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潘曾 ]——(2005-10-19) / 已閱27171次
對新時期罪犯改造現狀的思考
潘曾（panzeng111@tom.com)
隨著我國改革開放步伐不斷加大，社會也加速著往前發展，處在急劇轉型期，矛盾大量突出，整個社會結構、階層狀況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產生了許多形形色色的新的犯罪形式，罪犯的成分、犯罪內容、罪犯的定位都有了新的趨勢。這給了我們監獄工作者，特別是基層從事直接管理的的干警（一線分隊長），帶來一個新的挑戰，如何在新時期搞好罪犯的改造工作，做好直接管理？是擺在每一個分隊長面前的所需面對的課題。
皰丁解牛之所以厲害，其根本是由于了解了牛的每一個組成部分，閉著眼睛都能清楚的知道牛的整個身體結構。分隊長要想搞好直接管理，同樣也要清楚的知道當前押犯的新情況、新特點、新趨勢，屏除以前的那套舊的方法，不能滿足于表面，滿足于“嚴防死守”，滿足于不死人、不打架、完成成生產定額（如果是那樣管理，就等同于監工頭而已）。就現狀來講，當前罪犯的出現了以下幾個新的變化：1.罪犯成分多元化，刑事犯罪、危害國家安全犯罪、經濟類犯罪等不同成分的多類型罪犯，使監獄成了一個與外界直接相似的特殊社會群，過去社會上有的，監獄不一定有，現在社會上有的，監獄幾乎都有了，各種類型的罪犯五花八門，監獄成了一個小社會群；2.罪犯的價值觀念由單一型轉向多元化發展，自我意識增強。過去的罪犯要求比較簡單，能吃上飯，早回家，能見家人就行，現在的要求多了，價值觀念也變了；3.罪犯普遍具有改造投機性、維權敏感性、行為的惡劣性、思想的難改性。在現時期，罪犯對于改造存在的投機取巧的思想，不是想很好的踏踏實實的改造，而是大部分想通過關系照顧、拉幫結派、討好干警等來使自己的改造能“少出力，多成績”，同時，罪犯對自身權利的維護十分敏感，動不動就搬出法律、監規、紀檢、檢察院等來限制和威脅干警執法，但對于法律中義務條款卻經常記不住，思想上十分固執，對社會的仇視、敵視，畸形心理強烈；4.罪犯文化程度有所提高，部分罪犯不是不懂法、不知法，而是徇私枉法、知法犯法。過去那種“法盲加文盲”的籠統提法已經不太確切；5.罪犯與干警的對立感增強，對干警，特別是一線分隊長有極大的信任感，認為分隊長就是要不管死活，逼其干活。
罪犯中出現的這些情況，與我們當下的社會和監獄工作現況有著密切的關系，只有明曉了問題、變化出現的原因，才能對癥下藥，找到解決的辦法，做好直接管理工作。原因主要有：1.社會轉型期，中國社會的基尼指數已達國際警戒線，造成了貧富分化嚴重，同時部分人通過不道德的方式致富，貪污腐化現象層出不窮，使得社會部分人群仇視、不平衡心理加劇，導致犯罪。2. 在傳統監獄體制下，受監獄職能多元化的制約，存在著對三大法定手段內在規律認識不清，三大手段各自運用、內容陣舊、方法落后、載體單一，甚至各行其是、矛盾沖突等情況，特別是管理的教育改造功能弱化，勞動的教育改造作用被曲解，教育改造往往被淪為狹隘的辦特殊學校和三課教育，而且在很多還流于形式，罪犯改造方式落后，監獄對于罪犯的改造方法，還停留在老的一套，“三課”教育形式老套，思想教育跟不上新形勢的需要，停留在表面服從監管、不出事情，平安就萬事大吉，對于罪犯內心世界的改造很少提及，教育的開展總是千篇一律，“程咬金的三板斧，耍完了就拉倒”，缺乏針對性，沒有將罪犯真正的改造成守法公民，有人曾總結說：監獄把罪犯關傻了、關呆了、關的什么不懂了。3.監獄干警既搞改造又抓生產，但是改造不會產生立竿見影的效果，必須是一個長期的過程，而生產卻是直接同獎金和政績掛鉤，只要監管不出事，生產搞好了，就可以提拔，出成績，多拿錢。所以往往造成了“生產第一，改造第二”，罪犯和干警之間的利益矛盾也就相對突出起來。4.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導致干警觀念陳舊，思想習慣化、凝固化，缺乏變化和進取，很多問題存在著認識茫然，抓不住自己的位置，不懂得自己的職能到底是什么？在新時期需要面對新的情況，但是在我們對干警的教育上和干警自身素質上，還存在大量不足，行為管理是沿用了傳統的習慣，“三綱五常”在我們腦子里凝固的比較厲害，所以查查法律條文，查查有關規范已經不行了，但是很多干警還是憑著想當然做事。
新時期監獄事業發展的新情況，要求我們分隊長做直接管理工作的時候，要根據新情況做出新的變化，直接管理承擔著大部分的監獄刑罰執行功能，如何方針政策和改造方法，都要通過基層一線分隊長來落實，而且分隊長直接于罪犯打交道，最懂得押犯的新形勢，最能感覺到罪犯的需要，也是最能體現監獄改造人的職能載體。那么分隊長應該從什么方面下手，做好自己的工作，體現監獄的刑罰執行功能呢？我認為要抓住以下幾點：
