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黃奕新 ]——(2005-9-7) / 已閱13998次
華利藤業有限公司訴中國人民保險公司漳市分公司
地震損失保險合同糾紛案析
黃奕新
一、案情
原告漳市華利藤業有限公司(下稱華利公司)。
被告中國人民保險公司漳市分公司(下稱保險公司)
案由：地震損失保險合同糾紛案
華利公司于1997年6月13日起連續2年向保險公司投保廠房等財產的綜合險及附加地震損失險、利潤損失險。1999年6月13日，華利公司又向保險公司繼續投保上述保險，并按約定交納全部保險費，保險公司也簽發了財產保險綜合險保險單。保險單上載明：由保險公司承保華利公司下列財產的綜合險：（1）廠房、機器設備，保險金額（下稱保額）90萬美元；（2）流動資產及樣品，保額25萬美元；（3）食堂廚房用品，保額30萬美元；（4）宿舍家俱生活用品，保額26萬美元，上述財產綜合險保額合計170萬美元，均以估價價值投保，保險費率（下稱費率）均為1.6%%，保險費（下稱保費）合計2720美元。此外，還有附加險：（1）地震損失險，以主險保額100%的價值投保，保額170萬美元，費率0.6%%，保費1020美元；（2）利潤損失險，以估價價值投保，保額48.31萬美元，費率2%%，保費966.20美元。以上各項主附險保費合計4706.20美元。保險責任期限自1996年6月14日零時起至2000年6月13日24時止。保險單特別約定，如果發生屬保險責任范圍內損失時，固定資產的損失以合法的工程質量監督機構評定，計算損失以保額為準等。保險單背面所印的“財產保險綜合險條款”第十條約定：固定資產的保險金額由被保險人按照帳面原值或原值加成數確定，也可按照當時重置價值或其他方式確定。固定資產的保險價值是出險時的重置價值。保險單未粘貼附加險條款，除在保險單正面載明上述有關以主險保額100%的價值投保，保額170萬美元，保險費率0.6%%，保險費1020美元等的內容外，也未對地震損失險約定其他任何專門的條款。
同年9年21日，臺灣地區發生里氏7.6級地震，波及大陸東南沿海，地震后，華利公司的廠房出現了樓板與墻體開裂、傾斜等現象。9月30日，華利公司向漳市地震局報告遭受破壞，當天地震局派員現場調查，發現廠房以舊裂縫(裂縫發黑)為主，在裂縫的兩端有新的小裂縫的痕跡，地震局并就此出具調查報告。該地震經漳市地震局測定為四度至四度強，個別場地條件較差的為五度，而華利公司廠房所在地的海龍市九湖鎮的烈度為四度。華利公司的廠房經海龍市建設工程質量監督站鑒定為危房。海龍市建設委員會批復給九湖鎮政府，要求拆除，消除隱患。
事后，華利公司多次要求保險公司支付保險金，保險公司以地震烈度未達六度不屬保險責任范圍為由拒賠。華利公司遂訴至法院，請求判令保險公司以廠房原評估重置價850元/ m2的90%的標準，賠償其廠房的財產損失3517906元，折合美元42萬元。
經查，華利公司廠房于1995年3月建成，海龍市建設工程質量監督站檢驗合格，華利公司持有房屋產權證。1999年6月13日投保時，該樓經保險公司審查承保，并未發現有傾斜、開裂等現象，也未提出任何整改要求。但保險公司主張華利公司廠房初建于1991年，施工中未實施質量監督，也未見有工程驗收，1994年由原來二層擴建為五層時(部分為六層)，未辦理施工許可證，系違章建筑，但未提供證據。訴訟中，保險公司向一審法院申請就地震與廠房傾斜、開裂之間的因果關系，進行鑒定，但不能按照中國地震局震害防御司要求提供鑒定所需資料，鑒定最后沒有進行。二審法院于2001年4月3日通知華利公司在10日內提供投保廠房有關基建檔案資料并預交鑒定費，以便對廠房損害的原因進行鑒定，但華利公司未提供和預交，鑒定最終也未進行。
