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趙杰 ]——(2005-12-12) / 已閱34157次
《公司法》降低公司注冊資本最低限額的法理分析
作者：趙杰
單位：北京理工大學法學系
內容簡介：即將于2006年1月1日起開始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降低了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市場準入門檻，尤其降低了注冊資本的最低限額。對此,學者們也有不同的觀點。本文將從法學理念和比較法的角度論述降低注冊資本最低限額的原因和其意義。
關鍵詞：公司法 注冊資本 法學理念 比較法
一 問題的提出.
新〈〈公司法〉〉降低了公司的市場準入門檻，尤其降低了注冊資本的最低限額。新〈〈公司法〉〉第26條規定：“有限責任公司注冊資本的最低限額為人民幣三萬元”。第81條規定:“股份有限公司注冊資本的最低限額為人民幣五百萬元”。我國原〈〈公司法〉〉規定有限責任公司注冊資本最低限額分為四種情況，但其中最低的也為10萬元；股份有限公司注冊資本最低限額為1000萬元。新〈〈公司法〉〉的規定，很明顯，降低了設立一個公司的條件，有利于鼓勵人們參與市場活動。但是，根據哲學原理，任何事物都是兩方面的，經過這樣大踏步地改動之后，會不會導致公司如“雨后春筍“般地出現，但是又將如何保障其他社會主體的利益，我們將如何進行規治。本文將對此從法理和比較法的角度對此進行論述。
二 從法理角度對此項規定進行分析。
（一）法與市場經濟效益。
1．商品經濟，市場經濟是此項規定存在和發展的土壤。
“法根源于一定的經濟基礎”（1）這一命題，是馬克思主義關于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辯證關系在法學領域的科學運用。現代市場經濟是一種法治經濟。市場環境中出現的現象應當而且必須有法律來規制。自由是企業的天性。可以說，沒有自由，就沒有企業。在經濟理論上，自1776年亞當斯密的《國富論》發表以來，無論是古典自由主義者還是新自由主義者都在不斷重復這一觀念，并且不厭其煩地告訴人們實現這種企業自由的最佳方式就是市場競爭這只“看不見的手”。我國改革開放將近三十年，人們手中的閑散資金較多。眾所周知，只有將資金置于社會交易中，才能形成資本，才能創造出更多的財富，突顯更大的經濟效益。原<<公司法>>規定的注冊資本最低限額在現在情況下有些過高，因此，降低資本門檻是必要的。
２．法服務于一定的經濟基礎。
法對其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經濟基礎起引導，促進和保障作用。新《公司法》此項規定，正如前文所說，大踏步地降低了公司的市場準入門檻。在法定資本制度下，公司的初始股本必須達到法定最低限額，公 司的注冊資本采取實繳制。這種要求被認為具有兩方面的作用：一是啟動和維持公司的營運；二是對債權人的一種保障。但是，最低注冊資本要求和出資實繳制不僅加大了設立公司的難度，而且妨礙了公司的靈活經營。此項規定，無疑會使公司的設立更多有效率，更加節約社會成本，從而能夠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
（二）法與社會效率和社會公平。
１．法律配置上的效率意味著：在整個法律價值體系中，效率價值通常居于優先位價，是配置社會資源的首要標準。公司設立門檻過高，會造成這樣一種情況，即在社會大部分人處在“中產階層”或“低產階層”時，法律只允許“高產階層”設立公司，從而有更多的機會創造出更多的財富，這也顯然是不公平的。在現代社會中，法以權利為本位，而不是以義務為本位。同屬于社會中的人，法律應當最大限度地賦予每個人設立公司的可能性。正如199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新制度經濟學派的代表人物科斯所說：“合法權利的初始界定會對經濟制度運行的效率產生影響。權利的一種安排會比其他安排產生更多的價值。”（2）公司注冊資本過高，無疑會剝奪一部分想設立公司而又無法聚集起那么多資金的人。而且，其中有一部分會花費很多精力去籌集資本，這樣，會浪費社會資源，造成社會效率的低下，當然也就不能為社會創造出更多財富。
