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溫躍 ]——(2024-12-8) / 已閱32026次
4.14 對于相當因果關系理論來說，最大的問題是行為人的“可預見性”的判定標準。討論是否可預見性問題，實際上是討論是否應該預見問題。日本刑法學者發展豐富了三個學說：主觀說，客觀上，折中說。其中折中說是日本刑法界和德國刑法界廣泛采納的通說。主觀說認為，要考慮行為人已經認識、預見的事情以及其能夠認識、預見的事情；客觀說認為，要考慮行為當時所存在的全部事情以及行為后所產生的客觀上可能預見的事情；折中說認為，要考慮行為當時一般人所可能認識、預見的事情以及行為人特別認識、預見到的事情。（山口厚：《刑法總論》第2版P57）
【案例】被告人洪某與曾某均在福建省廈門市輪渡海濱公園內經營茶攤,二人曾因爭地界而發生過矛盾。2004年7月18日17時許,洪某的女友劉某與曾某的女友方某發生爭執。正在曾某茶攤上喝茶的陳某上前勸阻,劉某認為陳某有意偏袒方某,遂辱罵陳某,并與之扭打起來。洪某聞訊趕到現場,揮拳連擊陳某的胸部和頭部,陳某被打后追攆洪某,結果追出兩三步后倒地死亡。經鑒定,陳某系在原有冠心病的基礎上因吵架時情緒激動、胸部被打、劇烈運動及飲酒等多種因素影響,誘發冠心病發作,冠狀動脈痙攣致心跳驟停而猝死。（陳璇《論客觀歸責中危險的判斷方法》）所謂的主觀說：洪某是否預見到陳某患有冠心病這一事實呢？如果洪某沒有預見到這一事實，那么洪某的死亡是意外事件，不可歸因于洪某，洪某不對陳某的死亡承擔責任。客觀說是指：要考慮行為當時所存在的全部事情以及行為后所產生的客觀上可能預見的事情。問題是：如果能夠掌握事后查明的全部材料和數據（比如本案的冠心病），一般理性人還有什么是不能夠預見到的？萬物皆有因果，這個結論有點靠近佛教了。折中說是要考慮行為當時一般人所可能認識、預見的事情以及行為人特別認識、預見到的事情。以行為時一般理性人的認識為標準（假設一般理性人行為時不能預見到陳某患有冠心病），但洪某因特殊渠道認識到陳某患有冠心病還揮拳連擊陳某的胸部和頭部，那么洪某就要因自己的特別認識而對陳某的死亡承擔責任。
4.15可預見性說中的一般理性人的范圍的大小存在問題，如果是全人類的理性人都應該預見到，你顯然應該預見到；如果你們村的理性人都能夠預見到，你是否應該預見到？如果你家周圍有理性的鄰居都預見到了，你是否應該預見到？如果你確實沒有預見到，但你們村的與你學歷、歲數、成長環境相同的人都預見到了，你是否應該預見到？能否說因為你實際上沒有預見到，所以你不該預見到？如果你實際上預見到了，因此你就應該預見到？即使你是押寶運氣好正好猜中了。不好歸納哪些結果是你應該預見到的，只能歸納說哪些結果是你不該預見到的。你應該預見到什么結果，是需要掌握這個世界所有的因果關系和初始狀態。你只能不應該預見什么結果，因為你不掌握這個世界所有的因果關系和初始狀態，所以，對于任何未來的結果力都實質上不該預見到，不該預見總是正確的，應該預見總是言過其實和豪賭。在日常生活中，是否應該預見某個結果，我們是利用常識和直覺來判定該結果出現的可能性大小決定的，如果常識和直覺告訴我們這個結果出現的可能性較大時，我們就會說應該預見這個結果，如果常識和直覺告訴我們這個結果出現可能性較小時，我們就說不應該預見這個結果。由此可見，可預見性取決于結果出現的可能性大小，人們是通過常識和直覺判定的，因為不可能給出一個結果出現的數學概率值。至此，我們發現“可預見性理論”回到了“客觀蓋然性理論”的初始狀態了，一切都指望常識和直覺最后定奪，當然，掌握的事件信息越多，我們的判定就會越可靠，越容易形成共識。
