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濤 ]——(2005-11-20) / 已閱32694次
淺論民事訴訟目的
（西南民族大學法學院2003級2班 李濤 610225）
內容摘要：只有民事訴訟目的的研究發展了，民事訴訟主體、訴訟職能及其劃分、訴訟原則的設立與理論等民事訴訟的基本理論才能上升到一個更高層次，整個民事訴訟法學也才能取得長足的發展。對民事訴訟目的的研究的重要意義在于：1、有助于豐富民事訴訟法學理論研究內容和空間，促進民事訴訟法學理論體系的發展和完善。2、有利于民事訴訟法的實施和民事訴訟制度的建構。
關鍵詞：民事訴訟目的、解決糾紛、程序正義、法秩序維護、多元性、多層次、動態哲學范疇。
一、 研究民事訴訟目的的意義
隨著資產階級革命的完成各國相繼進入了資本主義社會。在這個全然不同于中世紀的新社會里，過度強調個人主義、私權神圣不可侵犯、效率與利益；各種新的需要、價值觀念和由此產生的新的矛盾不斷涌現，反映在司法實踐上，出現了很多的新的糾紛。對于這些問題，過去的注釋法學和對策法學卻又不足于解決，因此，急需要另一更高層次的法學來指導。理論民事訴訟法學由此被呼喚出來，而其最核心的理論便是民事訴訟目的論。
長期的理論實踐和司法實踐證明，民事訴訟目的論是民事訴訟法學的一個極為重大的理論課題。民事訴訟目的論與訟權論、訴訟標的論、訴訟法律關系論、既判力論等理論共同構成民事訴訟法的基礎基本理論，目的論是全部理論的出發點，具有前提性的地位。可以說民事訴訟的全部理論的研究都是建立在目的論的基礎之上的。假設對民事訴訟的研究是發展一個地區的經濟，那么對民事訴訟目的的研究就好比在這個地區鋪好了很好的路一樣，只有民事訴訟目的的研究發展了，民事訴訟主體、訴訟職能及其劃分、訴訟原則的設立與理論等民事訴訟的基本理論才能上升到一個更高層次，整個民事訴訟法學也才能取得長足的發展，用一句很熟悉的話來說就是“欲治富先修路”。在當前民事訴訟法學仍相對薄弱的情況下，對民事訴訟目的的研究將大大的拓展理論研究的范圍和空間，促使理論研究者的探究力向民事訴訟制度背后轉變，將有力的豐富民事訴訟法學的理論寶庫，推動整個民事訴訟法學向縱深發展，從而是我國民事訴訟法學形成一個較為完整的科學體系，具備獨立的品質，為我國民事訴訟制度的設計與運行提供理念性、實踐性的指導。此外民事訴訟目的的研究將促使學者在民事訴訟的出發點上達成共識，可以為法官進行法律解釋提供方向性的指導。正如目的法學派創始人耶林所言：每一個立法者在制定或修改、解釋法律時，首先都必須會有明確的目的，目的不同，民事訴訟制度的設計也會相迥。因此，要構建一個好的民事訴訟制度，目的的確立必須建立在科學的目的理論之上。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必須緊密結合我國的具體國情并輔之以國外先進理論的參照，才能為民事訴訟制度的建構提供科學合理的指導理論，提高司法人員及一般社會成員對民事訴訟的精神實質的理解，很好的解決民事訴訟當事人之間的糾紛維護他們的合法權益，使民事訴訟制度更好的為我過的經濟建設服務。
總的來說，對民事訴訟目的的研究的重要意義在于：1、有助于豐富民事訴訟法學理論研究內容和空間，促進民事訴訟法學理論體系的發展和完善。2、有利于民事訴訟法的實施和民事訴訟制度的建構。
二、 民事訴訟目的的概念
欲比較準確地理解民事訴訟目的的概念，首先必須很好的把握以下幾點：
（一）、“目的”與“動機”
