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宗光 ]——(2000-5-24) / 已閱22761次
論綁架罪的認定
王宗光
綁架罪，是指以勒索財物或滿足其他不法要求為目的，利用被綁架人的近親或其他人對被綁架人安危的憂慮，使用暴力、脅迫或者麻醉方法劫持或以實力控制他人的行為。從綁架罪的主客觀構成要件及新刑法的規定看，大致可將其犯行為分成三種類型：其一是中以勒索財物為目的綁架他人的綁架行為；其二是綁架他人作為人質的綁架行為；其三是以勒索財物為目的而偷盜嬰幼兒的綁架行為。就新刑法實施后近兩年的司法實踐情況看，以勒索財物為目的而綁架他人的綁架行為發案率較高，嚴重侵犯了公民的人身及財產權利，社會危害性極大，而綁架罪后兩種類型的發案率則相對較低。由于新刑法對綁架罪罪狀的規定較為原則抽象，司法實踐中在認定綁架罪時，對綁架罪構成要件的認識不盡一致，本文擬結合司法實踐中的疑點，對發案率較高的第一種類型綁架罪的特征與認定進行具體探討，不當之處請予指正。
一、認定綁架罪應掌握的基本準則
(一)確立以保護被害人人身權利為主旨的執法觀
犯罪的本質特征在于犯罪行為嚴重的社會危害性。犯罪客體是對犯罪行為本質特征的抽象概括，表明對犯罪行為否定的政治與法律評價。對某種具體犯罪本質特征及其客體的認識不同，必然影響對該種犯罪執法觀的認識，影響到刑法具體打擊的方向與力度。認真分析綁架罪的本質特征，樹立正確的執法觀，有助于統一綁架罪定罪量刑的具體標準。
綁架罪在外國刑法中又稱擄人勒贖罪。由于綁架罪侵犯的客體較為廣泛，既有財產權利，也有生命、健康、人身自由等人身權利，各國刑法對綁架罪規定的類屬也不盡相同。在我國刑法學界，關于綁架罪客體的認識有個變化發展過程。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嚴懲拐賣、綁架婦女兒童的犯罪分子的決定》出臺后，有的學者認為，綁架罪侵犯的主要是他人人身權利，屬于侵犯人身權利方面的犯罪，因為行為人以暴力、脅迫等手段對他人實施綁架，直接危害被害人的生命健康。也有人認為，綁架罪侵犯的客體主要是被害人的財產權利，屬于侵犯財產方面的犯罪，理由是行為人實施綁架的目的在于勒索他人錢財，而綁架則是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一種手段。我國刑法和單行刑法中，對犯罪手段相同而犯罪目的不同的行為，往往以目的不同來區分犯罪的性質及其所侵犯的客體不同。1刑法修訂后，基于新刑法將綁架罪規定在侵犯公民人身、民主權利罪一章、綁架罪必然侵犯公民人身權利而只是可能侵犯的公民財產等其他權利的原因，我國刑法學界的看法又漸趨一致，認為綁架罪侵犯的客體主要是他人人身權利，同時又可能侵犯他人的財產權利2，也有人認為綁架罪侵犯的是復雜客體，既侵犯被害人的財產所有權，又侵犯被害人的人身權利，3還有學者認為，綁架罪侵犯的客體就是他人的人身權利4。
筆者認為，綁架罪(第一種類型)侵犯的是復雜客體，既侵犯他人的人身權利，同時又侵犯他人的財產權利，其中，他人的人身權利是綁架罪侵犯的主要客體，他人的財產權利則是綁架罪侵犯的次要客體。理由是，第一，雖然第一種類型綁架罪的手段行為是綁架，目的行為是勒索財物，但并非任何犯罪的性質都由目的行為決定，即并非目的行為所侵犯的社會關系都是主要客體，當手段行為重于目的行為時，應肯定手段行為對犯罪性質的決定作用。5在綁架罪中，行為人使用暴力、脅迫、麻醉等手段綁架他人，有時還造成被害人及其親屬傷亡的結果，相對于勒索錢財的后果而言，顯然綁架罪手段行為的社會危害性要大。第二，在事實上，由于被害人及其親屬報案與公安機關的及時偵破，綁架罪行為人勒索錢財的目的往往難以得逞，但在破案前被害人人身權利一般已遭受嚴重侵犯。即在多數綁架案中，被害人人身權利已實際遭受侵犯，而其財產權利則處于可能遭受侵害的狀態。兩相權衡，自應以被害人人身權利作為打擊綁架罪時主要考慮保護的社會關系。第三，新刑法已將綁架罪歸于侵犯人身權利罪一章，表明立法者旨在主要保護綁架罪所侵犯的人身關系。當然，強調主要客體的決定作用，并非貶低次要客體的意義。事實上，如果行為伯行為不同時實際侵犯或可能侵犯被害人的人身權利和財產權利，則其行為就不能成立綁架罪，而可能構成其他犯罪。