【案例】被告人武某住在漣水縣連城鎮蓮花居委會伏李組25號,家門口是一片麥田,麥田傍邊有一個晾衣架,該晾衣架是隔壁鄰居的,因“城中村”改造早已廢棄不用。武某每天瞄準該晾衣架中的一根柱子練習打彈弓。晾衣架旁邊有個茅房,從“城中村”改造通自來水后家里有了衛生間,該茅房也處于廢棄狀態。2014年3月6日,租住隔壁鄰居房屋不久的袁某因節約用水而到該茅房大便,期間因聽到異響而抬頭張望,被武某打到晾衣架柱子上的一枚彈珠反彈后擊中左眼,經鑒定為重傷二級。我認為這個彈弓案表明相當因果關系說的可預見論在實際使用中是標準不清的。對于被告人武某來說，他是否應該預見到有人會出現在該茅房大便？或者說一般理性人是否應該預見到有人會出現在茅房大便？如果一般理性人不該預見到有人會出現在茅房大便，那么武某打傷袁某的后果就是意外事件了。如果說一般理性人應該預見到有人會出現在茅房大便，那么這種“應該預見”的理由就會很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如果在人來人往的市場的茅房，一般理性人應該預見到會有人來茅房，武某練習彈弓的行為與傷害結果有因果關系。如果在深山老林，一般理性人不會預見有人來茅房，可以排除武某的行為與袁某的受傷結果沒有因果關系，是意外事件。在本案的具體環境中，真的很難用可預見性來判斷因果關系是否成立。
【案例】甲在人行道上設置障礙物(A),致使行人乙不得不行走于機動車道,進而發生車禍(B)造成乙的死亡(X)。（張小虎《論刑法上典型異樣因果形態的因果關系特別判斷》）我認為根據預見可能性理論，得出行為人甲應該預見到發生車禍造成乙的死亡的結論，是荒謬的。這種預見可能性的標準存在相當的隨意性。我認為預見可能性理論對于可能性較低或幾乎為零的事件，以一般理性人標準判定預見可能性時，較為容易得出“共識”。比如，打傷人送去醫院發生火災燒死，一般理性人會主張不該預見到。再如，把人打昏后離開，被打的人被熊吃掉了或被流星擊中砸死了，一般理性人都會取得“共識”：不可預見。預見可能性理論用于判定得出應該預見結論時，往往很難取得共識。張三養一條毒蛇，該毒蛇咬死一個人，如果張三要對被蛇咬死的人的死亡負責，那么張三生了一個小孩，該小孩長大后殺了一個人，張三是否該對被殺的人負責？張三生育的行為是殺人行為嗎？喂養一只野貓，該野貓咬人了，投喂者是否該負責？張三無法預見生育的孩子今后會殺人，同樣張三也無法預見寵物蛇長大后會咬死人。可預見說在此是無效的。如果說張三應該預見蛇會咬死人，那么就應該說張三應該預見生育的孩子今后會殺人，其父母就要對孩子長大后殺人承擔故意殺人罪的法律責任。
4.16 “相當性理論如果要將異常因果關系的結果歸責加以排除,仍必須借助主觀構成要件之審查,尤其是‘預見可能性’此一概念,才能排除歸責。”在德國,后來刑法理論將“社會相當性”概念導入故意和過失中,以構成要件的界定問題去處理,而不再當作事后加以推測的因果關系問題（山中敬一）。我認為在日本相當因果關系論把預見可能性作為判定異常因果關系的根據，從而得出中斷因果關系的結論，這是在因果關系框架中討論問題。而德國的相當性理論把預見可能性引入故意過失的主觀因素中作為判斷標準，從而納入歸責的判斷標準。我認為相當因果關系論要求行為人對結果具有“可預見性”，否則得出行為與結果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的結論，與主觀過錯論認為如果行為人對結果具有“可預見性”，得出行為人有過失，是一枚硬幣的兩面而已。日本人把德國人相當因果關系理論中的“相當”解釋成對結果的“可預見性”，實際上是受主觀過錯論的影響，把行為人的主觀過錯表述成行為人的行為與結果具有客觀因果關系。英美法系的近因說中的“合理可預見性規則”實際上也是借用了主觀過錯論的“可預見性理論”。然而在相當因果關系中以不可預見性來區別和判斷介入因素的“異常”、“反常”，從而阻卻因果鏈，這條思路完全沒有考慮到介入因素對結果的作用力的大小。因此，引發了大阪南港案的叛逆裁判文書。
