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阮能文 ]——(2006-7-1) / 已閱25040次
由法釋[2000]3號第二條第一款第三項、第四條第三項之規定引發的思考
阮能文
為了依法懲處交通肇事犯罪活動，最高人民法院頒布了《關于審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00]3號）（以下簡稱<解釋>）,《解釋》第二條第一款規定：交通肇事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一）死亡一人或者重傷三人以上，負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責任的；（二）死亡三人以上，負事故同等責任的；（三）造成公共財產或者他人財產直接損失，負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責任，無能力賠償數額在三十萬元以上的。《解釋》第四條規定：交通肇事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屬于“有其他特別惡劣情節”，處三年以下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死亡兩人以上或者重傷五人以上，負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責任的；（二）死亡六人以上，負事故同等責任；（三）造成公共財產或者他人財產直接損失，負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責任，無能力賠償數額在六十萬元以上的。
一、仁智互現、聚訟盈庭的不同反響
依據《解釋》第二條第一款第三項和《解釋》第四條第三項之規定，在交通肇事案件中，造成公共財產或者他人財產直接損失，負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責任，只要無能力賠償數額在三十萬元以上的，就應該承擔相應的刑事責任，對該規定進行反面解釋即是無能力賠償數額在三十萬元以下的，不承擔刑事責任而承擔相應的行政責任或者民事責任，刑事賠償從而具有確定罪與非罪之功效。在構成交通肇事罪的前提下，無能力賠償數額在六十萬元以上的，作為交通肇事罪的“具有其他特別惡劣情節”，即應判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于此，“無能力賠償數額在六十萬元以上的”成為交通肇事罪的加重情節，有無能力賠償相應數額又成為刑罰加減的重要依憑。
此規定一出臺，立刻引發了刑法學界和司法實踐領域有關刑事責任承擔的平等性、刑事責任和民事責任能否相互轉換的激烈論爭，反對者有之，贊成者有之，其中反對聲音尤烈。有論者認為，刑事責任承擔得平等性要求行為人是否承擔刑事責任以及承擔刑事責任得程度大小，都必須一律以法律的標準來裁決，不應以行為人的身份、地位、財富、性別種族為轉移[1]。也有人對該條款的有效性進行責問，如有學者認為，此規定實際上是將易科制度引進到我國的刑事司法實踐中，易科制度應該是刑事立法所賦予的權力，而不是司法解釋自身定制的權力，尤其是《解釋》易科的不是刑而是罪[2]。這一規定實際上是確立了一個刑法從未使用過的規則，即刑事案件中，行為人對刑事責任的承擔，在一定條件下轉化為僅僅對于民事賠償責任的承擔，實際上表明刑事責任和民事責任可以轉化，這種轉化缺乏法理的有力支撐，沒有法律上的依據，所產生的積極意義小于隨之而來的負面影響[3]。交通肇事致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的，責令肇事者將他人的損失全部賠償，正是采用民法手段予以解決，發揮民事責任制裁和預防功能的一個有效方法和嘗試。此種解決方法，既可以彌補被害者的損失，還可以避免限制人身自由，同時又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交通事故的發生，充分體現了刑法的謙抑性原則[4]。
二、該規定的合理性探析