認清了綁架罪的客體特征，有利于司法人員樹立與之相適應的執法觀。在司法實務中處理綁架案時，要以保護被害人人身權利為主要宗旨，準確認定綁架罪中的有關疑難問題。
例如，關于綁架罪的既未遂標準與犯罪中止認定問題，有觀點認為，綁架罪在客觀方面是復雜行為，行為人必須實施綁架他人和勒索他人財物的行為。在司法實踐中，有時犯罪分子只實施了綁架行為，而由于自動放棄或者意志以外的原因沒有實施勒索行為，屬于綁架罪的未完成形態6，即如果綁架者尚未來得及勒索財物或自動放棄勒索財物的，其犯罪形態是犯罪未遂或犯罪中止。我們認為，這種觀點有點偏頗，不利于保護公民的人身權利。在綁架者實施了綁架行為，已對被害人的人身自由構成了實質性侵害的情況下，不論綁架者是否實施了勒索錢財的行為，也不論勒索的財物是否到后，均應視為綁架罪的既遂。理由是：第一，符合綁架罪犯罪既遂的法定標準。所謂犯罪的既遂，是指行為人所實施的行為已經具備了構成同一犯罪的一切構成要件。在前述行為中，行為人客觀上有綁架行為，主觀上有勒索錢財的目的，已完全符合綁架罪的主客觀構成要件(至于“以勒索錢財為目的”是否要有與之對應的客觀勒索行為，見認定綁架罪的主客觀相結合原則部分)。第二，有利于嚴格保護被害人的人身權利，且符合司法實踐中的一貫做法。不論是否勒索錢財，也不論財物是否到手，只要行為人一實施綁架行為，即對其以綁架罪既遂定罪，處以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死刑的重刑，這有利于遏制近些年來日益猖獗的綁架犯罪，有利于保護公民的人身權利。司法實踐中的大量綁架案件，行為人綁架他人后，未及勒索財物或財物尚未到手，司法機關均以綁架罪既遂定罪，其實際效果比較理想。與綁架罪既遂相對應的是綁架罪的未遂，筆者認為，在行為人著手實施綁架行為時，如果由于被害人的反抗或者他人及時救助等客觀方面的原因，使綁架沒有得逞，因而未能實際控制被害人的，則構成綁架罪的未遂。前述持綁架罪客觀行為是復合行為的人還認為，如果一經實施綁架行為，即使行為人幡然醒悟，自動放棄勒索錢財行為，并將被綁架者釋放，也不能成立犯罪中止。這就等于否定綁架罪中犯罪中止的存在，不利于對犯罪分子的公正處罰。我們認為，在綁架罪中仍然在犯罪中止形態。行為人著手實施綁架行為且并未實際控制被害人時，自動中止綁架行為，停止對被害人的暴力、脅迫等犯罪行為時，應認定為綁架中止。在行為人實際控制他人以后，自動放棄勒索錢財行為并使被害人恢復自由的，應認定犯罪既遂，這可以體現保護公民人身權利的立法精神。同時，將行為人自動放棄犯罪的行為視為酌定從輕處罰情節，在法定刑幅度內適當從輕，以體現罪刑相適應原則。
(二)主客觀相結合原則
主客觀相結合原則，即主觀與客觀相統一的刑事責任原則。它的基本含義是：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追究刑事責任，必須同時具備主客觀兩方面條件。7主客觀相結合原則也是我國刑法基本原則，在認定綁架罪的司法實踐中，同樣必須遵循主客觀相統一原則。這有利于把握綁架罪的基本內涵，區分綁架罪中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的界限。
