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尚立福 ]——(2006-4-13) / 已閱20612次
法 官 勿 當 “官”
——對法官制度改革的幾點建議
長春鐵路運輸法院 尚立福
我國法官法第二條規定，法官是依法行使國家審判權的審判人員，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和軍事法院等專門人民法院的院長、副院長、審判委員會委員、庭長、副庭長、審判員和助理審判員。法院適用法律的活動是通過法官的嚴格執法來實現的。法官的主要任務是在具體案件的裁判中，嚴格適用法律，法官除了應向法律負責以外，不應接受任何機關和個人的指示和命令。正如馬克思所說的：“法官除了法律就沒有別的上司。”，“法官的責任是當法律運用到個別場合時，根據對法律的誠摯的理解來理解法律。”一個理想的法官應當是執法如山、剛正不阿的典范。
在法院內部，存在著司法行政權與司法審判權。這兩種權力是不同的。司法行政權主要是對法院內部的人、財、物進行管理的權力，是保障法院活動正常運轉所必須的。司法行政權由法院的院長、副院長、庭長以及有關行政部門的領導享有并行使，而司法審判權則由每一個法官具體行使。法官所享有的審判權是平等的，法官之上不應當有法官。審判權不是一種行政支配權，一個法官不能在對具體案件的裁量中受另一個法官的支配。
法官與行政官員是兩種不同的性質的“官”，前者強調裁判的公正、程序的合法，以適用法律為職責，后者強調效率，采取下級服從上級的原則，行政工作人員必須按照行政首長的指揮命令行事。我們這里所說的法官不當“官”，指的是審判人員不要追求擔當行政職務，而應將自己的全部身心投入到人民的審判事業之中。雖然在我國當“官”仍是大多數人的追求，但經過法官體制的改革和法官自身素質的提高，“法官”也將成為有志者的夢想。
一、法官不應當“官”
法官應當成為法律的專家，一名法官應當將自己全部的精力投入審判事業，這不僅是對其職業本身提出的要求，而且也是建立法治社會的必然要求。一方面，隨著法律的不斷建立和健全，以及法律在社會生活中調控作用的加強，迫切需要專門從事適用法律活動的法官，對法律具有全面的、準確的了解。另一方面，法官享有的司法權關系到人民的生命財產和人身安全，也維系著社會公平正義和秩序。法官作為一種特殊的職業，其主要任務是適用法律正確處理各種糾紛，因此法官需要通曉程序法和實體法，同時也要知道如何正確地應用法律。由于法官在適用法律的過程中，需要將抽象的法律應用于具體的案件，溝通法律與事實之間的聯系，也需要正確地解釋法律和填補法律的漏洞。這些都對法官在知法懂法方面提出了較高的要求。事實上，具有一大批經過專門的法律教育和職業訓練，具有較好的法律素質和職業道德的法官，他們公正廉潔、嚴格執法是中國實行法治的根本保障。法官首先必須做到知法懂法，不僅要做法律的“專家”，而且要做法律的“通家”，作法官就不亦做“官”。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雖然我們強調全面發展，但隨著世界的發展和社會分工的精細，一個人很難成為全面發展的“通家”。若想成就一項事業，必須將一個人的全部精力投入進去。法官亦是如此，當法官就勿求當“官”。做“官”是一個復雜的工作，法官若深入其中，不免難以自拔，法官與“官”不能雙顧，必然影響法官的工作。從目前看，多數人追求當“官”是因為“官”比法官待遇好，社會地位高，這只能說是我國傳統與現實體制造成的問題。隨著社會的進步、司法改革的深入和法官制度的建立，法官必將成為一種神圣的職業。到那時，一名當“官”的法官就會因為自己的決擇而懊悔不已。
二、法官不當“官”的措施
