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軍 ]——(2006-5-21) / 已閱16129次
王斌余案背后的法理思考
高軍
從網上看到王斌余案后感到非常痛心，對于這個案子，我們似乎有似曾相識的感覺，因為我們都讀過或熟知傳統四大名著中的《水滸傳》里的故事。筆者感興趣的不是這個案件本身，對此類案件來說，相信它不是第一起也不會是最后一起，這起惡性刑事案件帶給筆者諸多思考。
１、民意與法院判決。
筆者在網上看到有三百多位網友的評論，吃驚的是竟然所有的評論都同情乃至支持王斌余，對為富不仁者表現出強烈的義憤甚至仇恨。不能認為網上的這三百多條的評論就一定代表了民意，因為能夠上網發表評論的人可能只是社會中一部分人或一類人，但也不能說他們不能代表民意，我想能夠上網并發表評論的人至少相對而言是具備一定文化、受過一定教育的人，但就連這些人都會一致地持這樣的看法，更何況對那些更多的不具備法律專業知識，憑樸素的自然情感來判斷善惡是非的普通民眾了。于是有這樣一個疑問：法院判決是否應尊重民意？
試想一下：如果王斌余案由陪審團參與審判（眾所周知，陪審團成員都是些普通的民眾，在某種程度上憑直覺、自然的情感來為被告定是否有罪），那么案件的審判結果會有什么不同？
雖然我們都知道判決不能為民意所左右，因為所謂民意僅僅只是一個主觀的、易生歧義的概念，歷史上所謂的民意殺人的教訓也是不絕于書的。但如果法院的一項判決過分地違反了民意，違反了民眾的自然的情感，這樣的判決到底能起到什么樣的作用？
２、刑罰的威嚇功能的反思。
歷史上西方功利主義法學從理性人快樂和痛苦相權衡的角度分析犯罪，最終得出一個結論，為制止犯罪，必須使得犯罪所受到的懲罰而給犯罪人所帶來的痛苦大于其從犯罪中得到的快樂時其才會放棄犯罪，亦即強調了刑罰的威嚇的功能。對于刑罰的威嚇的功能，我們的刑法教課書上強調的較多，在中國的傳統法律文化以及現實中的司法和社會的實踐中，它一直也是被奉為圭臬的，在現實生活中運用的典型的表現就是“嚴打政策”。
但刑罰真有那么大的作用么？舉王斌余案來分析：不可否認，王斌余被判了死刑，假如最終被執行了死刑（當然，只是假設，他還有上訴的機會，但據筆者看來，這種可能性比較小），可能知道這個案件的人從中會受到一定的教育，即不能殺人，殺人者償命。但問題是，會有多少人能知道這個案子，相信知道這個案子的人只是極少數，因此，更多的人不能從這個案子里面受到“教育”。另外，殺人償命是一則古老的自然法則，民眾憑簡單的常識和自然的情感都知曉的。王斌余為什么殺人，不是他沒有法制觀念，請注意，他不是不相信法律，而是在尋求了法律救濟的途徑在他看來“此路不通”后而采取私力救濟的，另外，他也不是在尋求私力救濟時一開始就使用暴力的，是他在被污蔑、被毆打后沖動而采取暴力的。
《水滸傳》中的那些好漢們其實都是些刑事犯，其行為基本上均構成了犯罪，可為什么民眾卻對他們的行為津津樂道并將之譽為英雄？這個問題值得我們深思。
所以，筆者認為，從報道的案情看，王斌余有正當防衛、防衛過當、自首等法定、酌定從輕、減輕處罰的情節，而且是初犯、是激于義憤而犯罪，他應該為他的沖動的行為付出代價，但是不是必須是生命的代價呢？從案中可以看出他的人身危險性相對較小，有改造好的可能，從案件判決的社會效果來看，判死刑，不如判死緩或者無期。當然，按照刑期法的明文的規定，判其死刑是合法的，而且，僅從四條命以及另外一個人的重傷與一條命相比的角度來看，判其死刑也是合情的。但還是上面的那個問題：判了他死刑會有什么樣的社會效果？會使人們從中受到“教育”么？講到判其死刑的教育意義，筆者到有一點擔心：如果日后再有類似的情況發生，在一個人窮盡了在他看來可能的公力救濟手段后仍不能獲得正義的時候，他可能也會怒而殺人，然后不是去自首而是逃之夭夭，或者是把事情搞得更大。相信筆者的擔心絕不是杞人憂天，在網上發表的評論中，有相當一部分對他的自首表示了惋惜，說他太天真、太傻。如果是這樣的結果，刑罰的“教育意義”不但會落空，甚至反而會起到更壞的作用。這可能是很多人，尤其是死死地抱著刑罰的威嚇功能不放的人所始料未及的。
３、正義的獲得也不可讓當事人付出過于大的代價——公力救濟的成本問題。
前面已經說過，王斌余不是不相信法律，而是在尋求了法律救濟的途徑在他看來“此路不通”后而采取私力救濟的。這說明，我們慣常的“送法下鄉”、“普法教育”向民眾所灌輸的要相信法律、法律會主持公道的這類教育對民眾是起了一定作用的。但為什么一個相信法律的人最終會選擇采取殺人這樣的極端的途徑呢？這應引起我們的思考。筆者認為這主要是一個公力救濟的成本問題。
