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尚立福 ]——(2006-2-21) / 已閱29058次
謅議疑罪從無原則的理解與適用
長春鐵路運輸法院 尚立福
[內容提要]
疑罪從無原則是我國新刑事訴訟法確定的原則，也是國際社會公認的刑事訴訟原則之一。在我國司法理論和實踐中對此問題的理解與應用存在著一定的差異，本文通過對疑罪從無原則理論上的探討，以及如何在司法實踐應用該原則的論述，揭示疑罪從無原則的理念，重點探討疑罪從無原則的應用，提高司法人員運用該原則的能力，切實保障當事人的合法利益。
引 言
在現代刑事訴訟中，證據主義是支撐刑事訴訟的主要支柱，對于被告人定罪量刑，必須依據確定、充分的證據作為基礎，否則，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和施以刑罰。在刑事偵查、起訴和審判中，對于缺乏充分證據的案件，應當及時作出處理，不能久拖不決以致損害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162條第3項規定：“證據不足，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的，應當作出證據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無罪判決。”我國從法律上規定了存疑案件的處理原則，在當今的學術界對于如何運用疑罪從無原則存在較大的分歧，在司法實踐上的作法也千差萬別，確有探討之必要。
一、疑罪從無原則的由來與內涵
在司法實踐中，偵查機關有時由于主、客觀原因，往往對有些案件的事實未能查得水落石出，出現了疑難案件。對于這類案件應當如何處理，不同的訴訟制度做法不一。在封建專制的刑事訴訟中，實行有罪推定，對疑難案件采取“疑罪從有”的處理原則，即盡管沒有足夠的證據能確定被告人有罪，仍然問罪并處以刑罰。這是封建專制社會野蠻、落后、踐踏人權在刑事訴訟中的具體反映。無罪推定，是資產階級啟蒙運動中被作為一項思想原則提出來的，1764年7月，意大利刑法學家貝卡利亞提出了無罪推定的理論構想：“在法官判決之前，一個人是不能被稱為罪犯的。只要還不能斷定他已經侵犯了給予他公共保護的契約，社會就不能取消對他的公共保護。” 現在無罪推定原則已經被載入許多西方國家的憲法或憲法性文件當中，或被國際性文件所采用，1998年我國對刑事訴訟法進行修改，第12條明確規定，“未經人民法院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在刑事訴訟中法中首次確定了無罪推定原則。按照無罪推定原則，被告人在被法院依法判決有罪以前，應當視為無罪。因此，當被告人有罪疑而不能證明時，以無罪處理；當被告人罪重罪輕難以確定時，只認定證據充足的輕罪。所謂的疑罪從無原則是指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犯罪，既無法證實其有罪也無法證實其無罪的情況下，不認定被告人犯罪，應當作出證據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處理結果。
二、對于疑罪如何處理的二種觀點的分析
（一）實踐中疑罪如何處理的二種觀點
在司法實踐中，刑事訴訟中存在“疑案”是一種不可避免的真實情況。對此，應如何處理？實踐中存在二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疑罪應當視為無罪，即疑罪從無。主要理由是：一是符合現代法治原則。現代世界各國基本上都規定了疑罪從無原則。依據這一原則，證明被告人有罪必須達到排除一切合理懷疑的程度，否則，被告人就應當被宣布無罪。疑罪從無是無罪推定原則的必然要求。依據這一原則，證明被告人有罪的責任由控訴方承擔，被告人不負擔證明自己無罪的責任。二是符合訴訟民主的要求。對被告人最終的法律評價只能是有罪和無罪兩種，沒有第三種選擇。疑罪從無，固然可能放縱一部分犯罪分子，但與使真正無辜的人受到制裁相比，仍然是保障當事人合法權益的最佳選擇，它有利于維護公民的人身權利，保障訴訟民主。三是符合訴訟經濟原則，由于沒有充分的證據定罪，檢察機關退卷，公安機關補充偵查；起訴后檢察機關撤訴，再起訴。造成案件久拖不決，不僅使有關當事人長期陷入訟累，而且牽扯了司法機關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造成司法資源的浪費。