一、干警要克服執法陋習。有些干警習慣于君臨于罪犯之上，居高臨下，頤使氣指；習慣于做罪犯的家長、父母官，而不習慣與罪犯平等對話，更不理解對罪犯的執法改造意識。這些執法陋習必須克服，否則會導致違法違紀現象的發生。克服執法陋習，比如在與罪犯進行教育和個別談話之中，要求罪犯蹲下，甚至有些干警不讓罪犯蹲下，就找不到談話的“靈感”，一個正常的人是不會蹲下講話的，罪犯要接受懲罰，但不是要用蹲下講話這個方式，蹲下本身就使罪犯自覺低人一等，一個人一旦失去自尊，會好管理嗎？我認為取消談話中罪犯蹲下，是非常有必要，也是有利于改造的。但是最重要的是努力降低對暴力手段的崇拜和依賴，要把它作為最后手段和不得已而為之。暴力崇拜（即認為還是暴力解決問題快，有萬能威懾力等）和暴力依賴（遇到問題首選暴力）是監獄管理無能的表現，具體到管理人員個人，多半是其素質低下或者是工作方法貧乏的證明。
二、盡快探討監獄改革新路，要使監獄脫離生產、抓效益的職能，實現監獄與企業分開。監企不分是影響監獄刑罰執行的最大因素早已被大家所同識，但是如何改革，是擺在全體監獄工作者面前的難題，司法部部長張福森指出“改制后監獄企業主要任務，是為改造罪犯提供勞動崗位和生產手段，是改造罪犯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企業的運行必須服從和服務于罪犯改造這個目標，監獄企業的產業、產品結構要適合監獄改造罪犯的需要，有利于罪犯改造質量的提高，有利于罪犯勞動技能的培養，有利于增強罪犯刑滿釋放以后適應社會的能力。”由此可見，國家已把促進監獄職能的單一化，全面提高教育改造質量作為新形勢下監獄工作的重點，這將使監獄民警從繁重的經濟壓力下解放出來，輕松上陣，全力以赴完成好“改造人”這一根本任務。但是監獄改革也不能搞簡單分了就好，監企不是一“分”就靈，不能將一切解決之道歸于監企分開，基層一線分隊長在其中受的沖擊是最大的，到底是企業干部還是改造干警，這影響著分隊長工作的進行，應盡快出臺措施，明確細節，配套工作要做好，處理好相關的人員安排，不宜快、趕、急，穩定警心。
三、探索直接管理新路子，加強執法指導。在對罪犯進行直接管理的時候，要注重針對罪犯個別情況進行教育，切不能“一刀切”，對罪犯整體和個體管教要由刻意追求罪犯規矩聽話向注重調整罪犯心理轉變。過去講，罪犯只許你老老實實，不許你亂說亂動，只許你規規矩矩，不許你亂說亂動，這些都是過去的常用詞。這個方法不對，沒注重人的心理，應該去改變。對于基層一線分隊長的執法，要加大指導力度，不能說將分隊長放到崗位上，只是一味壓任務，更要對他們進行關心，實際解決他們在執法工作中的困難，因為作為分隊長，他們的職權有限，需要上級配合和支持，方能搞好直接管理。
四、利用好“三親工程”，即親情會見、親情會餐、親情住宿。這“三親”對于罪犯的改造工作能起到極大的作用，因為一個人可以什么都失去，但是對于親情他是最看重的，如果一個罪犯在改造中，沒有親情激勵存在，他感覺到連親人都拋棄他了，他就沒有改造的動力了，沒有親情和希望的自由又有多少人會想去追求呢？利用好它，能夠充分調動罪犯的改造積極性，一次親情會見，可能比十次干警談心管用，通過于罪犯親人的通過幫教，罪犯的改造工作才能成功，當前，我監還僅開展了親情會見，而且次數相對較固定，會見的時間相對較少，罪犯普遍反應，一次接見才不到一個小時，有時只有半個小時，這么短的時間內，沒辦法有個很好的溝通，起不到好的作用。可以適當延長會見時間，全面開通親情會餐和住宿，利用這個為杠桿，促使罪犯改造成守法公民。
五、營造互助環境。當前監獄的外省籍犯、三無犯、病殘犯、頑危犯比例較大，這些是罪犯中的弱勢群體，需要在心理、生活、改造上對他們實施幫助與扶持。因而有必要開展互助工程，幫助其解決困難，比如外省籍少有親人接見，在節假日，特別是接見日情緒就會異常，同時外省籍一般家境較差，罰金交不起、家庭無寄錢接濟，這些都是改造的攔路石，所以通過互助工程，幫助他們走出困境，幫助他們認識到人性的美好，相信還有真情，這無疑是改造有力的促進劑，對于營造良好的監區文化也是大有裨益。
六、教育要由強制灌輸式向啟發引導式轉變。創造積極向上的監區文化，教育若不能使教育者與受教育者達到心理相溶，是很難產生強大的教育效果的，更難轉化為受教育者的學識、意志和品質。同樣對罪犯實施的一切教育，如果沒有罪犯自身的積極參與就不可能達到預期的目的，強制灌輸只能使教育流于形式。正如精神分析學家A·阿德勒所說的：“罪犯并不是特別的人類，他和其他人一模一樣，他的行為也是人類行為合理的變衍。”監獄教育作為特殊的“教育系統”，在開展對罪犯的教育改造活動過程中應有創新觀念，重視和發揮“罪犯自我塑造”教育的獨特作用，使監內教育從“強制性”轉變為“需要性”，把“要求我這樣做”變成“我要這樣做”，使教育的外因轉化為罪犯的內動力。為此，我們必須：1.幫助罪犯樹立可能達到的人生追求目標和生活目標（注：這個目標是因人而異的，而不是統一設計的）；2.幫助罪犯發現和認準自己的優勢、特長和潛在的真、善、美的部分；3.幫助罪犯認識自己的人格，培養以“愛”為核心的健全人格；4.全體監獄民警要成為罪犯自我塑造教育的典范和榜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