“目的”與“動機”都是人的主觀心理活動，都需要通過行為表現出來，均反映了人對外界事物的某種內心需要，因此人們往往將“目的”與“動機”混淆。其實，“目的”與“動機”是兩個不同的概念。“目的”是人們通過一定的行為所希望達到的結果，而“動機”是促使人們去做某一行為的內在心理驅動力。他們的區別在于：“動機”產生在前，“目的”發生在后，不同的“目的”，“動機”可能相同；同樣的“目的”，“動機”可卻不一定相同[1]。“目的”更是一個哲學范疇，所謂的哲學范疇，是關于人類社會、自然和思維最一般、最普遍的規律的概括，對人類的社會實踐活動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人是具有自然屬性的，總是伴隨著某種本能的需求；人又是社會的人，具有強烈的社會屬性。人區別與其他動物的最明顯的特征在于人能思考，能透過現象認識事物的本質屬性和規律。當人的這兩種屬性構成一個有機的運作過程的時候，人基于對事物本質屬性和規律的認識以及自身需求而產生行動，并對此行動做一定的結果的預先設計——以觀念的形式存在，或是在人的腦中或是用文字、圖畫等外表于一定的載體之上。“目的”是人自身需要與客觀事物之間的一種內在聯系的反映。事物若是離開了人的需要，也就失去了價值；同樣，“目的”離開了人的意識觀念、人的活動也就不存在。因此“目的”是只適用于與人的活動有關的哲學范疇，是以客觀的因果性和規律行為前提并受制于一定的社會歷史環境，以主觀觀念形態存在于人的頭腦中的一種觀念追求，是實踐活動的前提和起點[2]。從這個意義上說，民事訴訟目的就是國家根據其需要和對民事訴訟本質屬性及規律的認識，以及一定時期的社會歷史環境而預先設定的通過民事訴訟活動所期望達到的結果。因而必然市國家意志的一種體現，反映的是國家的一種特定需要，而這種需要只是其在一定時期、一定的歷史背景下的。在不同時代不同的社會歷史條件以及不同民主程度的國家，這種需要是可能不相同的。因此，“目的”也是一個變動著的動態哲學范疇，具體目的與內涵因時而異。民事訴訟目的簡而言之，即是民事訴訟制度是為什么而存在或設立的。對這一點我們應該從兩個方面進行理解：1、當事人進行民事訴訟的目的，2、國家設立民事訴訟要遵從當事人的訴訟目的，另一方面國家還可能有諸如維護和實現法秩序的其他目的。
（二）、民事訴訟目的與民事訴訟法的任務
在生活中人們總認為“目的”與“任務”似乎相同，而實質上二者是既有密切聯系又相互區別的兩個概念。相同點：二者都是人們的主觀產物，是一種主觀上的追求。區別點：1、概念不同。民事訴訟目的是國家基于一的社會歷史環境和對民事訴訟制度本質屬性及規律的認識運用國家權利解決民事主體之間的沖突和糾紛而預先希望達到的一定結果，民事訴訟任務是人們為了達到一定的目的而設定的行為要求。任務是由目的決定的，是目的的內容的具體化，目的不同，任務不同，任務不同，目的可能相同。
（三）、民事訴訟目的與民事訴訟價值
由于民事訴訟目的與民事訴訟價值從根本上說是有相同意義的，因此這兩個概念似乎很難區分。也正是因為這樣，學者們更多的是在研習民事訴訟目的，而民事訴訟價值的研究相對就比較少，尚處于不成熟階段。目的和價值都是國家對民事訴訟活動所寄予的一種需要和目標期望，均是主觀上的追求。目的本身也就是對民事訴訟法各種價值目標進行綜合歸納與選擇的結果，國家總是根據社會所盛行的占主導地位的價值觀來設定民事訴訟目的的，因為這樣做更有利于實現其利益。民事訴訟目的受到價值的指導，訴訟價值是建構民事訴訟模式、民事訴訟程序實際運作的基本要求，有內在價值和外在價值之分，而民事訴訟目的沒有。民事訴訟目的的實現將制約民事訴訟價值，民事訴訟價值的多元性和相對性又決定民事訴訟目的的多重性。
（四）、民事訴訟目的與民事訴訟模式
