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滕明曄 ]——(2006-7-4) / 已閱52348次
首先，建立嚴謹的上市信息披露原則。上市公司在進行信息披露時，必須符合以下幾項原則：⑴真實原則。即要求上市公司披露信息客觀真實，不能存在任何主觀、人為臆斷和任意的推測；⑵充分原則。即要求將各種影響證券市場價格的重大信息予以全面披露，除法律法規予以保護并允許不披露的商業秘密、證券監督管理機構在調查違法行為過程中獲得的非公開信息及依法可以不披露的其他信息以外；⑶準確原則。即披露信息必須確切表明其含義，其內容與表達方式不得使人誤解，所使用的語言表達的含義應當具有唯一、確定性，不能含糊其詞；⑷及時原則。要求披露的信息內容具有現時性；⑸適用原則。指所披露的信息容易被投資者利用，使用方便。即所披露的信息易于被一般的投資者接近和獲取，它容易被理解。
其次，對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給予合理限制。上市公司在進行信息披露時還應做到合理、有效，有利于公眾投資者的知悉。因而，上市公司披露信息的方式、方法、披露的地點等應該根據我國《證券法》的有關規定加以嚴格的限制和堅決執行。
此外，證券信息披露責任問題。違反信息披露義務所承擔的責任分為民事責任、行政責任以及刑事責任。從我國目前的法律制度來看,投資者在法律上找不到維護自身權益的具體途徑和措施。《證券法》在法律責任方面的規定，公法責任與私法責任也嚴重失衡。對違法者的行政責任和刑事責任規定占絕對多數，內容也相對詳細，可操作性較強；而在私法責任方面，規定卻極少，不具可操作性。多處出現明顯的立法空白。就證券信息披露的民事責任幅度、范圍等，《證券法》應當加以明確規定。應借鑒西方國家一些做法，比如在發行階段，明確規定投資者因信息虛假而遭受損失，具有解除合同及請求補償損失的權利；在交易市場上，可參照各國證券法的規定，受害者購買證券實際所支付的數額扣除請求賠償時的市場處分價格，或請求賠償前受害者已處分該證券的價格。若負賠償責任者能證明原告所受損害的全部或部分，是違反信息披露以外的原因引起的，則對該損害的全部或部分責任不負賠償責任。[20]
5.2完善對中介機構的監管
我國對信息的監管主要在政府管理部門,從立法到執法都由政府管理部門運作，證券交易所處于一線監管位置，行業協會所起作用較少。應逐步明確幾個監管主體的任務和方向,完善由證監會、證券交易所和行業協會共同構成、功能互補的監管體系。證監會應集中精力查處內幕交易和其他違反信息披露法規的案件,產生應有的威懾作用；而證交所監管的核心是通過上市規則和上市協議來制約上市公司遵守信息披露規則,負責日常的信息披露工作；證券協會則要充分發揮作用,制定內部自律性管理規則,對違法成員進行相應處罰。
在這一體系中，中介機構，如會計師事務所、律師事務所、資產評估事務所等是保證信息披露真實的第一道屏障。中介機構在為上市公司提供服務時，要勤勉盡責，按照行業公認的業務標準和道德規范，對公司的有關文件、數據、實物和資料進行核查和驗證，并對自己所出具文件的真實性、準確性和完整性承擔保證責任。除中介機構外，證券分析師、股評家以及證券公司的專業分析人員利用其專業知識對眾多的市場信息進行篩選、梳理、核實、分析，準確、客觀地為投資者提供投資咨詢服務，他們也承擔著揭露虛假信息披露、幫助投資者做出正確投資決定的重要職能，是保證信息披露真實的第二道屏障。
上述監管體系實際上是發揮證券市場內外多種力量，分工負責，共同對虛假信息披露的行為進行監管，其中證券監管部門通過對上市申請文件的審核進行事前監督；中介機構、股評家、媒體通過對信息的查實、分析構成事中監督；對虛假信息披露的行為加以嚴厲的法律制裁則是事后監督。例如規定注冊會計師因串通舞弊或重大過失而不能發現上市公司重大會計造假，致使投資者和債權人蒙受損失的，應當承擔民事賠償責任等。對違規注冊會計師的處罰，應由目前的行政處罰為主，逐步過渡到行政處罰與經濟處罰并重。充分利用經濟杠桿迫使注冊會計師強化風險意識，提高執業水平。[21]
