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任玉林 ]——(2005-11-30) / 已閱19746次
現代司法理念與中國的司法改革
甘肅省漳縣人民法院 任玉林
[摘要] 隨著我國民主法治建設進程的加快和改革的深化，理念的需求終于日益凸現出來。目前我國司法改革第一階段的目標任務已基本完成，下一步如何改，已到了一個非常關鍵的時期。現代司法理念是人類司法思想及司法經驗的精華，我國現階段司法改革的形勢在強烈地呼喚著現代司法理念，當今的司法改革急需現代司法理念的指導、支撐。現代司法理念的牢固樹立和司法改革的深入順利進行都遭遇到深層次的障礙，需要全社會的長期共同努力。
[關鍵詞] 現代司法理念 司法改革 法律文化
隨著我國法治進程的演進和改革的深化，理念的需求終于日益凸現出來，現代司法理念逐漸成為一個非常時髦的概念或用語。作為我國司法理論及實務界的一個熱門話題，專家學者見仁見智，論述頗多。目前，我國司法改革第一階段的目標任務已基本完成，下一步如何改，已到了一個非常關鍵的時期。筆者試圖將二者聯系起來，就其基本關系及共同障礙等問題進行探討，以期對我國的法制現代化建設有所裨益。
一、現代司法理念是人類司法思想和司法經驗的精華
所謂“理念”，實際上就是原理和信念，或價值觀（1）。一種制度在建構和設計中內在的指導思想、原則和哲學基礎，即這種制度的理念；它是一系列價值選擇的結果，指向某種特定的目標。理念通常應該體現為具體的制度，在這種制度的實際運作中貫徹始終，并能夠得到驗證。
現代司法理念是人們在認識司法客觀規律過程中形成的一系列科學的基本觀念，是支配人們在司法過程中的思維和行動的意識形態與精神指導（2）。現代司法理念有著博大精深的體系和思想內涵，大多數專家學者認為，其內涵主要有司法獨立、中立、民主、公正、公開、效率、廉潔、職業化、終局限性及程序正義等諸多內容。但筆者以為，“法律至上”——法官只應對法律負責，應為現代司法理念的首要內涵，因為沒有“法律至上”的思想觀念，不依法辦事，司法便是一句空話（3）。
現代司法理念的思想淵源可以追溯到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漢密爾頓等人的“三權分立”思想理論，它是近代資產階級革命的產物，革命勝利后所建立的獨立的司法體制使其在實踐中確立并發揚光大，但它決不是哪一位法官、法學家、律師等個人的專利，而是所有法律人乃至全人類司法思想和司法實踐經驗的結晶；它是人類在現代社會對司法客觀規律的認識與高度概括（人類在研究、認識、運用、遵循司法客觀規律的過程中逐步形成了系統的司法理論，而將司法理論的精髓與司法實踐結合起來，形成了一些概括、精練、根本、基礎的司法精神和司法觀念，這就是司法界乃至全社會應當樹立的“司法理念”）；它是指導司法活動以及與司法相關的所有活動的意識形態；它是高度凝練的司法思想，是一種高尚的司法信仰和精神追求；它在現代人類的司法活動中統領全局，發揮著基礎和根本的精神指導作用，指導著司法現代化的進程。
二、我國當今的司法改革急需現代司法理念的指導和支撐
（一）現代司法理念與司法改革的基本關系
首先，現代司法理念決定司法改革的目標和方向。改革是一場革命，是革命，則必須有理論的指導，正如列寧所述“沒有革命的理論，便沒有革命的運動”。沒有理論指導的改革，會前后矛盾、反復無常。每一種制度背后必定有相應的理念支撐，理念不同，制度各異。美國與英國的法律體系在形式和淵源上有許多共同之處，但在理念上卻存在著本質的不同：基于對英國統治者的反叛，美國人在建國之初的政治、司法理念中深深滲透了對權力的不信任，因此才產生了與英國的貴族式司法制度完全不同的大眾司法觀念和陪審制度以及司法審查制度。這些基本理念被確立于憲法之中，盡管隨著時代的變化某些制度已經面目全非，但其理念仍然是支配著美國司法的基礎。而法國人則出于對司法權的戒心，在其制度設計中著重保護行政權的合法行使，因此其行政法體系、行政法院得到了高度發達。