２．1993年的<<公司法>>著重保護的是國有企業的發展，從某種意義上說是一部<<國有企業保護法>>，著重強調國家的利益。這必然不利于融資，降低公民投資的積極性。從社會契約論的角度分析，我們每個人都和國家達成一個契約，契約最重要的特點就是具有平等性，而此時，契約雙方顯失公平，公平的天平向一方傾斜，這就會造成利益受損失的一方積極性不高，不愿意投入到社會進步的洪流當中，最終還是會損害國家和社會的整體利益。
（三）立法觀念的轉變。
１．突破了<<公司法>>從“身份到契約”的飛躍。我們看到，本次<<公司法>>的修訂有很多令人鼓舞和欽佩的突破和創新。其中最重要的立法理念和立法指導思想的創新，是立法目標和價值目標的重新認識和調整。1993年的<<公司法>>是一部“身份法”，在立法理念上傾向于為國有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服務，很多方面都有為國有企業量身定做的痕跡。而當前，國有企業改造已經基本完成，<<公司法>>的規定無需再偏向于國有企業，而應對所有的企業一起對待，更多地從理念的先進性和立法的科學性進行考慮，其實這也是制定法律要考慮的最重要的因 素。新的<<公司法>>從國企的桎梏中解放出來，甚至從中國人傳統思想中，國家在任何情形下都高于過人，重視公權，輕視私權中解放出來，全面貫徹契約自由的精神和公司自治的理念，實現了從身份到契約的偉大轉變。
２．從投資的角度來看，1993年的<<公司法>>是一部“限權法”強調“安全壓倒一切”，“穩定是工作重心”，漠視民間投資需求，在鼓勵民間投資上呈現出嚴重供需不足的現象。傳統意義上的<<公民法>>是發球民商法的范疇，而民商法是確權法，而不是限權法，原<<公司法>>與此基本原則是相沖突的。新規定賦予了公民更大的自主權，切實使公司行使自己應有的權利。如果說自由是企業的精髓和靈魂，那么自由主義就是公司法的精髓和靈魂。自由主義應當成為公司法的基礎和支點。上個世紀70年代以來，法經濟學家對此進行了清楚地論證。法經濟學家將公司作為一種經濟現象來分析，認為企業是一系列合同安排，是一種由眾多因素構成的集合，它們共同受到一種復雜的合同鏈條的約束。 根據“契約關系理論”，公司法基本上是一種任意法，政府或者立法機構不應通過制定法形式將強制性規范強加于公司。因為這種強制性規范與代表自由企業與自由市場的契約關系理念背道而馳。公司法充其量只是為公司提供一種可供參考的“示范規則”。對此，我們雖然不會天真地相信公司法應該完全清除強制性規范，但是我們也不得不承認，這種分析問題的方法也確實為我們重新認識公司及公司法的本質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
（四）現代理性社會理性人的理性思維。
１．降低注冊資本最低限額并不意味著公司的大量出現。
有很多學者擔心，降低資本門檻后，在短時間內很出現很多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使社會處于一個無序的狀態。筆者認為，這種情況是不會出現的。法律雖然降低了資本門檻，但人們在設立公司時，會考慮到其利益的需求。“能夠滿足人們需要的資源是有限的。因此，人們不得不作出選擇：他們必須決定生產什么和消費什么。”（3）三萬元在很多人手中并不能算什么，但理性人都會考慮到，我用這三萬元成立一個有限責任公司后，其以后的經營狀況是怎樣的。俗話說：“生孩子容易養孩子難”。通過理性思維，每個人都會考慮到公司成立后的經營范圍，管理狀況，經營業績等一系列未知數。
