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劉長秋 ]——(2005-7-11) / 已閱30438次
淺論我國精神損害賠償制度的立法缺陷及其矯治
劉長秋
（上海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上海 200020）
摘 要：作為民事侵權行為法中的一項基本制度，精神損害賠償制度也應是刑事以及行政侵權行為法中的一個重要內容。但我國現行立法在精神損害賠償制度方面卻存在著不少缺陷。隨著當前經濟發展所必然帶來的人們物質生活的極大滿足以及對精神需求的相應提高，現行立法中的精神損害賠償制度已表現出了極度的不適應性。本文分析了我國精神損害賠償制度的現行民事、刑事和行政立法缺陷，并就其完善提出了相應的對策建議。
關鍵詞：我國；精神損害賠償；立法缺陷；矯治
中圖分類號：D9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精神損害是因侵權行為而給被侵權人所造成的精神上的痛苦以及精神利益方面的損失，它對人們的身心健康有著相當的負面影響。為此，各國一般都確立了精神損害賠償制度，希望能夠以金錢這種方式來對被侵權人受傷的精神加以慰藉。精神損害賠償制度是民法中的一項重要制度，更是侵權行為法中的一項基本制度。在各國民法普遍確立了本國精神損害賠償制度的情況下，我國《民法通則》第120條也對侵犯他人名譽權造成的精神損害賠償問題做出了規定，該條規定初步表明了我國立法對精神損害問題的重視。然而，隨著社會的發展，現行《民法通則》的上述規定無疑已難以適應現實的需要。在民事規制之外，我國《刑法》也對精神損害問題有相當的涉及，如：專門規定了以造成他人精神傷害為構成要件的侮辱罪與誹謗罪，將附帶侵害他人精神活動的搶劫罪、強奸罪、綁架罪等犯罪作為重罪加以懲處等等。這些都進一步表明了我國立法對精神損害問題的重視。而另一方面，我國《刑法》與《刑事訴訟法》卻又僅將刑事損害賠償的范圍限制在物質損失（經濟損失）方面，這無疑是我國刑事立法本身的一個沖突。此外，就目前來說，在國家賠償制度在其他國家已經逐步被拓展到精神損害賠償領域的情況下，我國精神損害的行政賠償問題卻幾乎還沒有被立法所涉及。這顯然又是我國立法的一個重大缺陷。在上述前提背景下，探討我國精神損害賠償制度方面的立法沖突，以期推動我國精神損害賠償制度的完善，便成為本文的主旨。
一、精神損害與我國精神損害賠償制度的民事立法缺陷
（一）精神損害及其民法救濟
民法上的精神損害就是因行為人侵犯他人的人格尊嚴或者因其他違法行為致使他人心理和感情遭受創傷和痛苦，無法正常進行日常活動的非財產損害。[1] 它是民事主體在其健康權、身體權、自由權、姓名權、肖像權、名譽權、榮譽權以及隱私權等人身權受到侵害或者其近親屬生命權等權益受到侵害時，給民事主體的情緒、感情、思維等心理方面造成障礙，使其產生憤怒、焦躁、恐懼、沮喪、絕望、憂郁等不良后果。從生理學上來說，人的精神包括思想、情緒、性格、愛好、脾氣以及對外界事物刺激的反映等等，是一系列的心理活動。它反映了一個人的情感和志向，同時也影響著每個人的身心健康。俄國偉大的生理學家巴浦洛夫曾說過：“愉快可以使你對生命的每一跳動，生活的每一印象易于感受，不論軀體和精神上的愉快都是如此，可以使身體發展、身體健康。”著名長壽學者胡夫蘭德在《人生延壽法》中還強調指出：“一切對人不利的影響中，最能使人短命夭亡的要算是不好的情緒和惡劣的心境。”[2] 這些都充分說明了精神因素對人體健康的重要性。