【案例】大阪南港案(最高裁1990年11月20日判決·刑事判例集44卷8號,第837頁)判例中,對在行為后存在第三者不可預見的行為的介入的案例,卻肯定了被告人X的行為與被害人V的死亡之間的因果關系。該案件中,X突然對被害人V潑冷水,并用臉盆的底部以及皮制腰帶毆打其頭部,V因此失去意識。之后,X將V搬送到了距案發地100公里的大阪南港的材料放置場,翌日早上,V的遺體被人發現。雖然V在一息尚存時,曾不知被何人(Y)用方木毆打過其頭頂部,但庭審中,仍然認為V的死因是內因性高血壓性橋腦出血,這是由X的最初的毆打所造成的。實際上V患有高血壓和動脈硬化,被X突然打擊,使得原本就脆弱的腦內血管爆裂出血,因而死亡。關于這一點,最高裁認為,由Y所實施的第2次暴行,擴大了出血情況,產生了將V的死亡時間提早了些許的影響。在這樣的事實關系下,最高裁認為,“當犯人的暴行造成了足以形成被害人死因的傷害時,就算假設因第三者的暴行使得死期提早了,仍然可以肯定犯人的暴行與被害人的死亡之間存在因果關系”,進而認定傷害致死罪成立。因為X實施的致死傷，而Y所實施的第2次暴行,擴大了出血情況,產生了將V的死期提早了，日本最高裁完全忽視了Y所實施的第2次暴行對死亡結果的貢獻，認定Y不對受害人的死亡結果負責。我認為殺死一個垂死的人或在兩車相撞的瞬間開槍打死車上的人，從結果無價值論看，其行為造成的法益的侵害立即會被替代，對于這種行為的懲罰不是因法益被侵害，而是其行為無價值。即：違背了不許殺人的禁令。法律保護人的生命的每一瞬間（這是我認可的價值選擇），Y縮短他人生命的行為應該被歸責。但日本法院對此案的判決完全否定了相當因果關系的可預見性理論，Y的行為是不可預見的，按照相當因果關系理論應該中斷因果關系，然而日本法院把被害人V的死亡歸因歸責于先前的行為人X，由此引發了相當因果關系說在日本的衰落。
【案例】A在某堆滿材料、極其混亂的建筑工地門口將B砍成重傷，B不久就因顱內出血，陷入昏迷狀態，但其在3小時以后必死。后來由無法查明的第三人順手揀起建筑工地的裝修材料，擊打B的身體，導致其提前死亡。法院認定B的死亡和A的殺害之間有因果關系。理由是：最初的實行行為的暴力程度極高。在最初的實行行為使被害人生命隨時可能喪失的情況下，后來介入的暴力只是使被害人的死期稍微提前的，雖然從表面上看是后來的介入行為導致被害人死亡，但也應當將死亡結果歸屬于最初的實行行為。對此，德國法院有曾經的判決依據:“在第三人利用因殺人行為已經失去知覺的被害人的無助狀況加速其死亡的情況下，起初的殺人行為與被害人的死亡之間存在因果關系。”
4.17上述案例與大阪南港案都是相當因果關系理論中的可預見性的反例。因為第一個行為人不可能預見到還會有人來繼續傷害受害人，從相當因果關系理論看，第二個人的傷害行為具有不可預見性，因此按照相當因果關系理論，因果關系中斷，但法院判決第一人仍然對受害人死亡承擔責任。如果說上述兩個案例都是否定了因果關系上的“可預見性標準”，回到了“原因說”尋找“有力原因”或“實質因素”，那么下個案例就是在否定“可預見性標準”后，回到了條件說。
