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寧 ]——(2005-10-7) / 已閱26743次
人權問題的國際法思考
試論人權的性質
胡寧
人權，是指人所享有或應享有的基本權利。它是歷史發展的產物，是基于生存和發展所必需的自由、平等權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人權是指各國國內法規定的本國公民個人享有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人權問題基本上屬于一國國內管轄的事項。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國際上圍繞人權問題所進行的斗爭也表現在人權的概念上，傳統的資產階級人權概念，比較強調個人基本權利和政治權利。聯合國1966年通過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盟約》和《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盟約》均在第一條規定：“所有民族均享有自決權，根據此種權利，自由決定其政治地位及自由從事其經濟、社會與文化之發展。”聯合國于1986年通過的《發展權宣言》：“發展權是一項不可剝奪的人權。”上述規定,包括個人人權、集體人權，不僅指政治權利，而且包括國家和民族的權利。所有這些都大大發展了人權的概念。
關于人權的性質，西方國家的一些國際法學者主張，“人權沒有國界”、“不干涉內政原則不適用于人權問題”，甚至還有學者提出，人權原則是國際法的基本原則，人權原則要取代國家主權原則而成為國際法的基礎。西方學者的這種主張往往被某些國家所利用，成為借口干涉別國內政，侵犯他國主權的工具，這是與人權保護背道而馳的。筆者認為，人權具有二重性，即人權的國內法屬性和國際法屬性。內國的人權保護是由國家制定法律，通過各機關的執行來實現的。國際法中的人權保護只是針對人權的國際法屬性，任何國家以人權為幌子，對別國人權問題指手劃腳，將自己的意志強加于人，這是強權政治的表現，不具有合法性。
一、人權概念的提出和發展
（一）人權概念的產生。人權概念是在17～18世紀資產階級革命時期提出來的。首先，荷蘭法學家格老秀斯（Hugo Grotius,1583-1645）提出了“人權”的概念。他認為，自然法的基礎是自然理性，人擁有一種自然的權利，是不能廢除的。他主張人的生命權和人身自由是不可侵犯的，并在其著作《戰爭與和平法》一書中，首次使用了“人的普遍權利”和“人權”的概念。其后，荷蘭的斯賓諾莎(Spinoza,1632—1677)、英國的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法國的孟德斯鳩(Montesqieu，1689-1775)和盧梭（Jean Jacques Rousseau,1712-1778）都進一步提出和闡述了“天賦人權”的重要思想。特別是盧梭全面系統地闡述了“天賦人權”和“社會契約論”，認為每個人都生而自由平等。對此，馬克思主義認為，人權不是天賦的，而是歷史地產生的。
1、人權規范的出現。人權規范最早產生于國內法，英國1628年的《權利請愿書》和1689年《權利法案》是迄今為止發現的最早記載有人權規定的法律文件，也是西方國家人權立法的初步形態，它確立了以法律保障個人自由權利的制度。美國1776年的《獨立宣言》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以政治綱領的形式確定了“天賦人權”和“人民主權”的原則，被馬克思譽為“第一個人權宣言”。法國1789年的《人權和公民權宣言》通過后，成為1791年法國大革命后的第一部法國憲法的序言，在世界歷史上第一次以根本大法的形式肯定了人權原則，該宣言又被稱為“第一部人權法典。”
