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蘭紹江 ]——(2005-6-22) / 已閱24929次
“科技強偵”論壇
科學技術是刑事偵查第一戰斗力
（蘭紹江）
鄧小平同志曾經英明指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1] 由此改變了人們的陳舊觀念，解放了人們的思想，換來了科學技術的春天，使中國生產力的發展出現了震驚世界的奇跡。
我們今天應當循著小平同志的思路，大膽地提出“科學技術是刑事偵查第一戰斗力”，其目的在于用科學技術的進步，促進刑事偵破能力的提高以及偵查觀念的轉變。
一、 從歷史上看，科學技術一直對刑事偵查產生著重要影響。
目前央視正在熱播的電視連續劇《大宋提刑官》，演繹的是我國宋代著名刑獄官、法醫鼻祖宋慈運用科學技術手段偵破疑難案件、昭雪冤錯案件的史實。宋慈積多年實踐所著的《洗冤集錄》記載了許多科學斷獄的案例，為后世之楷模。湖北出土的秦代竹簡《封診式》，也有力地證明早在２０００多年前，我們先人在刑事斷獄中就曾運用了觀察、記錄和檢驗物證的手段。雖然受科技發展水平和封建制度的限制，中國古代推崇“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的斷案方式，但也強調“察獄之官，先備五聽，又驗諸證信”，注意發揮證據的作用。[2] 在歷史上，大凡聰明、公正、頗有成就的斷獄官，無不注重運用科學技術的方法尋找和檢驗證據斷案；而大凡昏庸無能或別有用心的斷獄官乃至酷吏，都僅僅依靠主觀臆斷、酷刑加口供制造冤假錯案。
近代《刑事偵查學》的誕生也是科學技術進步與發展的結果。十九世紀，由于解剖學、物理學、化學、光學在歐洲的發展，以及在此基礎上出現和完善的各種技術手段、儀器設備，為刑事偵查提供了有利的科學武器。1892年，奧地利維也納大學教授漢斯•格羅斯以在近代科學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刑事科學技術手段為主，結合歸納偵查部門采用的策略方法，撰寫了世界上第一部《犯罪偵查學》。這一時期，推動犯罪偵查學發展的代表人物和代表成果還有：法國的阿方斯•貝蒂隆——《人體測量法》；英國的弗朗西斯•高爾頓——《指紋學》；比利時的斯塔斯——《毒物學》等。當時，犯罪偵查學被認為是一門“把自然科學應用于法律科學，旨在對物證進行檢驗、同一認定、具體辨別和判斷的學科”。[3] 后來，隨著科學技術的繼續發展，刑事科學技術手段不斷豐富，刑事偵查學也日益充實、完善。毫無疑問，近代刑事偵查學（也稱犯罪偵查學）的誕生是以科學技術的發展為基礎的，刑事偵查學后來乃至今后的發展，也受科學技術發展水平的影響與制約。
刑事偵查的核心是尋找、發現和固定犯罪證據，沒有證據罔談破案，證據不足就不能將罪犯繩之于法，取證能力就是刑事偵查的戰斗力。在現代科技與法制文明高度發達的當代，科學技術的力量在提升偵查戰斗力方面更加顯得突出和重要。上個世紀80年代以前，偵查人員根據殺人現場血型物質的檢驗，只能為劃定嫌疑人范圍和排除嫌疑提供幫助；當將DNA技術引入法醫物證檢驗，就可以提取現場血痕、精斑或其他人體分泌物、脫落物，用DNA圖譜比對的手段，斷然性地認定特定的殺人犯和強奸犯，使物證的價值發生質的飛躍，使偵查員的信心空前堅定。自從X光、激光、微波、紅外等現代科學技術手段應用于刑事偵查之后，我們在潛在痕跡顯現、秘密偵聽、竊錄、郵檢、搜查等發現與獲取證據的工作中，感到空前的得心應手，大大提高了偵查機關發現證據、提取證據的能力。當計算機技術被應用到偵查領域，過去繁雜、凌亂、“割據”的犯罪情報管理和查詢實現了自動化的高速運行，不僅解脫了大量人力，提到了效率，而且極大地擴展了情報交流運用、資源共享的空間。
科學技術是刑事偵查的重要戰斗力，已經被人們越來越深刻地認識。