鑒于此，各國立法者對于因行為人侵權行為導致他人出現的精神損害都給予了相當地重視，并紛紛通過本國民事立法對精神損害賠償問題做了規定。如《德國民法典》第823條規定：“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的生命、身體、健康、自由、所有權或其他權利者，對被害人負損害賠償的義務。” 該法第847條規定：“1.不法侵害他人的身體或健康，或侵奪他人自由者，被害人所受侵害雖非財產上的損失，亦得因受損害，請求賠償相當的金額。……”；《瑞士民法典》第55條也規定：“由他人之侵權行為，于人格關系上受到嚴重損害者，縱無財產損害之證明，裁判官亦得判定相當金額之賠償。”除此之外的其他各國，如美國、法國、日本等國的民事立法中也都有關于精神損害賠償的規定。這說明，在當代各國的民事立法中，精神損害問題已經受到了普遍的重視，許多國家也都確立了本國精神損害的民事救濟制度。
（二）我國精神損害民事賠償制度的缺欠
在我國，長期以來，精神損害也一直是個引人注目的焦點問題。精神損害是導致精神損害賠償的法律后果，即在民事主體的人身權受到侵害并產生精神損害時侵害人應當承擔的賠償這種損害的民事責任。我國法學界過去承襲前蘇聯的民法理論不主張精神損害賠償，認為用金錢賠償精神損失，是人格的商品化，實際上是降低了人的人格，有悖于社會主義道德準則。而且，精神損害不能金錢來估算，不能有一個確定的賠償標準，所以難以付諸實踐。[3] 為此，我國《民法通則》第120條用一種極其不明顯的表述有限度、有分寸地規定了一種補償性的精神損害賠償制度。該條規定：“公民的姓名權、肖像權、名譽權、榮譽權受到侵害的，有權要求停止侵害、恢復名譽、消除影響、賠禮道歉，并可以要求賠償損失。法人的名稱權、名譽權、榮譽權受到侵害的，適用前款規定。”通常認為，《民法通則》的該條規定是我國民法確立精神損害賠償制度的標志。盡管該規定比較模糊，且容易引發學理界的爭論，但自《民法通則》生效以來的長久實踐無疑已經表明，該規定所確立的這種有限度、有分寸的精神損害賠償制度在解決我國涉精神損害賠償案以及保護人們的精神健康等方面還是起到了明顯作用的。 在該規定的指引下，我國司法實踐中遇到的一些精神損害賠償得到了比較穩妥的解決。例如，1988年河北省石家莊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的、被稱為我國建國以來第一起給予精神損害賠償案件的王應發訴作家劉真、《女子文學》、《文論月刊》等被告案以及1992年李谷一訴河南省南陽市《聲屏晚報》及該報記者湯生午案等幾起著名的精神損害賠償案，便都是在這一時期審理的，《民法通則》的上述規定無疑為這些案件的審理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依據。在《民法通則》的上述規定之外，為了進一步明確精神損害賠償問題，最高人民法院1993年8月7日發布的《關于審理名譽權案件若干問題的解答》第10條又明確規定：“公民、法人因名譽權受到侵害要求賠償的，侵權人應賠償侵權行為造成的經濟損失；公民并提出精神損害要求的，人民法院可根據侵害人的過錯程度，侵權行為的具體情節，給受害人造成的后果等情況酌定。”該《解釋》成為我國民事司法解釋的一大突破。此后，凡是有關名譽侵權的糾紛，只要提起訴訟，無一不帶有精神撫慰金或精神損失費的。
然而，另一方面我們也須看到，與某些發達國家如美國、德國、日本等相比，我國《民法通則》（包括1993年的上述《解釋》）所確立的上述精神損害賠償制度無疑還是存在重大欠缺的。因為這種精神損害賠償制度主要側重于對被侵權人所遭受的損失進行補償，而不具有懲罰性，與單純懲罰性或兼具補償性和懲罰性的精神賠償制度相比，這種精神損害賠償制度顯然難以達到充分保護受害人的目的，甚至在某些時候連最起碼的、給予被侵權人一個滿意說法的效果都達不到。不僅如此，這種賠償制度顯然也難以起到預防糾紛和減少損害以維持良好社會秩序的作用，而“法律規范秩序的目的不在于僅僅將其作為解決糾紛、補償損失的工具，而是最大限度地減少糾紛和損害的發生……”[4] 糾紛和損害防范功能弱化的法律或不具有防范功能的法律，顯然都不是好的法律。
