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于誠群 ]——(2005-11-24) / 已閱22633次
淺談方言在偵查中的運用
于誠群
我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幾千年來相對封閉落后的流通、交往，使得各個不同的地域形成了帶有當地特點的風俗習慣和風土人情。方言，就是其中最顯著、最直接的一個標志性特點。《現代漢語詞典》對方言的解釋是：一種語言中跟標準語有區別的，只在一個地區使用的話，如粵方言、吳方言等。
盡管新中國成立以來，國家提倡、推廣使用普通話，但是由于歷史延襲、文化教育、自然習慣等原因，人們在非正式場合的交談和日常生活中仍然自覺不自覺地大量使用著方言。而且這種使用方言的習慣仍將會長期存在于我們的生活之中。
對方言的研究，本來似乎應當是語言學家的事情，但筆者認為，作為偵查機關，包括公安機關、檢察機關等一切行使偵查權的部門，有必要對方言在工作中的重要性予以重視。通過對方言加以了解，充分認識到方言的獨特性，才能在我們的偵查工作中加以很好的運用。把方言這一自然的、無意識的語言交流工具，變為自覺的、有意識的偵查方法，使它為“我”所用、為偵查所用，就一定能化被動為主動，就一定能起到“事半功倍”、“如虎添翼”的效果。下面筆者一點粗淺的研究與運用作個闡述，算是拋磚引玉，供同仁共同探討。
一、聽聲辨人
俗話說“聽話聽聲，鑼鼓聽音”，帶有強烈地區性特點的方言，因為歷史、文化的因素而世代相傳。可以說，當一個人一出生到這個世界上，就一定生活在當地的方言中。很多人即使因教育等原因而能夠使用普通話交流，也往往因為聽慣了、說慣了方言，也還會不自覺的在其所說普通話時稍帶出方言的尾音，暴露出其原來所說方言的發聲特點，從而讓人“猜測”出他或她的“來歷”。
例如，同樣用普通話說“我是公司銷售員”，北京人或東北人雖然其語言最接近普通話，但仍然有所區別，他們通常會將“我是”和“銷售”兩字念得極快，將前字的聲母和后字的韻母直拼，也即“兒化音”的類似讀法，前一字的發音吃掉后一字發音的一半，產生“吃字”現象，或有口音重點的會將“員”兒化，念成“員兒”；而上海、江蘇和浙江部分地區吳語系說同樣的話時，會因其普通話不夠標準而說得聽上去是“我似（si）公司銷嗽員”；福建、廣東等閩、粵語系人說時也會因同樣原因說成“我系公稀銷嗅員啦”等等。所以，人們在日常工作、生活交往中往往初次見面，在相互尚不了解的情況下，聽了對方幾句話后，就在內心推測對方是哪里人氏了。
正如人們所評價的，某人一口“港式普通話”或“上海普通話”，例如港臺影視明星們的港臺腔，中央電視臺的名主持劉儀偉的“川味普通話”等。
二、聽聲避人
偵查機關為了辦案，在工作中不可避免的需要偵查人員“到處跑”，去找人調查、抓捕人犯等，但卻往往因為不懂得“語言聲音”的重要性而“撲空”，徒勞往返尚不自知。原因就是被“人家”聽聲避人了。
在實際生活中，人們往往會自然而然地對外地人產生好奇心甚至是警惕心，對外地人來找自己認識的人，或者是自己家的親屬等，更是具有好奇、猜忌和警惕心理。
尤其是，我們偵查機關要找的往往較多的是一些“特殊人物”，因為種種原因，使得他們的家人都比一般人“警惕性高”，更別說那些盜竊、詐騙、造假、販毒、行賄比較集中的地區了。
“事發地”的偵查機關派出的偵查人員，自然是說“事發地”方言的人，到了“要找的人”所在地，顯然就是“外地人”，只要你一開口，立即被人“識別出”是某地人。
當一個被我們問到“某某人或某某宅在哪里或在不在”的人在還沒有回答我們的問題之前，會首先猜想“他們是干什么的？”，是“他（我們所要找之人）的熟人？生人？”，“找他是好事壞事？”，尤其對那些“心中有鬼或家中有鬼”的人，更是十二分的“小心謹慎”，只要心里有一丁點猜疑，則在沒搞清楚之前往往不會隨口如實答話。因此，又往往會因我們不認識要找的本人而我們問的人又恰恰是本人，使其“見事不妙”，從而“溜之大吉”。
所謂聞風而逃者是也。這個“風”即是我們偵查人員的“口風”——未加掩飾的方言。雖然可能剛一接觸的人并非要找的本人，但此人聽出了“風聲”不對，也會立即給“當事人”報信，想必現代通信技術的廣泛運用不必贅言。
這里有二個實例供參考。
