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熊曉峰 ]——(2006-2-10) / 已閱24278次
鄧小平法制思想與科學發展觀
熊曉峰
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既堅持了馬克思主義關于發展的基本觀點，又具有鮮明的時代精神，是我們黨推進改革開放實踐的經驗總結，是“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內在要求。在新世紀新階段，黨要承擔起推動中國社會進步的歷史責任，必須始終緊緊抓住發展這一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把堅持科學發展觀落實到發展先進生產力、發展先進文化、實現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來，推動社會全面進步，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緊緊把握住這一點，就從根本上把握了人民的愿望，把握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本質，就能使“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不斷落實，使黨的執政地位不斷鞏固，使強國富民的要求不斷得到實現。
鄧小平是中國法治建設的偉大的奠基者、英明的開啟者和艱辛的推動者。 鄧小平關于健全和加強社會主義法制的思想，涉及立法、執法、司法、守法、法律監督、法制教育、法律人才培養等諸多方面，內容極為豐富和深刻。鄧小平法制思想堅持從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堅持以人為本，強調可持續發展，堅持了科學的發展觀。從這個意義上說，按照鄧小平法制思想，實行依法治國就是堅持科學發展觀，就是真正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
一、 鄧小平法制思想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法律觀和法制思想
作為鄧小平理論的一部分，鄧小平的法制思想同樣是在總結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前30年歷史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又結合當前中國社會發展實際提出來的。它既繼承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基本原理，同時又具有其獨特的內容。
鄧小平法制思想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法制思想。它的創造性在于，以馬克思主義法制思想為指導，總結我國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主要歷史經驗，回答了在中國條件下，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實現依法治國的必由之路。以鄧小平為代表的當代中國共產黨人以新的視角、新的思想、新的觀點，向前大大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法律觀。首先，在如何實現從革命法制向建設法制轉變的問題上，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法律觀和法制思想；其次，在如何處理無產階級政黨和無產階級國家政權的關系上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法律觀和法制思想；最后，在樹立法律的權威問題上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法律觀和法制思想。
1、鄧小平法制思想實現了革命法制向建設法制的轉變
改革開放前我國法制的功能主要局限于對敵斗爭、懲治犯罪和維護統治的范圍，過分地強調法律的制定主要是服務于權力的鞏固，把法律僅僅作為實現政治統治的必要工具和手段。“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后，鄧小平對當代中國國情、歷史唯物主義理論和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作重新認識和深刻反思。他明確地意識到：“多少年來我們吃了一大虧，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了，還是‘以階級斗爭為綱’，忽視發展生產力。”（《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41頁。）“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講，正確的政治領導的成果，歸根結底要表現在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上，人民物質文化生活的改善上。”（《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28頁。）為了實現以階級斗爭為綱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一重大的歷史轉折，鄧小平不僅提出了當代中國的主要任務是發展生產力，而且提出了如何從制度上來保障社會的穩定發展等一系列措施。其中提到：“不要社會主義法制的民主，不要黨的領導的民主，不要紀律和秩序的民主，決不是社會主義民主。相反，這只能使我們的國家再一次陷入無政府主義狀態，使國家更難民主化，使國家的經濟更難發展，使人民生活更難改善。”（《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89頁。）因此，鄧小平反復強調：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程中，“一手抓建設，一手抓法制”。 鄧小平在強調法律對打擊犯罪、維護社會安定的同時，特別重視法律對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作用和功能。他指出，國家和企業、企業和企業、企業和個人等等之間的關系，也要用法律的形式來確定；它們之間的矛盾，也有不少要通過法律來解決。法制基本功能理論的及時調整，是我國實現“依法治國”的重要基礎和前提條件，尤其是現階段，對依法建設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具有重要意義。