另一種觀點認為，疑罪應當按疑罪處理，即既不定為有罪，也不定為無罪，應當定為疑罪，亦即疑罪從疑。主要理由是：一是疑罪從無不符合實事求是原則，它可能使實際上有罪的人被判決無罪，放縱犯罪分子。對被告人進行處理，應當本著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的法制原則，事實證明被告人有罪就是有罪，無罪就是無罪，無法證明也無法排除被告人有罪就是疑罪。疑罪與有罪，無罪是不同的，既不能簡單地并入有罪，也不能簡單地并入無罪。二是疑罪從無，則被告人被判決無罪后，受“一罪不再理”原則的限制，偵查、檢察機關通過進一步的偵查獲取新的證據之后，將不能再度起訴，不利于打擊犯罪。疑罪從疑，還可能保證偵查、檢察機關發現新的證據后再度起訴，使案件最終得到正確處理。
（二）對兩種觀點的分析
綜合兩種觀點，筆者比較贊成第一種觀點。人們對客觀事物的認識，總是受主客觀條件的限制。法律事實與客觀事實之間有一定的距離，案件發生時間較長，有時甚至好幾年，在許多時候，偵查機關即使經過努力，收集證據，但有時很難再顯案件客觀事實，給處理案件帶來了難度。修訂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確定了疑罪從無原則，并規定了對疑難案件的具體處理程序。在審查起訴階段，經過兩次補充偵查，人民檢察院仍然認為證據不足、不符合起訴條件的，可以作出不起訴的決定；在審判階段，人民法院對證據不足、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的，應當作出證據不足、指控的罪名不能成立的無罪判決。就是說，對于證據不足難以認定被告人有罪的案件則采取疑罪從無的原則。疑罪從無，是重視人權保障的必然選擇，而疑罪從疑，不僅使案件處于長期懸疑狀態，不能及時處斷，增加訴訟成本，更重要的是嚴重侵犯當事人合法權益，與社會主義法治原則相悖。這種處理案件的方法容易造成對無辜者人身權利的損害，實際上是對法律秩序的破壞。由于這種破壞是行使司法權造成的，它給受害人及公眾心理造成的副作用，遠遠超過具體案件從有罪處理達到的對犯罪人懲罰所追求的利益。據此，疑罪從無原則，不僅是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特殊保障，而且也是對可能涉訟的每一位社會成員的普遍保障。從而成為整個社會的保障。
（三）確立疑罪從無原則的意義
一是堅持疑罪從無原則，實現了對“疑案”的推定與刑事訴訟舉證責任分配的統一。舉證責任的理論，其主要的意義在于案件事實真相真偽不明時，法官可根據舉證責任理論，判決由承擔舉證責任的一方當事人承擔敗訴的責任。從我國《刑事訴訟法》上看，刑事訴訟上的舉證責任，主要由控訴機關承擔，被告人不承擔證明自己有罪或無罪的責任（當然象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等少數罪行例外）。由此，當控訴機關提供的證據不足以證明被告人有罪，應由控訴機關承擔敗訴的責任。被告人可在案件事實真相真偽不明時勝訴，獲得無罪的宣判。此即疑罪從無的應有之義。
二是有利于保障人權。在刑事訴訟中，與強大的國家機關相比，被告人顯得十分弱小，不僅調查取證的力量不如前者，而且還在于前者掌握著國家強制權。因此，應給予被告人特別的保護。疑罪從無原則正好能起到這一作用。而且疑罪從無原則在給予被告人特別保護的同時，達到了對其他社會成員及整個社會普遍保護的功能，實現了《刑法》的保障功能。
三、疑罪從無原則適用的幾種情況
根據刑事訴訟法的規定，疑罪從無的前提，是因為所收集的證據尚不足以證明被告人有罪。我們不能要求每一刑事案件把全部證據一個不漏地全部收集起來，這種要求是不現實的。但是對于基本的證據一個也不能缺，因為它是關系到被告人是否構成犯罪的關鍵性證據，缺少基本證據，就可能導致按照疑罪從無原則處理。根據司法實踐，筆者認為以下幾種情況應當按照疑罪從無原則處理。
（一）只有被告人供述，沒有其他證據予以證實
司法實踐中，只有被告人口供的情況從形式上可以區分為只有單一被告人的供述和有二個以上共犯的被告人供述兩種 。下面分而析之。
1、只有單一被告人供述的情況
我國刑事訴訟法第46條規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沒有其他證據的，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沒有被告人供述，證據充分確實的，可以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被告人的供述，由于種種原因虛假的可能性很大，而被告人供述自身不能證明其本身真實，如果僅憑被告人供述認定被告人有罪，很可能冤枉無辜；同時，一旦被告人翻供，也會使司法機關的工作處于十分被動的局面，因此，即使是被告人自愿承認有罪，如果沒有其他證據，也不能認定其有罪和處以刑罰。