筆者認為在綁架罪的犯罪構成中，主客觀相結合原則表現為：在客觀上，行為必須有綁架他人的基本構成要件行為；在主觀上是直接故意，且必須具有綁架他人的基本犯罪目的。這樣界定綁架罪的主客觀構成要件，與有些學者觀點不同。例如，有觀點認為，綁架罪客觀方面表現為勒索財物綁架他人的行為，主觀上是故意，并且具有勒索財物的目的。8我們認為，綁架罪在客觀上只要求具備綁架的基本構成行為即可，不能把勒索錢財也包含在客觀構成要件中。道理在前文已有論述，主要考慮加強對被害人人身權利的保護，不把勒索錢財行為作為基本構成要件行為看待，在綁架者已綁架他人，但尚未勒取錢財或錢財尚未到手時，即以綁架罪既遂定罪，有利于從嚴懲處綁架犯罪。在主觀方面，基于主客觀相統一原則，要求行為人主觀心理必須與客觀行為相對應，因此，行為人主觀上只能是故意犯罪，并且具有綁架他人的犯罪目的。如此理解綁架罪主客觀構成要件，可能會令人產生疑問：新刑法第239條明確規定，綁架罪以勒索財物為目的，“以勒索財物為目的”是否是綁架罪的主觀構成要件目的?勒索財物的目的，按照主客觀相結合原則，量刑必須有客觀的構成行為與之相對應?筆者認為，新刑法關于綁架罪主觀方面的特別規定，使綁架罪成為典型的目的犯。在刑法理論上，目的犯是指具有一定目的，為其特別構成要件的犯罪。目的犯之目的，通常超越構成要件的客觀要素范圍，所以也叫超越的內心傾向。9還有學者認為，目的犯中包含兩種目的，分別稱為一般犯罪目的與特定犯罪目的，一般犯罪目的是指直接故意犯罪人實施犯罪行為希望達到的結果，特定犯罪的目的是超過故意內容所能包含的范圍，獨立于故意內容之外的目的。10在綁架罪的主觀方面，一般犯罪目的是構成要件的，與客觀上單一的綁架行為相對應，指以綁架他人為目的；特定犯罪目的是否構成要件的，刑法規定必須以勒索財物為目的。由于勒索財物是目的，故現實的勒索行為并不是成立本罪的必要條件；綁架他人才是本罪必不可少的行為。當然，強調以勒索財物為目的是綁架罪的主觀構成要件之外的特定目的，并不是說此“目的”可有可無。在司法實踐中，如果行為人沒有實施勒索財物的行為，一定要有充足的證據證明行為人確實具有勒索錢財的犯罪動機，否則，不能認定為綁架罪。
(三)罪刑法定與罪刑均衡原則
罪刑法定、罪刑均衡、適用刑法平等是新刑法明確規定的三大基本原則。在認定綁架罪的司法實踐中，尤其要注意前兩個刑法基本原則的指導意義。
第一，罪刑法定原則。我國罪刑法定原則的基本內容可以概括為法定性、合理性與明確性。其中明確性原則要求刑法首先對犯罪構成的規定必須明確。我國新刑法正是將尋求犯罪構成的明確性作為其目標，在制定過程中，為排斥刑法的含混性與矛盾性作出了巨大努力。新刑法以敘明罪狀的方法規定了綁架罪，基本排除了綁架罪適用中的含混性與矛盾性，但囿于條文簡潔的要求，在司法適用尚難以根據條文本身區分綁架罪與其他類似犯罪。因而有必要大致區分綁架罪與相關犯罪，以利于貫徹罪刑法定原則。
其一，綁架罪與非法拘禁罪。綁架罪與以索債為目的非法拘禁罪之間區別在于：1犯罪目的不同。綁架罪以勒索財物為目的，后者目的在于索債；2犯罪人與被害人關系不同。前者犯罪人與被害人之間不存在債權債務關系，而后者犯罪人與被害人之間存在合法的債權債務關系；3犯罪客體不同。綁架罪侵犯的是復雜客體，其中主要客體是人身權利，而后者只侵犯了他人人身權利。
其二，綁架罪與敲詐勒索罪。二者不同在于：1犯罪客體不同，綁架罪主要侵犯他人人身權利，而后者主要侵犯他人財產權利；2犯罪方法不同。綁架罪必須使用暴力、脅迫、麻醉或者其他方法以實力控制他人，使人喪失自由；而后者只能用脅迫方法，既可用暴力相威脅，也可用毀壞財物、揭發隱私相威脅，但不能實際使人喪失自由，或立即使用暴力攻擊他人。3犯罪被害人不同。前者被害人有二，即被綁架者和被勒索財物者；后者被害人僅為被要挾并被勒索財物的人。
其三，綁架罪與搶劫罪。二者不同之處在于：1主體范圍不同。綁架罪主體只能由已滿16周歲的人實施；而搶劫罪主體還可由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的人構成；2犯罪對象不同。綁架罪不是向被綁架者本人勒索錢財，而是向與被綁架者有特定關系的人勒索錢財；后者則直接向被害人索取財物。3取財的時間、地點不同。綁架者一般不可能在綁架人質的同時取得財物，也不大可能在綁架的當場獲取財物。而后者則是在實施暴力等手段的當時、當場取財。