《中國地震烈度表》(GB/T 17742－1999)表明，烈度為四度的地震對房屋震害現象為門窗作響，五度的為抹灰出現細微裂縫，六度的為墻體出現裂縫，七度的為局部開裂。
訴訟中，漳市天正資產委托評估有限公司接受一審法院委托，對華利公司的廠房進行鑒定，以重置價887.5元/ m2、、面積4619.77m2計算，評定該廠房重置全價為4100045元。
二、審判
海龍市法院一審認為，原告與被告訂立的財產保險合同，合法有效。在被告承保期限內，原告投保的廠房因地震影響致傾斜、開裂等后果，有關部門評定為危房，應予拆除重建，被告有責任有義務按合同約定理賠。因此，原告請求根據合同約定以保額為準賠償損失，合法有據，應予支持。原告以原評估重置價850元/ m2的90%的標準，計算廠房的財產損失3517906元，折合美元42萬元，低于評估重置價標準，可以采納。被告辯稱原告的廠房屬危房，其損失與地震無因果關系，未能舉證、不予采納，被告以“破壞性地震保險條款”為根據拒付賠償金，因該條款未在合同中載明，被告又未能提供證據證明有采取合理方式提請對方注意，故應按保單上載明的地震損失險認定，被告的拒付依據不足，不予支持。為此，海龍市法院于2001年1月18日判決：被告保險公司應償付原告華利公司保險賠償金42萬美元，限于判決生效后十日內付清(以下簡稱一審判決)。被告保險公司不服上訴。
漳市中級法院二審認為，合同履行期間，被上訴人華利公司主張投保的廠房因地震影響導致傾斜、開裂的損害后果，要求上訴人按約以地震損失險支付賠償金，因被上訴人未能舉證證明其廠房的傾斜、開裂與地震的發生有直接的因果關系，又未按該院的要求提供進行鑒定所需的投保廠房的有關資料和預交鑒定費。因此，被上訴人的主張依據不足，不予支持。原審認定被上訴人投保的廠房因地震影響致傾斜、開裂，該認定缺乏依據，應予糾正。上訴人提出的因被上訴人未能證明其廠房的損害與地震存在有直接的因果關系，上訴人不負賠償責任的上訴理由成立，予以采納。據此，二審法院于2001年8月2日判決：撤銷海龍市法院一審判決，駁回華利公司的訴訟請求（以下簡稱二審判決）。判決生效后，華利公司也不服，申請再審。漳市中級法院經審查，于2003年6月11日裁定再審。
漳市中級法院再審認為，原二審上訴人保險公司簽發給原審被上訴人華利公司的財產保險綜合險保險單載明：華利公司為其廠房等投保的財產附加險之一為“地震損失險”，華利公司并為此交納了保費1020美元。1999年9月21日，臺灣地區發生地震并波及海龍市后，華利公司投保的廠房出現了樓板與墻體開裂、傾斜等現象，經鑒定評定為危房，并經政府部門決定拆除重建。保險公司提出投保的廠房不是合法、合格的建筑物問題，經查，該問題屬行政機關處理的事務，而不是本案合同糾紛應解決的問題；且保險公司審查承保時，并未提出承保標的物有傾斜、開裂等質量問題，亦無提出整改要求；地震發生后，保險公司持漳市地震局的調查報告等證據，主張該廠房損壞并非地震所致。經查，廠房損壞并非地震所致而是其他何因造成的證明責任在保險公司，保險公司現有的證據不足。保險公司無充分的證據證明其可免責，也無證據證明華利公司的投保請求不屬于保險責任的范圍，因此應按照合同的約定履行理賠義務。據此，漳市中級法院于2003年12月29日再審判決：撤銷該院原二審判決，維持海龍市法院原一審判決（以下簡稱再審判決）。