就一般的認識和實踐過程而言，人們在確定某項活動目的之后，接著就要解決實現目的的方法和手段問題，圍繞該目的確定實施的方案和措施，確定實現目的的途徑。這里的方案、措施和途徑就是“模式”，“模式”是指某一系統結構狀態或過程狀態經過簡化、抽象所形成的樣式。民事訴訟模式是指民事訴訟制度和程序運作所形成的結構中人民法院與當事人及其他訴訟參與人的地位及相互關系的抽象形式[3]。民事訴訟模式與民事訴訟目的之間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約的關系：1、民事訴訟模式是實現民事訴訟目的的方法和手段，會影響民事訴訟目的的實現。2、民事訴訟目的制約著民事訴訟模式的建構，不同的目的會有不同的民事訴訟模式。當今世界傳統上主要有當事人主義訴訟模式和職權主義訴訟模式兩種訴訟模式。[4]
三、 國外學者關于民事訴訟目的的主要學說
關于民事訴訟的主要學說大體上可以分為一元論和多元論，其中的一元論又包含有：私權保護說、維護法秩序說、糾紛解決說、程序保障說和權利保障說等；多元說強調民事訴訟目的的多元性。
（一）、一元說
1、 私權保護說。于19世紀初期產生，根植于自由資本主義時期。這一時期近代資本主義開始發展，個人主義處于支配地位。為發展資本主義，新近登上歷史舞臺的資產階級需要反對封建專制主義，需要掌握國家大權干預國家經濟生活，并認為國家的主要作用就是保障私人的權利，私權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在此背景之下，德國的歷史法學派代表薩維尼提出了民事訴訟目的論學說，并認為既然國家建立民事訴訟制度就是禁止自力救濟，那么當民事主體的權利受到侵害或發生爭議時，國家就有義務通過訴訟手段來保護當事人的權利。民事權利就是私人的權利，因此，國家設置民事訴訟制度的目的就是保護私人的權利，訴訟只是一種手段，民事訴訟的目的應該是對私權的保護。這一訴訟目的反映在訴訟模式上就是“當事人主義訴訟模式”，而且是那種“徹底的當事人訴訟模式”，當事人在整個訴訟過程中居于重要地位，對程序的運作起到主導作用，法官只起配角作用。
2、 維護法秩序說。這是19世界末20世界初由德國學者標羅提出的目的論學說是在批判私權保護說的基礎上產生的。19世紀末，自由資本主義逐漸受到了質疑，并開始受到限制，開始由自由資本主義向壟斷資本主義過度。標氏認為，國家設立民事訴訟制度，不是為了滿足單個的個人的私權利，其目的是滿足整個社會這個整體的需要。盡管民事訴訟制度確實起到了保護私權利的作用，但是從某種程度上而言，國家對私人權利的保護只是一種客觀上的作用。站在立法者的角度來看，民事訴訟制度的建立是整個社會建設的一個部分，旨在維護國家的私法秩序。此說反映在民事訴訟模式上便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職權主義訴訟模式”，法院的法官在整個訴訟過程中起重要作用，對證據進行收集，影響整個程序的進行。
3、 糾紛解決說。日本和德國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同為二戰中的法西斯國家，而日本在法律上更多的受到德國法的影響，二戰之前權利保護說和維護法秩序說在日本的法學界盛行，后者還曾一度成為日本的通說。二戰后，日本被美國占領，西方法律思想開始進入日本。日本法學者在新憲法和民主思潮的影響下對私法秩序維護說進行了繼承性的批判，并由此產生了糾紛解決說，1947年兼子一的〈〈應該回到民事訴訟法的出發點〉〉為其產生標志[5]。