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肖佑良 ]——(2022-4-12) / 已閱3578次
西方法學是如何將我們帶進溝里的（上）
——評王洪教授的《制定法推理與判例法推理》
德國法學家拉德布魯赫說：“法律是人類的作品，并且像人類的其他作品一樣，只有從他的理念出發才能被理解。”
英國法學家哈特在《法律的概念》中指出：“每當我們把特定的具體情況涵攝于抽象的規則時，總是會同時出現確定性的核心以及值得懷疑的邊緣。這使得所有的規則都有著模糊的邊緣，或者說‘開放性結構’。”即每個法律概念都有一個確定的、沒有爭議的意思中心或含義核心，也有一個不確定的邊緣地帶——“陰影地帶”即“開放性結構”。……前者是指概念外延的明確區域，在此區域中人們不會產生爭論；后者是指概念處延的不確定的區域即邊緣地帶，人們在此容易出現分歧。對于一般案件或者典型案件而言規則是確定的，對于個別案件或者非典型案件而言規則是開放的。個案事實有時能符合上述中心意思即規范類型；有時會落入法律的“開放空間”，此時法律并不能為具體案件給出確定無疑和無可爭辯的答案。
古希臘思想家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中指出：“法律只能訂立一些通則，不能完備無遺，不能規定一切細節，把所有的問題都包括進去，而一個城邦的事務又是非常復雜且經常變幻的，法律絕不可能及時地適應這個需要。”正如古羅馬法諺云：“法不是針對個別人而是針對一般人而設計的。”法律作為一般性規范只適用于大多數案件而并不適用于所有案件。亞里士多德在《尼各馬科倫理學》中指出：“法律始終是一種一般性的陳述，但也存在著為一般性的陳述所不能包括的情形，……法律所考慮的是多數案件，亦即典型的和一般的情形，但法律對特殊的情況卻無法加以說明。”法律普遍性和一般性的獲得，是以忽略個別性或者特殊性為前提和代價的。法律作為具有普遍約束力的社會規范，它通常要考慮和概括的是每一類行為或者現象中的那些一般性與普遍性的情況，而忽略那些個別性或者特殊性的情形。法律規則由于沒有完全涵蓋生活事實的具體性或者復雜性，沒有完全解答當前所有的具體案件，不能完全決定具體的案件，是不完全性協議或者有限文本。正如惹尼指出，法律的正式淵源并不能夠覆蓋或者解答當前所有的具體案件，對具體案件而言是有空隙、漏洞或空白的，表現出某種不完全性。從邏輯上說，法律規則或者規范由于具有概括性或者一般性，因而是概稱句而不是全稱句。全稱句是對一類事物中的每個事物的陳述，比如鳥是動物。概稱句是對一類事物中一般事物的陳述，比如，鳥會飛是鳥的一般情形的陳述，因為企鵝是鳥但不會飛。在日常生活中，許多情況下用的都是概稱句。（以上摘自王洪教授書籍）
評析：在西方法學中，法律是一個開放的、非協調的、不完全的體系，是人類的作品，像人類的其他作品一樣，只有從作者的理念出發才能被理解。可見，法律不是行為實體概念，不能直接對應現實社會中具體的行為實體。現實中找不到與之相吻合的客觀事物，因而是一個虛擬概念。這個虛擬概念具有確定性的核心以及值的懷疑的邊緣。然而，法律實際上是一個行為實體概念，直接對應現實社會中具體的行為實體，現實中能夠找到與之相吻合的客觀事物。法律是行為整體，是行為實體，是客觀事物。
人類實踐證明，法律規范（道德規范、職業規范等）的適用，都要遵循有原則，就有例外的普遍規律。有原則，就有例外，是法律適用的第一原則。在刑法領域，有原則，就有例外，是刑法適用的第一原則，其地位比罪刑法定原則更為重要。原則是違法的，例外就是合法的，或者是符合主流社會道德觀的；反之亦然。由于原則與例外，是性質對立的客觀事物，故不能使用同一概念予以表述。否則，“黑白同框”違背了基本邏輯，就犯了低級錯誤。