2、國際法上人權規范的出現。一般認為，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人權問題開始進入國際法領域。由于在戰爭期間和戰后國際上出現了一系列嚴重違反人權的情形，人權問題引起世界各國的嚴重關注，國際上出現了一些關于國際人權保護的公約和規定。如1926年國際聯盟主持制定的《禁奴公約》和1930年的《禁止強迫勞動公約》等等，都是關于人權問題的國際公約。但是，當時的人權概念并沒有形成公認的國際法原則。而且，從總體上講，人權的國際保護還僅限于人權的個別領域，并帶有非經常的性質。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德、意、日法西斯大規模踐踏基本人權、殘酷屠殺人民的暴行，激起了世界各國人民的極大憤慨，人權的國際保護成為國際社會面臨的重要任務。人權問題才全面進入國際法領域，成為現代國際關系中的一個重要問題。
（二）人權的基本內容。人權一般可分為集體人權和個人人權兩部分。集體人權應包括民族自決權和發展權；個人人權包括生存權、平等權和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和自由。
1、1970年聯合國大會通過的《國際法原則宣言》確認“根據聯合國憲章所尊崇之各民族享有平等權利及自決權之原則，各民族一律有權自由決定其政治地位，不受外界之干涉”。每個國家都有權利依照憲章的規定，通過行動來促進各民族享有平等權利和自決權的實現。它是實現和享有其他各項人權和基本自由的基礎和前提。
2、發展權作為一項不可剝奪的人權，已獲得國際社會的普遍贊同和接受。發展權作為人權的內容首先是由阿爾及利亞于1969年《不發達國家發展權利的報告》中提出來的。歷屆聯合國大會有關決議一再確認這一點。1986年聯合國大會通過《發展權利宣言》再次確認發展權是一項不可剝奪的人權。發展權也是基本人權的一個組成部分，是全人類發展、進步和繁榮的基本保障。
3、生存權被稱為第一人權或者首要人權。沒有生存權，其他一切人權都無從談起。生命權是生存權的自然基礎，《世界人權宣言》第三條規定“人人有權享有生命、自由與人身安全。”《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盟約》第七條規定：“任何人不得施以酷刑，或予以殘忍、不人道或侮辱之處遇或懲罰。非經本人自愿同意，尤其不得對任何人做醫學或科學實驗。”平等權應包括法律上的平等、種族平等、男女平等。
4、《世界人權宣言》、《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盟約》和《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盟約》都對政治、經濟和文化權利與自由予以高度重視，凡屬公民均應有權利“直接或經自由選擇之代表參與政事”，“在真正、定期之選舉中投票及被選”，“人人有思想、信念及宗教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受限制。“人人有權享受公平與良好之工作條件”，實行同工同酬，并享有社會保障。同時有權為自己和家庭獲得相當的生活水準，也有權享有達到的最高的體質和心理健康的標準。任何人都享有受教育的權利，并參加文化生活，享受科學進步及其應用所產生的利益。
二、人權的國內法屬性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人權問題完全屬于國內法，屬于一國國內管轄的事項,人權的國內法屬性是由人權的特點所決定的。一國如何對待其本國國民，本質上屬于該國的主權和內政。這是人權最主要的屬性。當然，國家在行使主權時，不得侵犯別國的主權，不能違背國際法關于人權的一般強制性規則，實現人權的過程也是國家主權行為的體現。
（一）實施人權的首要責任在于國家。所以，要有效的促進和保護人權的制度與方法就不得不考慮各個國家的歷史、文化、傳統、行為規范和價值。國際社會不應當謀求把這些僅適合于某些國家的標準和制度強加給發展中國家或對它們施加這種影響。然而，任何國家都不應當利用主權來否定其公民的不可剝奪的權利。人權在本質上是一國內部管轄事項。江澤民同志指出：“人權問題說到底是屬于一個國家主權范圍的事，我們堅決反對利用人權問題干涉別國內政。”(江澤民：《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1992年9月12日)《聯合國憲章》在規定促進和保護人權的宗旨的同時，明確規定各國必須遵循主權平等和不得干涉在本質上屬于任何國家國內管轄之事項等原則。每個國家為促進和保護人權，有權確立相應的政治、經濟、社會、法律制度，選擇本國人權的發展模式，確定人權的具體內容和先后順序，實施人權的保護措施等，這一系列國家行為都不應受到任何形式的外來干涉，否則，就是干涉內政。