二、 刑偵工作面臨的新形勢提升了科學技術的地位
上個世紀80年代以后，我國改革開放的方針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隨著經濟的高速發展和融入世界體系，人們的價值觀、人文觀以及法制觀念都發生了許多變化。這些變化對刑事偵查工作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總體上看，要求標準越來越高，工作難度越來越大。
1、刑偵工作環境發生的變化。
① 法制環境的變化。我國已經進入法制化社會，立法和執法監督日臻完善，公民的法律維權意識普遍增強，偵查作為一種國家權力將受到越來越多的監督和制約。
如：1997年開始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９６條規定了在偵查階段“律師提前介入”制度。法學界和律師界對這一制度寄予很大的期望，希望它成為最大限度地維護嫌疑人權益和對偵查活動實施監督的保障。對于這個制度，刑事偵查部門還缺乏認識高度與合法有效的應對措施，以致某些地方一味地設置障礙。因此法學界和律師界呼吁從立法角度賦予其更大的操作性、強制性，甚至要求對于侵犯此種權利的給予處罰。從同國際接軌的角度以及執行《保護人權公約》的角度，這些呼吁肯定要大部分實現，偵查工作將面臨更嚴厲的挑戰，必須有應對措施。
又如：我國《刑事訴訟法》第４３條規定了偵查人員“必須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證據，但是卻沒有明確規定違反程序收集的證據應當排除。法學界目前強烈呼吁修改我國刑事訴訟法或制訂“證據法”，確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在實踐中，律師們已經開始運用這一規則對偵查取得的證言、供述等證據進行質疑和排斥。
再如：國際通行的訴訟規則包含“沉默權”制度，但是我國法律并沒有規定。近兩年個別地方在自己試行“零口供”和“沉默權”制度，這為一些學者提供了論據。“沉默權”制度在國際上也存在爭議，一些創始了“沉默權”制度的國家又在對其加以限制。有限的沉默權制度肯定會體現在我國訴訟法修改中，由此對傳統的偵查模式提出新的挑戰——不要過多指望犯罪人的供詞。
此外，近些年來，隨著司法改革和遏制司法腐敗工作的深入，司法機關實行了“錯案追究制”，公安偵查機關也大都實行了“案件倒查”制度，偵查人員的責任加大。這固然可以警示人們增強責任感，但是也產生了某些畏難的負面作用。
如此等等（還有許多），從大局看，是我國法制化進程的必然，是社會文明的標志。但對于刑事偵查工作來說，卻是更高的要求、更嚴峻的考驗。
② 人文環境的變化。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引起人們生活方式、價值觀念、道德標準的一系列變化。我們在借鑒西方國家先進的管理與技術發展經濟的同時，西方文化、思想、觀念也在潛移默化地影響著我們。突出的是，西方的個人本位主義觀念正逐漸擠占我國傳統的國家本位主義、集體本位主義觀念的地位；個人主義同維護私權、發展個性聯系起來，成為普遍接受的理念，許多人判斷是非的標準是“以我為中心”。此外，在經濟改革中連續不斷的物質利益刺激，導致人們越來越追求“實際”，傳統的道德標準發生偏移，這種偏移又在人際間交互影響中被逐級放大，公眾的傳統正義感受到懷疑和動搖。再有：由于人們生活方式改變，人際交往取向和基層社會組織功能發生變化，五、六十年代形成的“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基層聯系群眾網絡，和基于這個網絡形成的工作模式已經失效。如此種種變化，對刑事偵查工作產生的最明顯的影響是調查取證工作困難重重。一些人“事不關己”，唯恐躲閃不及；甚至一些受害人也并不積極配合作證；更有甚者，有人是非顛倒包庇犯罪、刁難糾纏偵查辦案人。世風如此，乃至公安機關不得不設置“見義勇為獎”，以資鼓勵社會道義。