另一方面，現代社會從某種意義上說是一個充滿風險的社會，風險無處不在，風險無處不有。“理性的人事實上只是一個在排除極端行為研 究中懂得權衡利弊的普通人。”（4）我投入了最低三萬元，但我耗盡精力去經營，這三萬元最終給什么回報，是個求知數。有如美國的某些州一元錢就可設立一個公司，但公司也沒有遍地開花，因為一元錢不算什么，但成立之后公司如果經營狀況不景氣，是會被有關部門查處的。
２．此規定沒有失去對債權人的保障。
在法定資本制度下，公司的初始股本必須達到法定最低限額，公司的注冊資本采取實繳制。這種要求被認為具有兩方面的作用：一是啟動和維持公司的營運；二是對債權人的一種保障。但是，最低注冊資本要求和出資實繳制不僅加大了設立公司的難度，而且妨礙了公司的靈活經營。有鑒于此，英美國家率先廢除了法定資本制，改而采用較為自由的授權資本制度，用以彌補法定資本制的不足和缺陷。現今大陸法系國家也開始仿效英美國家，廢除法定制本制，采取授權資本制。比較而言，授權資本制具有極大的靈活性。在這種資本制度下，企業的設立不會因為資金一次不到位而受影響；企業運行過程中如果需要增加資本，也不需要再行召開股東會，董事會在授權的范圍內就可以自行決定。我國現行公司法不僅維持了法定最低資本限額，而且實行的是實繳制。如果我國公司法放棄法定資本制，改采授權資本制，將有利于促進企業融資和經營自由化。
在資本制度方面，雖然新<<公司法>>從降低法定最低資本數額、放棄對無形資產出資比例的限制等方面作了若干更新，但是，恪守法定資本制仍然是新<<公司法>>資本制度的一大特點。從事實務的人士都知道，中國公司的注冊資本只代表公司原創時或各增資時段上的股東出資，除此之外再無任何其他意義。自公司開始運營的第一天起，公司的資產負債就處于不斷的變動之中。任何稍具智商的交易者，都不會只關注公司的注冊資本而忽略其當期資產凈值。而且，在和一個公司打資產時，肯定會查一下該公司的經營范圍，經營業績，債務情況，人員情況等。如在美國，只要花上幾十美元，就可以把這些東西弄到手，對于一些“資料不詳”的公司，就會避而遠之。當然，要做到這一點，我國還必須建立相應的互聯網體系和信用體系。
三 從比較法角度分析此項規定的合理性。
（一） 基于國際大背景的考慮。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世界各國掀起了風起云涌的<<公司法>>修改過程。美國于1991年制定了<<示范公司法>>藍本，對各州立法產生了深遠影 響。日本的公司立法更為頻繁，在90年代短短10年間，就經歷了1990年，1993年，1997年，1998年，1999年和2000年７次修改，修改<<公司法>>成為世界潮流。當然，修改一部法律并不是盲目的，而是基本國際國內大背景現實的。我國也應當適當國際國內環境，對<<公司法>>進行修改，使其立足于國內現實，適應國際環境。
（二）降低注冊資本最低限額之后，與信守法定資本制相伴出現的另一情形是，一些公司的創辦人在注冊時大肆玩弄虛假出資或者在公司存續期間惡意抽逃注冊資本，使公司的注冊資本更加成為沒有實際意義的符號。偏激地說，這些年不少“資本家”因注冊資本虛假與抽逃罪（而不是侵占罪）鋃鐺入獄，既是他們的悲哀，也是我國資本制度的悲哀。
筆者認為，至少就有限責任公司而言，面對很難真實的注冊資本，我們不妨干脆引入英美國家的授權資本制，或者，重新啟用似乎已經過時了的保證有限責任公司制，使資本制度更加務實、更加靈活、也更加貼近經濟生活的現實，更加符合創業投資的一般規律。