司法改革首先是理念的變革，現代司法理念是現代法制原則的結晶，是現代司法理論的高度濃縮和精華，是法律文化的積累，是司法客觀規律的集中反映，它雖然不包括具體的法律制度，但支配著人們建立制度、運用制度、改造制度的一切行動，它是司法改革的指南和價值基礎，決定著司法改革的最終目標和方向——實現司法公正，而實現司法公正的一個基本保障是司法獨立，這是司法改革的首要目標。司法改革在設計中應該有系統成熟的理念作為基礎，理論準備不足會導致改革的盲目性、急功近利、反復無常和資源浪費，會造成矛盾、混亂和缺乏可操作性，也會帶來法律和制度的不穩定性。
其次，司法改革應體現、落實現代司法理念。理念應該是具體的，而不是抽象的、應然的或普適的，理念應該能夠通過外在的表現形式和活動得到反映和驗證，具體化為一系列實證性的可考察的制度和實踐。理念的合理性必須與具體的制度及其運作環境相結合才有真實的意義。例如美國的司法理念都是通過一系列的具體制度加以體現的：陪審團、證據規則、證據開示、一次性審理等，而這些制度又必然會隨著時代的變化和社會的需要及時進行調整。
所以，每一項司法改革措施的出臺，都不應該是空穴來風、心血來潮，而應該體現、落實現代司法理念。每項司法改革措施都應該經過理念上的論證，一句話，凡不符合現代司法理念的所謂“司法改革新舉措”都不應該出臺。
（二）我國現階段司法改革的形勢在強烈地呼喚著現代司法理念
首先，從司法改革的進程來看：中國真正意義上的司法改革，是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的；1997年召開的十五大，首次提出建設法治國家，推動司法改革，司法改革開始成為國家的政治目標；十六大報告中又對司法改革做了明確的闡述，將司法改革問題提升到非常高的高度。
最近5年來的司法改革，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最高人民法院于1999年10月20日公布的《人民法院第一個五年改革綱要》所確定的七大方面39項改革任務已基本完成。但這些改革，實際上只是以司法機關自身為主體發動和運作，對現行法的原則和具體規定的落實，如公開審判、執行等；司法機關地位的提高也只是對憲法模式的確認，改革還停留在淺表層。
今后的司法改革將向縱深發展，進入“深水區”，已經到了必須認真研究其趨勢和走向，提出總體發展戰略和全方位、多角度、深層次的具體部署，統籌設計未來的整體司法制度構建的時候，可以說是到了攻堅階段。如果不從理念上變革，打破思想上的僵局，不真正樹立現代司法理念，今后的改革便很難再往下進行，其情形正如90年代初的經濟體制改革一樣。現代司法理念的提出，對我國當今司法改革的意義，與當年鄧小平“南巡談話”對經濟體制改革的意義異曲同工。
其次，從司法改革的現實情況來看：在這些年的司法改革中，從最高人民法院到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均出臺了許多很好的措施。但由于缺乏統一的理念價值標準和管理協調，新的改革舉措層出不窮，確實也出現了在改革措施設計上的不系統、不周密和過大的試探性、隨意性。更有甚者，一些地方隨意地突破現行法律制度框架，標新立異，盲目追求政績，出臺了一些雖被媒體炒作得沸沸揚揚，但不倫不類，令人啼笑皆非的所謂“改革新舉措”，最典型的莫過于吉林省某縣法院的“法官彈劾制度”（4），曾一度被眾人叫好的上海市某法院發明的“法官后語”，也因其違背基本司法理念和制度規則而受到質疑（5）。地方法院只是普通的司法機關，本無創制法律制度的立法權，其隨意突破現行法律制度框架的改革方式，嚴重背離法律至上的現代司法理念，極不嚴肅，極容易在社會上造成司法機關帶頭違法的不良影響，其合法性和正當性實在令人懷疑。
改革即意味著創新，創新即意味著突破，但創新和突破都要有新的標準，不能一味的求新求變，否則，不是改革，只能是制造混亂。這統一的新標準不是別的，只應是現代司法理念。司法改革不同于經濟等方面的改革，自有其特殊性，胡錦濤主席和羅干同志都指出司法改革必須依法進行。因此在方式步驟上，應從全局的角度、宏觀的層面提出總體的改革方案，之后通過法律程序如立法等，自上而下由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或最高人民法院統一研究部署進行試點推廣，下級法院一些好的改革方案，也應報經最高人民法院批準并明確授權后實施，才具有合法性。只有如此，司法改革才能嚴謹有序地深入進行，才能保證其整體性、統一性和嚴肅性。