【案例】日本昭和巧年被告人對當時年滿歲的被害人索要零用錢，遭拒絕后對被害人施加暴行，致使被害人跌落壕溝。由于被告上述罪行，且被害人生前患有心肌肥大，引起心臟麻痹而死于壕溝中。日本最高司法機關認為，只要能肯定傷害行為與死亡結果之間存在事實的因果關系即條件關系，而不問行為人對加重結果是否有過失，就判定成立傷害致死罪。日本最高法院在昭和年月日的判決中也承襲了上述見解“在成立傷害致死罪中，傷害與死亡之間，必須具有因果關系，而不必預見致死之結果。”我認為這個案件屬于受害人特殊體質案件，英美法系使用“蛋殼腦袋規則”排除受害人特殊體質對結果的貢獻力，“蛋殼腦袋規則”實際上是從刑事政策角度考量的，屬于價值選擇。而日本最高司法機關僅僅用“條件說”來排除受害人特殊特征對結果的貢獻力，把結果歸責于被告人，顯得過于草率。
【案例】行為人在漆黑的樓道內搶劫,被害人因害怕快速后退躲避時不小心失足摔下電梯井死亡。能否認定是搶劫致人死亡?對此, 這時又如何評價行為人預見的可能性呢?日本學者前田雅英認為,應當綜合以下三個要素進行判斷:第一,行為時結果發生的概率大小;第二,介入事項的異常性的大小;第三,介入事項對結果發生所起的作用大小（張明楷教授在此問題上基本上照搬了前田雅英教授的觀點）。我認為前田雅英教授的第一點概率問題是從數學上是無法判定的，如果回到von Kries的“客觀蓋然性理論”也是不能解決問題的。第二點是否異常與可預測性是同一個問題，異常就不可預測，不異常就可預測，異常不異常的判定標準和是否可預見是同等問題，同樣無法解決，前田雅英在循環論證。第三點表明前田雅英回到了“原因說”，寄希望于原因力的大小來解決歸因問題。在此案中不像特殊體質的原因力大小問題可以法醫鑒定，此案的原因力大小也無法確定下來。因此，前田雅英似是而非地給出可預見性的判斷標準。同濟大學的金澤剛教授認為：“只要此時的被告人的行為足以致使被害人“害怕后退”,或者說被害人“害怕后退”是當時正常的躲避被害的反應,那就應該認為本案存在致人死亡的因果關系。（金澤剛《論結果加重犯的因果關系》）我認為金澤剛教授從預見性判定標準退回到受害人應激反應的直接因果關系說上了，相當于行為人直接把受害人推下電梯井，因此該案的因果關系就變成顯而易見的了。當然，被害人躲避被害時不都是應急反應，有時的行為還包含被害人的有意識選擇，有意識行為的介入，相當因果關系的可預見理論如何處理？是否導致因果關系的中斷？英美法系對于有意識行為的介入有自己的處理規則，稍后我們再去討論。
4.18我國的司法實務中如何處理介入因素引發的因果關系危機的呢？有學者指出：“最高法院雖并未步履維艱地蹣跚于傳統理論‘偶然’、‘必然’等概念泥淖中,而是另辟蹊徑,于德日理論中尋求坦途。但德日有關因果關系的理論層出不窮,最高院在相關理論歧路前,一度躊躇,流連于原因說和相當因果關系說之間。其中贊成原因說的案例審編單位是最高院刑四庭,贊成相當因果關系說的是刑一庭和刑二庭。”
4.19中國很多學者不知從哪里學舌說大阪南港案判決意味著必須要用客觀歸責論來救場。當然，日本本土還有保守派大冢仁教授頑固地死守相當因果關系論，也有山口厚教授努力把客觀歸責論與相當因果關系論結合搞出了危險現實化理論。我們下面先討論客觀歸責論的救場效果，然后再看山口厚教授的危險現實化理論究竟有多大特色。
5.客觀歸責論述評
5.1 客觀歸責論與因果關系理論的關系
