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賀胤應 ]——(2005-5-31) / 已閱19961次
派出人民法庭調查
課題負責人： 賀胤應（西北政法學院法一系；hy620m@126.com）
內容提要：文章以本課題負責人大學二年級暑假在甘肅N縣某派出人民法庭為期兩個多月的實習調查為藍本，以2005年3月為期一周的研究性調查為根本，對派出人民法庭目前在學界的研究狀況、派出人民法庭的基本情況、法官收入、立案、法庭審判過程等基本問題進行了嘗試性的探討。
關 鍵 詞：派出人民法庭 法官收入 立案 法庭審判
一、從派出人民法庭的“研究之難”論起。
寫下這個題目時，我已經隱隱地感到了問題的棘手。關于派出人民法庭的研究，遠不如“后現代主義法學”時髦、有注意力，但卻是最難下筆的。說難，主要從三個方面可見一斑。一是，要做派出人民法庭的研究，必須得走出書屋、校園，深入到基層的農村社會中去做長久地調查。沒有調查，就沒有對派出人民法庭的發言權。換句話說，關于派出人民法庭的研究，主要是用“腳”而非用“腦”做出來的。二是，中國地域遼闊，民族眾多，社會、經濟、文化等在東西間、南北間發展均很不平衡，派出人民法庭作為其間的一個特定的司法機關，也在不同地域之間呈現出了不同的特色，不同地域的派出人民法庭必然存在著不同的問題。而用腳做學問最大的問題是“財力”及“精力”是否跟的上。鑒于此，關于派出人民法庭的調查研究又必然是片斷的、地域的。要克服這一缺陷，需要多方面多地域的學者的共同努力，以積小流而聚大江。三，或許正是由于前述原因，才使我們發現，目前，關于派出人民法庭的研究，在學術界尚處于起步階段。主要有兩種表現，其一，“從中國目前的法學研究現狀來看，大量的學者的研究都更著重規范性的法律研究，也都更側重于研究城市工商業發展的需要，司法制度的研究也基本是以現代都市生活為背景的，例如抗辯制的研究、庭審方式改革等等”。 派出人民法庭因其太小、太不起眼，而為大多數學者所“不屑一顧”。其二，派出人民法庭的研究往往被囊括在基層人民法院的研究中一帶而過——盡管這具有正當性，即派出人民法庭是基層人民法院的組成部分，它的判決和裁定就是人民法院的判決和裁定。但是，這種研究進路是值得商榷的。中國的問題仍然主要是農村的問題，中國法治建設的問題最終也會歸結為農村的法治建設問題；人民法庭作為基層人民法院的派出機構，深入農村、駐扎農村，為廣大農民提供最便利的司法救濟保障；另外，我們還發現，基層人民法院和派出人民法庭在社會環境及軟硬件配置方面也有很大的不同，因此，派出人民法庭的法官在處理案件時所形成的司法技術與知識，往往不同于坐落于城市里的基層人民法院的法官。研究農村法治建設問題，必須研究派出人民法庭，還因為人民法庭雖然小，但在數量上十分龐大，據1998年的《中國法律年鑒》稱全國有城鄉人民法庭15000多個； 審理的案件在數量上也最多，如果說基層人民法院審結100個案件，那么有80個案件就是由派出人民法庭審結的，且這些案件在日常生活中最常見與老百姓關系最密切，這也使我們對人民法庭必須認真對待。當然，這種空白，也使我們試圖借助資料充實觀點的美夢成為虛有，提醒我們必須認真去調查，然后說話。
基于上述三點困難，關于本文，我們認為其有這樣幾個方面的特色。一是，本文是調查性質的文章，這種調查始于大學二年級暑假我（本文“我”指本課題負責人，下同）在甘肅N縣某派出人民法庭為期兩個多月的實習。實習期間，在該庭法官的介紹下，又在該縣的其它派出人民法庭做了一些走訪，使我對派出人民法庭有了一個初步的認識。時隔兩年后，又在西北政法學院法學一系的資助下，再次到甘肅N縣進行了為期一周的調查。這次調查，雖然時間較短，但卻從調查研究的角度驗證了從大二暑假到大四年級近兩年來形成的一些思考，同時也使我們摒棄了一些天真的不合理的關于派出人民法庭的想法。二是，以甘肅N縣的派出人民法庭為調查和研究對象，這是片斷的、地域的調查，但卻會形成一些有用的具有普適性的知識。這種知識，不敢奢想會有什么填補空白的意義，但對于派出人民法庭地域性認識，必定是十分有意義的。
二、何謂“派出人民法庭”