此外，盡快建立符合國際慣例的會計信息披露制度，增強信息披露可靠性。一方面，加快具體會計準則的出臺與實施。會計準則所規范的是被披露信息的內容實質，建立并嚴格執行一整套會計準則，是規范會計信息披露的制度前提。已頒布的具體準則對于規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起著不可低估的作用，但股票市場上的變化層出不窮，應迅速建立起完整會計準則體系，為規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打好基礎。另一方面，注冊會計師要嚴格遵守獨立審計準則。在充分借鑒國際慣例、跟蹤國際審計準則最新發展、彌合合理期望差距的指導方針下，應進一步強調獨立審計準則的可操作性和對準則體系不斷補充、修訂與完善。獨立審計準則作為規范注冊會計師的權威性標準和衡量注冊會計師業務質量的尺度，對我國注冊會計師行業的生存和發展必將起到更加積極的作用。注冊會計師只有堅定不移地遵守獨立審計準則，才能保持其獨立性，更好地為廣大的中小投資者服務，真正起到經濟警察的作用。
5.3完善市場交易行為的信用約束機制
在完善對上市公司等證券市場參與主體的相關信用約束的同時，應該對市場交易行為的信用加以約束，這是完善證券市場信用機制法律保障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前面我們分析了，完善對交易行為的信用約束，主要是明確對于內幕交易、操縱價格、惡意炒作，擾亂市場秩序，損害中小投資者利益等不正當證券交易行為的民事賠償責任和對受害者予以合理、及時的救濟。
美國1934年《證券交易法》對上述禁止交易行為做出了諸如事前監管、事后救濟等措施規定。如：證券管理機構在事后取消或者暫停證券商的注冊資格，取消證券交易所會員資格，情節嚴重的承擔刑事責任等。香港《證券交易法》做出了賠償5萬港幣及監禁2年的規定。就受害者的救濟來說，日本的《證券交易法》規定，從事假現買賣、操縱市場行情的人，需要向證券市場上買賣該有價證券的人，或者辦理委托買賣所遭受損害的人負賠償責任。另外規定了賠償的年限。[22]
我國的證券監管等部門應該在借鑒吸收西方成熟經驗的基礎上，結合我國現實，加大力度對市場交易行為進行信用監管。嚴格貫徹《關于整頓和規范市場經濟秩序的決定》，《禁止證券欺詐行為的暫行辦法》以及其他相關的規定，立法部門還應該隨著經濟和社會的發展不斷修改和完善相關的法律法規。要嚴格執法，加大對于各種違法違規行為的查處和打擊力度，對相關責任人給予及時嚴格查處，對受害者給以合理、公平的經濟賠償。這是有利于證券市場規范發展的正確舉措。對完善和發展我國的證券市場信用機制大有裨益。
5.4完善相關法律法規
1992年以來，全國人大陸續出臺了一系列規范股市運行的法律制度；證監會也陸續出臺了一些配套法規。這些法律和法規的頒布，對維護股市運行秩序、規范股市各方當事人的行為，起到了積極的重要作用。但由于這些法律法規成文于經濟體制轉型時期，傳統體制的弊端被大量保留下來，使其存在著不少缺陷，主要表現為：
其一，一些法律條款過于寬泛空洞，缺乏可操作性。如《公司法》和《證券法》均對主要的違法行為做了界定并規定了懲處措施，但是，由于對違法行為的認定標準寬泛模糊，使懲處對象與行為責任者不對應，或者行為后果與懲處程度不匹配，這些法律條款在實踐中很難落實；
其二，對于資本市場大量新生事物，缺乏對應的法律界定，使得股市上的大量危害性行為，缺乏對應的監管條款予以約束。如有的公司在發行股票時披露虛假的《招股意向書》，或擅自改變募股資金投向現象，應屬于“擾亂證券市場”或“證券欺詐”行為。但是，在《證券法》和《刑法》中，對編造并傳播虛假信息的界定及打擊，均僅限于證券交易市場而不涉及證券發行市場。在上市公司諸種弄虛作假的行為中，相關證券公司、會計師事務所、資產評估機構、律師事務所、咨詢機構等中介組織實際上起著“協同”有時甚至是主導作用。而在我國《公司法》、《證券法》和《刑法》等法律法規中，均沒有證券中介機構須承擔無限連帶責任規定。顯然，在法律制度存在嚴重缺陷的條件下，要完善我國證券市場的運行機制和監管機制，是相當困難的。