5.1.1 客觀歸責論從理論的產生來看是由因果關系理論引發的，但客觀歸責論從來不認為自己是因果關系理論，而是歸責理論。相對于因果關系理論，歸責理論視野更加宏大，除了客觀歸責問題，還存在主觀歸責問題。只不過Roxin教授克守客觀歸責框架，至死不渝。因此，Roxin教授把他的客觀歸責論放入三階層論的“行為構成”階層里，而不是放入“違法性”和“罪責”階層里。當結果能夠被歸責于行為時，Roxin教授認為滿足了“行為構成”（即階層論通常所說的“構成要件”）的符合性。Roxin教授認為：“沒有死亡的結果及其歸責，就沒有殺人的行為和“符合行為構成的舉止行為。”（Roxin《德國刑法學總論1》P247）我認為這就是Roxin教授把客觀歸責論作為構成要件階層的原因，即不可歸責時不成立構成要件行為。從這個角度來看，客觀歸責論更像因果關系理論一樣屬于Roxin教授的“行為構成”的符合性問題。
5.1.2 盡管階層論一開始是區分客觀和主觀要素的，在第一階層即構成要件階層或行為構成階層是客觀的因素，而罪責階層是主觀因素的。所謂的先客觀后主觀路徑。但“主觀性行為構成特征的理論在1930年前后（盡管在細節上存在著許多爭論）就已經獲得承認。今天，這個理論在德國刑法中已經完全沒有爭議”（Roxin：《德國刑法學總論1》P183）因此，Roxin教授的客觀歸責論中故意等主觀因素是在行為構成階層的討論的，中國很多刑法學者不能理解這樣的歸責理論，視其為包含罪責因素的大一統的可罰性理論（劉艷紅教授）。其實，Roxin教授的《德國刑法學總論》中很清楚地表明了Roxin僅僅把客觀歸責論放在行為構成階層里。在違法性階層和罪責階層里，Roxin教授并沒有討論多少客觀歸責論問題。換句話說，Roxin教授仍然是堅守三階層論（行為構成、違法性和罪責）框架的，后來他把前兩階層合并搞出二階層論（不法和罪責）。因此，說Roxin教授的客觀歸責論是大一統的可罰性理論是錯誤的，在客觀歸責論里含有故意等主觀因素并不表明Roxin教授的客觀歸責論是把主客觀要素混為一談的大一統可罰性理論，他的客觀歸責論并不包含罪責理論，也不為罪責理論所包含。下面我在行為構成的階層里討論客觀歸責論，在這里，客觀歸責論更像因果關系理論那樣為行為構成的符合性提供服務。
5.1.3李斯特關于行為的定義：“行為是一種可以歸于自然人意志的使外部世界發生變化的作用。” 韋爾策爾的目的論行為理論：“自然人根據自己的因果性認識，在確定的范圍內預見自已將要實施的活動所可能產生的后果，因此設立不同的目標，并且使自己將要實施的活動能夠按計劃地引向實現這個日標”。Roxin教授對韋爾策爾目的行為論的批判：“目的的行為概念并不適合作為刑法體系的基礎因素，因為它對不作為犯罪是不合適的。因為不作為對于后果來說不是原因，同時，因為不作為沒有引導原因過程，因此，不作為不可能有目的地進行行為。（Roxin《德國刑法學總論1》P152）”我認為德國刑法學界上個世紀對“行為”的定義的探討是為了找到一個定義能夠包含作為和不作為、包含各種無意識行為（包括醉酒行為）、包含故意和過失行為、包含自然人和法人行為等等，這樣的一個定義能夠用來限制刑罰的處罰范圍，當一個人的“行為”不被認定為刑法上的行為時，就談不上是否符合“構成行為”了，更談不上違法性和罪責了。比如張三被李四從樓上推下去，砸死了路人，張三就沒有“法律上的行為”，因此張三就不在刑事處罰范圍內。我認為把不作為定義為行為是荒謬的，不作為犯罪的處罰依據是違反法定義務或自身先前行為（包含契約行為）產生的刑法認為應該遵循的義務（還有一種說法是“保障人地位”）。把作為和不作為統領在行為概念下，必然導致行為概念混亂不堪。