例如被告人孫某盜竊案，孫某供述2000年10月的一天晚上，犯罪嫌疑人李某、張某找他一起到某車站盜竊鐵路運輸物資，讓他負責放風。孫某按照約定的時間到該車站一路口放風，這時他看到李某、張某與另外一個駕駛四輪拖拉機的人進入車站盜竊。一個小時后，四輪拖拉機裝滿贓物離去，被告人孫某在后面追趕，希望能與車同去。在追趕的過程中被告人孫某被公安人員抓獲。四輪拖拉機及贓物亦被公安人員扣押。駕駛員仁某供認自己是受雇于李某、張某來拉贓物的，但他并不知道孫某參與盜竊的事；犯罪嫌疑人李某、張某在逃。此案盡管被告人作了有罪供述，且贓物已被扣押。但贓物及仁某的供述均證明不了被告人孫某參與盜竊，應當宣告被告人孫某無罪。認定被告人有罪，必須有其他證據予以證明，并且其他證據亦能形成證明鏈條，達到證據確實充分，即使被告人不承認犯罪或某種較重的罪，如果其他證據確實充分，也可以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就如本案的駕馭員仁某，雖然其供述自己只是一種幫助拉贓物的行為，但由于其到案發現場前已經知道是為別人拉贓物而仍然為之，屬于事前有通謀 的情況，對于該起盜竊犯罪實際起到幫助作用，其犯罪行為亦能得到孫某的指認和公安人員現場抓獲經過為憑，已經形成證據鏈條，因此，對被告人仁某不應當按轉移贓物罪處理，而應當按照盜竊共犯處理。
2、共犯口供一致的情況
在英美法系中，只要有被告人對犯罪事實的承認或承擔，是可以定罪量刑的。因為被告人如果在法庭開始審判時自認犯罪，則基于當事人可以處分其利益的原則，應視為被告人對爭議事實已經自認，從而法院可以據以定案，不必再調查證據。
對此，在我國學術界有不同認識。有的認為，鑒于口供的特點和共同犯罪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相互之間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利害關系，即使共犯口供一致，可以相互印證，也不能據此定罪量刑。有的則認為，共犯之間的關系是互為證人的關系，其口供只要可以互相印證，就可以據此定罪判刑。有的則認為“只有被告人口供，沒有其他證據的，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是針對英美法系中只要有被告人的自白或自認就可能定罪量刑這種訴訟方式而言的，其立法原意是說在只有單一被告人口供的情況下，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 筆者同意第一種觀點。對法律規范，不能隨意曲解，而應領會其精神實質。《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訴訟法》第46條的立法精神，體現了法律對口供作為證據的價值評斷，即被告人供述盡管是刑事訴訟法規定的一種單獨的證據種類，但對于認定被告人本人或共犯是否有罪來說，則不具有獨立的證據價值，要認定有罪，必須有口供以處的其他證據予以印證。不能人為地把被告人供述這一整體肢解，拆分成單個被告人供述和共同被告人供述。共同犯罪由于主觀故意和客觀行為的共同性，決定了共同被告人供述的牽連性，供述內容仍然是以被告人的身份出現的，其證據價值也是對涉嫌的共同犯罪事實有證明作用。因此，共同被告人的供述不具有獨立的相互證明性，不能用某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來審查同一案件中另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是否確實，也不能簡單地以若干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的機械相加表明某一案件的證據已經達到充分的程度。“只有被告人供述，沒有其他證據證明”，這里的“被告人”并沒有規定是一名被告人的供述。實際上，多名與一名被告人的供述沒有什么區別，應當同樣對待，這樣才能真正做到重證據，不輕信口供，才能避免冤假錯案的發生。當然在這里需要指出的是，筆者沒有否定被告人供述作用的意思，這里只是針對共同犯罪者供述進行的分析，如果是非共犯的同案被告人的供述，如一并審理的行賄與受賄，傳授犯罪方法罪的被告人與用傳授的犯罪方法犯罪的被告人的供述，或者是既非共犯也非同案但犯罪事實有關聯的被告人的供述，如徇私舞弊類犯罪的原案與被告人的供述等，筆者是贊成此類被告人口供的證明力的。
（二）被告人不供述，證據不能形成證明鏈條的情形
這種情況也可分為兩種情況，即被告人一直不供述和被告人曾經供述，但在審理階段翻供。
1、被告人不供述的情況