第二，罪刑均衡原則。新《刑法》第5條規定：“刑罰的輕重，應當與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擔的刑事責任相適應。”這就是我國刑法中的罪刑均衡原則，具基本含義就是刑事的輕重應與犯罪的輕重相適應。在認定綁架罪時，考慮到綁架罪是重罪，其起點刑就是一年有期徒刑，因此必須準確認定綁架罪，這是對綁架罪予以刑罰處罰的前提。反過來，在行為人性質不十分明確，如系綁架還是非法拘禁或敲詐勒索并難以決定時，也要憑借社會一般觀念，惦量一下行為人應受刑罰處罰的輕重，以此逆推行為人行為性質的輕重。在此情況下，罪刑均衡原則其實在無形中決定著認定綁架罪時此罪與彼罪的界限。
二、綁架罪主觀方面認定中的若干疑難問題
(一)如何認定綁架罪中勒索財物的犯罪目的
如前所述，綁架罪主觀方面是直接故意，且具有雙重犯罪目的，“以綁架他人為目的”是綁架罪主觀構成要件的犯罪目的，“以勒索財物為目的”是綁架罪的特殊犯罪目的，是“超過的主觀要素”，客觀上并不一定有相應行為與之相對應。但是，“以勒索財物為目的”仍然是成立綁架罪的必要條件。在司法實踐中一定要有相關行為或證據證明該目的的存在，才能認定行為人構成綁架罪。一般而言，以下三種方式可以證明行為人具有勒索財物的犯罪目的。第一，行為人已向被綁架者的近親或其他關系人索要過財物，因被害人親屬或關系人報案，警方及時偵破抓獲犯罪人的。在這種情況下，行為人綁架他人的犯罪目的已有了一定的客觀表現，向他人索取錢財的行為證明了其主觀勒索財物目的之存在；第二，行為人已向被綁架者親屬或關系人索要錢財并實際取得該財物。行為人的客觀行為充分證明了其勒索錢財犯罪目的之存在。第三，行為人綁架被害人后，警方及時介入，有行為人尚未向被害人的親屬或其他關系人勒索財物以前將其抓獲。如果有充分的證據證明行為人意圖勒索財物，則可以認定行為人的行為構成綁架罪的既遂。例如，既有行為人自己意圖綁架他人勒索財物的口供，也有同案犯或關系人、其他證人關于行為人為勒索財物而綁架他人的證人證言；行為人自己不承認以勒索財物為目的，所供非法拘押他人的動機難以自圓其說，但有同案犯或關系人、其他證人關于行為人為勒索財物而綁架他人的證言，綜合全案予以分析，不存在疑點，可以認定行為人以勒索財物為目的綁架他人。
(二)為索取債務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犯罪行為的認定
新《刑法》第238條有關非法拘禁罪的條款中規定：“為索取債務而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以非法拘禁罪論處。在司法實踐中，以索債為目的而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犯罪行為有上升趨勢，但由于案件本身情況的復雜，如何認定行為人以索債為目的存在較大的困難和分歧，這就涉及以索債為目的的非法拘禁罪與勒索財物為目的綁架罪之間的界限，因而有必要結合具體案件分析和界定“以索債為目的”與“以勒索財物為目的”之區別，借以正確區分上述兩種不同性質的犯罪行為。
1行為人主觀上為了索取債務而扣押、拘禁他人，且債務又客觀合法存在，應定非法拘禁罪。例如，楊某欠王某10萬元人民幣，到期未還。為逃債，楊某長期在外地打工不歸家。王某通過各種方法打聽到楊某的下落后，將自己兩個弟弟召集起來，連夜趕往楊某暫住地，用繩索捆住楊某并拘押在附近的小飯館內，然后，王某打電話威脅楊某父親，要其立即替楊某歸還10萬元欠款，否則楊某人身安全沒有保障。后楊某父親報案，公安機關抓獲王某及其弟弟。這是一起典型的以索債為目的而非法拘禁他人的案件。王某等人盡管在客觀上實施了暴力拘押楊某的行為，與綁架罪客觀要件相似，但王某等人主觀上為了索還巨額欠債，并非以勒索財物為目的，且被害人確實欠王某的錢，王某等人主觀認識人并未發生錯誤，因此，對這類案件應以非法拘禁罪定罪。