某年，一次，我院偵查人員去福建省南安縣某鎮上找一重要證人了解情況，到了村上，我們偵查人員用普通話向一老者打聽“請問王海勇家住在哪兒？”答“不知道”，又問“王海勇這個人您認識嗎？”答“不認識”。于是，偵查人員只好回到鎮上住下，又多方設法了解到王的電話號碼，通過多次電話聯系后，幾天后，王在了解到確實對其無太大厲害關系后，才與偵查人員見面。事后，王海勇說“你們一來我就知道了，我父親已經跟我講了‘有幾個北方人找你’，你們住的地方和一舉一動我都知道”。原來，那老者就是他的父親，當時所問的地方就是王的家門口。
某年，還是在福建省。一次，我們到某大市場找一小老板，找到其原所在攤位上問一十幾歲的小姑娘“賴某在不在？”，小姑娘回答“不認識”，我偵查人員正在疑惑時，正好賴某來到，因為原先已經認識，所以偵查人員立即迎上前去，問其是否“現在不在此大市場干了嗎？”答“在啊”并指著小姑娘說“這是我女兒”。
可以想象，我們的偵查人員接受了任務后，不辭辛勞、風塵仆仆，甚至是不遠千里的拔山涉水來到目的地，真是好不容易才找到要找之人所在地——家、辦公地或暫住地，一問××人在嗎？去哪兒啦？何時回來？回答是“三不知”。于是，偵查人員只得殃殃而歸，縱然有千般證據，萬般本領卻無從施展。其實，很多情況中，此“人”是“在”的，卻是被我們的偵查人員給“嚇”跑了，只是我們自己不自知罷了而已。即使很多時候，我們請了當地的公安機關人員出面幫助查找，卻也有因為相互交談時不慎被“外人”聽見“有外地人口音的人和他們在一起”，而使要找之人迅速躲避起來了。
當我們在嘆息“這次運氣不好”時，卻沒有意識到正是我們自己的不慎，才使本應能夠完成的任務“泡了湯”，真是可嘆可氣又可笑。
在這方面，我們還有過一次教訓。
某年，在鎮江辦案。嫌疑人趙某已被我們控制住，該趙的父親也是同案嫌疑人，尚未被控制。我們化妝偵查，由筆者上趙某家里，以鎮江方言與趙某的父親交談趙某所交辦的事項，未有破綻。但未曾料到，趙父對兒子不歸家只派人來有所懷疑，于是在我們離開其家后，派人對我們進行了反跟蹤。另一與筆者同去的同志自認為已離開趙某家了，且旁無他人，就在三輪車上用“南京話”對筆者說事。雖然立即被筆者示意此處不便說話，但卻真是“說出去的話，潑出去的水”，已經被三輪車夫聽進耳里。我們下車走后，其父所派跟蹤之人上前問三輪車夫“他們到哪去了，住在哪里？”，雖然我們下車時打了“提前量”而未直接回住處，三輪車夫卻回答“不知道，不過好象他們講的是南京話”。此人回去一稟報，立即引起其父警覺，竟然當即決定“連夜轉移家中所有贓款贓物”。
盡管該案的辦理后來并未受到大的影響，但我們得知此事原委后，仍是覺得“心有余悸”。實仍“小處不察，大處遭殃”！真是值得我們認真反思。
總之，要對方言在偵查工作中的重要性有足夠的認識。否則，即便你是訊問或詢問專家，或者是擒拿格斗高手，當你找不到對手時都徒嘆奈何。
很多時候，偵查人員一路風塵，勞苦萬分地奔波，卻無功而返，還自以為是“運氣不好，人不在”時，可能還沒有意識到是自己這一幫人的方言壞了大事。真正是可悲、可嘆、可憐！
從見諸報紙、雜志上的一些辦案實例中，都有因偵查人員的言語或裝束等，引起被找之人或其親朋好友的懷疑，使得其人逃之夭夭的事例，只不過都因案件已破，人已抓到，似乎就是一點案中花絮而已，從而被一筆帶過，沒有引起我們很多偵查機關的足夠重視。
三、以聲尋人
基于有了對方言的重要性的正確認識，我們要求自己，決不能因為我們的語言問題而使應當“在”的人變“不在”，使應當能夠找到的人成為“找不著”。
在具體做法上，我們認為，首先，偵查人員無論是外出調查取證，還是追捕人犯，在未找到、接觸到“本人”之前，不應以其自身的方言示人，除在北京等地外，也不宜以普通話出面。即便是被問話之人可能并不一定就會與要找的人有何聯系，但我們事先并不知道是否會與“本人”有某種關系，除非你確有把握斷定被你詢問之人不可能與“本人”有任何聯系。所以在工作中，除不亂以普通話向當地人打聽我們所要找的人或住處之外，也不宜以偵查機關所在地或“案發地”的方言出面。同時，尤其是在較偏遠地區還要避免我們相互之間的方言對話讓“外人”聽見，以盡可能杜絕一切未知的、可能產生的 “不良后果”。其次，盡可能的用“當地話”去打聽所要找的人或所在地，就能夠避免被我們打聽的人產生所有不利于我方意圖實現的懷疑與猜測。最后，當確實沒有能夠講“當地話”的人員時，要最大限度的利用我偵查機關中能夠模仿當地或附近地方方言的人員，以便“混淆視聽”給被打聽之人“引起錯覺”，轉移其猜測方向。
總之，巧妙的運用語言工具，以“鄉音”尋“鄉親”，必然會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讓“死鴨子、熟鴨子”裝進我們的碗里，而不是“飛了”。