保險公司仍不服，向當地省檢察院申請抗訴。省檢察院經審查，認為漳市中級法院再審判決認定事實的主要證據不足，適用法律確有錯誤，向省高級法院提出抗訴。省高級法院遂裁定提審，現尚在審理之中。
三、評析
本案雙方爭議和法庭審理的焦點都在保險標的廠房傾斜、開裂的原因的查明上。事實雖然清楚問題雖然集中，但歷經一審、二審、再審、提審，三級法院和省檢察院對此觀點不一，裁判迥異，足見這一問題在司法實踐中具有重要的意義。筆者嘗試著對此作一分析。
被告保險公司簽發給原告華利公司的財產保險綜合險保險單載明：原告華利公司為其廠房等投保的財產附加險之一為“地震損失險”，并約定以主險保額100%的價值投保，保額170萬美元，費率0.6%%，保費1020美元。這一約定，沒有違反法律和行政法規的禁止性規范，依法應當認定有效，華利公司并已為此交納了保費1020美元。至此，原告華利公司與被告保險公司之間的地震損失保險合同成立并生效。
被告援引“破壞性地震保險條款”進行抗辯，認為地震烈度未達六度不屬保險責任范圍。據筆者向保險業從業人員了解，雙方簽訂合同時，甚至迄今為止，經中國人民銀行批準開辦的有關地震的險種并無所謂“地震損失險”，僅有“附加破壞性地震保險”一種。而附加破壞性地震保險條款規定：保險責任為“直接因破壞性地震(由國家地震部門最終測定的里氏震級在4.7級及其以上且烈度達六度以上的地震)震動或地震引起的海嘯、火災、爆炸及滑坡所致保險財產的損失”。保險金額“按財產保險金額的一定比例確定，并在保險單上注明”。賠償處理“以投保附加地震險的比例計算賠償金額，其賠償金額不超過附加破壞性地震保險金額為限”。免賠率“5%－20%”。“被保險人要主動提供建筑物本身的抗震設防達標證明和建筑物的建筑結構及主要原材料工藝質量證明”。如果原告華利公司與被告保險公司訂立的該地震損失險即指破壞性地震險，被告保險公司的抗辯，自當成立。
但經查，本案保險單明確用詞是“地震損失險”而非“破壞性地震險”，且未粘貼該附加險條款(筆者竊以為，這可能是保險公司雇員疏忽所致)。保險單正面除載明上述有關以主險保額100%的價值投保，保額170萬美元，保險費率0.6%%，保險費1020美元等的內容外，未對地震損失險約定其他任何專門的條款。甚至，保險單下面的記載也與上述破壞性地震保險條款，也不同，一是未約定免賠率（附加地震險必須約定免賠率），二是約定的保費費率超出該條款規定的幅度范圍。（如果適用該條款規定，本案附加地震險保險費率應當為0.32%%－0.48%%，而本案約定卻是為0.5%%）被告保險公司又未能提供證據證明有采取其他合理方式將破壞性地震保險條款送達原告華利公司。按照保險合同疑義解釋原則，被告保險公司自身的疏忽導致合同約定不明所致的不利后果，應當由保險公司自身承受，這也有利于促使保險人加強自身的管理。故本案應按保單上載明的地震損失險認定，不適用破壞性地震保險條款，被告保險公司抗辯不成立。
合同生效后，1999年9月21日，臺灣地區發生地震并波及海龍市后，華利公司投保的廠房出現了樓板與墻體開裂、傾斜等現象，經鑒定評定為危房，并經政府部門決定拆除重建。至此，保險合同約定的損害結果和承保危險（地震），均已出現。但保險公司提出保險標的廠房自身存在缺陷（準確地講，應是指抗震方面的缺陷，以下簡稱自身缺陷）問題。如何看待這一問題呢？漳市中級法院再審中認為，“該問題屬行政機關處理的事務，而不是本案合同糾紛應解決的問題”。其大概是認為，這一問題是屬于建筑行政法上違法建筑應否承擔行政責任的問題。但筆者認為，合同關系雖然獨立于行政關系，合同責任雖然獨立于行政責任，但在本案中，如果保險標的廠房存在自身缺陷，進而成立保險事故的原因危險，則可能影響到保險責任的承擔，故再審判決的這一認識，有失偏頗。