該說認為，不論是民事訴訟還是仲裁抑或是調解都是解決民事糾紛的一種方式，歷史的來看，訴訟先于實體，民事訴訟法的地位和目的并不是從先有的實體權利出發去確認當事人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的，而是要解決當事人之間的糾紛，這一學說得到了三月章等人的支持，并被認為是日本當前的通說。但是在通說之后還有不同的聲音，“擱置說”就是這其中之一。“擱置說”認為民事訴訟的目的論的研究過于抽象化，又沒有明確的優劣基準，雖然對他的探究對于促進人們考察民事訴訟法學說的前后一致性，構成認識事物的不同看法有一定的作用，但是與其諸學者爭論不休，倒不如暫時將其擱下，轉而探討更現實的問題，待時機成熟時再議論。
4、 程序保障說。該學說是建立在以羅爾斯為代表的程序正義理論基礎之上的。從英美法中的“正當程序”（Due process）的觀念出發，認為民事訴訟法的正當性來自判決或和解的正當性。國家設立民事訴訟制度是為了確保當事人雙方在訴訟程序中法律地位平等，平等的享有應有的訴訟權利，平等地進行攻擊和防御。法院不應只注重結果，而應該更注重訴訟過程的程序運作本身，“結果已是次要的問題，過程變得更為重要”。[6]只有這樣，“正當程序”才能有可能產生有正當性的符合正義要求的裁判。民事訴訟的目的應該是保障程序。
5、 權利保障說。此學說是日本法學者竹下守夫于20世紀九十年代中期提出的。竹氏本來是堅持“權利保護說”的，但是后來其從憲法上賦予法院司法權的作用出發，對權利及其救濟進行了區分，轉而認為訴訟制度基于憲法而保障的權利實為實體法上的實質權，這種實質權和當其受到侵害或處于危險境地后所實施的救濟手段之一的“請求權”不是一個概念，請求權是實質權的救濟權。竹氏認為只有對實質權的保障才是民事訴訟的目的。
（二）、多元說
多元說堅持認為，由于民事訴訟價值的多元性和相對性，以及民事訴訟主體的多元化等決定了民事訴訟目的的多元性。在現代社會任何試圖將民事訴訟目的單一化的企圖都將是不可取的，對民事訴訟目的的研究應該站在不同的角度，根據不同的主體的不同需要進行。
通過對國外上民事訴訟目的論的不同學說的解釋我們不難發現，以上每一種民事訴訟目的論理論都具有一定歷史時代的烙印，是不同時代的產物，都不可避免的、不同程度的受到了當時諸如社會主導價值觀、世界觀等社會歷史背景的影響和制約。因此不可能對我國的民事訴訟制度的設計與進行提供理念性、實踐性以及政策性指導。自由資本主義時期的“私權保護說”與當時極度奉行的“個人本位主義”理念以及當事人個人主義極度的膨脹的現實相一致，學者們多多少少受到宣揚個人自由思潮的影響，帶有很重的個人主義色彩。“訴訟只是手段”完全忽視了程序的價值，過于強調訴訟中對現行制定法的遵循，否定法官在訴訟中依據個案實際所作的利益制衡和價值判斷，顯然與現代司法實踐不符。“維護私法秩序說”是在壟斷資本主義時期形成的，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壟斷資產階級對社會生活干預的階級需要，未能考慮到當事人參與、利用民事訴訟所抱有的目的。湘潭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博士廖永安認為：“私法秩序維護說”有悖于保障個人基本人權之憲法理念，既忽略了應平衡兼顧實體利益與程序利益的基本權保障之必要性，也與應承認當事人享有程序主體權（含程序處分權、實體處分權等）之旨趣不合。尤其是該學說所主張的只要有利于國家對經濟生活的干預，法院法官即可以不受限制地自由發現法律的觀點，比如導致對制定法權威的極度輕視，從而損及法律的安全性，并與現代法治國家的基本理念相違背。