2行為人主觀上為了索取債務，但債務明顯系非法債務，應定綁架罪。案例一：被告人陳某與被害人陸某賭博，陳輸給陸10萬人民幣。后陳認為是陸某在賭具上作假，遂糾集吳某等人以做生意為名將陸某騙至某賓館內，采用威脅、毆打等手段，逼迫陳某叫其家人送來人民幣10萬元。本案被司法機關定性為非法拘禁案。案例二：包某曾強奸過翁某，但翁某未報案，翁某丈夫劉某知道后，糾集顧某、陳某找到包某，由顧某冒充武警并掏出攜帶的手銬，共同采用語言相威脅或實施暴力等方法，以包某強奸翁某為由，迫使包應諾支付“賠償費”24萬元，并立下字據，后又要包某與其家人聯系籌集錢款。當劉從包的家人處取得人民幣5萬元時，被公安人員當場人贓俱獲。此案司法機關以綁架罪定罪。我們認為，這兩個案例的共同之處于在犯罪人都以索債為目的綁架他人，但索取的“債務”均系非法債務。在案例一中，賭博本來就是一般違法行為或犯罪行為，與賭博有關的獻身物均應由國家機關沒收上繳國庫，即使系詐賭，也不應認為賭博者之間存在債權債務關系。案例二涉及24萬元的強奸“補償費”，強奸行為的后果刑法有明文規定，如果造成被害人身體損害支付了醫療費的，可以認為被害人與強奸者之間產生債權債務關系。但案例二中不存在因強奸損傷而成立的債務關系，行為人索要的巨額“補償費”也系非法債務。對非法債務，法律不予保護，行為人也都清楚知道或應當清楚知道非法債務的性質。故此，借口存在非法債務而以索債為目的扣押、拘禁他人的，應認定行為人主觀上以勒索財物為目的，定綁架罪。可見，司法機關關于案例一的定性是不正確的。
3行為人主觀上為了索取債務而扣押、拘禁他人，但債務關系難以查清或根本不存在，應定非法拘禁罪。例如：某甲與某乙有生意上往來，某甲賣貨物給某乙，常從某乙處借款進貨，某乙從某甲處購貨時也常常欠某甲貨款。后某甲清理貨款時，發現少了人民幣一萬元，認為是某乙在多年經營中欠下了其一萬元債務。某甲向某乙索債未果，后糾集他人將某乙拘押，勒令其家人還款。案發后查明，某甲某乙生意來往已欠，時常互欠債務，但計帳憑證不全，難以查實是否某乙欠某甲一萬元人民幣。在本案中，對沒有證據證明的債務關系，是否一律認定債務關系不存在，對行為人以綁架罪認定?我們認為，如果有證據證明或憑常理推斷是客觀表象導致行為人認識錯誤，誤以為存在債務關系，而不是借存在債務關系勒索錢財，本著有利于被告人原則，應以非法拘禁罪予以認定，對行為人從輕論處。如果以綁架罪定罪，有客觀歸罪之嫌，不符合我國刑法主客觀相結合原則。同樣，行為人主觀上為索債，有證據證明債務根本不存在，行為人主觀認識錯誤的，也應認定為非法拘禁罪。
4行為人明知不存在或不可能存在債權債務關系，以索債為借口扣押、拘禁他人，應定綁架罪。例如，張某為取得李某信任，讓李某把單位工程轉包給自己承接，花費一萬元請李某吃飯。后李某因故未將工程給張某做。張某懷恨在心，糾集楊某、湯某將李某騙至某酒店內，強行扣押李某，并用暴力威脅李某，要其立即歸還一萬元的請客費，還逼李某打電話，要其家人送錢過來。后李家人報案，警方將張某等人抓獲。在本案中，請客費按常理論，根本不能算作債務。張某等人明知不存在債權債務關系的情況下，以索債為名，拘押他人，應認定其主觀點以勒索財物為目的，定綁架罪，但考慮本案情節，可以從輕處罰。
三、綁架罪客觀方面認定中的疑難問題