在當今私權保護已經成為現代法治社會一個顯著標志和基本要求的情勢下，懲罰性賠償已經獲得了其他國家的普遍適用。美國就是較為重視并已在其立法中明確確立精神損害的懲罰性賠償制度的國家之一。正如美國學者所指出的，（在美國）因侵權行為而支付的損害賠償金額的47%，均為包含有懲罰性因素在內的精神損害賠償。[5] 從這一角度來看，我國《民法通則》（包括1993年的上述《解釋》）所確立的補償性損害賠償制度是較顯落后的。隨著社會發展所帶來的人們對精神生活要求的日漸提高以及日常生活中所發生的大量侵權行為所導致的精神傷害糾紛的日益增多，完善我國的精神損害賠償制度已經成為我國民事立法的一個基本要求。為此，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在2001年2月26日第1161次會議上通過了《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原則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對我國精神損害賠償的諸方面問題再次做了具體的解釋。該解釋部分吸納了現代懲罰性賠償制度的理念，在相當程度上擺脫了我國傳統民法理論的束縛，拓展了我國精神損害賠償的范圍和領域，“是近年來最有意義的一個關于民法方面的司法解釋”，[6] 也是我國民法領域的又一個重大突破。不過，令人遺憾的是，該《解釋》盡管有諸多突破，但卻依舊存在以下兩個方面的不足：
首先，該《解釋》明確、斷然地否定了法人的精神損害賠償請求權。《解釋》第5條規定：“法人或其他組織以人格權利遭受侵害為由，向人民法院起訴請求賠償精神損害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這說明，我國《民法通則》是不承認法人具有精神損害賠償請求權的，第120條第2款規定的“法人的名稱權、名譽權、榮譽權受到侵害的，適用前款規定”中，法人的賠償請求權只限于物質方面的損害而不包括精神損害。筆者以為，這一解釋的合理性是有待商榷的。這是因為，精神損害是對民事主體精神活動的損害，而“法律上的精神活動，是法律上的財產流轉活動相對應的活動，包括生理上或心理上的活動和維護精神利益的活動。”所以，在法律上，“精神損害的最終表現形式，就是精神痛苦和精神利益的喪失或減損。”法人作為沒有生命的社會組織，由于不具有生理和心理上的精神活動，因而便談不上所謂的“精神痛苦”，但法人顯然應具有精神利益的喪失。“精神利益包括人格利益和身份利益，是民事主體人格的基本利益所在。否認法人有精神損害，就等于否認法人的人格，其結果，必然使法人本身失去了存在的依據。”[7] 可見，對法人精神損害的否認是《解釋》的一個重大缺漏。
其次，精神損害賠償以客觀上造成嚴重后果為要件。《解釋》第8條規定：“因侵權致人精神損害，但未造成嚴重后果，受害人請求賠償精神損害的，一般不予支持，……”。這表明，在我國，精神損害賠償是以客觀上造成嚴重后果為要件的。假如侵權行為人沒有在客觀上造成所謂的“嚴重后果”，則即使其實施了侵權行為，也不要求其對受害人的精神損害承擔賠償責任。這一解釋的合理性也是值得推敲的。例如，在不傷及他人健康的情況下強行抽取他人血液進行販賣的行為，或者在不傷害他人身體健康的情況下強制或者偷偷摘取他人身體器官用于器官移植的行為等，顯然沒有在客觀上造成嚴重后果，但如因此而否認被害人的精神損害賠償請求權，則對被害人而言，明顯是有失公平的。