人們追求當“官”，有的法官也追求當“官”，體現出“官”與法官相比具有其優越性，法官是神圣的職業，難道就不能象“官”那樣具有吸引力嗎？我國已經加入WTO，放眼世界，日本最高法院院長的薪金與內閣總理大臣、國會兩院的議長相等，月收入達230萬日元，是普通勞工月收入的4倍。1996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法官收入平均約177500美元，聯邦巡回法院法官的年收入平均約133600美元。大多數國家法官是有志者追求的目標。我國正在進行司法改革，在審判方式方面已經取得了突破的進展，而對于審判的操作者——法官來說，改革的深度尚不夠。法官制度改革的內容較多，但我們認為提高法官素質和待遇是改革的重點。下面分而論之，以期得到實施，改變法官當“官”的局面。
（一）提高素質
1、減少數量，提高質量
高素質的法官是高質量裁判的前提和基礎。為了保證法官裁判的質量，法官的隊伍應該少而精，法官的素質越高，則法官在民眾心目中的地位也越高，裁判的權威性也越強。我國現有法官27萬余名，盡管自1993年以來各類案件的數量以每年約11%的比率增長，法院的審判任務越來越繁重，但應當看到，我國現有的法官隊伍與國外的法官數量相比，不是太少而是太多，可以說是相當龐大的。1997年英國全職法官僅有964名，如果按人口比例，英國大約每11萬人有1名法官，而我國按人口比例是每4.8萬人有1名法官。從承辦案件來看，美國最高法院的法官平均辦案1988年達627件，美國的法官年平均辦案數在300至400之間，幾乎每人每天辦一件案件。在我國以1996年為例，平均每個法官的辦案數約21件。可見美國法官的辦案數幾乎比我國法官辦案數高出15倍。我國的法官平均數并不高，但有多少法院、又有多少法官在喊自己忙啊！累呀！我們認為出現這種情況主要有二個原因。一方面，法官隊伍整體業務素質不高，辦案人員不精干，其些人甚至缺乏必要的獨立辦案能力。幾乎在絕大多數法院，都普遍存在著法官絕對多數，但業務骨干并不很多的現象。另一方面，我國法官承擔許多審判工作以外的事務，有些甚至是法官根本不應承擔的工作。由于這些工作太多，耗費了法官不少的時間，這也是目前法院辦案效率不高的一個重要原因。我們認為提高法院效率除了需要從制度上保證法官全身心投入審判工作，減輕法官不必承擔的任務以外，應當建立一支精干的、具有較高素質的法官隊伍，采取少而精的政策。就象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主任蘇澤林同志講的那樣：“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發展需要建立一個比較科學的法官制度，逐步實現法官隊伍的專業化、精英化。適當精簡法官數量，著重提高法官素質，是實現這一目標的有效途徑。”只有少而精，才能專業化，提高辦案效率；只有少而精，才能全面提高法官的素質和法官的社會地位，并且對少而精的法官實行優厚的待遇，解決其生活的后顧之憂。
我國古代思想家十分強調人的因素對嚴格執法的重要性。如韓非子指出：“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白居易指出：“雖有貞觀之法，茍無貞觀之吏，欲其刑善，無乃難乎”。王安石指出：“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在現代社會，法官的素質是嚴格執法的保證。如果法官不能全面的知法、懂法，具有一定的司法經驗并隨時受職業道德和紀律的約束，則各項司法改革措施是很難奏效的。即使有好的法律，如果法官素質不高也會使法律難以執行；如果法律本身存在缺陷而好的法官也可以在司法中糾正這些缺陷。這就需要全面提高法官素質，按照職業專門化的要求建立一支公正清廉、業務精通、作風優良的高素質的法官隊伍。正如哈耶尼指出的：“對正義的實現而言，操作法律的人的質量比操作的法律的內容更為重要。”肖揚同志指出：“建立一支業務精通、公正清廉、作風優良的高度職業化的法官隊伍，是實現司法公正的基本保證。”