在證券市場監管過程中，要有法必依，執法必嚴。證券市場執法不嚴、執法不公，直接影響到上市公司、券商、會計師事務所、律師事務所、資產評估師事務所等主體的違法成本。當這種違法成本低于違法收益時，導致違法事件的增多，當這種違法成本的降低成為一種預期時，將可能引致證券市場信用的大崩盤。因此，對于我國無序的證券市場，在建立健全法規加以規范的基礎上，對違法機構必須嚴懲，大幅度提高不法機構的違法成本，減少同類事件的發生。有鑒于此，保證證券市場健康發展的首要任務，是盡快完善與市場監管相關的法律法規體系。該體系應具有層次性、全面性和操作性等明顯特點，體現高度的市場性和前瞻性，能夠為上市公司創造公平的競爭秩序，進一步提高上市公司經營的透明度。同時還應進行明顯的職能定位和分工，避免法規之間的空白、重復和矛盾。這一監管框架也將使得證券監管部門對機構的監管，完全納入到“依法合規”監管的框架之下，改變監管部門在監督行為和“量刑”上的隨意性。[23]
5.5正確引導社會輿論導向
新聞媒體是監督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確保證券市場誠實信用的第三道屏障。在處理證券市場丑聞和危機時要注意時機和方法問題。關鍵的問題是一方面要強化制度設計的科學性和執法的力度，防止問題的發生，同時也應該看到證券市場的發展也與其他任何事物發展一樣，需要在不斷總結經驗教訓中逐步完善起來。因此，有一套有效制度防止問題發生是證券市場發展的條件，更為重要的是有一套科學的處理證券市場危機的制度機制也是保證證券市場發展的必要條件。因此，在丑聞公司的出現后，如何處理更為重要。
從其他國家情況看，包括從美國處理安然事件的過程看，如果處理不當，會嚴重影響公眾對證券市場的信心。安然事件在這方面的啟發是：首先，需要社會形成共識:丑聞的出現是不可避免的，不能直接說明證券市場缺乏誠信或證券監管的失職。即使在證券市場最為規范、證券監管最為嚴密的美國，也不可能完全防止丑聞公司的出現。其次，要分析清楚丑聞發生代表的是個別企業的問題還是整個證券市場的問題。應該對社會的輿論持有一個理性的分析態度。輿論往往是非理性的，所以，應該根據實際來分析和理解有關的輿論信息，不能盲目的隨從。
另外，宏觀上，應該給予社會輿論一個合理的引導，防止丑聞或者不利輿論無限制的被擴大，不利于證券市場發展。再次，要分析清楚丑聞反映的是現行信息披露制度的問題，抑或是由違規者扭曲現行制度而造成。如果是前者，就要改革制度，如果是后者就要訴之于司法，懲罰違規者。最后，丑聞公司出現雖然不可避免，但丑聞公司出現后的懲處是證券監管機構不可推卸的責任，是建立誠信的證券市場的關鍵一環。對于證券市場的違規違紀行為的處罰要嚴厲，不僅要處罰公司，還要處罰會計師事務所和律師事務所等相關機構，使相互勾結做假帳的情況大大減少。另外，更重要的是要處罰相關的當事人，罰款、吊銷在金融業的從業資格、甚至還要負刑事責任。違規處罰要有足夠的威懾力，以便增大違規成本，才能有效防止違規行為的發生。
結 論
中國證券市場從建立到發展至今，已經具有一定的發展規模，形成一定的法律規制體系，但距離一個完善的法律規制體系還要走很長的路。
從證券市場信用機制這個角度來說，存在的問題就特別的嚴重。可以說，信用是證券市場的生命線，是決定著證券市場能否繼續存在、發展的主要因素。特別是加入WTO之后的今日的中國證券，正在并且將要接受著來自西方幾百年經驗的證券業的嚴重挑戰。中國證券市場的信用問題如果不能得到治理，將會成為阻礙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一大絆腳石。中國證券法律制度必須做出更多的改革和創新，例如在完善公司法律治理，強化公司自我及時信息披露的責任意識，完善中、小股東的法律保護方面加強公司內部的管理和減少政府的行政干預，完善對中介機管理，增加其社會的獨立地位，提高市場準入標準的法律規制等等。
為此，面對目前年輕的證券市場，不完善的證券市場信用機制，我們可以參照歐美國家成功的證券法律制度的經驗，結合我國的具體國情，尋找出適合我國經濟發展的道路，加大證券業的監管力度。總之，只有不斷的創新與完善證券法律制度，加強對證券市場信用機制的法律保障，才能保證我國證券業得以健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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