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條：故意殺人的，處死刑、無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這里建立兩個集合：A與B。其中集合A{將人殺死，將人打死，將人掐死，將人毒死，將人燒死，將人溺死，將人電擊死，將人推下懸崖摔死等等，過去，現在，將來，全部的故意致人死亡的案件}，集合B{正當防衛把人殺死，執行職務槍決死刑犯，戰爭行為，洞穴奇案等等，過去，現在、將來，所有合法或者符合主流道德觀的故意致人死亡案件}。按照西方法學理論，罪狀“故意殺人的”所對應的，是AB兩個集合的并集。而且，“故意殺人的”這五個字所描述的，只是AB兩個集合的并集中的一般情形、多數情形。也就是說，“故意殺人的”這五個字不僅不描述AB兩個集合的并集的全部，而且還不描述A集合中的全部。由于現實中A集合中的故意殺人案件，大部分都是使用刀具將人殺死的情形。因此，罪狀“故意殺人的”所描述的一般情形、多數情形，就是集合A中使用刀具將人殺死的這個大部分的情形。這個大部分對應現實中普通的、典型的故意殺人案件。對于A集合中故意致人死亡的特殊情形，例如把人燒死，把人毒死，把人推下懸崖致人死亡等等，都不屬于罪狀“故意殺人的”描述或者涵蓋范圍，罪狀“故意殺人的”不能對這些特殊情形加以說明。這部分對應現實中疑難的、新型的故意殺人案件。可見，西方法學理論中，罪狀“故意殺人的”具有確定的核心及值得懷疑的邊緣，是開放性結構。法律規則是不確定的、開放的、非協調、不完全的體系。因此，法律需要解釋。
實際上，我國刑法分則中罪狀“故意殺人的”，所對應的是集合A中的所有案件，即過去、現在、未來的全部故意致人死亡的個案，不管是典型的、普通的案件，還是疑難的、新型的案件，都包括在其中，但不包括集合B中的任何案件。集合A中的所有個案，都是客觀事物，它們的表現形式千姿百態，沒有兩個表現形式是完全相同的具體個案。然而，集合A中所有的具體個案，盡管表現形式千姿百態，但是作為相同性質的客觀事物，都具有共同的本質屬性，即區別于其他行為實體的本質特征——“故意殺人的”。顯然，集合A中千姿百態的具體個案，是從表現形式的角度描述客觀事物的，體現了客觀事物的特殊性、個別性；罪狀“故意殺人的”是從內在本質的角度描述客觀事物的，體現了客觀事物的一般性、普遍性。罪狀與具體個案，是一般與特殊、普遍與個別的關系。它們所描述的，實際是同一行為整體，是同一行為實體，是同一客觀事物。因此，罪狀“故意殺人的”是行為整體，是行為實體，是客觀事物。由于是客觀事物，毫無疑問，罪狀“故意殺人的”是確定的、封閉的、協調的、完美無缺的體系。因此，法律不需要解釋。與上述西方法學理論中“故意殺人的”是不確定的、開放的、非協調的、不完全的體系，法律需要解釋相比，兩者直接對立。具體案件定性，就是認識客觀事物。認識客觀事物的普遍規律，都是透過現象看本質。例如醫學，天文學，動植物學，材料學，物理學、化學等等，都是透過現象看本質。因此，具體案件定性，唯一正確的道路也應該是透過現象看本質。然而，西方法學理論另起爐灶，通過論證模式認識客觀事物，簡直荒唐。追根究源，原來西方法學理論的根基，即法律是什么，幾千年前就脫離了實際，犯了“黑白同框”的邏輯錯誤，嚴重誤判，陷入法律適用需要解釋的虛擬理論泥潭中，以訛傳訛，流傳至今。
我國刑法分則條文，以刑法第三百零八條之一為例，“司法工作人員、辯護人、訴訟代理人或者其他訴訟參與人，泄露依法不公開審理的案件中不應當公開的信息，造成信息公開傳播或者其他嚴重后果的”，該罪狀的誕生，是先有具體個案發生，后有立法者依據具體個案，透過現象看清楚具體個案中行為實體的內在本質，用文字語言描述出來的。實際案例，都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存在，都是客觀事物。所有刑法分則條文罪狀，對應的都是客觀事物。凡是被立法者選中欲入罪規制的，必然是要受到刑法處罰的。刑法第三百零八條之一就是適例。特別需要強調的是，刑法第三百零八條之一的罪狀即“司法工作人員、……或者其他嚴重后果的”，全部文字符號所描述的，有且只有一個行為整體、一個行為實體、一個客觀事物。換言之，罪狀的全部文字符號是絕對不可以拆分的一個行為整體，是一個法律概念，是一種刑法分則規范的犯罪行為。行為整體拆分之后，單獨的字詞句，既不存在任何法律概念，也不存在任何法律意義。罪狀是客觀事物，所以，罪狀是確定的、協調的、封閉的、完美無缺的。這里需要補充的是，與罪狀（原則）相對應的例外情形，例如上述集合B中的具體個案，在立法時就是被排除在外在的。因為需要立法予以規制的危害行為，都是要定罪處刑的。而例外情形，是合法的或者是符合社會主流道德觀的，都是不能繩之以法的情形。