以上兩點表明，該《解釋》所做的突破，依舊是比較有限和保守的突破。當前，隨著社會進步所必然帶來的人們物質生活的日益豐富和因此相伴而來的人們對精神健康要求的越發重視和提高，這種立法規定的欠缺已經越發明顯和暴露，進一步擴大我國精神損害賠償的范圍，已經成為我國正在討論制定的未來《民法典》的一項重要工作。
二、我國精神損害賠償制度的刑事立法缺陷
精神損害是侵權行為的一個結果，由于侵權行為本身就包含著犯罪這種最為嚴重的侵權行為，所以，對于人們的精神健康，不僅需要從民法上加以保護，也需要從刑法上加以保護。為此，我國刑法也對人們精神健康權的保護問題作出了規定。但與我國民法規定不同的是，刑法在規制精神損害、保護人們的精神權益時卻表現出了明顯的價值沖突。具體來說，刑法一方面在明確肯定和保護人們精神權益的同時，又從另外一些方面表現出了否定人們精神權益的立法傾向。具體來說，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我國《刑法》對精神損害的規制及其欠缺
《刑法》對精神損害的規制主要是通過其對一系列涉精神傷害犯罪的規定來加以體現的。從其規制這些犯罪所體現出的理念來看，《刑法》在精神損害方面似乎首先傾向于與我國民法的規定保持一致，亦即承認精神損害對人們身心健康的不良影響，防范侵害他人精神權益的行為發生，并對已發生的侵害他人精神權益的行為加以打擊和懲罰。正因為如此，該法在規制侵犯人們精神利益并造成人們精神損害的犯罪行為方面，表現出了較為嚴苛的特點。例如，強奸罪是一種法定刑相對較重的犯罪，而之所以如此，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這種犯罪對作為被害人的被強奸婦女造成了巨大的、甚至是難以彌補的精神創傷。這一點，實際上在《刑法》對奸淫幼女罪的規定方面表現得更為明顯，正因為如此，《刑法》對奸淫幼女罪的處罰也才顯得更為嚴厲。這似乎已經不難說明，《刑法》對公民精神權益的保護是非常重視的，其對侵犯公民精神權益，損害公民精神健康的行為的懲處也是極為嚴厲的。而《刑法》在這一點上似乎還沒有裹足不前，為了進一步突出其對精神損害規制的重視，它還專門將侵犯他人人格和名譽、造成他人精神損害的侮辱罪和誹謗罪作為兩種單獨的罪名來加以規定。 這無疑更加宣示了其對公民精神利益的承認、重視和維護。除此之外，《刑法》對強制猥褻、侮辱婦女罪、猥褻兒童罪的規定，以及對出版歧視、侮辱少數民族作品罪、侵犯通信自由罪、盜竊、侮辱尸體罪、搶劫罪、綁架罪等若干涉及人們精神權益的犯罪的規定也都無不體現了該法對人們精神權益保護的重視。
然而，另一方面，讓人費解的是，《刑法》第36條第1款卻又同時規定：“由于犯罪行為而使被害人遭受經濟損失的，對犯罪分子除依法給予刑事處罰外，并應根據情況判處賠償經濟損失。”很顯然，《刑法》的這一規定是將對人們精神利益的損害賠償明確地排除在刑事侵權損害賠償之外。這樣一來，就不能不使我們對《刑法》在對待精神損害規制方面所體現出來的價值觀的確定性表示質疑，因為在《刑法》是否真的重視保護人們的精神利益方面，我們的確難以得出一個確定性的結論：假如我們根據《刑法》對強奸罪、侮辱罪、誹謗罪等各類涉及精神傷害的犯罪的規定而推論出其重視保護人們的精神利益，則該法第36條第1款的規定便難以解釋；而若非此，我們似乎又很難解釋《刑法》在規定強奸罪、搶劫罪等涉精神傷害犯罪時，對其懲處相對于那些非精神權益傷害犯罪較高的立法動因，也難以合理解釋《刑法》專門將侵犯他人人格和名譽、造成他人精神損害的侮辱罪和誹謗罪作為兩種單獨的罪名來加以規定的目的所在。可見，在對人們精神利益的保護方面，《刑法》陷入了一個無法自圓其說的悖論之中。
（二）我國《刑事訴訟法》對精神損害的規制及其欠缺
