有理由將視角轉向更為豐富多彩的合作經濟思想與合作社的具體實踐。一些經典的實踐將會為我們正在進行的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立法起到重要的借鑒作用。[32]
1．西方國家合作社與合作組織立法的歷史實踐
西方合作組織起源于何時，到現在還沒有一個權威的結論。[33] 自歐文1817年在英國開始宣傳“統一合作社新村”，進行合作社運動到1844年10月前，合作社經歷了由產生——發展——高潮——低潮的階段。至1844年10月，在歐文的學生胡瓦斯和柯柏爾協助下，世界上第一個比較規范的消費合作社——羅奇代爾“平等先鋒社”（Rochdall Sociaty of Equitalle Pioneers）誕生，才真正宣告一種制度化的經濟組織——現代合作社的產生。[34] 平等先鋒社主要經營乳酷、白糖、蠟燭等商品，每天營業2小時，由28位發起人輪流擔任售貨員。到20世紀30年代，成員發展到4萬多人，有了自己的合作大廈、工廠、屠宰場及上百個分店，獲得了巨大成功。在此推動下，英國合作商店大大興起，1851年達130個，1881年超過1000個。1863年英格蘭合作商店聯合在曼徹斯特成立英格蘭批發合作社，1866年英格蘭在格拉斯哥成立蘇格蘭批發合作社。從此，推動英國合作社運動蓬勃發展。[35] 平等先鋒社的成功得益于其營業中貫徹的原則，[36] 該社最早制定的辦社原則后來被譽為“羅奇代爾原則”，成為國際合作制度的經典原則，成為國際上公認的合作制原則的源頭，為后來的國際合作運動奠定了堅定的基礎。[37] 英國不僅是合作社的發源地，也是第一個制定合作社法律的國家。在羅奇代爾平等先鋒消費合作社創立第八年的1852年，英國就制定了《工業和儲蓄互助社團法案》，同年奧地利頒布了《信用合作社法》。英國合作社法與羅奇代爾原則一樣對其它國家的合作社立法產生了重要和深遠的影響。
法國亦是農業合作社有悠久歷史的國家。1848年，就有170多個農業合作社，1867年出現了全國性法國農業公司，1883年成立第一個為農業服務的供銷合作社，1886年創立了農業工會中央聯盟。二戰后，特別是近20年，法國農業合作組織規模和內容均發生了巨大而深刻的變化。法國目前有13000多個農業服務合作社，4000多個合作社企業，90%農場主都是農業合作社成員。合作社由單一走向農、工、商綜合，由地區聯盟走向全國性合作社集團。法國合作社的立法主要體現在商業法典和與商法配套的各種合作社法律中，俗稱法國模式（或拉丁式）。
德國第一個由農民和貧民聯合組以互濟有無或共同向外貸款的合作社是1862年前后成立的信用合作社。農民合作社運動則起源于1876-1877年。此時，普魯士國通過了《關于經營和經濟合作社私法地位法》（1867年）。1871年，德國統一后成為全德意志帝國的法律，該法先后經歷數十次修改，但基本框架仍保持不變。德國現行合作社法適用所有類型的合作社，包括農業、信貸、供銷、生產、消費、住房合作社等。
美國合作社最早可溯及1810年在康涅狄格州農場主組織成立的加工和銷售的農業合作社，也稱農場主合作社。1824年歐文和他的學生進行了“新和諧公社”的實驗，美國農業合作社至今也已有190多年歷史，其規范農業合作社的基本法是1922年《卡帕—沃爾斯坦德法案》和1926年合作社銷售法案。除此之外，美國還包括：聯邦收入稅法、證券法、反托拉斯法、信貸法等法中涉及合作社的條款；聯邦農業信貸法等專業合作社法；各州的農業合作社法；[38] 法院在審判涉及合作社案件時形成的判例。由此看出，美國沒有統一的合作社法。
日本是發展綜合性合作經濟組織的典型，其提供綜合性服務的日本農業協同組合，簡稱農協，做得很成功。其源頭可追溯到1897年的農會和1900年的產業組合，農協的直接前身為1943年戰時統制經濟時期的農業會。它可以根據社員需要為其提供各種各樣的服務。日本現有2500多個綜合農協、3515多個專業農協，全國100%的農民及部分地區非農民參加了農協，現有正式會員546萬人，準會員350萬人。日本是亞洲第一個頒布合作社法的國家。先后于1900、1943、1947年頒布過三部有關農業合作社的法，現行的1947年農協法先后修改過19次，已成熟和穩定下來。日本采取的是對各種合作社立法形式進行綜合運用的混合模式。
從世界各地農民合作社與相關立法的實踐來看，其共同的特點有：形式多樣，純粹的農業生產合作組織較少；履行功能趨于是多樣化、綜合化；嚴格遵循合作社的原則；有相關法律作為保障；政府在政策、財政上給予優惠和資助，進行教育和技術上的幫助，并對合作社活動進行必要的限制和干預。[39] 這里，我們還會看到今天世界各國的合作經濟運動，特別是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發展產生了許多新的變化：第一，合作組織的原則不斷地被修改、發展和完善，各國均靈活地對經典原則加以運用；第二，“一人一票”的合作民主已不是唯一模式。按交易量表決，按資金、技術數量和質量表決在一些合作組織中不斷興起；第三，資本報酬分配制度已發生變化，其制度的決定權有向合作組織成員大會或董事會決定轉移的趨勢，使資本分配原則發生變化；第四，退社自由原則有受到一定程度限制的趨勢；第五，重合作組織內民主管理，輕市場導向的傳統管理原則受到來自市場的嚴重挑戰；第六，與傳統合作組織基本原則不一致的合作經濟組織模式不斷涌現。
2．我國合作社與合作組織立法的歷史實踐