法律解釋是偽命題。西方法學理論中，法律解釋之所以存在，根源就在于錯誤認知，即法律是開放的、非協調的、不完全的體系。開放性是法律的普遍特征。法律是不完美的，常常存在所謂的“法律疑義”“法律反差”“法律漏洞”“法律沖突”“惡法”等法律疑難問題。為了解決這些疑難問題，法律解釋應運而生。法律解釋就是為了解決這些所謂的疑難法律問題量身定制的。然而，如前所述，法律實際上是客觀事物，是確定的、封閉的、協調的、完美無缺的體系。因此，法律條文即罪狀，已經為集合A中全部具體個案，不管是一般典型案件，還是個別特殊或者疑難復雜新型案件，都提供了確定無疑的、無可爭辯的、完美無缺的答案。所以，西方法學理論中所謂的法律疑難問題，即“法律疑義”“法律反差”“法律漏洞”“法律沖突”“惡法”，實際上根本不存在，都是徹頭徹尾的偽命題，法律解釋自然也是偽命題。不僅如此，以法律解釋為前提的所謂法律邏輯，同樣是徹頭徹尾的偽命題。
西方法學理論是偽科學。像法律解釋這種偽命題，竟然在世界上流傳了數千年，未能被識破，也堪稱世界奇跡了。國內國外，從來沒有辦過案件的人，只要坐在辦公桌或者書房里奮筆疾書，照搬照抄，天馬行空地發表論文或出版著作，就能成為法學家。這是西方法學虛擬理論的香火能夠延續不斷的秘密。這種法學家，從來沒有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的概念，取而代之的，是鼓吹學派之爭，他們自己被西方法學理論忽悠瘸了也就算了，糟糕的是，他們不遺余力地發表大量的虛擬理論著作，人云亦云，以訛傳訛，害得實務部門許多人跟著他們深陷虛擬理論泥潭無法自拔。最糟糕的是，西方法學虛擬理論，不是認識客觀事物的正確方法，甚至根本就不是個方法。所謂的法律解釋，表面上都是打著維護罪刑法定的旗號，其實都是干著破壞罪刑法定原則的勾當。因為罪狀是描述客觀事物的內在本質，代表客觀事物。其中的任何字詞句，都是不允許拆分、不允許變動的，不存在解釋空間。否則，就不是原來的客觀事物了。例如，公開盜竊解釋成盜竊罪，放飛籠在鳥，將鉆戒扔入大海，高買低賣他人股票等成立故意毀壞財物罪等等，都是當今流行的破壞罪刑法定原則的實例。由于法律解釋，幾乎所有的疑難復雜案件，都無法達成共識。毫無疑問，法律解釋嚴重干擾了實務辦案，嚴重破壞了法制統一，導致定性與客觀事實不符的案件接連不斷，層出不窮。最高人民法院竟然要求“在裁判案件中解釋法律規范，是人民法院適用法律的重要組成部分。”可見，最高人民法院也被西方法學理論的忽悠瘸了，需要刮骨療毒了。
英國哲學家體謨提出了事實判斷和價值判斷的概念，并在它們之間劃出了一條界線。這就是休謨在《人性論》等著作中所說的兩類知識。休謨指出：“人類的知識領域分為兩類。一種是關于事實的知識，這種知識的命題只關心事實的真相是怎樣的，其不是真就是假，即‘是’與‘不是’的命題；另一種是關于價值的知識，這種知識命題與事實無關，其關心事情應該是怎樣的，不存在真與假的問題，是‘應當’與‘不應當’的命題。”在休謨看來，事實判決與價值判斷分屬于兩個不同領域，是性質不同的兩種判斷。對于前者，人們要回答的是“真”或“假”的問題；而對于后者人們要回答的是“妥當”或“不妥當”的問題。應當指出，休謨的上述區分及概括在邏輯上成立的，對于同一事情的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是兩個根本不同的判斷。價值判斷與事實判斷之間是否存在推導關系？這個問題被稱為“休謨問題”。休謨對此問題作出了否定回答：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不可相互推導和相互歸約，在它們之間不存在任何推導關系。“不能因為事情的實際情況如何便推論事情應當如何；反之，更不能因為想象事情應當如何從而以為事情實際如何，即價值判斷不能影響事實的存在的判斷。”這被稱為“休謨法則”。休謨批評了以往人們將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決混為一談的邏輯混亂。