5.1.4 從功能上看，刑法學研究因果關系理論，顯然不是物理學研究因果關系問題那種目的和功能，也不是為了獲得行為與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真理。刑法學研究行為與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是為了把結果歸責于行為人，從而實現對行為人的正義懲處。因此，在刑法學上，應該把歸因看成是歸責的手段，而不該把歸責看成是為了歸因。因此，歸因是為歸責服務的。歸責是目的，歸因是手段。
5.1.5 我國的刑法學者總是糾纏在歸因與歸責、因果關系理論與客觀歸責論之間的關系以及它們在刑法體系中的位置等無聊的問題而不能脫身。歸因和歸責的客觀性與主觀性問題也是這類無聊的問題之一。如果預設因果關系是客觀的，歸責是主觀的，那么相當因果關系理論就不屬于因果關系理論了，因為相當因果關系理論中有不少內容包含主觀因素。英美法系的“法律原因”也不是因果關系理論了，因為英美法系的“法律原因”中包含很多主觀因素。在這種預設前提下，相當因果關系和英美法系的“法律原因”都屬于歸責理論。如果人類真得能夠實現客觀歸因或歸責，當然很好，可惜做不到。在歸因和歸責時不可避免地涉及主觀要素，要結合主觀要素進行歸因或歸責，特別是歸責時。如果把歸因僅僅定義為用科學手段查明現象間的固定聯系，似乎歸因是客觀的，問題是現象間的固定不變的聯系，或者說規律性或者說必然性，科學方法論告訴我們是幻覺，科學規律更多地是猜想而不是已經確證的真理。甚至科學理論的革命更像是社會革命而不是真理替代謬誤。因此，科學查明真相也不可避免帶有主觀因素，而根據日常生活常識判定因果關系更是包含有主觀因素，所以，糾纏于歸因是否純粹的客觀？實在是無聊的愛好。如今大家都承認歸責躲不開主觀因素，除了階層論原教旨主義的客觀歸責論者。李斯特認為：“在所有那些否定不作為的因果關系的人那里,不作為情況下缺少有效的能夠‘導致’結果發生的力量的思想在起著作用;‘造成’被從力學的自然科學的角度進行理解;‘無不可能產生有’的過時的幽靈似的公式仍在作祟,仍然有人在探討‘原因過程’,盡管在因果關系問題上絲毫不涉及‘過程’、力學上的力的發揮及發展順序,而只涉及兩種條件的邏輯———認識論上的聯系;不涉及物理上的存在或形式,而只涉及我們思維和認識方法”(Roxin：《德國刑法學總論1》P196)。我認為這段話表明李斯特認為因果關系包含主觀因素，不是物理上的存在或形式，而是人的思維和認識方法。
5.1.6歸因是歸責要考慮的眾多問題的一個方面，無因果關系不表示不能歸責，不作為犯的歸責就是建立在無因果關系的歸責基礎上的。比如，只要傳播新冠病毒行為會引起感染新冠肺炎的結果,行為人在刑法上就有避免新冠傳播導致他人感染的結果回避義務。不作為犯如果作為了就能阻止結果的發生，這就充分說明了結果不是不作為犯導致的。不作為犯的歸責基礎不是因果關系，而是依據義務的違反而處罰的。在歸責問題上會以因果關系作為依據，特別在一因一果的情形下。但有時的歸責是完全不考慮因果關系的。不存在先歸因再歸責，不存在必須建立在歸因基礎上的歸責。
5.1.7有學者認為：“如果全面否定間接因果關系可以作為瀆職罪成立的基礎,會急劇縮小瀆職罪的范圍,進而造成大量瀆職罪條文的虛設。然而,所謂的間接因果關系通常是指,行為沒有直接引起危害結果,而是通過中間環節與危害結果相聯系,間接導致了結果的發生。那么,何種間接因果關系才是刑法上的因果關系就會成為爭議的焦點。”我認為瀆職罪是違反法定義務構成的犯罪，如同不作為犯罪與危害結果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一樣，瀆職行為與危害結果之間也不存在因果關系。瀆職是沒有踩剎車行為，不能說沒有踩剎車是導致車輛撞死人的原因。車輛撞死人的原因是踩油門給了車子以動力。