③輿論環境的變化。由于人們物質生活的普遍提高，對社會安全感的期望值加大，參與評價安全指標的意識顯著增強，因而社會輿論對公安機關的監督、評判日益增多。現代傳媒手段極其發達，各種媒體（尤其是互聯網）特別關注刑事案件的發破新聞，曾經被大多數人視為“神秘”的偵查工作，近些年被媒體熱炒、“曝光”，幾無“秘密”可言 。刑事偵查始終處在媒體追蹤范圍，其中不乏干擾之嫌，這無疑對偵查工作形成巨大的輿論壓力。
2、犯罪形式發生的變化。
①有組織犯罪、黑社會性質的犯罪增加。這些犯罪組織嚴密、分工精細、“紀律”嚴酷，不僅社會危害性大，而且偵查工作難度大。
②犯罪分子反偵查能力增強。不僅犯罪手段經常花樣翻新，智能犯罪與高科技手段犯罪上升，而且從各種影視、媒體模仿或相互傳授中學會逃避偵查的技巧。
③犯罪人對抗性加大。犯罪人的對抗性有的表現為公開的暴力：暴力拒撲、報復偵查人、威脅干警家屬（“威脅性對抗”）等；有的表現為非暴力的、“合法化”對抗，譬如：故意沉默抗拒，故意刺激和引誘刑警違紀、甚至以莫須有的“刑訊逼供”設置“陷阱”。譬如２００３年，在沈陽劉涌改判的案件中，有人為了替劉涌開脫，建議最高法院將遼寧省高法二審判決中“不能從根本上排除公安機關在偵查過程中存在刑訊逼供”的模糊詞匯，改寫為“認定刑訊逼供的事實，并且按照有關司法解釋，不將刑訊逼供取得的口供作為定案的依據”。如果這一“建議”得逞，那么接下來就要追究公安、檢察機關辦案干警“刑訊逼供”的罪責！
上述種種變化使犯罪與偵查、邪惡與正義的較量顯得日益復雜：一方面由于犯罪形勢嚴峻，出于維護社會安定和人民安全的目的，必須加大對犯罪的打擊力度；另一方面由于偵查工作難度加大，偵查效率降低、破案率下降。面對新的工作環境、新的犯罪形勢、新的工作難度，如果仍墨守陳規，老思維、老套路，靠“人海戰術”、“疲勞戰術”，不計成本、不講效益，打消耗戰，顯然已經極不適應。我們一直在探索改革，試圖通過充分調動人的能動性來提升刑事偵查的戰斗力，我認為這還僅僅是一個方面。 解決上述矛盾、提升戰斗力的關鍵，最終是要提升偵查工作發現和獲取犯罪證據的能力。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為刑事偵查提供了獲取科學證據的強大武器，為提升刑事偵查戰斗力提供了廣泛的空間。把科學技術提高到“第一戰斗力”的地位，改變思路，從觀念到行動上真正重視起科學技術的巨大潛力，通過加大偵查的科技含量，持續地增強控制、發現、揭露、制服犯罪的能力，無疑是刑偵改革的重要內涵。
強調科學技術作為“第一戰斗力”，并沒有否定人的主觀能動性。鄧小平同志指出： “群眾是我們力量的源泉，群眾路線和群眾觀點是我們的傳家法寶。”[4] 一切科學技術都是由人發現、發明和創造的，是人的勞動與智慧的結晶，它充分體現了人的創造性和能動性。一切科學技術手段又都是靠人來掌握和使用的，人的智慧和才能借助科學技術得到無極放大；沒有人的積極性，科學技術不會變成戰斗力。因此可以說，科學技術是人的能力的最高體現。“科學技術是刑事偵查的第一戰斗力”正是充分體現人的智慧、才能的最大限度發揮。
三、 刑偵工作中的科學技術內涵
刑事偵查中的科學技術是為偵查破案服務的，它是應用現代科學技術的理論與成果，發現和獲取犯罪線索、證據，提高打擊犯罪和預警、預防能力的各種技術手段和技術方法的總和。它既包括現代化的技術裝備，也包括現代化的偵查觀念，更需要人的整體科技素質的提高。