我國《刑事訴訟法》對精神損害的規制是通過該法第77條對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規定體現出來的。所謂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就是司法機關在追究被告人刑事責任的同時，附帶解決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為而遭受經濟損失的賠償問題。[8] 附帶民事訴訟就其所要解決的問題的性質來說，是民事賠償的問題，因此，它與民事訴訟中的損害賠償一樣，都具有民事訴訟的性質；但由于該種民事損害賠償是由犯罪行為引起的，因而它是一種特殊的民事訴訟。或許正是基于對附帶民事訴訟與單純民事訴訟之間這種差異的考慮，《刑事訴訟法》在具體規定該種訴訟時，對其作了不同于一般民事訴訟的規定，根據該法第77條第1款：“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為而遭受物質損失的，在刑事訴訟過程中，有權提起附帶民事訴訟。”就是說，被害人僅有權對因被告人的犯罪行為所造成的物質損失提起附帶民事訴訟，對于因犯罪行為所造成的精神損害則不在我國《刑事訴訟法》所規定的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賠償范圍之列；說得更明確一點，《刑事訴訟法》只保護刑事被害人的財產權益而不保護其精神權益。顯然，與刑法分則強化打擊涉精神損害的犯罪以保護人們的精神健康相比，《刑事訴訟法》對刑事被害人精神權益的保護表現出了很大的漠視。 這進一步反映了我國刑事立法在精神損害規制方面所存在的價值沖突。另一方面，這也反映了我國刑事立法與民事立法之間關系上的不協調。因為在法理上，刑事侵權（即犯罪）也是侵權行為的一個方面，在民法規定侵權行為所造成的精神損害應承擔民事賠償責任的情況下，對于犯罪這種嚴重侵權行為所給他人造成的精神損害，顯然更應當承擔民事賠償責任。而《刑事訴訟法》的上述規定則無疑全面拒絕了《民法通則》第120條之規定在刑事侵權方面的適用，將精神損害（無論是法人的精神損害抑或是自然人的精神損害）賠償一概據之門外。這顯然是我國民法與刑法在精神損害規制問題上的一個矛盾，是民、刑立法欠協調的一個細微顯現。
由上可見，我國《刑事訴訟法》中附帶民事訴訟制度所確立的精神損害賠償制度不僅是不科學的，且是不合理的，它是我國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制度內在沖突的一個重要方面。 在我國刑事訴訟法修改過程中，有不少學者建議，將精神損失明確規定為附帶民事訴訟的賠償范圍，但立法機關未予采納。相反觀點認為，被害人的精神損害可通過對犯罪人的刑罰處罰而獲得心理補償，故無須對精神損害再予經濟賠償。[9] 這種觀點盡管不乏可取性，但卻似乎并沒有充分考慮到我國民、刑立法之間關系的協調。而從法理上來說，立法之間關系的不協調將會侵蝕法律所本應有的實效，并進而影響法律的權威。我國《刑事訴訟法》在將精神損害賠償排除于附帶民事訴訟之后所導致的立法之間關系的欠協調，無疑在相當程度上弱化了該法的實效，并進而削弱了該法以及我國《民法通則》與《刑法》的應然權威。
三、我國精神損害賠償制度的行政立法缺陷
國家侵權行為引發的精神損害賠償問題是精神損害賠償制度的一個重要方面。在當代，隨著國家公權力頻繁運作所導致的國家侵權行為的日漸增多，國家賠償問題已經成為現代行政法的一個重頭戲。為此，我國《民法通則》第121條規定，“國家機關或者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在執行職務中，侵犯公民、法人的合法權益造成損害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對此，最高人民法院的相關司法解釋是，“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在執行職務中，給公民、法人的合法權益造成損害的，國家機關應當承擔民事責任”； 而1990年10月1日生效的《行政訴訟法》以及其司法解釋也對國家賠償的問題做出了規定；最后，我國還于1994年專門制定了《國家賠償法》，對有關國家侵權行為所導致的賠償問題進行了較為細致的規定。