存在即是合理，最高人民法院對于該規定的出臺，不能說一定經過了多方權衡與考量、廣泛的實證調查、充分的價值序位考慮，但至少可以說解釋者對該規定的出臺可能產生爭論的廣泛性，對于刑事司法的導向性等進行過思考。況且，該解釋屬于有權解釋、法律適用解釋，與刑法的相關規定具有同等的效力，具體的司法實踐中出現解釋規定之情形必須適用該規定。循此路子，按圖索驥，于是有了下文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一）該規定在一定程度上對現行我國刑事立法對被害人利益的忽視提出了挑戰，暗合了恢復性司法理念。
在傳統刑法理念中，“犯罪侵害的是國家的利益，侵權侵害的是個人的利益”。一旦犯罪，即是對國家利益的侵害，行為人便欠了國家一筆債，同時刑罰是針對惡行（此處指犯罪行為）的惡報，以惡報制惡行，并努力尋求惡報與惡行的均衡，在行為人執行完被認為是惡報的刑罰后，不法行為人就“還清”了對國家所欠的債。“因為有了犯罪而科處刑罰”即是報應刑論的根據，理論界一般稱為刑罰正當化根據的絕對主義。而目的刑論認為，刑罰本身并沒有什么意義，刑罰只有在預防犯罪的必要限度內才是有效的（一般認為，目的刑論的實質即是有效預防犯罪，目的刑論與預防論并沒有實質差異，二者等同），“為了沒有犯罪而科處刑罰”即是此意，此為刑罰正當化根據的相對主義。筆者以為我國刑法仍然堅持了報應刑論和目的刑論的統一，刑罰的正當化根據在于正義性和合目的性，即刑罰正當化根據的合并主義，但是，正義性和合目的性在我國刑罰的正當化根據中并不處于等同地位，正義性屬于主要根據，合目的性屬于次要根據，而不是相反。由此決定了我國刑罰設置的主要目的是對犯罪行為進行嚴厲的非難，讓不法行為人承擔不利后果，即刑罰設置主要是出于社會防衛之目的，屬社會本位而非個人本位。基礎理念的差異必然影響刑事立法技術進而決定刑事立法體系的架構。我國刑罰的正當化根據側重于正義性，深刻影響了刑法和刑事訴訟法的立法。在現有刑事立法體系中，被害人處于“邊緣化”角色，作為刑事犯罪最直接的受害人幾乎處于被遺忘的角落，被害人的利益得不到應有的保護。刑事犯罪被害人在刑事訴訟中處于一種異常“尷尬”的局面，其訴訟法地位與證人似乎沒有實質的差異，不過是一個普通的證據提供者，不過被害人的感受更為直接、具體，可以說我國刑事立法對于被害人利益的保護正處于一個“悲情期”。把“犯罪侵害的是國家的利益，侵權侵害的是個人的利益”作為基本信條的學者和司法實踐者總是忘記了犯罪行為不過是社會危害性更大的侵權行為，輕微侵權行為還能得到有效的保護，而作為嚴重侵權的犯罪行為，被害人卻得不到應有的利益保護，其中的不合理性和不科學性不言自知。
在造成他人財產直接損失，負事故同等責任以上（不含同等責任），無能力賠償數額在三十萬元以上的交通肇事案件中，單就造成他人財產直接損失之情形而言，交通肇事的直接受害者無疑是財產的所有人（在某些情形下是財產的代為管理人-----筆者注），而不是國家，在達到法律規定的追訴標準時，便以交通肇事罪對其行為進行非難。根據行為與責任同在的原則，必須有犯罪行為才能被科以刑事責任，在因交通肇事造成私有財產直接損失的案件中，從某種程度而言，國家利益并沒有受到任何牽涉，從而對此類行為科以刑罰的依據就值得推敲。筆者以為，在此類情勢中，如果被害人與交通肇事者能自愿在中立的第三方的調解下，且能達成相應的賠償協議，且交通肇事者能積極主動賠償被害人的損失，讓業已遭受破壞的社會關系得以修復，不追究交通肇事者的刑事責任自有其合理性。這就關涉到恢復性司法理念的相關問題。
恢復性司法是指在一個特定的案件中，關涉各方共同解決犯罪問題，處理犯罪后果的過程及其未來的意義。其目的在于：1、充分地滿足被害人的需要，如經濟上的、情感方面的和社會方面的（包括對那些與被害人有著密切關系的和同樣受同樣受犯罪行為影響者需要的滿足）。2、通過把犯罪人重新帶入社火而防止其再犯罪。3、使犯罪人能對其行為承擔主動的責任。4、再造一個有效支持犯罪者回歸、被害人恢復的主動預防犯罪的社區環境。5、提供一條避免法治運作成本的不斷增長及正義被不斷地遲延的進路[5]。恢復性司法旨在訴訟效率的提高和司法成本的減少，當事人的意愿與裁決的社會效果。這一糾紛解決范式增強了被害人在糾紛解決中的主動權，同時也兼顧了被告人的利益保障，對于減少罪犯和預防犯罪大有裨益。
在我國恢復性司法理念屬舶來品，學界和實踐界通常認為我國尚處于法治的建設時期，恢復性司法理念屬于后法治時代的產物，與時下我國法治環境并不相協調，恢復性司法在當下并不具備生存的法治土壤。如上所述，在我國，刑罰的正當化根據在于正義性和合目的性，但是正義性仍是刑罰正當化的主要根據，報應刑思想仍然突出。筆者以為，限制性地引進恢復性司法理念對于中和突出的報應刑思想很有必要，恢復性司法將有效彌補報應性司法的不足。