綁架罪在客觀方面表現為利用被綁架人的親屬或其他人對被綁架人安危的考慮，而使用暴力、脅迫或者麻醉方法劫持或以實力控制他人。綁架行為在客觀方面可分成兩個環節：一是對他人進行綁架，二是對被綁架人的親屬或其他人勒索財物。其中第一環節的綁架他人的行為是綁架罪構成要件中基本的犯罪行為，行為人只要實施綁架行為，而不必一定向被害人家屬或其他關系人提出勒索財物的要求才能構成犯罪既遂。第二環節是綁架罪客觀構成要件的超過要素。該行為實施與否對構成綁架罪既遂沒有影響，但可以影響到綁架罪犯罪情節的輕重，并對量刑產生作用。綁架罪客觀構成要件與搶劫罪、敲詐勒索罪、非法拘禁罪客觀方面有諸多交叉之處，如綁架罪與搶劫罪客觀方面都實施暴力、脅迫或麻醉方法，綁架罪與敲詐勒索罪客觀方面都可能使用暴力相威脅，綁架罪與非法拘禁罪客觀方面都對被害人實施了非法扣押、拘禁行為等，但綁架罪與這些類似犯罪有質的不同，司法實踐中必須準確加以區分。這是綁架罪客觀方面認定中的難點。
在區分綁架罪、搶劫罪、敲詐勒索罪等相似犯罪過程中，一定要牢牢地把握綁架罪客觀方面的顯著特征，抓住綁架罪客觀犯罪構成的特殊性。在此，應對綁架罪客觀方面兩個特征再作說明：第一，綁架手段的多樣性。綁架方法一般包括暴力、脅迫或麻醉方法。也有人認為，綁架方法表現為使用暴力、脅迫或其他方法，其中“其他方法”是指除暴力、脅迫以外的方法，如利用藥物、醉酒等方法使被害人處于昏睡、錯迷狀態等。還有人認為，使用引誘、欺騙、以揭發隱私相要挾也是綁架罪的客觀手段。在本案中，被告人以歸還欠款為名誘騙被害人至被綁架地，使用了欺騙方法，也是綁架罪的客觀手段之一。總之，使人喪失自由的一切方法都包含在綁架手段之一。第二，勒索財物對象的特定性。行為人必須對被綁架人的近親或其他人勒索財物。這里的“其他人”，包括單位與國家。他們之所以交出財物或滿足行為人的其他不法要求，是因為擔心被綁架人的安危而“贖回”被綁架人。因此，如果行為人綁架他人是為了直接向被綁架人索取財物，則不構成本罪，而構成搶劫罪。臺灣學者林山田也指出，擄人勒贖罪(臺灣刑法中稱綁架罪為擄人勒贖罪)中的勒贖系指勒令被擄者之親友提供金錢，或其他財物以贖取被擄者之生命或身體自由在綁架者綁架被害人并直接向被害人勒索錢財的情況下，剛好符合搶劫罪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使用暴力、脅迫或其他方法，當場強行劫取財物的主客觀特征，構成搶劫罪。當然，綁架罪中犯罪人向被害人親人或其他關系人勒索錢財，其表現方法也不拘一格，既可以由犯罪人直接與被害人親友或其他關系人聯系取財，也可以由犯罪人逼迫被害人向其親友等人聯系取財，還可由犯罪人通過其他熟人與被害人親友聯系勒索財物，這些都不影響綁架罪的成立。
(作者單位：上海市閘北區人民法院)
注：
1見周道鸞著《單行刑法與司法適用》第200頁，人民法院出版社1996年版。
278分別見劉銘暄、馬克昌主編《刑法學》第837頁，第39頁、第831—838頁，中國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
3見楊春洗、楊敦先主編《中國刑法論》第456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4分別見周道鸞、張軍主編《刑法罪名精釋》第467頁、第468頁，人民法院出版社1998年版。
5見張明楷《論綁架勒索罪》，載《法商研究》1996年第1期。
6見孫光駿、李希慧著《論綁架勒索罪的幾個問題》，載《法學評論》1998年第1期。
910分別見陳興良著《刑法適用總論》上卷第226頁、229頁，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有學者將目的犯中刑法標明的目的稱為犯罪動機，其實正確區分了特定犯罪中的目和動機。參見陳立《略論我國刑法的目的犯》，載《法學雜志》1989年第4期。
見陳正清《試論綁架勒索罪》，載《中國政法學院學報》1993年第3期，第63頁。
見張明著《刑法學》(下)第715頁，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見林山田著《刑法特論》第393頁，臺灣三民書局印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