上述立法關于國家侵權行為所導致的賠償問題的規定為我國國家賠償制度的建立和日后完善奠定了良好的基礎。然而，令人深感遺憾的是，上述立法所規定的國家賠償卻僅僅是指物質意義上的損害賠償，而不包括精神方面的損害賠償。筆者以為，這是我國現行行政立法在國家賠償制度方面的一個重大疏漏。理由是：就國家侵權行為的后果來說，國家侵權行為一方面固然會給主體的財產帶來一定的損失，但“事實上，國家侵權行為對主體人身權侵害的直接后果，最為主要的應是精神損害的造成和精神損失的產生，而不是財產損害和財產損失。”[10] 一般而言，國家侵權行為主要有兩種表現形式，一是對主體進行了錯誤的拘禁，二是對主體行為做出了錯誤的決定。就前者而言，由于它直接侵害了主體的自由權和健康權，限制了主體的人身自由，使主體心靈受到不應有的打擊，從而造成其健康狀況的惡化，并產生心理上的一系列不良反應，因而會給主體帶來精神痛苦和精神損失。就后者來說，由于它直接侵害了主體的名譽權，會影響輿論對主體的認識和評價，并會因此而使主體失去許多本應有的機會，因而其給主體帶來的精神損失更是不言而喻的。 由此可見，精神損害賠償在國家賠償制度之中的意義并不遜于物質損害賠償甚至還可以說要遠遠大于物質損害賠償；我國行政立法將精神損害賠償排除于國家賠償制度之外是一個明顯的立法失誤，它明示了我國國家賠償制度的缺陷與不足。正是因為如此，司法實務界在處理類似前一段時間為各大媒體所熱炒的“處女嫖娼案”等各種因國家侵權行為而導致的精神損害賠償案件時，往往都會陷入了極度尷尬的境地。一方面，鑒于國家侵權行為給受害人造成的精神損害的嚴重性，司法機關普遍表示了同情；而另一方面，司法者的職責以及法治的要求又使其最終不得不否定受害人提出的、盡管合理但其時卻又尚不合法的精神損害賠償要求。這已經引發了人們對我國行政立法良善性的質疑，并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我國行政立法的應然權威。
需要指出的是，我國傳統行政立法之所以不承認乃至明確否認精神損害的國家賠償，是有其特殊的經濟原因及歷史原因的。例如，精神損害賠償的數額往往較大，需要由各級政府從財政中列支，而《國家賠償法》頒布前后的一段時間內，我國經濟上還比較落后，將精神損害賠償也作為國家賠償的一個內容將明顯不利于我國經濟的發展等等。但現在，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逐步深入以及我國經濟的持續、健康與穩步發展，國家已經具備足夠的能力對行政相對人的經濟及精神損失進行賠償；再加之人們法律意識的日漸提高以及國家機關侵權行為的大量涌現與其危害的日益暴露，傳統行政立法中上述做法的弊端與危害已經越發明顯和突出，將精神損害賠償也作為我國國家賠償制度的一個內容已經成為現代法治的一個基本要求。
四、我國精神損害賠償制度的立法完善
以上論證使我們不難發現，當前，無論是我國精神損害賠償的民事法律制度，還是我國精神損害賠償的刑事法律制度，抑或是我國精神損害賠償的行政法律制度，都存在著非常嚴重的立法欠缺。隨著社會發展所帶來的人們對立法要求的日漸提高，完善我國現行的精神損害賠償制度已經成為現代法治社會人們的一個普遍呼聲。為此，筆者將對我國精神損害賠償制度的立法完善提出幾點建議，以期為我國的法制建設略盡微力。
針對上述我國精神損害賠償制度的立法缺陷，筆者以為，要完善我國的精神損害賠償制度，需要做好以下三個方面具體工作：