在交通肇事造成除公共財產外的他人財產直接損失，肇事者負主要責任（含主要責任）以上，無能力賠償數額在三十萬元以上之情勢下，作為不法行為的直接受害者——被害人，對不法行為的感受最深。但是由于現行刑事責任的過度抽象化，刑法保護的是潛在的受害人，而不是不法行為具體的受害人，法益保護的抽象化僅僅注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利益的保護，“刑法也是犯罪人的大憲章”再明顯不過體現了如是的道理，由此凸現具體被害人利益在刑法保障功能中的缺位，忽視具體人的具體要求的司法將最終導致司法的不公，所以必須從法益保護的抽象化向具體化的轉變，注重不法行為人切身利益之保護，而不單單是強調抽象的個人意志。結合法釋[2000]3號第二條第一款第三項、第四條第三項之規定之情形，把刑事賠償數額作為衡量罪與非罪、罪輕與罪重的標準，換言之，即是讓不法行為人積極賠償具體受害人的損失，尋求非犯罪化或者減輕處罰的出路，該規定為具體被害人與不法行為人提供了對話的平臺，讓不法行為人真正面對受害人，作為公權力代表的國家在這樣的情形下，可以說是持“觀望”態度，如果不法行為人無能力賠償數額達到相應標準，將對其追究相應的刑事責任，反之則“袖手旁觀”。這樣的規定無疑在很大程度上做到了個人利益和社會整體利益的協調，修復了被毀損的社會關系。
（二）該規定體現了刑法謙抑思想。
刑法謙抑性又稱為刑法的經濟性和節儉性，是指立法者應當力求以最小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罰（而用其他刑罰替代措施），獲取最大的社會效益——有效地預防和抗制犯罪[6]。關于刑法的謙抑性，日本刑法學家平野龍一指出它具有三個方面地含義：“第一是刑法的補充性。即使是有關市民安全的事項，也只有在其他手段如習慣的、道德的制裁即地域社會的非正式控制或民事的規制不充分時，才能發動刑法。……例如，交通事故對生命、身體的侵害，是一個重大的社會問題，適用刑法也會產生某種效果，但是，提高駕駛員與步行者的倫理與技術水平、改善道路與照明設備所受到的防止交通事故的效果會更大。第二是刑法的不完整性。如果象上面那樣認為刑法具有補充的性質，那么發動刑法的情況自然是不完整的。……第三是刑法的寬容性，或者可以說是自由尊重性。即使市民的安全受到侵犯，其他控制手段沒有充分發揮效果，刑法也沒有必要無遺漏地處罰。在現代社會人不或多或少地侵犯他人就不能生存下去，因此，個人在某種程度上就必須相互忍耐他人的侵犯。如果對所有的侵犯行為都禁止，反而容易阻礙個人的自由活動[7]。陳興良教授認為，運用刑法手段解決社會沖突，應當具備以下兩個條件：其一，危害行為必須具有相當嚴重程度的社會危害性。其二，作為對危害行為的反應，刑罰應當具有無可避免性。……一般來說，具有下列三種情況之一的，就說明不具備刑罰的不可避免性：（1）無效果。所謂無效果，就是指對某一危害行為來說，即使規定為犯罪，并且處以刑罰，也不能達到預防和抗制的效果。（2）可替代。所謂可替代，就是指對于某一危害行為來說，即使不運用刑罰手段，而運用其他社會的或者法律的手段，例如道德教育、民事或者行政制裁，也足以預防可抗制這一危害行為。（3）太昂貴。所謂太昂貴，是指通過刑罰所得到的效益要小于其所產生的消極作用[8]。由此可見，依據刑罰謙抑思想，只有在運用其他非法律的手段和民事、行政法律尚不足以規制危害行為時，刑法才具備了適用的條件。筆者還以為，在業已構成犯罪的前提下，對不法行為人科處相對較輕刑罰即可達到目的時，不應適用較重刑罰，屬于刑法謙抑的應有之義。所以，“刑罰之界限應該是內縮的，而不是外張的，刑罰是國家為保護法益與維持法秩序的任務時的最后手段（Utima ratio）,能夠不使用刑罰，而以其他手段亦能到達維持社會共同生活秩序及保護社會與個人法益之目的時，則務必放棄刑罰的手段[9]。