長期以來，我國一直將法官視為政法干部，強調其行政性，而忽視了其技術性職業的專門化。50年代為與舊法劃清界限，法官的名稱也取消了，改稱審判員。直到1995年法官法頒布，法官一詞在法律上才得到確認。由于進入法院擔任法官的門坎太低，以至于來源十分復雜，許多人沒有在政法院校和大學法律系接受正規的法律教育和培訓，便匆匆上崗，獨立辦案，導致法官的人員多、素質差。截止1997年，全國法官中本科層次只占5.6%、研究生僅占0.25%。雖然經過這幾年的培訓，本科、研究生所占的比例有所提高，但多數人經過簡單的培訓得到的畢業文憑并不能說明法官的素質就提高了。肖揚在《人民法院開展集中教育整頓情況匯報》中指出：“最高人民法院認為，全國絕大多數法院法官和其他工作人員是好的，是黨和人民可以信賴的，但也要清醒地看到，法官隊伍整體素質還不高，不能完全適應審判工作的需要。”這一評價是十分客觀的。法官的素質不能提高，嚴格遵循程序、判決必須充分闡述理由、援引實體法必須準確等對法官的基本要求很難實現，有關司法改革的各項措施也很難奏效。當前要保障嚴格執法、司法公正、必須全面提高法官的素質。
2、改革法官選拔制度
英國，擔任全職的法官必須從律師中任命，擔任地方法院的法官必須有不少于7年出庭律師的經歷，法官最初任職時的平均年齡為47歲，高級法院的法官年齡一般都在60歲以上。在日本，要想成為一名法官，首先必須是大學畢業生，而且大都是法律系或研究院的畢業生。其次，還要通過國家司法考試。司法考試每年度舉行一次，在5月、7月、10月分三次進行，每次考7日左右。這種考試很難，全國每年平均參加考試的2萬名應試者，合格者僅500人左右。考試合格者還要進入司法研修所接受培訓，期限為一年半，結業前還要進行一次畢業考試。經過考試合格者愿意并獲準到法院任職的，只能被分配到全國各地的地方法院做助理法官。助理法官只能陪審，不能主審或獨立審理案件。助理法官通常要工作10年左右，才能擔任地方法院和家庭法院的法官，其中特別優秀的可5年后升任法官。日本出任高等法院法官必須擔任過10年以上助理法官、簡易法院法官、檢察官、律師、法學教授等職務；最高法院的法官應由具備良好法律素養的40歲以上的人擔任，只有擔任高等法院法官、檢察官、律師、大學教授累計達10至20年以上，才能出任最高法院的法官。在德國，如果從事審判，必須取得司法公證人員資格。德國的法律專業教育本科為五年，學習期滿后，由學校發給畢業證，然后進行為期兩年的法律工作實習。實習期滿，參加由聯邦司法部主持的國家司法考試，考試進行三年月，合格者由司法部頒發司法人員資格證。這些人有權參加法官選任考試。在參加前兩次考試過程中，約有40%的人可能通過，40%之中只有10%的人可能通過法官選任考試。通過考試的，有可能成為預備法官，預備期為6個月，預備期滿，才可能通過任命成為一名法官。
在我國，法官法已經修改，但法院的組成人員沒有因此發生什么變化。許多沒有受過法律訓練的司機、軍隊干部、工人可以當法官；沒有經過政法部門鍛煉、沒有辦過案子、沒有讀過法律的人，可以到法院當院長、庭長。法官幾乎成了大眾化的職業。這種狀況不能不令人感到擔憂。現實情況決定我國暫時還不能實行德國、日本式的法官選任制度，但有必要從以下幾方面著手改革，逐步嚴格我國的法官選任制度。
（1）、改革法院人事制度。在德國，任州和地方一級的法官由州法官考評委員會向州司法部長提名，由州司法部長任命。在聯邦一級法院中，法官都從州法院的法官中產生。我國應當改變目前各地選拔本地的法官、地方政府可控制對本地法官的任命和調離的做法。下級法院的院長和其他法官的人選應當由上級法院提名推薦，也就是說，可以由上級法院向下級法院的同級人民代表大會提名推薦，而不能由其他機構推薦，人事安排也不應由下級法院的同級政府管理和控制。這樣做與憲法關于各級法院的法官由同級權力機關產生的原則并不矛盾，只有這樣才可能使各級法院的法官擺脫地方政府的控制，從而減少和消除地方保護主義的傾向；只有這樣，法院才能享有對法官的選擇權，把住法官質量這一關。
（2）、在法院系統建立垂直管理體制。由上級法院統一掌握對下級法院的法官的調整、考評、晉升、獎勵以及對違紀法官的處分權；由最高人民法院決定法院內部的工資、報酬以及經費的預算。實行法院系統垂直領導的模式，有利于減少行政部門對法官的干預，從而增強審判的獨立性，減少或杜絕法官被地方調整的現象發生，使法官具有安全和穩定感，專心于審判工作。雖然這樣做也可能造成上級法院對下級法院不正當的干預和控制，但這種干預對于行政干預來講，是一種業務相通性的干預，不能因此忽略其優越性。
