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韓艷春 ]——(2006-4-5) / 已閱15951次
金融犯罪法律適用問題
長春鐵路運輸法院 韓艷春
一、金融犯罪的概念
金融犯罪是指自然人或者單位，破壞金融秩序，侵犯金融財產利益，依照刑法的規定應當受刑罰處罰的行為。 金融犯罪通常指《刑法》分則第三章第四節的破壞金融管理秩序罪和第五節的金融詐騙罪以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懲治騙購外匯，逃匯和非法買賣外匯犯罪的決定》中的騙購外匯罪，共涉及34個罪名。由于金融犯罪專業性強，涉及范圍廣，因此在法律適用上存在著一些問題。
二、金融犯罪特別法立法的必要性
為什么要制定金融犯罪特別法呢？這是由當前及未來一定時間內的金融犯罪的社會現實所決定的。我國進入社會轉型的快速時期后，隨著市場經濟的迅猛發展，由于種種原因，金融領域的犯罪呈現激增和蔓延之勢。
從目前全國金融違法犯罪的實際狀況和基本走勢來看，如今的金融違反犯罪，具有以下幾個鮮明的特點：一是犯罪點位普遍化；二是犯罪手段智能化；三是犯罪種類多樣化；四是犯罪主體多元化；五是犯罪金額大額化；六是犯罪形式隱蔽化；七是犯罪方式團伙化。
金融犯罪猖獗與現代高新技術密不可分。建立在信息技術和網絡技術基礎之上的金融業務，具有無窮的魅力，同時也產生了難以預見、難以控制的風險。法律是嚴懲金融犯罪銳利武器。國內和國際的金融犯罪實踐充分說明，僅依靠金融犯罪的一般法是不夠的。加強金融刑事犯罪方面的立法，制定完善、有效的金融犯罪特別法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環。
三、懲治金融犯罪在司法實踐中遇到的問題
1、使用假票據詐騙的有關情形如何定罪處罰的問題
目前，我們在實踐中經常遇到行為人利用假票據進行詐騙，因被銀行及時識破未能得逞的情況。這類行為人通常利用某些單位急于融資的心理，把假票據(謊稱真票，票面金額少則幾十萬元，多則上千萬元)提供給融資單位，雙方商定如通過銀行查詢并辦成質押貸款后，融資單位即付出相應報酬(此前有的則先付少量定金或中介費)。對這類行為，如何定罪處罰，各地做法不一。一種是以票面金額作為數額標準，按照票據詐騙(未遂)處理；另一種是以預先取得定金、中介費等費用作為數額標準，按照票據詐騙或詐騙罪處理。
筆者認為：(１)票據詐騙中的數額標準，應該理解為完成形態(即遂)的犯罪數額，即行為人實際騙取的數額，而不應是票面金額或預期得到的金額。這一點雖無司法解釋，但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盜竊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1998］４號)中關于“盜竊數額”的規定可作參照。該《解釋》第１條第１款規定：“盜竊數額，是指行為人竊取的公私財物的數額”。盜竊和詐騙同為侵財型案件，其本質有相通之處，因此，行為人所持假票的票面金額和約定后而未實際到手的定金、中介費金額不宜作為定罪依據。( 2 )根據《刑法》２３條規定，未遂犯也應追究刑事責任。但票據詐騙(未遂)在目前情況下，何種情節可定罪處罰尚無明文規定，而前面述及的盜竊罪，對未遂犯罪的追訴定罪情節，司法解釋則專門作了規定。因此，筆者建議有關部門盡快制定相應的司法解釋，對整個金融詐騙(未遂)的追訴情節作出規定，以限制“自由裁量權”。
2、關于使用偽造、變造信用證附隨單據、文件的行為如何定罪的問題
《刑法》關于金融詐騙犯罪的條文中，只對集資詐騙、貸款詐騙和信用卡詐騙中的惡意透支行為明確規定了必須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因此一種觀點認為，除此之外其他金融詐騙犯罪不需要具有非法占有為目的作為前提。但是，筆者感到金融詐騙作為詐騙罪的一種，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是必要構成要件。２００１年１月２１日，最高人民法院印發了《全國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該《紀要》明確指出：“金融詐騙犯罪都是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的犯罪”。同時，《紀要》就認定金融詐騙非法占有為目的規定了７種情形，即明知沒有歸還能力而大量騙取資金的；非法獲取資金后逃跑的；肆意揮霍騙取資金的；使用騙取的資金進行違法犯罪活動的；抽逃、轉移資金，隱匿財產，以逃避返還資金的；隱匿、銷毀賬目，或者搞假破產、假倒閉，以逃避返還資金的；其他非法占有資金拒不返還的行為。據此，認為信用證詐騙罪不需要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的觀點顯然不對。前例行為人雖有偽造、變造信用證附隨單據的行為，但其在接管企業后逐步清償債務，且并無上述７種規定情形，故認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依據不足，不宜作為信用證詐騙犯罪論處。行為人為了開證而偽造、變造信用證附隨單據，能否按《刑法》第177條偽造、變造金融票證罪定罪處罰，筆者也認為依據不足。《刑法》條文雖作了原則性規定，但考慮到具體情況和司法實踐，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制定的《追訴標準》對此又作了限制，規定“偽造、變造金融票證，數量在１０張以上的”，應予追訴。這里所指的金融票證，通常是指匯票、本票、支票以及其他銀行結算憑證，而開證所用的合同、倉單等是否包括其中尚不明確。為減少爭議，規范行文，筆者建議今后有關部門對金融詐騙各罪種表述時均用“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予以規定，同時對“金融票證”所涉范圍予以明確。