在法釋[2000]3號第二條第一款第三項、第四條第三項之規定情形中，就是充分發揮民事法律的規制功能，一方面讓交通肇事行為的具體受害人得到了應有的賠償，一方面也沒有限制交通肇事者的人身自由，調動了不法行為人賠償受害人損失的積極性，實則是“兩全其美”。反之，如果動用刑罰，一方面可能打消交通肇事者賠償被害人損失的積極性，讓具體受害人得不到相應的賠償，一方面如果所有的相同情形均以交通肇事罪論處，必然造成監獄人滿為患的局面，人為加重司法成本。更為重要的是，對不法行為人科處刑罰，其與具體受害人之間遭受破壞的社會關系沒有得到修復，可能加劇他們之間的矛盾，不法行為人不敢真正面對受害人，而受害人對不法行為人的報應性情感沒有得到滿足，這一系列存在的問題，最終導致受害人和所在的社區不能重新接納不法行為人回歸社會，不利于罪犯的改造，更不利于犯罪的預防和減少。所以，對此類情形，用民事法律手段即可進行充分調整，刑法不必“事必躬親”，再說動用刑罰的代價相對而言過于昂貴，不利于有限司法資源的有效配置，反倒增加了司法成本。總之，在規定情形中，賠償數額作為是否成立犯罪和是否加減處罰的依據，用民事法律進行有效調整，對于具體受害人和不法行為人確實是“雙盈”，減少了司法成本，也更有利于和諧社會共同生活秩序的建立和維護，充分體現了刑法的謙抑性。
（三）該規定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國民注重調解的習慣，符合普通百姓的心理
由于受幾千年儒家思想的熏陶，加之我國尤其是廣大農村更多體現為一個“熟人”社會、禮俗社會而非法理社會，普通百姓把打官司看成是一個不得已的下策而不是動輒對簿公堂。有西方學者曾這樣說過：“在遠東，法不過是為了確保社會秩序采取的第二位的、從屬的手段，而且人們是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才使用它。在那里，人們覺得社會構成的和諧只是我們在自然和宇宙中看到其范式的普遍和諧的一部分。法帶著枯澀的邏輯推理和外部強制的一切屬性，是一種很幼稚的維持秩序的方法，適合于野蠻民族而不是文明民族。自愿服從的，在家庭、部落和村落發展起來社會共同體中行之有效的行為規范，在其淵源上不是來自于法律，而是由傳統和諧地形成的不成文的行為規范總體。但是這些規范的目的不是使每一個人獲得他應當獲得的東西，而是使社會構成處于和諧狀態之中。結果，解決糾紛不是在戰場上留下勝者和敗者，而是每一個追求自己權利的人必須注意，讓對方‘保存自己的面子’。因此，在遠東，權利的實現，最好的辦法不是由法官作出一勝一負的判決，而是和平的調解、心平氣和的調停。”[10]上述堪稱經典的論述表明，在被害人在自己利益受損尤其屬于輕微糾紛時，普通百姓很不愿意有強大司法機關的主動干預，他們深知公權力的介入使其在受到一定保護的同時需要承擔巨大的代價。
在法釋[2000]3號第二條第一款第三項、第四條第三項之規定情形中，如果肇事者與具體受害人能在賠償數額上達成協議且肇事者能積極主動賠償被害人損失，這樣，既能滿足普通百姓的心理，又能很好維護社會穩定，達到“息事寧人”的目的，作為公權力的國家刑罰權實無主動介入的必要。
（四）該規定體現了形式的、機會的平等，并不違反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則
由于人都希望得到尊重，所以在人類歷史上，對于平等的要求素來有之。但是，何為平等，迄今還沒有一個能讓多數人接受的概念，只是形成了“相同或者相似的情形必須得到相同或者相似的待遇”是平等概念的基本要求的共識。平等是一個具有多種不同含義的多形概念。它所指的對象可能是政治參與的權利、收入分配的制度，也可能是不得勢的群體的社會地位和法律地位。它的范圍涉及法律待遇的平等、機會的平等和人類基本需要的平等[11]。“在刑法面前人人平等”是刑法的基本原則，即在對不法行為人科以刑事責任時也必須滿足“相同或者相似的情形必須得到相同或者相似的待遇”的基本要求，在刑法理論上，則表現為刑事責任承擔的平等性，也就是不法行為人是否承擔刑事責任以及承擔刑事責任的大小，不能因行為人的財產、家庭、身份、學歷等而有殊別。
任何事物都只是相對的，而非絕對，世界上不存在絕對的事物。對于平等而言，也只有相對的平等，沒有絕對的平等，絕對的平等只能是美妙的幻想，只能是在平等外衣掩飾下的更大的不平等，進而刑事責任承擔的平等性也只能是相對的平等。“相同的名義指刑不是相同的是在之刑。年齡、性別、等級、命運和許多其他情節，應該調整對相同之罪的刑罰。如果罪行是人身傷害，同樣的財產刑對富人將無足輕重，而對窮人則沉重不堪；同樣的刑罰可能給某一等級的人打上恥辱的烙印，而對低等級之人則可能毫無影響；同樣的監禁對一個商人可能是毀滅的打擊，對一個體弱多病的老人則無異于死刑，對一個婦女可能意味著終身恥辱，而對其他狀況的人也許無關緊要。”[12]