（3）、建立獨立的法官考評委員會。目前，全國各級法院相繼成立了法官考評委員會，對法官制度的改革具有重大而積極的意義。但法院負責法官的選任，避免不了出現魚目混珠的情況，自己的考核也難免形式化。為了實現法官職業的專業化，努力提高法官的整體素質，應當設立與各級地方行政部門相獨立的專門的法官考評委員會，并與法院保持適當分離。其作用是通過組織考試和考核選拔法官而由權力機關予以任命，不僅使法院可在人事上脫離地方各級的行政束縛，而且可從根本上提高法官的隊伍素質。按照法官職業專業化的要求，建立一套科學的選拔和考核法官的的制度，真正將一些品行優良、業務素質較高的人士選拔到法官隊伍中來。從國外的經驗來看，與中國現行法律制度體系具有更多淵源的大陸法系國家，都設立了針對那些選擇法律職業的大學畢業生的司法培訓和司法考試制度，該制度十分嚴格，淘汰率極高。在司法考試通過以后，還需要經過激烈的競爭以及較長時間的實習，最后才能取得擔任法官的資格。正是由于取得法官資格的艱難才保障了法官隊伍的高素質以及社會各界對法官職業的尊重，同時，也使法官自身對其職業十分珍惜。
3、改革法官等級評比制度
根據我國法官法第十八條規定，中國法官分為四等十二級。盡管法官法規定法官的等級的確定，以法官所任職務、德才表現、業務水平、審判工作實績和工作年限為依據，但在實際操作中，仍然以“所任職務和工作年限”為主，忽略了“德才表現、業務水平和審判工作實績”等指標在等級評比中的重要作用。甚至連每一級別具體的業務能力標準問題都沒有規定。每一職業的評比都應注重其業務性，NBA球員，對其球技的評價，主要看他在籃球生涯中的得分數、籃板數等；行政級別的評定主要看一個人的政績、領導能力等。我國法官現在的等級實質上是行政級別的另一種稱呼，對于提高法官素質來說，是“換湯不換藥”，起不到真正的作用。一個人在法院工作幾十年一件案子沒有審理，也能依靠行政級別和工齡獲得一級法官的稱號，這樣做只能讓法官去追求當“官”，而不將自己的精力投入到提高法官素質上來。法官等級既不是職務，也不是職稱或者銜級，是針對法官特點所創設的獨立的法官序列，是對法官的技術性的評價，因而不能套用行政級別。行政級別的套用，一方面根本否認了法官的職業性和專業性，另一方面也刺激了一些不懂法律也未從事過司法工作的人為了套取行政級別而擠進法院。法官現在更喜歡稱自己為院長、庭長，因為這樣的稱呼，其含義要比一級法官、二級法官豐富得多，能力指數也要高。而對法官以外的人民群眾來說，“一級法官”是什么有多少人知道其內涵呢？因此，對法官的等級評定必須要在“德才表現、業務水平和工作實績”上大做文章，并將每一項標準逐一量化，制定出有階梯性、有差別的具體量化標準。比如，在業務水平的比較上，就應以理論考試分數高、答辯能力強、庭審駕馭能力好、裁判文書制定規范作為評比法官等級的客觀標準。使法官等級真正成為法官專業水平的確認標準，與行政級別脫勾，與“官”真正區別。
4、建立法官獨立審判制和責任制
所謂法官獨立審判制，是指法官享有審理和裁判案件的權力，同時對自己的不正確或錯誤裁判承擔完全責任的制度。這就是說，一方面，法官必須依法享有獨立的審判權，法官只對法律負責，而不受任何外來的以及法院內部的其他法官的干預，法官在審理案件的過程中，只應當接受監督，而不應接受任何指示和命令，指揮方式在裁判中必須絕對避免。同時在賦予法官的獨立地位和裁決權力的情況下，必須建立和完善法官的責任制，使法官對自己的裁判結果承擔責任。法官的獨立審判制和責任制是同一問題的兩個方面。法官只有做到獨立審判，才能夠對自己行使審判權的活動承擔責任。
長時間以來，由于案件的裁判實行“層層審批”，大量的案件由庭長、院長或審判委員會決定，案件審理的好壞不能與決定者個人的責任發生聯系。即使是錯案，也往往找不到承擔責任者。更為糟糕的是，責任不明為徇私舞弊創造了條件，審判人員可以在集體的名義下，行個人私利，而且不會或難以受到追究。盡管多年來我國一直使用錯案追究制，通過追究法官因徇私枉法及重大過失而造成冤假錯案和裁判不公現象的行政責任甚至刑事責任的辦法，來努力保證裁判的公正，但由于沒有建立法官的獨立責任制使錯案追究制往往流于形式。因為既然主審法官對自己所審理的案件并不享有獨立的裁判權，他事實上只是負責事實的調查和審理，那么要他對裁判的審理結果不公正承擔責任，對他也是不公平的。然而，這種層層把關和層層審批制度，使多人涉及案件的最后裁決過程，因此裁判的結果可能并不反映單個人的意見，尤其是在案件是由審判委員會集體決定的情況下，要由某一個人對裁判不公和錯誤的后果承擔責任顯然是不可能的，所謂集體負責實際上是無人負責。