國家的主權受到侵犯或破壞，國家的獨立不復存在，國家的人權必然得不到保障。最基本的人權即生存權都難以保障，其他方面的人權更無從談及。因此，主權國家是保護人權的主體，人權的國際保護主要是通過各國的國內立法來實施。世界各國都有自己的人權問題，解決這些人權問題是每個國家應承擔的責任和義務。各國的人權狀況和人權觀受其歷史、社會、經濟和文化等條件的限制，因而各國保護人權的措施和步驟也不可能一樣，不能用某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人權標準來簡單地裁判和衡量別國的人權狀況。
(二)人權在內容上存在法定權利和應有權利的矛盾。法定權利是人所實際享有的權利，是統治階級根據所處的地位，結合本國具體的經濟結構與政治制度，在一定限度內將自己所認可的應有權利法律化的結果。應有權利是指作為人所應該享有的權利，是人類自誕生以來就一直追求的美好目標，當某種權利得到實現，轉變為法定權利后，又有新的應有權利產生，等待著人類為之奮斗。人權內容的這種特點，決定了人權是一個歷史的概念，受生產力發展水平和經濟發達程度的制約。由于各國的發達程度相異，某種權利在一個國家是法定權利，在另一個國家則可能是需要幾代人的努力才能實現的應有權利，若要硬行將其規定為法定權利，也不可能成為實有法定權利。
（三）各國對人權的保障措施。鑒于各國國情不同，經濟發展極不平衡，要在國際上制定一個統一的人權標準是不現實的，只有根據各國的具體情況，由各國法律自行確定本國人權的法定權利，人權的實現才有保障。人權問題，或者說人權的基本方面仍然是國內法的問題，屬于國家的內部事務。根據國家主權原則和《聯合國憲章》的有關規定，任何一個國家都享有自決的權利，國家有權選擇自己的發展道路，有權自行決定包括人權制度在內的各項制度，他國無權干涉。屬于國內法方面的人權問題是一個國家的內政，這部分人權在進入國際法領域之前，都由主權國家根據其意志自由決定，其他國家有義務予以尊重，聯合國等國際組織有責任使這一內政不遭侵犯。1969年《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53條規定：“條約在締結時與一般國際法強制規律抵觸者無效。就適用本公約而言，一般國際法強制規律指國際社會全體接受并公認為不許損抑且僅有以后具有同等性質之一般國際法規律始得更改之規律”。該條款表明，國際社會公認國際法上存在強行法；而且，參照該條款，國家主權原則顯然具有條約法公約所規定的強行法的各種條件和特點：國際社會全體接受，公認為不許損抑，只有以后具有同等性質之一般國際法原則產生，始得更改。
應當指出，國家在運用主權保護人權時，主權也應當受國際法的限制。《聯合國憲章》第二條所規定的各會員國主權平等原則，其本身也包含了憲章對各會員國行使主權的限制。國家主權是相互的，稱為“相互尊重主權”。一方面，國家享有獨立地處理國內和國外事務的權力，不受任何外來的干涉；另一方面，國家在行使主權時，應當尊重別國的國家主權，不得侵犯別國的國家主權或干涉別國內政。任何國家以保護國際人權為借口，公然入侵別國或粗暴地干涉別國內政，其行為本身就是破壞國家主權，就是對國際人權的嚴重侵犯。國家主權原則從其形成之時起就是有限制的。片面地將國家主權絕對化，將會導致各國無視國際法的存在，自行其是，使國際關系和國際秩序處于無序狀態。