[7]而“糾紛解決說”的產生顯然深受利益法學的影響，反映了資本主義社會快速處理糾紛的客觀需要。不承認權利既存性的觀點與法治國家原理相悖，單純的站在當事人的角度來理解民事訴訟的目的，完全忽視了民事訴訟的意志本質，忽略了國家作為民事訴訟目的的主體地位和其設置民事訴訟的主觀追求。從心理學意義上說，當事人在經過訴訟過程后平靜下來往往不是因為糾紛得到了解決，而是其所主張的權利等到了確認，自己享受到了權益，權益得到了國家的承認和保護。“程序保障說”看到了訴訟程序在整個訴訟過程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卻過于一味的強調程序自身的獨立價值，著眼點似乎只停留在程序本身上，忽略了蘊藏在程序運行背后的深層次的目的以及整個訴訟制度的設立的目的，沒有看到憲法之所以賦予公民訴訟權利是為了使公民具有維護自身權利的救濟手段，而單就民事訴訟程序運作本身而言亦同時有程序利益和實體利益。
法有自然法和實在法之分，自然法是適用于人類的上帝的、神的意志，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而所謂的實在法也就是制定法，是有國家專門機關創制的，以權利義務為調整機制并通過國家強制力保證的調整行為關系的人定法，是意志與規律的統一，反映的是國家的意志，而國家的意志的實質是統治階級的階級意志，統治階級的意志經過一定的程序就可以上升為國家意志，因此可以說法的實質就是統治階級的意志的表現。縱觀歷史，任何一個統治階級的一切行動的最高目的不外呼維系其長久的對某一個范圍內的人的統治。因此，和統治階級設立刑事訴訟、行政訴訟一樣，其設置民事訴訟制度的目的都是為這個最終目的服務的，民事訴訟目的是二級目的。而當民事訴訟制度的設置是為維護統治階級長時間的統治這個終極目的服務的目的作為民事訴訟的最高目的時，所謂的“糾紛解決說”、“私權維護說”、“維護法秩序說”等目的不過是這個二級目的的目的，是一個具體的目的。糾紛是發生民事主體之間的，如果國家沒有建立民事訴訟制度，也即國家放棄對糾紛的公權力的救濟，那么民事主體只能尋找訴訟之外的救濟手段——私力救濟和社會救濟，就會發生自決和和解等。由于這些手段所形成的結果是沒有國家公權力保障的，因此平息只是暫時的，一旦有一方的力量超過另一方的時候，新一輪的自決必然引發，因此當事人否定這種結果的可能隨時都有可能發生，糾紛可能永遠處于糾葛不清、不停息的狀態，如此，社會顯然將十分不安，秩序難以維持。而國家一旦設立民事訴訟制度，運用國家公權力來解決民事主體之間的糾紛，平息他們之間的爭斗，并用國家強制力保證結果的執行，民事主體的合法權益得到維護，糾紛何以不停，秩序又何以得不到維護呢？當然，這是以判決或和解的正當性為先決條件的，而此先決條件的決定因素是程序的正當，只有“正當程序”（Due process）得到真正的運行，當事人雙方才能取得相當的攻防權利和手段，法官也才能最大限度的了解糾紛的事實，才能作出公正的裁判，糾紛主體才能信服，糾紛才能真正得到解決。因此國家為了實現其終極目的，在民事訴訟方面必須先實現民事訴訟的高級目的，而糾紛的解決、私權的保護、法秩序的保障又應該作為實現高級目的的手段和步驟得以使用和實現，當事人進行民事訴訟的目的被考慮其中作為一種手段和規律被國家所利用。當然，由于每一個國家的民主程度不一樣，每一個統治階級的認識不一樣，對當事人的目的考慮的程度也會不一樣，民主程度高的可能會更多的考慮把諸如糾紛的解決和私權的保護作為民事訴訟的具體、直接的目的，而民主程度相對比較低的國家則更多的是考慮對秩序的維護，把對秩序的維護當著民事訴訟的直接的具體的目的。