筆者以為，現代意義上的平等概念更多體現為機會的、形式的平等，而不是結果的平等。只要刑事賠償影響刑事責任的規定作為普遍適用的法律規范，就足以體現刑事責任承擔的平等性，因為它為每一個不法行為人均提供了相同的免刑機會。至于各不法行為人能否以自己的財力為保障，達到出罪或者減輕處罰的目的，則不是刑法所能調整的范圍。即法釋[2000]3號第二條第一款第三項、第四條第三項之規定體現了機會的、形式的平等，并不違反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則。
三、該規定存在的不足
刑法理論研究的對象不應以刑事立法（此處刑事立法屬于廣義，包括刑事司法解釋）為圭臬，理論來源于實踐，刑法理論研究的源泉是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刑法理論應該對刑事司法和刑事立法進行廣泛而深入的研究，但理論卻高于實踐，理論研究的目的是要指導實踐，所以，刑法理論研究不能唯刑法立法規定是瞻，不能僅僅對現行刑法立法進行研究，否則理論研究就喪失研究的品格，缺乏研究的深度和廣度，刑法理論研究成為完完全全的注釋法學，不僅不能完善刑法理論自身，更不能有力指導實踐。
（一） 該規定超越了司法解釋之權限，屬越權解釋。 根據我國立法精神和司法解釋的原則，只有在下列情形中，才能對法律進行解釋：（1）法律的規定需要進一步明確具體含義；（2）法律制定后出現新的情況，需要明確適用法律依據的。作為最高審判機關在適用法律過程中對法律所作的司法解釋，自然不能超越法律的相關規定，否則就超越了司法解釋的界限，屬于越權解釋。而《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條規定：違反交通管理法規，因而發生重大事故，致人重傷、死亡或者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條只是規定了造成公私財產重大損失就要科處相應的刑罰，而法釋[2000]3號第二條第一款第三項、第四條第三項之規定則是把刑事賠償與對不法行為人是否以犯罪論處或者是否從輕處罰相掛鉤，等于說創造了新的規范，違背了《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條之規定，超越了司法解釋的權限。
（二） 該規定違反了刑事責任和民事責任不可轉換之原則。
刑事不法和民事不法存在實質性差別，前者的社會危
性遠遠大于后者的社會危害性。除此以外，民事不法遵循“無損害即無賠償”的原則，而刑法可以處罰未遂犯；民事不法中有過錯責任和無過錯責任即嚴格責任兩種歸責原則，而刑事不法必須具有主觀罪過，而且刑法以處罰故意犯罪為原則，處罰過失犯罪為例外，除非刑法有明確規定等等。可見。刑事不法行為人與民事不法行為人在社會危害性和人身危險性方面顯然不可等同，故國家和社會對其非難程度顯然應體現梯次性。但是法釋[2000]3號第二條第一款第三項卻將賠償數額作為罪與非罪的考量標準，依據刑法關于交通肇事罪的相關規定，在造成重大財產損失的前提下，本應以交通肇事罪追究其刑事責任，但是肇事責如果能賠償相應數額，責可以免于對其科刑轉而適用民事法律予以調整。該規定從而疏忽了民事不法和刑事不法的實質性差別，突破了刑事責任和民事責任不可轉換之規則。
（三）規定中的“無能力”一詞用語模糊，指待不明
刑法不僅僅是裁判規范，也是行為規范，所以刑法立法必須盡可能考慮到讓國民充分認識到該規范規制行為的后果，即國民對刑法規范有較好的預測可能性，以引導其自身的行為，否則，刑法規范的規制、引導功能將喪失殆盡。由此造成更為嚴重的后果是國民行為的萎縮，刑法從保護國民自由的一面轉向了限制了國民自由，而且，刑法規范的明確性也是罪行法定原則的應有內容。偉大的法學家耶林曾說“立法者應該象哲學家一樣思考，象農夫般說話。”[13]為了充分顧及國民對于刑法規范的預期，作為有特定調整范圍和目的的刑法規范便使用了部分普通用語，從而有了規范用語與普通用語之界分。
就規定中的“無能力”一詞而言，屬于普通用語的范疇， “無能力”一詞從普通用語的角度而言，僅僅是指交通肇事者沒有足夠的財產賠償具體受害人的損失，關注的是不法行為人的財產狀況，依此理解，結果是有產者永遠不會構成該種犯罪，顯然不合立法旨意。結合該解釋的規定，其意旨僅僅在于肇事者是否賠償受害者的結果，而不是關注其財產狀況，因為是否賠償了受害人的損失，顯然是不法行為人悔罪的重要表現，即可以作為其人身危險性減小的考量情節。在這里，該規定的指涉是相當模糊的，很容易造成錯誤理解（相對于正確適用法律的角度而言），“無能力”作為普通用語的使用突破了規范用語的底線，是不恰當使用普通用語的表現。
