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孔一 ]——(2005-12-18) / 已閱38818次
回歸悖論
——重新犯罪社會原因檢討
孔 一
[內容提要] 本文分析發現了“重新犯罪招致了回歸控制，回歸控制制造了新的犯罪，新的犯罪又強化了回歸控制”這一悖論，在二者相互作用、互為因果、糾纏不清的狀態下，筆者依據認同理論和正義原則，構建了“控制回歸控制”的預防重新犯罪方案。
[關鍵詞] 重新犯罪 回歸控制 原因
Abstract This paper gives comprehensive analysis and discovery of committing a new crime lead to return control ,return control create the new crime ;meanwhile the new crime intensify return control again .This is a paradox .The two affect each other neither of the two can be dispensed with .According to the Identity Theory and the Principle of Justice ,the author has constructed the precautions project against committing new crime about control return control.
Keywords commit a new crime return control reason
一、重新犯罪現象與回歸控制政策
（一） 重新犯罪現象
1、 數量
根據浙江省監獄管理局獄政處2002年6月對浙江省在押犯的統計，近4年來該省在押犯中二次以上被判刑平均占總數的13.87%。具體分布見下表
表一 %
1999年底 13.20
2000年底 13.64
2001年底 14.23
2002年5月 14.40
另據司法部1991年底的統計，全國服刑的囚犯中二次判刑以上的占9.26% 。1986—1990年的一項全國性調查顯示，我國的成年犯刑釋后三年內重犯率年均值為5.19%；少年犯重犯率為14.10%、少年解教人員重犯為17.63% 。重新犯罪現象并非我國所獨有，如美國日本1989年的調查顯示，3年內重犯率分別為46.8%、57.2%。
2、 質量
與初犯相比，重新犯罪人處于更貧困（被剝奪） 的境地——更易于鋌而走險，一項關于首次犯罪人與重新犯罪人的實證研究 表明二者在犯罪預期成本方面存在顯著差異，請見表二。
犯罪成本預期 表二 %
初犯 重新犯罪人
沒有想過 61.50 28.68
想過但認為不會被抓 29.50 59.80
想過但不怕 9.00 1.60
P<.01
有監禁經歷者的自尊心、羞恥感和責任心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損傷，自我約束機智弱化；作案經驗在獄內傳習與逼迫式反思中更加成熟和理性，知道如何以最小的代價獲得最大的利益，如銷毀證據，逃避偵訊。初犯與重新犯罪人在犯罪預備上有顯著差異，見表三。
犯罪預備 表三 %
初犯 重新犯罪人
沒有任何準備 58.7 41.0
簡單準備 34.3 43.0
自己研究 3.3 9.4
向別人學習 2.4 3.4
P<.01
與此同時，其反社會傾向進一步強化和內化。他們具有更強的犯罪動機、犯罪能力，也更善于捕捉犯罪時機。經常成為有組織犯罪和大要案的肇始者，其犯罪強度和社會危害性在整體上明顯大于初犯。
（二） 回歸控制政策
在我國，曾因犯罪受過刑事處罰者“不得報考國家公務員 ，不得擔任法官、檢察官，不能獲得律師執業資格 。美國法律亦有類似規定，如“犯罪或品行不端者”不能參加公務員考試 。這可視為對回歸者的一種正式的合法化的社會控制，它其實是一種資格刑，是自由刑的延續。其合法性值得懷疑。且不要提刑罰的罪行法定原則或者刑罰的謙抑原則，單從純粹的邏輯判斷：第一，一個人犯了罪，理應受到懲罰以彌償他所造成的損害，經法院居間裁量確定了他應支付的代價，如10監禁。而當他服完10年徒刑，懲罰仍未停止，如果他是律師則必須放棄他的專業。這是否違反了社會交換中的公平原則？法院的裁量是否太過模糊？其法理依據何在？如果認為10年尚不足以追償其所犯的依然之罪，為何不判更長刑期？第二，監禁的根本目的在于教育人改造人，在于預防犯罪 ，監管場所具有將犯罪人改造成對社會有用之人的義務。如果一個人刑滿釋放仍要受懲罰，說明他仍有犯罪的嫌疑，并未改造好，監管部門是否應負失職之責？這種“合法”控制的背后，其實是在做“有罪推定”，是對未然之罪施加處罰。 而原單位拒絕接收，招聘單位明里暗里將回歸者排除在外，以及無所不在的偏見與歧視，則是另一種更為強大的控制。它是合法化控制的異形，是主流話語的變聲，是公共權力在私人領域的應用和發揮。盡管，正式控制有時也指斥這種控制是不合理、甚至是非法的。
二、重新犯罪的原因與回歸控制政策的理由
（一）重新犯罪的原因
迪爾凱姆在《社會學方法的準則》一書中表達了這樣一種觀點：犯罪是一種正常的社會現象，它是社會集體的組成部分 。某種類型的犯罪孕育和產生于一種包含特定文化和制度的社會類型之中，它是一種社會類型的產物，扮演了反對者的角色。具體的“犯罪的發生，是產生犯罪的社會因素綜合作用于具體的行為個體的結果” 。犯罪對社會來說是不幸的，對犯罪者及其家庭來說更是不幸的。個體原因，如生理、心理因素只是條件性因素，而社會原因則只有決定性意義。盧梭斷言：“僅為實在法所認可的精神上的不平等 ，每當它與生理上的不平等 不相對稱時，便與自然法相抵觸。”不平等是犯罪的源起。白建軍先生把消滅犯罪的理想寄托于人類的平等，他分析認為，劣勢群體因為缺乏進入社會階梯的資源，如權力、金錢、道德而“被動的”選擇犯罪 ，筆者在《刑訊逼供調查報告》 一文中也證實了這一點。
基于以上認識，我們得出關于犯罪的兩個基本理念：
1、犯罪原因應著重從社會自身去尋找；
2、犯罪人并非異于常人的特殊人。
3、防止在控制犯罪的名義下的公共權力的過度使用。
因此，高重犯率這一異常現象只能從回歸者的異常狀態——社會剝奪中去發現。筆者將以社會剝奪為范式來分析回歸者犯罪的一般原因。社會剝奪是一個抽象的概念，在使用這一分析工具之前，需將其操作化到可觀測的程度 ，見圖一。
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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