在西方合作組織實踐經歷了半個多世紀發展后的清末民初，西方的思想和理論通過學校教育和書刊等媒體在中國開始傳播。五四運動后，合作經濟思想得到進一步傳播。朱進之通過《東方雜志》、《新教育雜志》等刊物積極宣傳合作思想。徐滄水從日本學習研究合作經濟后也介紹和倡導合作經濟。系統介紹合作經濟思想，被稱為中國合作導師的西方合作理論在中國的最早傳播者是薛仙舟先生（1878-1927），1910年他從美、德、英留學回國后到復旦公校教書，積極傳播合作經濟理論，培養相關人才，其《中國合作化方案》一文，提出了“合作共和”的設想。中國第一個消費合作社是在北京大學胡鈞指導下，由其學生于1918年8月創辦的消費公社，1919年薛仙舟創辦了中國第一個合作銀行。1922年廣東省成立了汕頭米業消費合作社，1922年7月，在李立三、易禮容和毛澤東等人籌建下，成立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第一個工人消費合作社——安源路礦合作社，此后，合作經濟組織在中國如雨后春筍般涌現出來。
中國共產黨繼承了馬克思主義關于合作經濟的思想，在革命和建設時期均十分重視合作經濟的發展，特別是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的發展。只是由于歷史的原因，在運行中、在建設早期嚴重地違背了合作社的原則，將合作社的目標異化成實現政治目標的手段和工具。改革開放后，我國合作經濟走向健康發展的新軌道。我國合作經濟組織形式在經歷由互助組初級合作社——“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新型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后處于蓬勃發展的新時期。[40] 合作制經濟，特別是將合作制與股份制結合的股份合作制，成為我國合作制從經典走向現代的最具代表性的形式。我國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發展中也體現了當今世界各國合作經濟運動的新發展。中國農民的創造性使有中國特色的合作經濟組織模式不斷涌現，出現了許多新型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產生了如山東“萊陽模式”、河北“邯鄲模式”和廣東“橫崗模式”等，但很難找到一個符合國際合作組織基本原則的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在立法實踐上，我國還沒有統一的合作社法，沒有農民合作經濟組織法等規范農民合作經濟發展的專門法。法律的缺失，使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的規范性受到破壞，缺乏約束和保障。長此下去將產生不可預料的后果，將嚴重損害農民權益、農村穩定和農業發展。
3．國際社會合作社與合作組織立法的歷史實踐
發端于英國的現代合作運動在迅速傳入西歐、北歐、北美、東歐、斯拉夫國家后，往東進入了日本，傳入了中國，往南傳入意大利、西班牙等拉丁國家，自1850年到20世紀，世界主要工業國及其殖民地的合作運動不斷高漲。1895年8月在英國倫敦，世界各國合作運動實踐家們基于發展合作社、開展相關國際合作的目的成立了國際合作社聯盟（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Alliance, 簡稱ICA）。ICA已是世界上歷史最悠久、規模最大的一個獨立的非政府性社會經濟組織。它團結、代表并服務于全世界的合作社，并成為聯合國經社理事會中享有第一咨詢地位的41個機構之一。[41] 1934年ICA確立了四大綱領，1937年ICA把合作社原則歸納于11條，并命名為“羅奇代爾原則”，1966年第2屆代表大會將其修訂為6條，1995年又通過了《關于合作社界定的聲明》。ICA確立的基本原則是：自愿與開放原則、社員民主控制原則、社員經濟參與原則、自治和獨立原則、提供教育培訓與信息原則、合作社間的合作原則和關心社區的原則。
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簡稱ILO）是1919年根據《凡爾賽和約》成立的國際聯盟附屬機構，1946年12月14日，成為聯合國的一個專門機構。ILO于2002年6月20日在第90屆國際勞工大會上通過了《合作社促進建議書》（Promotion of cooperatives Recommendation, 2002）,向世界各國政府系統提出了發揮和促進合作社發展的政策與立法建議，其核心是建議政府給合作社提供一個支持性的政策與法律框架。ILO在其《合作社促進建議書》確認的ICA《關于合作社界定的聲明》所闡明的合作社定義、價值與原則，是ILO《建議書》的靈魂。
二、從理論研究到立法實踐——農民合作經濟組織法的相關概念之爭
法律的“立、改、廢”與法律概念[42] 的明確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對法律自身及相關概念的明確界定是非常重要的一項工作。在《農民合作經濟組織法》立法中，不同學者或實踐工作部門對相關概念有不同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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