四、 我國學界對民事訴訟目的的主要見解
1、 解決糾紛和維護民事權益是民事訴訟的目的。持該觀點的學者認為，民事訴訟制度是國家出現后的產物，國家設置民事訴訟制度是其社會統治職能的需要。一方面用來解決民事主體之間的民事糾紛，實現社會秩序的正常化，另一方面，針對民事糾紛產生的原因——民事權益歸屬不明對民事權益加以歸屬上的確認。[8]認為不同社會歷史條件下，國家對目的的取舍與側重不同。客觀的說，該觀點迎合了人們當前對權利的迫切需要的心理，與我國當前的社會歷史環境相適應，符合時下的發展趨勢，但是卻忽視了國家設置民事訴訟制度的根本目的。
2. 糾紛解決說。該說認為國家設置民事訴訟的目的在于對民事訴訟主體之間的糾紛進行解決。持該學說的學者認為，從民事糾紛的解決與民事訴訟機能來看，民事訴訟制度與仲裁制度和調解制度都是用來解決民事主體之間的民事糾紛的，但是民事訴訟法在運行方式以及手段上都與調解和仲裁不同，其裁決具有國家強制力和終局性的特點。也正是因為這一點，民事訴訟較之仲裁和調解更能平息糾紛。在他們看來，我國的民事訴訟結構是介于當事人主義與職權主義之間的一種特殊結構，自身有著重要的特征，既顧及民事主體選擇民事訴訟的目的，亦尊重設立民事訴訟制度的國家一方的理想目標。司法制度和各個具體的訴訟制度之間存在著總目的與具體目的的關系，人民法院通過行使審判權達到保護國家、社會和公民的總的目的，而這必須依賴于很好的解決了所存在的糾紛這個具體目的。應該說，糾紛解決說很符合我國當前的現實，在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方面將起到很大的促進作用，是民事訴訟的一個具體的目的，但是不是全部的目的。
3、 多元或多層次民事訴訟目的說。在我國很多學者認同美國一些學者的觀點，認為民事訴訟應該有以下3個方面的目的：a、和平的解決法律上的糾紛。b、保護正義的一方，并通過國家公權力的救濟以使其獲得補救。c、使用法律并創設法律。[9]該說認為，由于民事訴訟法的主體的多元化以及民事訴訟法價值的多元性和多層次性，民事訴訟目的不可避免地會呈現出多元性和多層次性的特點。在考量民事訴訟目的的時候必須同時兼顧設置民事訴訟制度的國家的理想目標和利用民事訴訟的民事主體的目的。唯有如此才能使雙方都滿意。多元或多層次說看到了民事訴訟目的主體的雙方性，認為民事訴訟目的應該是雙方理想目標的結合。
4、 程序保障說。持該學說的學者認為，民事訴訟的所有功能都只有在程序運作過程中才能表現出來，因此，民事訴訟對程序保障的要求就非常的高，只有高保障的程序才能使民事訴訟的一切價值追求得以實現。在民事訴訟中，法官的裁判只有在程序運作中才能做出。而無論實體法是否能說明訴訟是不是保障了權利，法官認定事實只是一個理想，只有通過雙方的充分舉證，法官才有可能做出使糾紛雙方都接受的裁判。障程序才是民事訴訟法的目的。程序保障說過于強調程序的獨立價值，忽略了國家保障程序的深層目標和民事主體追求程序公正的目的。
5、 民事訴訟的目的在于保障利益。該學說認為，民事訴訟目的應該是利益的提出、尋求、確認和實現，既保障利益。包括對實體利益和程序利益的保障。民事訴訟法不僅應該依照實體法規定確定民事權利的歸屬，還應該使民事主體在訴訟中得到程序的公正運行從而獲得程序利益。該說是理論研究從一般社會理念轉向對憲法理念的追求的產物，在國外民事訴訟目的論理論中較有影響，尤其是日本。