四、對該規定的合理化建議
盡管法釋[2000]3號第二條第一款第三項、第四條第三項之規定存在上述合理性，但是也有眾多的不足，最主要的問題在于錯誤地把本應作為實行非刑罰化或者非監禁化衡量因素之一的刑事賠償數額作為罪與非罪的界限，超越了司法解釋的權限，對現行法律制度的沖擊過大。筆者以為，第二條第一款第三項修改為“造成公共財產或者他人財產直接損失十五萬元以上，負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責任的”，第四條第三項相應修改為“造成公共財產或者他人財產直接損失三十萬元以上，負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責任的”。對原有規定進行如此實質性修改，就能夠妥善解決法律位階、司法解釋權限、刑事責任與民事責任的關系等以系列問題。
首先，如此修改不會超越司法解釋權限，刑法一百三十三條僅僅規定了“違反交通管理法規，因而發生重大事故……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刑法的規定一方面沒有明確界定不法行為人與受害人的責任進行相應的界分，另一方面“重大損失”沒有明確的數額。如果不進行法律適用的解釋，則賦予法官的自由裁量權過大，容易造成嚴重的司法不公，所以必須對刑法的含糊規定進行相應規定進行細化、明確，符合司法解釋的條件，而且，作如此的解釋根本沒有突破原有刑法規定。“罪圈”的大小完全應該由刑法典進行確定，如果司法解釋另行擴大或者縮小“罪圈”，都因違反刑法典的規定而無效。原有規定越權解釋，變更了“罪圈”界域，顯屬不當。
其次，修改后的規定不僅充分考慮了在司法實踐中，故意毀壞公私財物罪的數量構成要件要素，而且全面考慮了刑法以處罰故意犯罪為原則，處罰過失犯罪為例外的原則，交通肇事罪作為過失犯罪的典型，行為人對危害結果的發生持反對態度，其意志因素中蘊涵的危害社會的傾向性不大，所以作為同樣的損害財產性案件，過失犯罪在構成要件要素的數量上遠遠高于故意損壞財產的案件構成要件要素的數量也屬于情理之中，也符合相關立法主旨。同時，也考慮到交通肇事是人類科技進步和社會發展的附屬品，任何社會規范對行為的規制也就不能完完全全以犧牲人類社會的進步為代價，所以不能對所有的交通肇事損害財產的案件均科以刑事責任，由此對交通肇事損害公私財產的案件確定較高的數量構成要件要素符合人類發展的總體要求。
再次不法行為人對具體受害人的賠償，可以作為對被告人酌定從輕處罰的情節，這在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12月4日發布的《關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范圍問題的規定》第四條作了規定“被告人已經賠償被害人物質損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作為量刑情節予以考慮”。所以作上述修改也就沒有將刑事賠償的數額作為酌定從輕情節予以規定，避免有重復之嫌。
參考文獻
[1][3]參見楊忠民“刑事責任和民事責任不可轉換”，載《法學研究》2002年第4期。
[2]見蘇惠漁“現實與理想之間－－過失交通犯罪研究”，載高銘宣、趙秉志主編《過失犯罪的基礎理論》，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61頁。
[3]參見侯國云“交通肇事罪司法解釋缺陷分析”，載《法學》2002年第7期。
[5]參見脫尼F.馬歇爾著，劉方權譯《恢復性司法概要》。轉引自半塊磚“建立受害人諒解制度的設想（續）－－論恢復性司法的本土化應在執行階段實現”，載《犯罪與改造》（京）2004年第8期。
[6][8]見陳興良《刑法哲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6頁、第7頁。
[7]轉引自張明楷《刑法格言的展開》，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0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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