強化審批的初衷，是擔心法官素質不高或擔心法官權力大了會搞鬼，于是“層層把關，層層審批”。但這樣做的結果只能養成法官的惰性，使法官不思進取，根本不利于法官素質的提高。由于缺乏真正的法官責任制，也導致了許多法官缺乏工作的責任感，尤其是缺乏通過努力學習和研究法律知識及審判業務而不斷提高個人專業素質的動力和壓力。因為當個人的法律素質的高下、法官個人對案件審理的認真程度和投入的精力等都不能最終決定案件的結果時，恐怕沒有更多的人會費心去鉆研業務，也不會太在乎案件處理的質量。這樣做的結果，也會使法官成為一種人人皆可為之的職業，法官職業的專業技術性蕩然無存。
應當將審判人員的提升晉級獎懲直接與辦案質量聯系在一起。如果因審判人員徇私枉法或嚴重的疏忽大意導致冤假錯案，應當按錯案追究制承擔責任。如果審判人員因主觀原因故意造成案件審理的延誤，或者因為違背法定的程序而給當事人造成損失等，審判人員應當受到紀律處分。如果審判人員在審判中，不作出判決理由，或者判決理由明顯不當，當事人有權向法院投訴。責任制的實行不僅能夠最大限度地調動審判人員的積極性，增強其工作責任心，努力保證辦案質量，而且有助于促使審判人員加強業務學習和培訓，努力提高辦案能力和素質。
5、建立法官流動制度
從國外的經驗來看，尤其是英美法系國家，法官經常實行流動。在美國，除聯邦最高法院的法官外，其他聯邦法院法官并不是固定于某個法院，如某個巡回法院的合議庭常常是由一個巡回法院的法官和數個地區法院或由某個地區法院法官和數個巡回法院的法官組成的。在德國聯邦一級的法院中，法官都是從州法院的法官中產生。日本高等法院的法官多是從地方法院和家庭法院工作至少10年以上的法院中選拔的。從中國的情況看，法官的流動有助于法官的相互交流及法院克服地方保護主義現象，保障法官的嚴格執法。因為某個法官來自于某地而又在該地出任法官，或者雖不是來自于該地而在該地出任法官時間過長，難免與當地各方面的人士過于熟悉，因此在審理案件中，必然會遇到各種人際關系、人情的干擾，影響其公正執法。法官的合理流動不僅應包括各地法院之間的法官可以由上級法院從工作需要出發而安排其相互交流，還包括上級法院的法官從下級法院的優秀法官中擇優選任。法官必須在基層法院接受鍛煉，上級法院從基層法院的法官中選拔法官，可以使法官真正掌握審判經驗，熟悉審判程序和了解基層情況，也有利于保障法官的整體素質。為了實現法官的合理流動，有關法律應對此作出明確的規定，形成完備的交流和流動的制度。
6、審判與行政事務、職稱相分離
我國法院的管理體制基本上是按照行政的模式運行，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制于行政。例如，對法院院長的任命著重其行政級別而忽視其專業性，將法官等同于一般的行政干部進行選拔和任命，法官的級別一直是套用行政級別。在法院內部，審判與行政事務相混淆，一名法官既當審判員，又當業務員，在負責審理案件的同時，還要做衛生、保衛、打字等工作，不能專心于審判事業；法官的等級無法從行政職稱中體現出來，法官的專業性一定程度上被行政的管理模式和稱呼掩蓋了。這種管理模式方式一方面降低了人民群眾對法官的了解與尊重，認為法院是院長、庭長負責制，不是法官判案，可以說現在許多人將審判長當成在院長、庭長之下法院的“第三大官”。法官在人們群眾中沒有威信可以說行政的管理模式及稱呼起了一定的影響作用。另一方面，法官本身也失去了對法官素質的追求。由于法院采取行政的管理模式，行政事務與審判事務不分，專心于審判并不能得到高行政職稱的待遇，因此許多法官也把“升官”當成自己的追求，一定程度上忽視了對法官技能的提高，出現法官不求當好法官，而求當庭長、院長的局面，對法官素質的提高產生了重大影響。