之所以對這種情況單獨列出，是因為我國尚有部分法官持有“唯口供論”的觀點。刑事訴訟法規定，對一切案件的判決處都要重證據，重調查研究，不輕信口供。由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刑事訴訟中的中心人物，案件的結果如何，與他有切身的利害關系，他所處的特殊訴訟地位，決定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具有真實性與虛假性并存，往往是真假混雜。不能把口供看成是最可靠的證據，錯誤地認為只要有了供述，定罪的證據就確實充分；沒有口供，定罪的證據就有缺陷、有疑問、不可靠。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對犯罪事實的證明要求或稱為證明標準是“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具體是指達到以下標準：第一、據以定案的每個證據都必須查證屬實；第二每個證據必須和待查犯罪事實之間存在客觀聯系，具有證明力；第三，屬于犯罪構成各要件的事實均有相應的證據加以證明；第四，所有證據在總體上已足以對所要證明的犯罪事實得出確定無疑的結論，并排除了其他一切可能。 一切案件都應該按照這一標準去衡量，有疑處，就應當按照疑罪從無原則去處理。例如被告人李某供述其用三唑倫麻醉搶劫他人的方法是犯罪嫌疑人鄭某傳授的，其搶劫后還將贓物的一部分給了鄭某。經公安人員搜查，在被告人鄭某的住處查獲三唑倫一瓶，贓物金項鏈一條，但被告人鄭某辯解自己并沒有傳授犯罪方法，亦沒有參與搶劫，那瓶三唑倫不知是誰放在他家的。此案雖然李某指印鄭某向其傳授了麻醉搶劫的方法，在鄭某住處查獲的麻醉藥品三唑倫也與李某麻醉搶劫使用的藥品一致，鄭某處存放的贓物金項鏈一條證實李某將搶劫的贓物交給了鄭某，李某與鄭某之間確實存在某種聯系。但物證三唑倫本身并不能證明鄭某也實施過麻醉搶劫，更不能得出李某麻醉搶劫的方法就是鄭某教唆的；贓物金項鏈一條證實李某與鄭某之間存在一定的關系，但什么關系并不清楚，亦得不出鄭某向李某傳授了麻醉搶劫的方法，李某作為回報將贓物給其一部分的結論。在本案犯罪嫌疑人鄭某否認犯罪事實的情況下，其他證據并沒有形成證明鏈條，即證據沒有達到確實、充分的程度，因此對被告人鄭某不能以搶劫共犯或者傳授犯罪方法定罪。
2、翻供的情況
翻供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進行了有罪的供述之后又推翻了其全部或部分的供述。翻供在司法實踐中是屢見不鮮的。我國刑訴法既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也允許其辯解，允許其推翻自己以前所作的供述和辯解。如何認識翻供問題呢？有些人簡單地認為翻供就是不老實，在處理翻供的方法上就是迫使其回到原來的供述上，承認其罪行。還有一種辦法就是為了防止翻供，事先在固定證據上下功夫，即事先將訊問過程進行錄音、錄像，做好完整的筆錄。只要被告人翻供，就把原來固定的口供拿出來，以說明其態度不老實。這些觀點和做法具有一定的片面性。一般而言，被告人的翻供具有兩重性：一是具有對抗性，即為了逃避或減輕罪責而狡辯，干擾訴訟的正常進行；二是具有抗辯性，即正當行使辯護權的表現。正確把握案件事實與證據的關系，全面分析證據之間的相互關系，認真分析翻供的理由和原因，才是對待翻供的正確態度。定罪是要以證據為基礎的，口供只是證據中的一項，并且是最不穩定和具有兩面性的證據，翻供的證據效力就更低，一事供述出兩種版本，單就供述本身來看，哪一個版本都已經失去了證據價值。對于該類案件，還是應從其他證據著手，只要其他證據達到了確實充分的程度，就可以定案。證據確實充分是指據以定案的每一個證據都經過查證屬實；據以定案的證據與案件事實之間存在客觀聯系，證據之間、證據與案件事實之間的矛盾得到合理解決；全案各部分事實情節都有相應的證據予以證明。 如果公安、檢察機關據以認定案件事實的證據從整體上形成了一個嚴密的證明體系，從中得出的關于案件事實的結論是唯一的、排他的，那么，即使被告人在庭審階段翻供，法院亦可以認定被告人有罪，反之，則應按照疑罪從無原則處理。例如被告人肖某放火案，1998年10月31日被告人肖某的哥哥在羅某家與羅某發生口角并被羅某毆打致傷，在療傷的過程中，羅家起火，損失4000余元。后經舉報，公安機關傳喚了肖某，肖某承認了放火的事實，在檢察機關提審時，肖某對放火之事再度作了供述。在審理過程中，被告人肖某對自大在公安和檢察機關所作的兩次供述予以了全部否認，稱以前的口供是公安人員、檢察機關進行逼供、恐嚇形成的。本案中，只有被告人肖某在偵查、檢察的兩次口供是直接證據，在庭審中，被告人還對自己的有罪供述予以了否認。其他證據均不能證明火災事故是肖某所為，僅憑被告人肖某的哥可被打，具有犯罪動機，不能認定被告人肖某犯有放火罪。因此，本案應當按照疑罪從無原則處理。
（三）刑訊逼供、威脅、引誘、收買、欺騙而形成的證據材料沒有證據效力