再次，從我國司法、行政的現實情況來看：我國司法、行政等方面實際工作中長期存在著的許多傳統習慣做法，如內核案件，向地方黨委政府請示匯報案件——特別是行政案件，庭務會、審委會討論研究決定案件，違規進人、審批法官，給法院攤派計生、創收、招商引資、產業結構調整等行政經濟“中心”工作任務等等，不僅嚴重違背“司法獨立”、“司法中立”、“法官職業化”、“法律至上”等現代司法理念，就連現行法律的明文規定也不予遵守，從而給司法改革造成了嚴重的障礙。如果不真正用現代司法理念來武裝法官、黨政領導以及公眾的頭腦，則任何先進的改革措施都會因實際工作中的所謂“對策”、“變通”、“協調”、“靈活”而得不到真正落實。
最后，從當今世界司法形勢來看：二十世紀中后期以降，現代法治走到了一個新的轉折點，世界上很多國家如英國、德國、日本、韓國等都在進行司法改革，形成了一種世界性的改革潮流，中國方興未艾的司法改革也融會其中。盡管各國的具體改革措施不盡相同，但現代司法理念卻是其共同的價值標準，我國的司法改革也不應例外，這也是司法全球化形勢的要求。
總之，我國現階段司法改革各方面的形勢都在強烈地呼喚著現代司法理念，今后我國的司法改革急需要統一到現代司法理念上來。要改革舊的不符合形勢要求的司法制度，建立現代司法制度，就必須牢固樹立現代司法理念。可以說，現代司法理念真正在廣大民眾心目中確立之日，才是中國司法改革真正成功之時，這正如民主共和理念深入人心之后，任何人就再難以在中國復辟稱帝一樣。
三、現代司法理念的牢固樹立和司法改革的深入順利進行都遭遇到深層次的障礙，需要全社會的長期共同努力
在我國，現代司法理念的樹立和司法改革的進行都不是一個輕松的話題，更不是一件輕而易舉、一蹴而就的事，會遭遇到多層次的很多障礙，淺層的就不須說了，深層次的障礙主要有：
（一）不良習慣。俗話說“習慣成自然”、“積習難改”，習慣的力量是很大的，不可小看，這從立法上將習慣認可為習慣法即能得到證明，物理學上的慣性定理也可以借來做為參照。現實中業已形成的許多不符合現代司法理念的思想和做法，由于多方面的原因，由來已久，根深蒂固，已在相當一部分法官、行政官員及民眾頭腦中形成思維定勢，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極難根除，現代司法理念和很好的司法改期措施，在他們那里都會自覺不自覺的變味走調，很難落到實處。如民眾長期形成的坐等法官調查的習慣和淡薄的證據意識，使得生效已達四年之久的新民事證據規則至今都不能真正全面實施。
“春江水暖鴨先知”，廣大法官身處司法改革的前沿，應該積極做現代司法理念的倡導者和司法改革的急先鋒，率先垂范，從所辦的每一件案件做起，自覺改掉不良司法習慣。 許多黨政領導也不應置身事外，更應該在頭腦中牢固樹立起現代司法理念，徹底改掉以往習慣性的把法院當做政府行政機關的錯誤做法。
（二）現行體制。由于歷史和現實的種種原因，現行司法、政治體制中有許多不符合現代司法理念的地方，反過來又對現代司法理念的樹立造成了障礙。說司法改革現在到了“深水區”，在很大程度上是說現在已經觸及到了體制問題，遭遇到了體制瓶頸制約，這主要集中表現在司法獨立的問題上，如只要法院的經費和人事受制于地方，則獨立審判就不可能真正實現，地主保護主義就不可能根除。“司法部門既無強制，又無意志，而只有判斷；而且為實施其判斷亦需借助于行政部門的力量。”“就人類天性之一般情況而言，對某人的生活有控制權，等于對其意志有控制權。” （6）可以說，對現行司法體制及政治體制不做改革，就談不上司法的真正獨立，這是不爭的事實。然而，筆者以為，對體制的改革，不宜操之過急，應采取漸進式，成熟一部分，改一部分，以免引起大的波動。“在未分權的國家體制內，仿照設計歐美分權體制下的司法，使其少具其形，而隨未來政治體制逐步改變，水到渠成的走向司法獨立。”(7)臺灣政治大學法律系蘇永欽教授的建議，很有見地。