１、 應用技術的范圍。主要應當包括５大類：①物證技術——各種痕跡物證的發現、固定、采集、檢驗技術。這是提升發現與獲取“科學證據”能力的基礎。②情報技術——收集、分析、管理、傳遞各種社情、敵情及相關信息的高科技手段。這是為偵查提供重要線索的基礎建設。③秘密偵察技術——這是為應對犯罪的隱蔽性，獲取犯罪內幕、線索與隱匿證據而必須設置和加強的偵察手段。④審訊技術手段——為了應對日益狡猾的犯罪分子，既維護“程序公正”，又確保“實體公正”，實現法律的正義，偵查審訊工作應當引進先進的技術裝備。譬如：嫌疑人心理研究與監控技術裝備、審訊場景秘密攝錄裝置等，既可以遏制“刑訊逼供”現象，又可以在“控辯式”庭審中避免“莫須有”的糾纏，從而有力地支持公訴。⑤快速反應和有效制敵技術裝備，諸如通訊、防衛、防爆、排爆、快速調集警力等手段。
２、 刑偵技術的開發。由于刑事犯罪案件自身的復雜性，決定了刑偵科學技術的廣泛性，它所涉及的學科極其廣袤。偵查人員沒有精力、也沒有必要親自去研究和創造各種自然科學的先進理論和發明新的技術手段。刑偵技術屬于應用技術，我們的任務是引進、借鑒、吸收現代科學技術提供的最先進手段，為偵查服務。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我們必須增強科技意識，根據自己的需要和目標，廣泛地涉獵先進的科學技術領域，敏銳地發掘新的技術手段，并且主動爭取相關部門、相關領域的支持、協作，盡快把先進的科學技術變成偵查的戰斗力。
３、 偵查人員的科學技術培訓。一切技術和裝備都需要人去控制和使用，缺乏科技意識和科技能力的干部，不可能充分發揮現有技術裝備的功效。因此，必須把培訓納入刑偵科技工作范圍，通過培訓不僅普及和提高應用科學技術手段的能力，而且更要培養科技意識，更新觀念，使科學技術在刑事偵查領域的強化與持續發展具有堅實的基礎。
４、 刑偵體制與管理機制改革。刑偵體制改革和管理機制改革都應當把發展科學技術、擴大科技應用范圍、強化科技培訓與考核擺在足夠高的位置，以適應偵查工作環境的變化和科學技術效能的充分發揮。
５、 重視法科學的研究。刑事偵查是刑事訴訟的基礎，也是刑事訴訟的重要組成部分，必須嚴格依照訴訟法規范實施，否則是違法、無效的。一個國家的訴訟制度取決于經濟、政治、文化背景，又服務于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的發展。法學是復雜而嚴謹、且歷史悠久的科學。不重視法科學的研究，刑偵工作永遠處于被動的地位。刑事偵查應當把相關的法科學研究納入范疇，從理論與實踐結合的高度，研究打擊犯罪與保護人權的統一性；研究既體現程序公正，又保證實體公正，既保護嫌疑人的合法權益，又維護偵查干警執法權威的訴訟理論與法律規范，用嚴謹的法理和雄辯的實證在立法領域爭得重要的發言權。
總之，我們已經進入科學技術迅速發展的時代，高科技正在迅速融入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它對社會進步的推動作用是史無前例的。刑事偵查工作要想取得突破性進展，不能光在原來的思維模式下兜圈。發展高新科學技術的應用手段，研究機動靈活的偵查謀略，“科技加謀略”的模式將實現刑偵工作質的飛躍。(2005-6-22)
參考文獻：
[1]《鄧小平文選》第三卷 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第274頁
[2] 劉俊文點校《中華傳世法典·唐律疏議》, 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3] [前蘇聯]安•揚•維辛斯基《犯罪偵查學》，1935年
[4] 《鄧小平文選》第二卷 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第368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