四、金融犯罪現行立法的問題與完善金融犯罪特別法的建議。
1、 完善銀行卡犯罪的刑事立法
必要性：中國銀行卡犯罪也在迅猛增長。有關數據顯示，中國外卡偷換欺詐率為0.038%，相對于亞太地區0.010%的比率來說，中國外卡偷換欺詐率頗高。國內銀行卡犯罪已由先前的惡意透支、冒用等傳統犯罪形式，發展為偽造銀行卡、使用偽造銀行卡、網上欺詐等新的犯罪形式，境內外相勾結，分工專業化、集團化、高科技高智能化成為銀行卡犯罪新特點。
電子和信息技術革命在給社會帶來便捷的同時，也為非法活動創造了機會，數據可以被篡改或破壞，安全系統可以被變換，偷竊的信用卡和長途電話賬戶可以瞬間傳遞到全球各地，轉移資金只需幾秒鐘就可以完成。
在我國的金融實踐中，常見的涉卡犯罪有：直接偽造身份證，騙取銀行卡；作弊擔保騙取銀行卡；利用銀行卡惡性透支；卡丟失后被冒用；謊報掛失，騙取銀行資金；銀行卡代扣公用事業費用形成風險；內外勾結、協同作案；利用高科技手段制造偽卡，盜取別人資金。
在美國、日本及臺灣地區，已經采取刑事立法手段，加強打擊力度。利用刑事法律的懲戒功能，把多種涉卡不當行為規定為犯罪，能夠有效打擊銀行卡犯罪。借鑒他人的經驗非常重要。
立法建議：建議全國人大常委會可以就“擾亂金融市場秩序”進行單項立法或補充立法，將下列行為定為犯罪。由于銀行卡犯罪的主要客體是金融管理秩序，而非公私財產所有權，作為獨立的罪名加入《刑法》第二編的第三章的第四節，屬于 破壞金融管理秩序罪 之一。
在互聯網上盜取他人銀行卡信息的行為；持有、運輸、銷售、提供偽造變造銀行卡，變造銀行卡，非法持有、銷售制造偽卡制作機具及材料，以及竊取磁條信息等與偽卡犯罪有關的行為；騙領銀行卡行為，有上述行為之一的，情節嚴重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一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處二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金。單位犯前款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并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照前款的規定處罰。
2、非法金融中介罪
必要性：洗錢犯罪猖獗 據世界貨幣基金組織估計，全球每年清洗黑錢的數額占到了世界生產總值的2%到5%，也就是介乎于6000億美元到18000億美元間，而且每年還按照1000億美元的幅度在增加。
根據權威機構的估算，中國每年的非法洗錢數額在2000億元人民幣以上。
在近30年里，西方各國政府紛紛立法加強反洗錢，但被動的反洗錢行為和主動的洗錢犯罪不但沒有減少，甚至還有所增加。
目前，洗錢犯罪活動已經搭上經濟金融全球化和高科技的快車，逐漸擺脫了其他犯罪后線的地位，成為一種專門的、相對獨立的犯罪環節。洗錢犯罪嚴重危害社會政治經濟安全，已經成為國際公害。
洗錢犯罪不僅直接蛀食著國家經濟，而且縱容了許多惡性犯罪，如綁架、貪污、詐騙等。1999年賴昌星案發時，人們在震驚之余才發現洗錢竟幫助他隱藏了那么多罪惡。打擊洗錢已刻不容緩。
地下錢莊是洗錢犯罪的“中樞神經系統”，高額的傭金誘惑著它們鋌而走險。合法或者非法的金融機構在洗錢犯罪過程中始終起著一種中介作用，自覺不自覺地幫助犯罪分子洗凈“臟錢”（黑錢）。 非法的金融中介為洗錢等金融犯罪起到了推波助瀾、為虎作倀的作用。因此，在立法上需要創造專門適用于非法金融中介的、特別的刑事法律規范，通過最高權威的立法打擊非法的金融中介活動。
立法建議：建議全國人大常委會可以就“擾亂金融市場秩序”進行單項立法或補充立法，創設非法金融中介罪。由于非法金融中介罪的犯罪主要客體是金融管理秩序，而非公私財產所有權，應將其作為獨立的罪名加入《刑法》第二編的第三章的第四節，屬于 破壞金融管理秩序罪 之一。可以這樣表述：從事非法金融中介活動，情節嚴重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一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處二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金。單位犯前款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并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照前款的規定處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