（三）法律文化。人類法律史告訴我們，“法律一開始就明顯不僅僅是法律問題，而同時也是政治問題、社會問題、歷史問題和文化問題。”（8）法律文化是指一個民族在長期的共同生活過程中所認同的、相對穩定的、與法和法律現象有關的制度、意識和傳統學說的總體。法律文化是反映民族的全部法律活動水平的概念，它是現行法的制定實施、法律制度、法律實踐、法律意識、法律教育和法學研究等法律現實中所積累起來的知識、智慧和經驗的總和，是其中一切有價值的、流傳久遠的行為方式或思想方式，是一個國家或地區從事法律活動的過程中長期起作用的“定勢”，是一種習慣。法律文化的形成對法律本身也具有巨大的意義，法律文化是一個國家法律制度（legal system）的“內在邏輯”，現代法律制度的許多差別只有通過法律文化才能得到解釋（9）。法律現實及人們從事各種法律活動的行為模式、傳統和習慣都體現一定的法律文化。
當代我國社會的法律文化主要受到中國傳統法律文化、西方法律文化、原蘇聯的法律文化和解放以來在我國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所形成的法律文化的影響。現代法律文化不是我國的本土文化，它在我國的法律文化成分中所占比例不大。眾所周知，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有法但缺乏法律傳統的國家。長達幾千年且與現代司法理念格格不入的封建專制社會也都有法律，但沒有法制，更缺少現代意義上的法制，長期過多地強調了不確定性的道德規范，忽略了確定性的法律規范，其結果是導致了長久的“人治”。尤其是行政兼理司法的傳統對后世影響極大，至今都能看到它的影子，實實在在的影響著我國的現實司法工作；廣大民眾千百年來形成的以“包青天”為代表的“清官情結”，把自己的案子寄托在幾個為數不多的清官身上，而不是寄托在高度民主的現代司法制度之上，嚴重影響著我國現代司法民主理念的樹立和司法民主改革的進程。清末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時期，雖然西風東漸，對中國的法制有過重要的貢獻，但由于長年處于戰亂，在全國范圍內并未真正實行過統一的法制。建國以后，雖建立了新型的司法制度，但都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都未能很好地實施。中國真正的法制制度的起步，是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由于受原蘇聯的影響，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我國實行的是計劃經濟和高度集中統一的黨和國家領導體制，在當代中國的法律文化中還有許多與此相伴隨的東西，如實際上不重視法律，在社會生活的重要領域主要依靠政策辦事，依言不依法，依人不依法的現象還相當普遍，即使在法律調整的領域，其方法也主要是行政命令式的等等。如一份調查揭示：某地區的農民認為，目前在農村辦事首先是“靠人情”（30.7%）；其次是“按黨的方針辦”和“請客送禮”（二項均為23.78%）；再次是“按領導意圖”（14.28%）；“依照法律”排在倒數第二（6.76%），僅高于其他(0.7%)。有統計表明，在對288名法官的問卷中，當問及“你認為我國憲法規定的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原則的實現程度如何”時，選擇“完全實現”的0人；選擇“基本實現”的164人，占56.9%；選擇“基本沒有實現”的98人，選擇“沒有實現”的26人，這兩項占43.1% 。雖然這兩項調查的科學性仍有待探討，但我國民眾心目中法律的地位之低及現代法律文化的淺薄由此可見一斑（10）。