我國刑法訴訟法已經確立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有的稱為合法性原則，是指收集證據必須依法進行，違法取得的證據不得作為定罪的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43條規定：“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偵查人員必須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夠證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無罪、犯罪情節輕重的各種證據。嚴禁刑訊逼供、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該條規定從正反兩面對國家專門機關收集證據的合法性作了規定。對于違反合法性原則的取證行為，我國立法持徹底的否定態度，并將刑訊逼供行為規定為犯罪。但是在實踐中違反合法性規則的事件還是時常發生，出現錯捕、錯判、甚至錯殺的例子舉不勝舉。對于有人利用非法方法收集的證據，是否可以作為定案的根據。我們必須明確，司法機關辦案，對非法收集的證據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否則，就等于可以違法辦案。嚴格依法收集證據，不僅可以保證案件質量，也是確保公民人身權利和其他權益不受侵犯的重要方面。對于經過查證屬實的非法取得的證據，能否作為定案的證據使用，對這一問題的回答也是肯定的，即只要是非法取得的證據，一律不能當作定案的證據使用。
（四）如果本罪不成立，“派生犯”應當按照疑罪從無處理
所謂派生犯，筆者認為是指甲罪的成立，是以乙罪的成立為前提和基礎，乙罪即為本罪，甲罪即為派生犯。包庇罪、窩藏贓物罪、徇私枉法罪等等均為派生犯，盡管有的派生犯罪事實清楚，證據也比較充分，單從本罪出發，可以定罪量刑，但由于該類犯罪的派生性質，在本罪沒有定罪的情況下，就應按疑罪從無原則處理。例如被告人姜某徇私枉法案，被告人姜某為鐵路乘警，檢察機關指控其值勤的列車發生了一起4人參與的9萬美元的盜竊案后，其在明知犯罪分子的情況下，卻不予抓捕將犯罪嫌疑人放走，其行為構成了徇私枉法罪。從證據上看，“9萬美元盜竊案”的4名犯罪嫌疑人有2名承認盜竊美元之事并指認被告人姜某放走了他們，被告人姜某亦作過有罪供述但在庭審中推翻了以前的供述，“盜竊9萬美元案件’的贓物去向不明，被害人報案材料由于乘警的“枉法”行為消失，在庭審前，被害人對失竊事實予以了否認。在審理該案前，“盜竊9萬美元”的4名犯罪嫌疑人在洛陽、齊齊哈爾等地由于參與其他盜竊已被判刑，但他們被法院認定的的犯罪行為不包括參與盜竊9萬美元的犯罪事實。如何認定被告人姜某的徇私枉法行為？徇私枉法罪作為派出犯，它成立的前提應當是徇私枉法的對象已經構成了犯罪并得到確認。本案中，姜某“徇私枉法”的對象4名犯罪嫌疑人均是因為其他盜竊行為被定罪量刑，檢察機關指控姜某犯徇私枉法罪的基礎——“9萬美元 盜竊”的盜竊事實并沒有得到法院的認定。對于被告人姜某來說，徇什么“私”、枉什么“法”已經失去根基。審理派生案件，不能要求承辦法官先推定本罪成立，再認定派生犯成立。本罪應當在審理派生犯之前予以落實。就本案來講，現有的證據無法認定“9萬美元盜竊案”的成立，即使“9萬美元盜竊案”的證據確實、充分，如果在審理姜某徇私枉罪之前沒有得到生效裁判文書的認定，審理派出犯的法官也不能得出本罪推定成立，進而派生犯就成立的結論。這是因為，根據不控不理原則，不能讓法官審理案件的同時，將沒有并案的其他犯罪事實予以確認，進而推論派出犯罪事實的成立。因此本案對被告人姜某只能作出證據不足，指控的罪名不能成立的判決，亦即適用疑罪從無原則。
四、結語
當然，疑罪從無的情況有許多，如只能靠間接證據證實的案件，間接證據因缺少某一環節不能構成證據體系；關系到是否構成犯罪的關鍵性證據間有矛盾，未能排除；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為構成要件的案件，被告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等。這需要審判人員在司法實踐中靈活加以運用。正確處理疑罪從無問題，亦即證據不足宣告無罪的問題，要求審判人員必須忠實于法律和具有較高的業務素質，特別是審查判斷證據，作為法官的基本功，一定要熟練掌握。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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