在德國法院內部，審判管理和行政管理分為兩大系列，法官相對固定在某個合議庭或某專門審判委員會審理案件，每年由院長調整一次，除開庭辦案外，平時可以不坐班。院長的職能主要是審理案件、確認合議庭和審委會人員、協調各專門委員會之間的關系。法院行政管理權由司法部門任命的最高行政長官行使，負責法院的財務管理、法庭管理、安全保衛、資產購置、設備管理、書記員管理等行政性事務，保證法院的正常運轉和法官正常行使審判權。我們認為應當取消現在的庭長、院長這種行政式的稱呼，以法官職稱稱呼法官，并且一定程度上將業務庭的審判事務和行政事務相分離，行政事務交由辦公室或者其他行政機構進行管理，使法官將自己的精力全身心投入審判業務，提高審判質量，也有助于提高法官在社會的地位。
（二）增加待遇
1、實行高薪制
在法制發達國家，法官的收入一般都較為豐厚，法官收入高于公務員，是世界大多數國家的通例。法官的職業及其審判行為應被視為一種復雜的勞動，法官是糾紛的最后裁決者，理應獲得較高的物質補償。法官職業的特點決定了法官應盡量避免以營利為目的活動，因而不可能從其他途徑獲得收入，薪金幾乎是其唯一的收入來源。這樣，國家就必須保證法官享受高薪，以保證法官生活安定富裕，免去生活上的后顧之憂，從而不受金錢、物質和利益的誘惑。如英國大法官的年薪高于首相；美國在保證高薪的同時，其憲法第三條還規定“最高法院和低級法院的法官如行為端正，得繼續任職，并應在規定期間內得到他們服務報酬，該項報酬在他們繼續任職期間不得減少。”
我國長期以來，法官沒有自己的獨特的工資序列，而只是適用行政人員的工資序列。雖然法官法規定法官的工資制度和工資標準，根據審判工作特點，由國家規定，但在實際上并沒有實行。從保障司法的獨立、廉潔和公正的迫切需要出發，借鑒國外普遍采取的法官高薪制，是十分必要的，表現在：一、有利于法官隊伍的反腐倡廉。目前，盡管全國絕大多數法官是好的，但司法腐敗問題十分嚴重，去年沈陽市中級法院三個副院長被判刑的例子說明法官的腐敗并不只存在于普通干警之中。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制度不健全，監督機制不完善，法官素質偏低以外，法官待遇差也不失為一個重要原因。正如肖揚院長所指出的：“從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看，個別法官的違法違紀行為的客觀原因，與法官的待遇低下不無關系。因此，我們要貫徹落實法官法，努力提高法官待遇，這是廉政的物質基礎。二、高薪制有利于吸收優秀人才，穩定法官隊伍，提高法官的素質。長期以來，由于法官待遇不高，不少優秀的法官轉為律師或從事其他職業，造成法官人才的流失。也有一些優秀法律人才不愿進法院當法官，而寧愿去當“官”，從而影響了法官的素質。如果提高法官的待遇，這種情況就會轉變，法官的素質必然提高。三、高薪可以提高法官的社會地位。由于法官掌握著最終解決紛爭的審判權和裁判權，其地位和權限應比一般公務員優越，不可將一般公務員的標準適用于法官，所以法官的收入高出一般公務員的收入是正常的，是世界各國普遍采納的制度。也只有使法官的獲得高出一般公務員的收入，才能顯現出法官地位的崇高。法官才能珍惜自己的事業，不去當“官”，培養敬業精神，嚴格執法、公正裁決。
2、實行法官身份保障制度
所謂法官的身份保障，是指為解除法官的后顧之憂，使其免受外部干擾而依法行使職權，法律規定法官一經任命，便不得隨意更換，不得被免職，轉職或調換工作，只有依據法定條件，才能予以彈劾、撤職、調離和令其退休。實行身份保障制的目的，在于免除法官不受免職和調離等威脅，使其能獨立地依據法律進行審判，確保裁判的公正。1701年英國正式制定了《王位繼承法》，其中規定，法官行為良好便繼續留任，其收入固定，除非由議會基于合法理由彈劾。至此以后，英國一直實行法官身份保障制度。1787年的美國憲法第三條規定：“最高法院和低級法院的法官如行為端正，得繼續任職，并應在規定期間得到他們的服務報酬。”大陸法國家也大都采納了法官的身份保障制度。