由于我國民事訴訟法學理論的不夠成熟，民事訴訟目的研究起步晚，這些理論都是在20世紀90年代后在對國外相關理論的研習后逐步形成的，存在較大的不足。“糾紛解決和權益保障的雙重目的說”雖然堅持了目的多元性，卻仍然比較片面，只單就民事主體的立場考量目的，而忽視了民事訴訟制度的設置者——國家對民事訴訟的追求。“解決糾紛目的說”站在一種比較寬泛的場域探討民事訴訟目的因而難以為我國民事訴訟制度的設計、運作提供政策性和實踐性的指導，而且，糾紛的產生往往是由于一方當事人權益受另一方的侵害，國家通過民事訴訟發對其權益給予確認和保護，因而，當事人進行民事訴訟的希望是利益得到保護，如果國家不保護，當事人是不會選擇民事訴訟的。目的的多元或多層次說力求在各種目的論理論之間找到一種平衡點，但是還有待完善。程序保障說強調程序對實現正義和權益的重要作用，卻放棄了民事訴訟具備的其他價值和追求，過分強調程序本身的獨立價值。利益保障說同樣受到不少學者的質疑，過于單一化忽視了民事訴訟（法）所具有的獨立價值。[10]但不論怎樣，有一點卻可以看到，我國的學者在對民事訴訟的目的進行研究中越來越傾向追求對憲法理念的理解，向憲法尋求合法的與正統性資源，越來越重視當事人權利的實現，越來越結合我國的社會歷史環境，越來越認同民事訴訟目的的多元或多層次性。
五、 我國民事訴訟目的的確立
必須重申的是，所謂的民事訴訟目的是指國家設置民事訴訟制度時所預先隱藏在規范與制度中的一種主觀上的追求以及當事人利用民事訴訟制度所期望的理想追求。毫無疑問，民事訴訟目的是屬于意識形態的范疇的，是屬于國家上層建筑的組成部分。由于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因而，民事訴訟目的也必然受制于一定的經濟基礎，受制于社會生產力的總體發展水平。首先表現在對國家司法領域的投入上。一個社會生產力總體發展水平低下的國家，不可能將更多的資源投入到諸如司法機構、律師行業等司法領域的。公民可以獲得的訴訟資源亦必將不足，由此造成司法資源不足，從而導致司法資源與司法服務需求之間的矛盾。所以民事訴訟的功能、價值等將得不到充分的發揮，當事人也將很難從民事訴訟那得到滿足，而國家也必定會對公民利用民事訴訟進行一定的抑制。如此，糾紛主體必然轉向其他的糾紛的解決方法——私力救濟和社會救濟。西南政法大學的黃娟博士認為：在這種訴訟需求受壓抑的氛圍之下，訴訟目的在權利實現方面將不會過多的側重，而是更多的餓關注糾紛的解決的迅速、便利和成本，而這種側重必然會導致民事訴訟目的的極端單一，甚至連糾紛本身也得不到較好的解決，處理糾紛的程序的正當性難以保證。此外，社會生產力的總體發展水平低下也會導致司法技術的不成熟和不完善，而這種司法技術下運作的訴訟程序顯然將會有很大的不足，將直接影響證據的收集、提取，從而限制法官、當事人以及其他訴訟參與人通過技術手段發現案件的真實的程度。[11]自然，人們對民事訴訟的期望也會降低，民事訴訟的目的將難以實現。因此，在考量我國民事訴訟目的時必須與我國當前一個階段的社會生產力總體發展水平結合起來。
我們一再強調，民事訴訟目的必須從兩個方面來分析：公民利用民事訴訟具有的期望以及國家設置民事訴訟預存于國家觀念中的理想目標，兩者缺一不可。自資本主義萌芽至今，人們的公民意識不斷增強，權利觀念、憲政理念日益加強，在論及民事訴訟目的時往往更多的是側重甚至是單方面的考慮當事人對民事訴訟所抱有的追求，而忽略了國家的理想目標。2004年3月24日通過的憲法修正案中將“國家尊重和保護人權”寫進了憲法，國家第一次將對人權的尊重和保護提升到憲法的基本義務的高度上。憲法還通過承認人們有訴訟權來保障人們基本人權的實現。這說明司法權在國家權力結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同時也說明，國家愿意擔負起保護人權的任務。