事實涵攝即事實認定是一個將行為或事件歸入或者納入法律規定、法律概念或者法律關系范疇之中的過程。這項工作是法官在事實與規范之間的往返觀照，即“法律與事實間的目光之往返流轉”，或曰“在確認事實的行為與對之作出法律評斷的行為間的相互穿透”。即一方面將案件事實向上概括，不斷增加其抽象性而使之一般化，另一方面又將法律規范不斷下延使之具體化，以便判定行為或者事件是否符合法定構成要件。即事實涵攝是事實與概念、事實與規范之間的對應或連接關系，不是概念與概念之間的包含或蘊含關系。事實涵攝是一個認知問題，也是一個評價的問題。它不是概念之間的邏輯推演過程，而是一個在事實與概念之間或者事實與規范之間建立對應的過程。
評析：仍以刑法第三百零八條之一為例，罪狀描述的是行為整體、行為實體、客觀事物。立法之前，該行為整體、行為實體、客觀事物，是一種具有社會危害性的具體行為，僅僅是事實。立法之后，該危害社會的具體行為本身，還是行為整體、行為實體、客觀事物，沒有因為立法程序而增加或者減少什么，仍然還是事實。但是，立法程序賦予該具體行為相應的法律后果之后，即“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或者單處罰金”，事實就被賦予了價值屬性，成為了既是事實又是價值的法律。此后處理相同案件，如果行為人實施了相同的具體行為，只要事實判斷了，根據相同事物相同處理的公平正義原則，直接將立法賦予事實的法律后果施加于行為人身上即可。顯然，法律適用時，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是同時存在、不可分割的，是有機統一的。休謨法則，在法律適用領域，遇到了例外情況。換言之，通常情形下休謨法則是正確的。但是，在特殊情形下，休謨法則存在例外，此時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合二為一，有機統一。
法學家們信奉“休謨法則”，區分事實與價值，認為事實與價值之間不存在任何推導關系。然而，法學家們又認可事實涵攝是事實與概念、事實與規范之間的對應或者連接關系，事實涵攝是一個認知問題，也是一個評價問題。這顯然是有矛盾的。實際上，要在事實與規范之間的往返觀照，即“法律與事實間的目光之往返流轉”，或曰“在確認事實的行為與對之作出法律評斷的行為間的相互穿透”。如果事實與法律不是同種客觀事物，那么所謂的目光往返，所謂的相互穿透，根本就是幻想，不可能實現。所以，在法律領域，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是合二為一的，事實與價值是有機統一的，法律既是事實，又是價值。
正如丘吉爾所言，“最有力的雄辯，不是冗長的論證，而是要舉出足夠多的事實并且所有的事實都指向同一個方向。”
評析：法律是事實與價值有機統一的。因此，所有法律問題，實際就是事實問題。認可這一點，法律適用將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尤其是對于無職無權的辯護人來說，在法律解釋的語境下，辯護人的解釋，幾乎沒有人聽得進去。但是，如果廢除法律解釋，在以事實說話的語境下，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案件事實上，各方的意見成立與否，全都依賴事實與證據說話。這種語境下的辯護意見，是以事實說話的。裁判者如果故意輕視或者忽略，違背事實錯判，直接就是枉法裁判了。另外，案件事實相對有限，法庭只要查明事實，訴訟效率將顯著提高。上述丘吉爾所言，任何時候都是很有借鑒價值的。
作者簡介：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縣 肖佑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