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西德基本法特別將法官與公務員分開，認為“法官應獨立行政職權，并僅服從法律。第九十七條規定：“正式任用的法官，非經法院判決，并根據法定理由、依照法官程序，在任職屆滿前，不得違反其意志，予以免職、永久或暫時停職、轉任或令其退休。法律得規定終身法官的退休年齡。遇有法院的組織或其管轄區域變更時，得轉調法官或令其停職，但須給予全額工資。”法官原則上實行終身制。各國對法官身份進行保障的同時，對法官的退休年齡大多規定得較晚。德國法官法第四十八條規定：“任職于聯邦各終審法院之終身法官，自年滿68歲開始退休，其他法官自年滿65歲開始退休。在美國，1937年國會專門制度了退休法，規定了法官的退休問題，其中規定聯邦法官年滿70歲可以退休。值得注意的是，美國與大陸法國家所不同的是其并未采取到達法定年齡便強制退休的辦法，而是采取自愿退休的制度，即達到退休年齡以后，是否退休由法官自己決定，任何人不得命令其退休。所以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法官有一半以上的人死在崗位上。還有些國家對退休的法官予以充分尊重，如法國稱退休為“退職法官”，官職不變，美國稱退休法官為“資深法官”。對法官在退休方面予以優待，主要是考慮法官的勞動是一種復雜的勞動，既需要有深厚的法律知識，又要有豐富的不斷積累的實踐經驗。水平較高、經驗豐富的資深法官本身是社會的一種財富。
我國法官法規定：法官非因法定事由、非經法定程序，不被免職、降職、辭退或處分；法官的退休制度，根據審判工作特點，由國家另行規定。在法律上確立了法官的身份保障和退休制度。我們認為，法官法的上述規定有必要迅速予以實施，以保證法官身份的穩定性，使一些德才兼備、經驗豐富的資深法官可以適當放寬退休年齡，或者在退休以后也可以邀請其參與某些案件的審理。這一做法的益處表現在：一方面，這一做法有利于法官的職務的穩定，從而有利于法官職業的專門化和整體素質的提高。很長時間以來，我們一直將法官等同于一般的干部，強調其政治表現，注重行政級別的安排，而忽視了法官職業的專業性和技術性。因此，在各地法院特別是基層法院，院長、副院長時常被調進或調出，新調進的院長和副院長經過一段時間剛熟悉了法律知識和審判業務，又因各種原因而被調出法院，從而使法官的職務極不穩定。事實上，法官應法實行合理流動，但職務應當保持穩定和固定，無法定的原因不得隨意將法官調出，否則，極不利于法官職業的專門化。另一方面，這樣有利于保障司法獨立，使法官不受任何外來的威脅或干涉，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從實踐來看，許多地方的法院的法官聽命于行政領導的指導，偏袒本地當事人，其中一個重要原因便是法官身份上缺乏保障，如果膽敢違抗指示，便極有可能被調離、降級、撤職。可以說沒有完備的法官身份保障制度，司法的獨立和公正是不可能實現的。當然建立法官身份保障制度的前提必須嚴格法官的任職資格，對法官實行嚴格挑選，一旦按照嚴格的選任程序選定某個法官，則應對其實行充分保障。
需要指出的是，實行法官身份保障制度，并不意味著法官在任期內絕對不得被免職。從目前我國的實際狀況來看，通過競爭上崗、考核選拔等淘汰機制，使一批高素質的法官脫穎而出，素質較低甚至根本不勝任法官工作的人離開法官隊伍是十分必要的，這也是對我們多年來因缺乏嚴格的法官任職資格制度所造成的問題而采取的一種補救措施。如果通過這些制度的推行，真正能夠建立一支具有較高素質的法官隊伍，在此基礎上實行法官身份保障制度，應當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法官素質的提高是增加法官待遇的基礎，增加法官的待遇會促進法官素質的提高。二者相輔相成，惲然一體。經過法官制度的改革，到“官”也想當法官時，我國的法官制度就步入正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