三、人權的國際法屬性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人權問題開始進入國際法領域，但僅限于少數幾個領域。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由于法西斯侵略給人類帶來空前災難，人權慘遭踐踏，人權問題受到國際社會廣泛關注。首先在《聯合國憲章》上，序言莊嚴宣布：“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類兩度身歷慘不堪言之戰禍，重申基本人權，人格尊嚴與價值，以及男女與大小各國平等權利之信念。”1948年聯合國通過了《世界人權宣言》，這是戰后第一個關于人權的專門性國際文件。在聯合國主持下，通過和制定了一系列有關人權問題的宣言、決議和公約。內容涉及人權問題的各個方面。從而使人權的國際保護成為現代國際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因此，人權又不是純屬國內管轄的事項，人權的發展和演變使人權具有國際性，人權受國際法的保護，人權原則也是國際法的重要原則，國際人權法也是國際法的重要組成部分，國家應當承擔其國際人權法的義務，這就是人權的國際性。
（一）人權的國際法屬性的特征。其主要表現為：世界上包括主要國家在內的大多數國家所締結或參加的有關人權問題的國際條約具有普遍約束力，構成造法性條約，所有國家都應遵守。如果一個國家的國內法規定違反了國際公認的國際法準則，或者一個國家的侵權行為直接影響到國際和平與安全，造成大規模侵犯人權的結果，從而違反國際人權保護法的有關規定，則應由有關國家承擔國際責任。一般說來，種族歧視、種族滅絕、大規模的侵略戰爭、奴隸制及類似的制度與習俗等，就屬于國際人權法所禁止的內容，它們已超出了國內法的規定而成為國際法的問題，無論是否符合一國國內法規定，都是對國際法的破壞，要受到國際社會的譴責和國際法的制裁。最近在新聞媒體上披露出來的美軍虐待伊拉克戰俘事件就是對人權的嚴重踐踏。
（二）人權的國際法屬性對各國制定法律約束。人權的國際法屬性要求有關國家在制定自己的國內法和國內政策時，要充分考慮到國際上已經被國際條約所規定并獲得普遍接受的人權原則，不得與之相抵觸。任何國家都有義務遵守業已被各國普遍接受的人權原則，若以國內法為借口拒不履行，則構成對國際法的破壞，任何國家或國際組織都有權進行干預，這種干預不屬于干涉內政的范疇。如1973年的《禁止并懲治種族隔離罪行國際公約》規定，種族歧視最嚴重的形式種族隔離是危害人類的罪行，對犯有種族隔離罪行的組織、機構或個人，公約締約國有義務禁止，并制止和懲辦犯有這種罪行的人。
四、人權保護的二重性
（一）人權的保護主體是國家。人權和人權保護任何時候均離不開國家。國家不僅直接制定國內人權法，國家還參與制定國際人權法，而且，國家還承擔著將國際人權法轉化為國內法的義務。首先，國內人權法是由國家直接制定并由國家保證其實施的，國內人權的實現，是國家立法和司法實踐的結果。其次，國際人權法同樣也是由國家集體參與制定，并通過國家之間的合作保證其得以實現，國際人權條約，是國家以協議的方式制定的，人權條約規定的國際人權和人權的國際保護是國家之間通過國際合作履行國際法義務的結果。再次，國際人權法規定的基本人權和自由必須經過國家將其轉化為國內立法，并保證在國內得以貫徹和實現。因此，沒有主權國家的參與，任何個人和集體或民族均不可能直接享受到國際人權的保護。
（二）人權及其人權的國際保護是各國自覺承擔國際義務的結果。它與國際法上的其它義務一樣，是主權國家以公認的國際法原則和國際條約作為行為規范的。國家之間簽訂的有關人權公約，是人權國際保護的法律依據；國家間相互承擔這些條約的義務，是實現人權國際保護的基本方式。
1、國家要保護人權，就不能沒有主權。人權的二重性原則，必須堅持人權的國內法屬性，才能更好地保護人權。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歐洲國家被德國法西斯占領，整個歐洲處于白色恐怖之中。德國法西斯大肆殺害和虐待無辜平民，人民的基本人權包括生命和健康根本得不到保障。在國家主權被侵犯的情形下，國家對人權的保護根本無法實現。“如果失去了國家主權、民族獨立和國家尊嚴，也就失去了人民民主，并且從根本上失去了人權。”(江澤民：《愛國主義和我國知識分子的使命》，《人民日報》1990年5月4日)這是對我國近代歷史經驗的科學總結。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由于失去了國家主權，“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牌子公然立在我國領土的公園門口，有何民族尊嚴和個人人權可言?