首先，民事立法方面，應考慮以下兩種矯治策略
其一，要在我國現行的補償性損害賠償制度的基礎之上，建立一種補償性賠償與懲罰性賠償結合并用的賠償制度。與單純的補償性賠償相比，懲罰性賠償具有很強的預防作用。英美侵權行為法理論認為，懲罰性賠償能夠削弱侵權行為人的經濟基礎，防止他們重新作惡，以及防止社會上其他人模仿侵權行為人的行為。從法律經濟學的角度來看，法律行為始終是成本與效益之間的搏弈，當作出某種行為所需的成本大于其所預期的收益時，這種行為就將受到抑制。而懲罰性賠償無疑是一種很高的成本，若當事人意識到此點，必將有所顧忌，有所收斂，從而使法律權威，以及秩序和安全得到了有力的維護。[4] 當前，我國在精神損害的民事賠償方面，依舊遵循著傳統且單一的補償性賠償原則，懲罰性賠償的做法雖為理論工作者所倡導，且其意義也在相當程度上為立法者所認識，但卻迄今仍未為我國立法所明確認可和接受。筆者以為，在精神損害的民事賠償方面，無論是補償性賠償還是懲罰性賠償，都各有其合理之處，從功能上來說，二者是相互補充的。單采其中之一的做法只是在某一社會發展階段上、基于特定的歷史文化或經濟背景而采取的權益之計，從長遠角度而言，都是不可取的；兼采二者之所長，建立一種補償性賠償與懲罰性賠償結合并用的賠償制度，才是治本之道。為此，在我國現行補償性賠償制度的基礎之上，揉入現代懲罰性賠償制度的內容與理念，使這兩種賠償制度相輔相濟，應當是完善我國精神損害民事賠償制度的一項先期工作。
其二，要承認法人的精神利益和精神損害，明確承認法人的精神損害賠償請求權。如前所述，精神損害的最終表現形式是精神痛苦和精神利益的減損或喪失。盡管法人沒有生命，不存在生理上、心理上的痛苦，但對法人名譽權的侵害卻會導致法人精神利益的減損，并進而導致其財產方面的損失。例如，某法人采用誹謗手段侵害另一法人的名譽所導致的客戶大批退貨，就顯然是一種精神利益中的財產損失。而對于法人的這類損失，假如法律不予保護，則不但不利于維護法人的合法權益，有失社會公平，且不利于企業法人的健康發展，有礙社會經濟秩序的穩定。所以，筆者認為，對于法人的精神利益，我國立法也應當明確加以認可，對于法人的精神損失，立法也應當加以保護。這是完善我國精神損害民事賠償制度的另一項重要內容。
其次，刑法方面，應修改現行《刑法》第36條及現行《刑事訴訟法》第77條的規定
具體言之，要修改《刑法》第36條第1款的規定，使之與《刑法》分則規定的涉精神傷害犯罪所體現出來的價值取向相一致。在這一方面，意大利刑法典的規定很值得我國借鑒。意大利刑法典第185條規定，“根據民法，任何犯罪將導致賠償之債。如果犯罪引起了物質的或非物質的損害，不法行為者應根據民法的規定由對其行為負責的人予以損害賠償。”筆者以為，這樣規定的好處在于：（一）將精神損害賠償也納入刑法的規制范圍之內，可以從刑事與民事兩個方面對犯罪人加以懲罰，做到雙管齊下、雙面預打擊和防犯罪；（二）“應根據民法的規定由對其行為負責的人予以損害賠償”，將公務犯罪中所涉及到的國家機關、國有企事業單位、人民團體等主體和未成年人犯罪中的未成年人的監護人以及教唆犯罪中的教唆犯等等也作為對犯罪人不法行為負有物質損害和精神損害賠償責任的主體，從而擴大了精神損害賠償責任主體的范圍，使被害人的精神損害賠償更能夠獲得保障，不致因犯罪人本人財產狀況的限制而導致索賠不能。筆者以為，我國應當借鑒意大利刑法典的上述規定，將我國《刑法》第36條第1款規定的“由于犯罪行為而使被害人遭受經濟損失的，對犯罪分子除依法給予刑事處罰外，并應根據情況判處賠償經濟損失”修改為“由于犯罪行為而致被害人遭受物質或精神損失的，對犯罪分子除依法給予刑事處罰外，并應根據情況判處賠償有關損失”。