這是個民主國家所應該承擔的任務，意味著國家愿意通過對民事糾紛的解決去保障當事人的權益，社會成員的追求被國家承認，符合國家的追求，并給予確認、實現和保護。在這種環境下，當事人對民事訴訟所抱有的追求必然地要被吸納。但是，正如前文所說，事實又不容否定：民事訴訟是隨著國家的產生而產生的，國家通過建立一定的民事訴訟制度來解決糾紛，而禁止私力對糾紛的解決，民事訴訟的目的必然是民事訴訟制度的設置者——國家的意志的體現。國家的意志是統治階級的意志通過一定的程序予以合理化、提高化的結果。歷史上無論那個時期，每一個統治階級的最終目的莫過于通過維持正常的社會秩序來達到其統治的長久，這是統治階級的最高追求或者叫著終極目的、根本目的。而民事訴訟目的只是僅次于這個終極目的、根本目的的二級目的。因此，在國家的立場，其對民事訴訟目的的理想追求是要在私法領域平息糾紛，維持社會的正常秩序。從這個意義上說，國家在對民事訴訟制度進行設置的時候可能會更多的把這種對私法秩序的維護的理想追求隱含進去，也即是說，國家對民事訴訟所抱有的目的更趨向于維護私法秩序。所以定位我國的民事訴訟目的必須將國家和當事人的主觀追求都考慮進去。
比較法學家美國的約翰.梅里曼曾說過：‘好’是針對具體對象而言，肯定沒有一個人會說意大利人處境會比普通法系國家的人的處境更好。或者說大陸法系國家的人的處境比美國人處境更糟，法律跟植于文化之中，它在一定的文化范圍內對特定社會特定的時間和地點提出特定的要求產生反映。”評介一個國家的法律和制度必須和它所處的國家的環境結合起來。因此，定位我國的民事訴訟目的不可忽視影響公民訴訟追求的訴訟文化。從長期封建統治下走出來的中國公民歷來是不喜好到官衙去“打官司”的，甚至是“恥訟”，在這種訴訟環境下，民事訴訟目的不會定格在完全根據現有的法律通過對糾紛雙方的權益歸屬的判定而達到對私法秩序的充分維護上的，而將會是對當事人雙方糾紛置于一個更為廣闊的空間來進行。注重當事人之間、當事人與周圍世界之間的和諧統一，注重糾紛的解決的圓滿性。在解決糾紛的過程及結果方面不會拘泥于某種固定的程式以及既定的法律所確定的某種權屬關系，而是更多的圍繞對爭議的圓滿平息。因此更強調法院在對糾紛進行解決時應采用的是調解的手段，法官更應該以一名協調者的身份居于糾紛雙方之間，法院應該提高案件的調解率。這與當前黨和國家提出的要建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政策要求是相吻合的，黨和國家所抱有的態度很鮮明的能從中反映出來。這是一種經過長期的歷史發展積淀下來的人們對訴訟所具有的意識觀念、價值取向的總和——訴訟文化決定的。
因此，在定位我國的民事訴訟目的時應該立足國情，在充分考慮我國的社會生產力總體發展水平，國家對司法的資源投入，訴訟文化以及國民對權利的強烈追求的基礎上，結合國家當前的政策環境的同時對解決糾紛、維護權益、程序保障和私法秩序保障的層次性進行科學的分析。筆者認為，程序的保障是為解決糾紛和維護權益服務的，只有公正、符合正義的程序得到運行，糾紛主體才會放棄私力救濟和社會救濟，廣泛地運用民事訴訟，民事訴訟也才能發揮其應有的價值和功效；也只有正當的程序得到保障，國家才能將糾紛主體的爭端真正平息下來，保證私法秩序的有序。具體而言，我國的民事訴訟目的可以分為根本目的和具體目的兩個層次，根本目的是保障私法秩序，具體目的是解決糾紛、維護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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