因此可以說，我國還沒有成功的發展出可以接納現代司法理念的法律文化土壤，法治觀念還沒有深入人心，這是現代司法理念和司法改革在我國所遭遇到的最大的、最深層次的和最根本的障礙，決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變了的，而需要全社會的長期共同努力培植，需要急切進行一場象五四新文化運動一樣的徹底的現代法律文化革命。這就是我們的國情，是一個需要在發展中客觀對待的現實問題，是絕對回避不了的。法制現代化是一項宏偉的事業或理想追求，但它在根本上還是法律文化的問題。法律文化是扎根于一國土壤中的活的東西，法律制度的移植并不難，制度下面的價值觀要和被移植社會的價值觀契合，則是很難的（如在一些第三世界國家由于殖民統治的影響仿照西方國家的模式建立了法院制度，但法院在實際生活中的地位遠遠不如西方國家），需要施以大量的教育，包括言教和身教（如法官、檢察官和律師在法庭上和法庭外的活動等），這是司法改革的關鍵問題，必須正視和高度重視并采取有力可行的法治教育、法律普及等方面的措施（良好的司法本身就是一個很有效的教育措施）來徹底解決這個問題，使法治深植社會成為人民的生活方式。
值得欣慰的是，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深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及WTO的加入, 現代司法理念也已在我國的一些有識之士的頭腦中確立，并逐步向全社會普及。最近兩年兩會中許多代表提出的司法改革議案及建議（如設立專門的行政法院，實行三審終審制、取消申訴制度，建立資深法官制度等）、最高人民法院于2005年10月26日出臺的《人民法院第二個五年改革綱要》以及一些專家學者如梁慧星先生提出的一系列系統的司法改革建議（如法院系統經費預算單列，由中央財政統一支出，使法院經費不受地方控制；各級法院院長從法官及法學教授、律師中考核挑選，不直接任命行政官員擔任法院院長；堅決糾正各級黨政領導就個案向法院“打招呼”、“批條子”的習慣，為法院獨立裁判創造良好條件等）（11）都極富現代司法理念。這使我們看到了中國司法現代化的曙光和希望。
作者簡介：任玉林，男，一級法官。E-mail:gqrenr@163.com
參考文獻及注釋：
（1） 范愉：《司法理念漫談》，載中國民商法律網——程序法學。
（2） 蔣惠嶺：《現代司法理念基本問題》，載刑事審判網：http：//judge.gofree8.net .
（3） 在眾多學者的論著中，未將“法律至上”納入現代司法理念的內涵，不能不說是一大缺憾。“法律至上”與司法改革并不矛盾，因為合法有序的司法改革本質上是一種創制法的立法活動，而“法律至上”則是在司法層面而言——作者注。
（4） 參見《人民法院報》的相關報道及評論。
（5） 參見：1、《法制日報》、《人民法院報 》的相關報道及評論；2、米健：《司法改革的創新與統一——“法官后語”可否緩行》，載2003年3月14日《法制日報》。
（6） 漢密爾頓：《聯邦黨人文集》第78篇《司法部門》、第79篇《續論司法部門》，載北極星書庫。
（7） 蘇永欽：《飄移在兩種司法理念間的司法改革——臺灣司法改革的社經背景與法制基礎》，載民商法律網——港澳臺民商法。
（8） 梁治平：《法律的文化解釋》，三聯書店1994年版，第6頁。
（9） Cf. j. Merryman . The Convergence and Divergence of Civil Law and Common Law ,inM .Cappelletti(ed .) , New Perspectives for a Common Law ofEurope , Boston : Sijihoff Publishing Co . ,1978 , p , 223 .
（10） 參見曹建明主編：《法官職業道德教程》，法律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第5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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