綜上所述，只有在堅持國家主權的前提下，國際人權才得以遵守和實施；也只有在堅持國家主權的前提下，國內人權也才能得以保障。因此，人權及其保護，本質上屬于國內管轄的范圍。一個國家對內沒有主權，對外不能獨立，就不可能對本國公民加以保護，本國的公民也不能真正地享有人權。
2、人權保護的法律主要是國內法。人權具有二重性，除國際條約規定的義務和人權領域國際習慣賦予的義務外，人權保護就主要是國內法的問題，只能由國家采取立法、司法和行政等措施加以保護才能實現。人權是相對的、具體的，任何權利在法律保護的同時，又必須受到法律的制約。由于社會制度、經濟發展水平、歷史傳統和文化背景不同，導致各國在人權觀念上存在分歧，考察一國的人權狀況，不能割斷該國的歷史，更不能脫離該國的國情。
3、不干涉內政原則是國家主權原則引伸出來的一項國際法基本原則。在國際人權保護領域堅持國家主權原則，必然要求堅持不干涉內政原則。1970年的《國際法原則宣言》明確規定：“任何國家或國家集團均無權以任何理由直接或間接干涉其他國家之內政或外交事務。”《聯合國憲章》第2條第7款也規定：“本憲章不得認為授權聯合國干涉在本質上屬于任何國家國內管轄之事件。”在人權國際保護方面，滅絕種族、種族歧視、種族隔離、販賣奴隸、暴力劫持人質、采取不人道手段大規模制造、驅趕和迫害難民等，是公認的應予禁止的國際犯罪，國家或國際組織采取措施予以制止，是符合公認的國際法原則的，不能認為是干涉他國內政。有關國家不得借口“內政”而排除人權的國際法屬性，逃避因嚴重侵害人權的罪行而必須承擔的國際責任。但是，除以上嚴重的人權犯罪之外，真正的人權保護還主要取決于國內因素和條件，取決于一國所制定的法律和所推行的政策。人權保護的主要方面屬于一國的內政，不允許任何外國以“保護人權”為借口干涉他國內政。西方某些國家推行“人權外交”，利用人權問題干涉別國內政，這實質上是強權政治的具體表現，既違反國際人權保護法的目的和宗旨，更不符合現代國際法的基本原則。
（三）人權的國際保護。
1、人權的國際保護應當按照《聯合國憲章》及國際法的有關規定進行。國家之間簽訂的有關人權的公約，是人權的國際保護的法律依據。
2、對侵犯人權的行為加以防止與懲治。人權的國際保護應當按照《聯合國憲章》及國際法的有關規定進行。國家之間簽訂的有關人權的公約，是人權國際保護的法律依據，每一個人權宣言或公約在確認各種權利與自由時，幾乎都有專門條款規定人權機構的設置，以及國際人權保護的實施制度。
（1）直接根據《聯合國憲章》設置的有人權委員會。主要負責進行專題研究、擬具建議和起草與人權有關的國際文書，調查關于侵犯人權的指控和處理與這種侵犯有關的來文，協助經社理事會協調聯合國系統內人權的活動。根據國際人權公約而設立的各種人權機構。此類機構主要是監督條約的實施。還有的是根據聯合國主要機構的決議或授權而成立的專職人權機構。
（2）國際人權保護的實施制度。多數條約都規定了報告和審查制度。規定各締約國將其履行條約情況向有關機構提交報告的義務，有關機構有權對各締約國提交的報告進行審查。處理締約國來文及和解制度。
3、應反對借口人權問題干涉別國內政。人權是相對的、具體的，要有效地保障和促進整個人類人權和基本自由的普遍實現，應該尊重不同政治、經濟、社會制度和不同歷史、宗教和文化背景的國家的特點，增進相互理解，求同存異，以正常的國際合作代替冷戰。堅決反對任何國家利用人權問題推行自己的價值觀念、意識形態、政治標準和發展模式，借口人權問題干涉別國內政。所謂“人道主義干涉”，是指當一國國內發生了大規模的侵犯人權的罪行時，該國的人權就高于其主權，甚至可以犧牲該國的主權，而允許國際組織或國家集團為了人道主義的目的對該國進行干涉。西方國家和學者所謂“人道主義干涉”及其理論的實質，“人道主義干涉”的理論觀點成了西方國家破壞他國主權和干涉別國內政的理論根據。所謂的“人道主義干涉”，貌似尊重人權，其實質是借人權否定國際法的基本原則，干涉他國內政。