在以往的辦案中，我們有過幾次成功的經驗，現例舉其二。
某年，我們對一起長期、多次舉報的線索初查，經過查帳工作了解到，欲破此案，需要找到最有可能向嫌疑人行賄的“何老板”調查。但該何老板現已與案發單位無業務聯系了，只知道其原先是“常州市武進縣橫山橋鎮某化工廠”的承包人，卻不知具體住處及現在狀況。于是，我們到達常州市后，沒有冒然到該鎮上去亂打聽，而是在市內查電話簿，由筆者出面，以并不十分逼真的常州方言打電話詢問，二個電話后即了解到何老板已不在原化工廠承包了，現居住在該鎮某街道上的情況，但該街卻又因屬新建成而無門牌號碼。
我們到達該鎮上后，又以這種“仿常州話”向人打聽，找到了何老板的家。一敲開門，其妻子避開“何老板在家嗎？”的問話不答，卻反復盤問我們“你們是哪里的？找他什么事？”等等，筆者就以這種“仿常州話”回答以事先編好的巧妙說詞兒，使得其妻叫起了尚在其“深宅大院中”睡覺的丈夫，又以精心編排好的話語誘得何老板跟著出了家門，并到達我們事先選定的地點。我們把這稱之為“釣魚”。此后，經過一番工作，順利的破獲了一起受賄大案。
1997年，修改后的刑訴法實施，一時有“案子難辦了”的現象出現。我們接到一起舉報線索，某公司經理張某有受賄嫌嫌疑。經過初查了解到，有向其行賄可能的包工頭陳某與其下屬某民工有矛盾；此時，該民工已不在隊里干活，回了江都縣老家；而他與包工頭陳某的矛盾并非十分尖銳，只是在一次酒后一時激動的情況下，說出“我知道他們那些事”的話。
我們研究后認為，此人一定要找，但只能一次找到，一舉成功。因為，該民工并非想“主動檢舉揭發腐敗行為”，只是一時氣憤下說說而已。如果讓其先有了“檢察院想找我了解陳某向張經理行賄的情況”的思想準備，然后再找他具體了解，則很有可能在其反復考慮自己提供內情后會“得罪人大了”和有“后果太嚴重（有人因此會座牢！）”，而不愿意向我們提供所知詳情。
經過進一步工作，我們知道了該人在江都的住址及家庭電話號碼。我們決定，不能在不知其是否在家時冒然上門。一是如果他不在家，我們勞師襲遠無謂往返；二是一旦他不在家，家屬出面接待后轉達“有幾個不認識的南京人找你”，則也容易使其“警覺”，有了“思想準備”，從而在以后找到他本人后會不愿意配合并提供所知詳情。于是，我們采取了“電話探路”的行動。由筆者以“揚州話（江都縣屬揚州下轄）”出面打電話詢問其是否在家，在得知其在家并與其通上電話后，故意不亮明身份，含糊其詞的“套近乎”，留下“懸念”后，我們以最快的速度飛馳江都其家中，客客氣氣的把他請出來“喝茶聊天”，并在此時亮明身份并“曉以大義”，使其“來不及考慮提供內情后可能引起的后果”，獲取了我們所需了解的情況。由此，接連破獲了二起受賄大案。
類似這種有意識的運用方言，為辦案抓戰機、避障礙和創造多種有利條件，我們在偵查辦案中還有其他許多成功的范例。
四、以言用人
以是否會說某種方言，來決定工作時派出哪些偵查人員組合成隊、組。
受客觀條件限制，也許有些偵查機關中沒有會說多種方言的人，但只要有“意識”，則也可根據具體情況靈活運用方言的辦量。試提供幾種方法供參考：
1、“港人治港”法
所謂港人治港法的意思是，本地人有“認同感”，容易接受。一是到外地找人時請當地機關配合，由當地人出面查找人，待找到人之后由我部門人員“解決戰斗”；二是我部門人員中就有當地籍貫人，會說當地方言，由其出面說話，但應注意其他同志在外人面前時“禁聲”，避免“隔墻有耳”壞我大事。
2、“以假亂真”法
雖然我部門人員不會說地道的當地方言，但只要有些相似即可，不必追求完全逼真，只要能夠降低當地人的防范心理即可。我們以往的案例中，也有過方言說得并非很相象，但也能成功的達到目的。
3、“聲東擊西”法
在上述二法均無法采用之時，還可以由我部門中會說非我偵查機關所在地方言的同志出面，以第三地的方言出面也能起到“轉移視線”的目的。這種做法的好處是掩去了我們偵查機關的真實來處，轉移了被打聽之人的疑忌，使其產生錯誤的推測判斷，從而也就使我們的真實意圖不被人事先預知。當然最好是以該地相近地方方言出面，如到廣東時，我們沒有會講粵語之人，可以由會講福建閩南方言同志出面，從而避免被人一照面就知道“這些人是北方佬”的不利局面。
同時，無論采用何種方法，均應事先對可能遇見情況有所估量，擬好一整套應對之詞，最大限度的爭取成功避免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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