2、鄧小平法制思想正確處理了黨與法的關系。
鄧小平同志要求執政黨的一切活動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中國共產黨是我國的執政黨，在國家生活中處于領導地位，然而，中國共產黨同時也是人民的工具。鄧小平同志曾明確指出：“同資產階級的政黨相反，工人階級的政黨不是把人民群眾當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覺地認定自己是人民群眾在特定的歷史時期為完成特定的歷史任務的一種工具。它是人民群眾的全心全意的服務者，它反映人民群眾的利益和意志，并且努力把人民群眾組織起來，為自己的利益和意志而斗爭。” 他強調“黨的領導責任是放在政治原則上，而不是包辦，不是遇事干涉，不是黨權高于一切。”（《鄧小平文選》第一卷，第10～12頁。），社會主義法律權威來源于人民的權威，因而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也就順理成章。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鄧小平同志多次強調“全黨同志和全體干部都要按照憲法、法律、法令辦事，學會使用法律武器（包括罰款、重稅一類經濟武器）同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勢力和各種刑事犯罪分子進行斗爭。”（《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371頁。） ，要求“全黨同志和全體干部都要按照憲法、法律、法令辦事”。這一思想被寫進了黨的十二大通過的黨章，規定為“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活動。”鄧小平同志正確地處理了黨與法的關系，堅決主張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活動。這既是法律權威的必然要求，也是實現法律權威的根本保障。
3、鄧小平法制思想強調樹立法律的權威。
恩格斯曾經指出：“所有通過革命取得政權的政黨或階級，就其本性說，都要求由革命所創造的新法制基礎得到絕對承認，并奉為神圣的東西。”新中國成立至改革開放前，雖然我們也制定了包括1954年憲法在內的一批法律、法規，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所致，長時期內，法制不健全，尤其是 “文化大革命”期間法制受到踐踏。
鄧小平同志在深刻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的基礎上，認識到樹立法律權威的重要性，“舊中國留給我們的，封建專制傳統比較多，民主法制傳統很少。解放以后，我們也沒有自覺地、系統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權利的各項制度，法制很不完備，也很不受重視。”堅定而明確地提出，要加強法制，要樹立法律的極大權威。他指出：“如果一個黨、一個國家把希望寄托在一兩個人的威望上，并不很健康，那樣，只要這個人一有變動就會出現不穩定。”，并一再強調：“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法制。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 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只有這樣，才能徹底革除過去長期存在的那種“往往把領導人說的話當做‘法’，不贊成領導人說的話就叫做‘違法’，領導人的話改變了，‘法’也就跟著改變”的典型“人治”弊端，牢固地樹立起法律的極大權威，為在中國厲行法治，堅持依法治國，創造必要的前提條件。
二、鄧小平法制思想堅持以人為本
1、鄧小平法制思想確認和保障人民的權利和自由。
我國是實行社會主義民主的國家，社會主義民主也就是人民民主。人民是國家的主人、社會的主體，應當使人民的權利、自由得到法律的確認和保障，并付諸實踐。新中國建立以后，我國第一部憲法雖然確認了人民是國家的主人，確認了人民享有民主、自由的權利，但由于毛澤東同志一直把法律作為政治統治、階級斗爭的工具，“沒有自覺、系統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權利的各項制度”，因而人民的民主權利不僅沒有能夠得到有力的保護，反而出現了許多踐踏人民民主權利的事件。鄧小平同志在總結歷史教訓的基礎上，十分重視對公民憲法權利的保障問題。１９８０年８月，鄧小平同志在提到修改憲法的設想時指出，法律要充分規定公民享有的權利和自由，他說：“要使我們的憲法更加完備、周密、準確，能夠切實保障人民真正享有管理國家各級組織和各項企業事業的權力，享有充分的公民權利。”同年１２月，鄧小平同志在談到堅決打擊各種犯罪活動的必要性時指出，公民的民主權利應該受到法律強有力的保護，“如果不對這類活動進行打擊，不但經濟調整很難進行，而且人民的民主權利甚至生存權利，都要遇到危害。”現代法治國家，法律必須確定和保障人民作為社會主體的地位，只有這樣才能充分發揮他們的自主性、積極性和創造性。如果他們的自主性受到壓抑和束縛，那么他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就會受到約束和削弱。鄧小平同志十分重視通過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來調動人民群眾的社會主義建設的積極性。１９８７年３月，鄧小平同志在談到對外開放和對內開放時強調：“搞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沒有這兩個開放不行。同時，還要使人民有更多的民主權利，特別是要給基層、企業、鄉村中的農民和其他居民以更多的自主權……以充分調動人民的積極性。”