5.1.8事實上，人們常常在因果關系不清的情況下歸責。環境污染案件的疫學統計歸責就是典型的在因果關系不清情形下的歸責。大概率不能等同事件發生的原因，只是在歸責時視為事件發生的原因。因此，相對于因果關系問題，歸責問題視野更加宏大。歸責的理由，可能出自社會大眾歷來形成的對因果關系的看法和共識，從而實現歸責。比如，司機開車碾壓了路人，是路人死亡的原因。即使路人的癌癥只能再多活一天了，司機開車碾壓只不過讓這個路人少活了一天，司機不碾壓，路人第二天也會死掉。司機只是讓這個癌癥病人少活了一天，司機也要承擔故意殺人的罪責，法律要保護生命的每一個瞬間，這是人道主義的價值要求，否則，撞死癌癥病人就都能逃脫法律的懲治了。不論因為癌癥病人活不了多久，你就可以殺了他。同理，張三開車把李四碾壓重傷，即使送醫院也會死掉，張三逃逸后，王五開車過來把李四當場壓死，王五要對李四的死亡承擔責任嗎？是張三和王五共同對李四的死亡承擔責任還是只有張三要對李四的死亡承擔責任？王五讓李四少活了二十分鐘，王五要承擔交通肇事致人死亡的法律責任，這是歸責的價值選擇，不是因果關系問題。
5.1.9因此，客觀歸責論是包含了因果關系問題的，把因果關系作為一個歸責要素進行討論的，是用來歸責的工具和手段。Roxin教授認為：“更準確地說，有必要在產生該結果的因果性舉止行為方式下，根據法律上的價值標準，挑選出那些可以被看成是損壞物品的行為的一切。人們稱確定這些條件是對客觀行為構成的歸責，在這些條件的確定下，一個結果可以看成是一個確定行為人的成果。這種歸責的理論包含了因果關系的理論，需要專門討論。” （Roxin《德國刑法學總論1》P200）“根據這個討論結果，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出，對客觀行為構成的歸責必須遵循兩個彼此銜接的步驟（1)。在第一步(第一部分)中,應當說明因果關系的理論。在第二步(第二部分）中，才能討論其他的歸責條件。” （Roxin《德國刑法學總論1》P231）我認為Roxin教授在書中非常明確地指出因果關系是歸責理論的基礎，因此，我國學者熱衷于討論因果關系與客觀歸責論之間的替代關系是非常可笑的。客觀歸責論不是因果關系理論的一種，兩者不是替代關系，而是客觀歸責論以因果關系和其他歸責因素來進行歸責的。客觀歸責論不否定直接因果關系，以直接因果關系作為歸責的基礎。客觀歸責論不是用來解決因果關系問題的，而是用因果關系來解決歸責問題的。客觀歸責論不是相當因果關系理論的替代物用來解決因果關系的，而是把直接因果關系和相當因果關系理論中的一些方法借用來歸責。客觀歸責論的那些排除歸責的規則不是因果關系的排除規則，而是負面清單式的歸責規則。
5.1.10 因果關系中存在的麻煩問題，到客觀歸責論這邊仍然要解決掉的，回避不掉的痛。我們關心的是Roxin教授的客觀歸責理論是否真的解決掉因果關系理論中的那些難題。比如，在存在介入因素情況下，如何歸責？當然，我也會順帶討論一下客觀歸責論中不涉及因果關系的那些歸責問題，因為這些問題涉及到對客觀歸責理論的總體評價。
5.2 從大框架上看，客觀歸責論是用危險理論的一套言語方式，表達了歸責過程中涉及到的因果關系因素并給出了其處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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