本案中，王斌余首先想到的是找勞動局調處。關于對勞動者合法權益的保護問題，我們都知道，對于勞動者來說，與資方相比，其實力過于弱小，乃至懸殊，故現代世界各國，無不拋棄近代民法形式平等之原則，轉而按實質平等的精神，在立法上無不傾向于從實質上保護勞動之權益，故有勞動法之誕生。從勞動法的誕生的背景可以看出其立法精神必須是人道的、重視保護弱勢群體的勞動者之權益。但遺憾的是我國的勞動法在這方面尚存諸多缺陷，不利于對勞動者的保護，關于這一點，我國著名的民法學家梁慧星先生曾有過尖銳的批評。
對于現行的勞動仲裁前置程序，筆者認為因為是由行政部門主持，其中立法和公正性不得不令人產生合理的疑問。事實上，在勞動仲裁中資方往往有更大的甚至是完全壓倒勞動者一方的優勢。勞動者申請仲裁，必須要交納仲裁費，而且必須在申請仲裁期限內提出（其期限過短，與民法通則一般訴訟時效的期限不符），如果對裁決的結果不服，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訴。既然如此，那么為什么不廢除這一前置程序，設立勞動法院或者在法院中設立勞動庭，采取“特別的簡易程序”來解決勞動爭議糾紛，減輕勞動者為解決糾紛獲取正義的成本付出呢？
對法院的訴訟程序也一樣，我國民事訴訟一審普通程序６個月期限、簡易程序３個月期限，然后是訴訟費、申請執行費，想通過訴訟來獲取正義，當事人的付出不可謂不大。眾所周知，從社會契約的角度出發，先有人民后有政府，政府是人民社會契約的產物，人民交稅作為購買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對價。法院屬于政府為人民提供的公共服務機構，人民已經交了稅，法官亦是人民養活的，為什么人民有糾紛時向法院提出訴訟時還要交費呢，適當地交納些案卷的裝訂工本費也不是不可以理解，可為什么會采取按案件爭議的標的額一定的比例的標準來收取呢？常識告訴我們：標的額大的案件不一定復雜，法官的付出不一定更多；同理，標的額小的案件也不一定簡單，法官的付出也不一定就少。按照案件標的額收取的訴訟費的合理解釋何在？
筆者認為，訴訟當然要付出成本，但對民眾而言，過于昂貴的訴訟成本只能使人們在法院門前卻步，西諺亦云“遲到的正義不是正義”，另外，只有盡量早一點終止在某一點上才會有正義（無休止的再審與正義的要求不符）。為此，我們的司法實有通過改革以進一步減輕當事人負擔及提高效率的必要。
４、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要求公平優先——當代法律效率與公平價值的選擇。
改革開放至今，發展生產力、盡量快地增長GDP是我們一切工作的中心。因此，在立法，尤其是經濟、社會立法的價值選擇上，往往把促進經濟增長即效率放在第一位。經過二十多年的發展，尤其是近些年經濟的發展，我國綜合國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問題是改革開放的成果并沒有平等地為社會各階層所享有，先富起來的越來越富，社會貧富懸殊已接近危險水平，我國已迅速地進入了一個“社會矛盾多發期”，王斌余案查以看作是其中矛盾沖突的極端的表現。如何解決日益增多的社會矛盾，是當前的一個重要的課題，黨中央及時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命題是非常及時、有深刻的意義的。
筆者認為：“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有恒產者有恒心”，在一個流氓無產者占多數的社會里是無法建成和諧社會的。因此，通過法律調節社會財富的第二次分配，通過對富人征收高額的個人所得稅、遺產稅等稅收來發展社會福利，使得富人不可過富、窮人至少能活下去，并著力培育社會中產階層是構建和諧社會的核心任務。
不要期望富人會發善心自覺地把金錢捐出來給窮人，韋伯的《新教倫理與醬主義精神》中描繪了“拼命地掙錢、拼命地省錢、拼命地捐錢”的資產階級清教徒的形象，基督教新教的“把金幣投到募捐箱中聽到叮鐺一聲的時候靈魂就升到了天堂”新教的倫理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在當代西方社會，真正能促使富人善行的是法律，是對財富征收高額的遺產稅所起的作用。在這方面，尤其是在我國市場經濟倫理以及財富的社會責任觀尚未形成的現階段，讓富人主動捐錢搞公益的任何的道德說教都是蒼白的，作用也是有限的，從希望工程以及“非典”期間中國富人們的表現中完全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法律、只有法律才能勝任財富第二次分配，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任務。
本文發表在《民主與科學》2005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