我國從來都贊賞和支持聯合國普遍促進人權和基本自由的努力，一貫尊重并保護基本人權。我國的人權保護已經制度化、法制化，我國的人權立法從實際出發，以解決現實問題為中心，將所締結或參加的有關人權問題的條約轉化為國內法上個人能直接享受到的權利，并通過行政、司法等國家機關保證實施，使人權國際保護方面的內容能在我國國內最終得以實現。我國加強了對人權工作的監督、檢查，侵權行為要受到制裁和賠償，我國還在不斷普及人權知識，提高人權意識，使尊重人權、保護人權成為公民的自覺行動。同時，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和生產資料公有制能夠保證隨著經濟和文化的發展，公民的權利和自由將會日益擴大，人權狀況將會不斷改善。現階段生存權和發展權是我們的首要人權，沒有生存的權利還談何其他的權利，談何人權，而發展是為了能更好地生存。生存權是人的其他任何權利得以實現的前提。我們現在所提倡的生存權和以往任何社會的生存權完全不同，原因就在于我們現在講的生存權是指全體勞動人民生存的權利，而不是個別人或者某階層人的生存狀態。但是，如果我們從人類歷史發展的長河進行考察，可以說人權觀念似乎不是從生存權開始的。在歷史上，“統治階級”曾長期把我們同類中的某些人視為“會說話的牲口”，如古時奴隸制、封建農奴制等皆是如此。“統治階級”為了讓奴隸、農奴好好地干活，一般也重視他們的生存，但誰也不敢說他們因此就享有了人權。因為“統治階級”并不承認他們。只有當國家施行法律開始承認尊重他們時，才開始有了“人權”的觀念或概念。
長期以來，西方一些發達國家利用聯合國人權講壇作為進行冷戰的場所，將人權作為推行強權政治的手段，干涉基本上屬于他國國內管轄的事務。他們割裂人權概念，奉行雙重標準，片面強調某些人權，有意忽略某些重要的人權，在強調人權的國際保護時，主要偏重于基本上屬于各國國內管轄的某些個人人權，不顧不同國家的不同情況，把自己的價值觀念強加于人，而對目前亟待國際社會通力合作保護的基本人權，如民族自決權、生存權、發展權等，則有意回避，并多次袒護和縱容一些為國際社會一致譴責的嚴重侵犯人權的行為。
人權是一個歷史的過程，所有國家都毫無例外地處于這一過程之中。各國的人權狀況都不可避免地受到社會發展程度的制約，同時又都應隨著社會的發展和對人權認識的深化而不斷改善，因而每一個國家都有進一步提高人民享有人權程度的任務。某些國家在人權問題上美化自己，攻擊別人，不顧國際公約和各國的具體情況，只以自己的好惡作為人權標準。國際社會的這些不正常現象，不但違背了《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而且嚴重損害了人權領域中正常的國際合作，阻礙了全人類人權和基本自由的普遍實現。
參考文獻
端木正：《國際法》，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0年4月 第335—352頁
北京大學法學院人權研究中心：《21世紀法學系列教材參考資料/國際人權文件選編》，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6月
徐崇溫：“人權與主權”，《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199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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