為便于討論，先假定本案保險標的廠房確實存在自身缺陷，那么地震和自身缺陷均構成本案保險事故的原因危險，孰屬近因呢？所謂近因，這是保險法上最重要的概念之一，簡言之，即指造成承保損失起決定性、有效性的原因。而相應地，近因原則即指保險人承擔賠償責任的范圍應限于以承保風險為近因造成的損失。在認定多個原因孰為近因時，首先是涉及到多個原因之間的內在邏輯關系，通說認為可分為“多因連續發生”、“多因間斷發生”、“多因并存發生”三種情形。在此基礎上，近因原則的適用，還涉及到如何認定原因危險與損害結果之間、多個原因危險之間的因果關系的復雜問題。對此，讀者可參閱拙文《論保險法上的近因原則》，此不贅述。
對此，我們應用近因原則分析本案。地震屬于純正的不可抗自然力，廠房即使自身存在再大的缺陷，也不可能會引起地震，換言之，缺陷與地震之間本身不存在繼起的因果關系，那么，我們首先排除了“多因連續發生”這種情形。本案地震經漳市地震局測定為四度至四度強，個別場地條件較差的為五度，而保險標的廠房所在地的海龍市九湖鎮的烈度為四度。《中國地震烈度表》(GB/T 17742－1999)表明，烈度為四度的地震對房屋震害現象為門窗作響，五度的為抹灰出現細微裂縫，六度的為墻體出現裂縫，七度的為局部開裂。可見，在一般情況下，本案地震是不可能單獨造成本案損害結果的。9月30日，原告華利公司向漳市地震局報告遭受破壞，當天地震局派員現場調查，發現廠房以舊裂縫(裂縫發黑)為主，在裂縫的兩端有新的小裂縫的痕跡，地震局并就此出具調查報告，這進一步印證了地震不是造成廠房損害結果的單獨原因。換言之，作為后因的地震，雖然介入了作為前因的缺陷，但其并沒有打斷前因缺陷與損害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并沒有獨立地對損害結果起到決定性的作用。因此，我們又進一步排除了“多因間斷發生”這種情形。可見，假定本案保險標的廠房確實存在自身缺陷，那么廠房自身缺陷與地震一起構成的廠房傾斜、開裂損害結果的原因危險，在造成損失的整個過程中，兩個原因同時存在，相互之間沒有前后繼起關系，各自也均無法獨立導致損害結果，正屬于“同時發生”多因情形。故廠房缺陷危險與地震危險均是本案保險事故的近因。
由于本案廠房自身缺陷是地震險非承保危險，接下來，應當對廠房自身缺陷和地震各自所造成的損失，進行鑒定評估，如果可以區分，則被告保險公司只負責由地震所造成的損失部分。如不可分，還要考查該自身缺陷是屬保險單未提及的危險還是屬明確除外危險。應當指出，地震險條款，如經保險監管部門批準發布的“破壞性地震保險條款”，通常只是從正面規定保險責任，即“直接”因地震震動或地震引起的海嘯、火災、爆炸及滑坡所致保險財產的損失。這樣的表述，能否推出本案廠房自身缺陷是保險單未提及的危險還是明確除外危險呢？恐怕還是存在爭議。故筆者認為，本案最好由原被告雙方協商確定責任分配比例，如不能達成協議，則由法院結合廠房自身缺陷作用力的大小，原告華利公司承擔和分散風險的能力，以及華利公司在訂立和履行合同中的誠信程度等，基于公平正義觀念和政策進行分析，最后確定保險公司應當承擔的合理責任份額。
（作者單位：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
注：本文人名、地名、文書字號稍作技術處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