2、鄧小平法制思想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直接針對封建特權而提出的一項重要的近代法治原則，１９５４年憲法就已明確地規定了這個原則。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鄧小平同志及其共產黨人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重新得到了確認。鄧小平同志在80年《目前的形勢和任務中》指出：“我們要在全國堅決實行這些原則：有法必依、違法必究、執法必嚴，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把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看成是黨和國家在法律領域所要堅決實行的重要原則之一。鄧小平同志講：“我們今天所反對的特權就是政治上、經濟上在法律和制度之外的權利。”對于特權現象，鄧小平同志十分重視從制度上克服，用法律的手段來解決特權現象，他在１９８０年就明確指出：“克服特權現象，要解決思想問題，也要解決制度問題。公民在法律和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黨員在黨章和黨紀面前人人平等。人人有依法規定的平等權利和義務，誰也不能占便宜，誰也不能犯法。不管誰犯了法，都要由公安機關依法偵查，司法機關依法辦理，任何人都不許干擾法律的實施，任何犯了法的人都不能逍遙法外。” （《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331～332頁。）鄧小平同志強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側重點是要求各級干部和國家工作人員不得凌駕于法律之上，一切活動不得超出法律規定的范圍。１９８６年，鄧小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有針對性地指出：“越是高級干部子弟，越是高級干部，越是名人，他們的違法事件越要抓緊查處，因為這些人影響大，犯罪危害大。抓住典型，處理了，效果也大，表明我們下決心克服一切阻力抓法制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52頁。）他還要求：“高級干部在對待家屬子女違法犯罪的問題上必須有堅決、明確、毫不含糊的態度，堅決支持查辦部門。”
三、鄧小平法制思想堅持可持續發展
1、鄧小平法制思想堅持加強法制建設，實現依法治國，維護穩定的社會秩序，實現國家長治久安。
穩定的政治局面與良好的社會秩序，是推進現代化各項事業發展的重要前提。特別是我國目前社會文明轉型與體制轉軌同步進行，由此引發的社會結構的劇烈變動，社會階層的迅速分化，以及人們思想觀念的激烈變革，都是前所未有，也是世所罕見的。在這樣的特殊歷史條件下，形成并維持一個穩定的政治局面和社會生活秩序，顯得尤為重要。借助于強制的懲戒機制及其巨大的威懾力，法律制度為社會秩序提供了一道最基本的保護屏障。鄧小平明確指出：“真正要鞏固安定團結，主要地當然還是要依靠積極的、根本的措施，不單要依靠發展經濟、發展教育，同時也要依靠完備的法制。經濟搞好了，教育搞好了，同時法制完備起來，司法工作完善起來，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保障整個社會有秩序地前進。”在南方談話中，在談到塑造良好的社會風氣和社會秩序時，鄧小平還特別強調：“還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
2、鄧小平法制思想堅持提高全民法治意識，增強全民法治觀念，促進民主法治建設。
要依法治國，必須提高全民法治意識。鄧小平提出，“在黨政機關、軍隊、企業、學校和全體人民中，都必須加強紀律教育和法制教育。……否則我們就決不能建設社會主義，也決不能實現現代化”（《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360頁。）。同時 “法制教育要從娃娃開始”。（《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63頁。）通過法制教育，既要求公民必須切實履行自己的義務、責任，使越來越多的人不犯法，又要求公民用法律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學會運用法律行使監督權，維護法律的權威。通過對全民法制宣傳與法制教育，可以逐步提高全民的法律意識，培養全民的法律感情，增強全民的法治觀念，促進民主法治建設，實現依法治國。
3、鄧小平法制思想堅持加強法制建設，實行依法治國，推動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促進社會全面進步。
實行依法治國，實現由“人治”到“法治”的轉變，這本身就是社會文明進步的一個極其重要的表現。鄧小平指出，中國是一個具有漫長的封建主義歷史的國家，“舊中國留給我們的，封建專制傳統比較多，民主法制傳統很少。解放以后，我們也沒有自覺地、系統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權利的各項制度，法制很不完備，也很不受重視。”大力加強法制建設，實現依法治國，這是對舊的文化傳統的一場深刻的革命，它將推動整個社會文明朝著法治文明這一人類文明的高級形態飛躍。因此，大力加強法制建設，加強法制教育，努力營造法治文明，本身即是我國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根本任務。這正是鄧小平強調“法制教育要從娃娃抓起”的深刻寓意所在。法制建設不僅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內容，而且也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現實途徑和重要保障。法律是帶有價值判斷和道德寓意的行為規范，它不僅直接強制性地規范著人們的行為，而且還會對人們的思想觀念產生深刻的影響。通過遵循法律形成良好的懂法、守法的行為習慣，逐步將外在的強制規范，內化為自律的行為準則、價值信念以及道德良知，正是道德觀念形成的重要機制。特別是社會轉型時期，社會生活的急劇變遷，使得大量傳統的道德觀念越來越難以適應新的生活環境，社會迫切需要塑造形成新的與社會實際生活相適應的道德觀念，因而法律規范不僅可以及時填補傳統道德失范留下的社會規范的空白，而且還將為新的道德觀念生成提供現實的基礎。法律規范對人們行為的調整，是通過其剛性約束機制實現的，這使得法律規范在道德價值觀念日趨多元化以致人們感到難以適從的情況下，對人們的行為調整具有思想道德教育難以比擬的普遍有效性。因而在邁向法治文明的進程中，將社會主義的價值準則滲透到法律規范中去，這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有效途徑。與此同時，作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重要組成部分的思想道德教育，也只有取得法律制度的有力支持，獲得法律秩序的保障，才能真正取得廣泛的社會成效。
(作者單位：南昌市司法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