（三）國家公司法我們在以往的制度上過度重視了資本的信用。在債權人利益和交易安全上過多地寄望于嚴格的資本制度的規定。其中包括最低資本額的限制。公司實際的經營活動還有我們這些年來所經歷的實踐表明：好象資本并沒有發生我們所期待它所發生的作用，很多公司的破產倒閉，債權人的利益得不到實現，于是我們發現，原來公司法所設計的那套嚴格的資本制度并沒有發揮公正的或者說所期待的作用，卻反過來只是限制了很多投資者的行為，遏制了很多公司的設立。這里就出現了一個矛盾，一方面為了保障債權人的利益，設置了嚴格的限制，而這個限制有沒有達到它所希望的目標，反過來造成的副作用是遏制了公司的行為和需求，影響了很多公司的設立和發展，這時就需要檢討這個制度包括它的理論，包括這個公司法以資本信用所建筑的這套體系是不是有嚴格的整體調整的需要，我認為公司的信用與資本有關系，但不應該全部的在于資本。也許公司所實際擁有的資產更是決定公司信用的更根本的要素。我們公司法的制度，不僅應該注意公司設立時的資本、靜態的資本，更應該關注公司設立之后，它的資產的演變和變化。應該圍繞公司的資產建立一套更為周密的一套制度和規則來實現對債權人和交易安全的保護。如果一來，我們原來對資本的嚴格的要求，包括那個高高的門檻，包括由資本決定的股東出資方式的嚴格限制，都是可以放寬甚至最終取消的。實際上很多國家也很注意債權人保護和交易安全，但并沒有最低資本額的要求，也沒有像我們這樣一套嚴格的資本制度。美國香港在理論上，辦一個一美元一港幣的公司都是有可能的。那么它們的交易安全由誰去保障呢？沒有，肯定是有別的制度在起作用。所以我們應反思：也許我們的資本制度的確存在改革的需要。這次公司法修改，在資本制度方面，包括股東出資、股份回購、反投資這樣的制度能夠取得突破的一個方面的原因就是關于資本信用和作用的認識問題。
（四）與美國情況相比較。
在美國，取消了最低資本額之后，必然會出現很多“皮包公司”。因為任何人只要能夠出得起幾百元的注冊費就可以成立一家公司，然后自封為公司的董事長兼總經理，裝一部電話，印幾張名片和信紙信封，就可以出去招搖撞騙了。對于跟公司打交道的企業和個人來說，受騙的風險確實增加了。可是即使有了$1000的最低資本額保護，風險并沒有多少差別。為了避免損失，最好的方法是自我保護。在跟任何一家從未打過交道的公司來往時，企業或個人均應該先調查對方公司的“資信”情況。此外，美國還有一些記錄公司資產和信譽的專門數據庫。任何人只要有電腦和一根電話線跟網絡聯接，一次僅需幾十美元，查詢時只要在鍵盤上輸入對方公司的名稱和注冊地點，與公司有關的資料即出現在屏幕上并可以打印出來。在中國公司與美國公司的交往中，中國公司被對方騙取巨款潛逃的案子時有所聞。這類經濟詐騙案之所以能夠成功，往往是因為中國公司的主管人員不了解美國公司法，以為經過親戚，朋友，熟人介紹就不應該有問題，不調查對方的資信情況就簽約成交。
因此，借鑒美國的情況，要更好地維護好，貫徹好我們<<公司法>>的這一規定，一要改變人們的觀念，在交易活動中，要信守合同，要切實調查，不能依賴于人情，人情是不受法律保護的，法律在很大程度是不講“道德”的。第二，要建立相應的信用體系和互聯網體系，以便于人們查詢。
四 結語
上文主要從法學理念和比較法的角度對我國<<公司法>>中降低公司注冊資本最低限額的規定進行了論述。筆者認為，此規定是合理的，有利于最大限度地融資，鼓勵社會交易，并能夠創造出更大的社會財富，是良法，是現代觀念之法。但是，我們從外國的法律制度中也應當有所借鑒，即如果使該法律規定能夠更好地貫徹執行，還必須要求人們加強市場經濟觀念，完善市場機制，建立相應的市場體系。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頁。
（2）[美]科斯 著 盛洪等譯。《企業市場和法律》上海三聯書店。1990年版 第95頁。
(3) [加拿大]布萊恩R，柴芬斯 著 林華偉，魏旻譯。《公司法：理論，結構和動作》 法律出版社 2000年4月版 第2頁
（4）[加拿大]布萊恩R，柴芬斯 著 林華偉，魏旻譯。《公司法：理論，結構和動作》 法律出版社 2000年4月版 第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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