另一方面，要修改我國現行的《刑事訴訟法》，將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范圍擴大到精神損害賠償方面。從法理上來說，立法之間關系的協調是一國法律體系完善的需要和保障，也是有效保障法律發揮其應有效力的關鍵所在。我國《刑事訴訟法》關于附帶民事訴訟中排除精神損害賠償的規定，不僅使得該法與我國《刑法》在對待人們精神權益保護方面的價值取向相違背，且與我國民法的規定相矛盾。這一點，已經成為我國民、刑立法在精神損害賠償制度方面的一個顯性沖突。當前，就其他國家或地區的相關立法規定來看，大多數國家或地區都傾向于“民刑同歸”，即刑事訴訟法的規定要與民法的規定相一致。例如，我國臺灣地區刑事訴訟法對受害人請求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賠償的范圍規定并不僅僅限于物質損失，而是規定附帶民事訴訟的請求范圍依民法的規定。而依民法的規定，則包括物質損失和精神損失兩方面。不法侵害他人的身體、健康、名譽或自由的，被害人雖非物質上的損害，也可以請求相當的金額。澳門刑事訴訟法對附帶民事訴訟的范圍也未作限制；既為民事損害賠償請求，則其范圍也依民法規定而確定。[9] 這樣一來，就比較有效地防止了立法之間的沖突，維護了法律的應有權威，保障了法律的實效。因此，我國也應當適時地修改《刑事訴訟法》，將精神損害賠償也納入我國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范圍之中。這是完善我國精神損害刑事賠償制度并進而完善我國部門立法的一個重要要求。
最后，在行政立法方面，應考慮將國家機關也納入精神損害賠償的主體范圍之內
“在現代法治社會中，立法的完善從來都是一個國家文明程度的首要標志。這就要求立法要具有良好的內容，能夠成為良法而為人們所遵照和執行。但同時也需要各個部門法之間保持默契的配合與協調，在基本價值趨向和內容方面求得一致，否則，即便是良法，也很難為人們認同為完善的立法。”[11] 具體到精神損害賠償方面，精神損害賠償不僅包括民事賠償與刑事賠償，還應包括行政賠償，亦即國家賠償。在精神損害的國家賠償方面，國家賠償制度是經歷了一個逐步拓展的過程的。起初，國家侵權損害的可賠償范圍只限于物質方面的損害，且要求直接物質損失。后來才逐漸擴展到非直接物質損害并進而擴展到非物質損害領域，最后，隨著國家公權力頻繁運作所導致的國家侵權現象的日漸增多以及觀念上的突破，精神損害賠償也最終被納入國家賠償制度的范疇之內。以法國為例，法國行政法院在建立之初，賠償范圍僅限于能以金錢計算的損害，對于不能用金錢來衡量的精神損害，如對名譽、感情等的侵害，國家不負賠償責任。但最終，法國行政法院的上述態度也得到了改變，其在侵害名譽、感情等的國家賠償方面也獲得了突破。法國最高法院1964年11月24日在公共工程部長訴Leisserand家屬案件中，便開始判死者近親屬感情上的損害。[12] 可見，“在國家賠償的初始階段，只有物質才是可賠償的對象，其后逐漸發展到人身非財產損害領域以及有礙生存的損害領域，最后被適用于精神損害領域。”[13] 現在，隨著國家侵權行為的日漸頻繁，精神損害賠償已經越發成為國家賠償制度中一個不可或缺的重要內容。但在我國，現行的行政立法包括《國家賠償法》以及《行政訴訟法》等都還沒有將精神損害賠償納入國家賠償的范圍之內。這不但使得我國國家賠償制度未能較好地體現現代國家賠償制度的發展趨向，也使得我國司法機關在處理有關的行政糾紛時遺留了大量的隱患。為此，筆者認為，有必要修改我國現行的《國家賠償法》等相關行政立法，將國家機關也作為精神損害賠償的主體。這既是完善我國精神損害賠償制度的客觀需要，也是完善我國現行國家賠償制度的理性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