在前面第一部分的論述中，我們采用了一個新名詞“派出人民法庭”，而未采用一般的較為正統的稱呼“人民法庭”，是基于這樣的考慮。“人民法庭”是法院建制中的慣常稱呼，無論高級人民法院、中級人民法院、基層人民法院的刑事庭、民事庭或其它庭，都可以稱之為“人民法庭”，這是一個特別的有中國特色的司法稱謂。采用“派出人民法庭”，特指本文所研究的人民法庭與高級人民法院、中級人民法院、基層人民法院的刑事庭、民事庭或其它庭是有區別的。具而言之，本文所研究的人民法庭是隸屬于基層人民法院的駐扎在鄉鎮的人民法庭。對此，《人民法院組織法》第20條有明確規定：“基層人民法院根據地區、人口和案件情況可以設立若干人民法庭，人民法庭是基層人民法院的組成部分，它的判決和裁定就是基層人民法院的判決和裁定”。從這也可以看出，人民法庭是根據農村地區的司法需要而設立，屬于基層人民法院的派出機構，基層人民法院和派出人民法庭的關系是領導與被領導的關系，人民法庭的判決和裁定具有法律明文規定的效力。
三、派出人民法庭的基本情況
在甘肅N縣人民法院調查時，我們發現，在地理空間上，該院關于派出人民法庭的建制為1—2個鄉鎮設立一個人民法庭，其中絕大多數的派出人民法庭的管轄范圍都為兩個鄉鎮；該縣僅有兩個鄉鎮較大，分別設立了一個法庭。管轄范圍為兩個鄉鎮的派出人民法庭，一般設立在經濟比較發達的鎮上。再進一步看，派出人民法庭一般位于該鄉鎮的核心位置，與鄉鎮政府的機關大樓（大院）離的不遠，都在一條街上。
該縣的派出人民法庭人數建制一般為3到7人。3人最少，這類法庭管轄的多為一些比較貧窮和偏僻的鄉鎮，這些鄉鎮的民事糾紛相對來說較少，一個月也審理不了幾個案件，平時比較悠閑。7人最多，這類法庭管轄的多為一些經濟較為發達的鄉鎮，這些鄉鎮人口較多、地域較大、經濟在該縣處于中流砥柱的地位。4到5人是大多數人民法庭的人數建制，這類法庭管轄的鄉鎮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狀況界于前兩者之間，我所實習的人民法庭恰好就屬于這類。
在組織建制上，派出人民法庭的建制一般為：庭長、副庭長、審判員、助理審判員、書記員，其中庭長一名，副庭長一名，審判員一到二名，助理審判員一到二名，書記員一名。需要說明的是，許多法庭常常在審判員和助理審判員之間存在其一，也即或者設有審判員，或者設有助理審判員。
由甘肅N縣派出人民法庭設置的地理空間及人員建制情況，我們看到，鄉鎮地理面積的大小及經濟發展狀況是影響派出人民法庭在哪設置、規模大小的主要因素。這與《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庭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規定》）第三條所講的“人民法庭根據地區大小、人口多少、案件數量和經濟發展狀況等情況設置，不受行政區劃的限制”基本符合。少數派出人民法庭的人數建制為3人，其內部組織架構為：一名庭長，一名審判員或助理審判員，一名書記員，這與《規定》要求的設立派出人民法庭應當至少有三名以上法官、一名以上書記員的規定不符。但我們在調查中看到，這類3人法庭一般設置在經濟落后、比較偏僻的鄉鎮上，每年受理的案件確實很少，有三人足矣。若是適用簡易程序，完全可以運作；若適用普通程序，組合議庭，請一名或兩名人民陪審員也完全可以運行。
在人員素質上，正規科班出身的法官和書記員很少，一般都是半路轉行（專業）出身的，年輕人大都有大專學歷，本科生未見一人，為貫徹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擔任法官必須具備本科學歷的有關要求，年輕人都在讀脫產本科或函授本科，以求達致形式上的合格化。一些老同志則僅僅能維持中專文化程度，過不了幾年他們也都將要退休。文化程度雖不高，但他們的經驗卻十分豐富，當地的法院系統采取了較為靈活的做法，要求老同志只要參加法院系統內部的考試通過即可。我實習期間，該庭的庭長，一位50歲的人，剛好參加了這樣的考試，據他介紹，全市共有100多位老同志參加這樣的考試，但少有人認真備考，走了個形式而已。
修訂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官法》對法官的任職條件進行了嚴格的規定，擔任法官的學歷要求為本科，這對法官職業的精英化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積極意義。但我們在派出人民法庭調查中產生了兩個疑問。一、對農村地區尤其是中西部農村地區的法官要求本科學歷是否具有實際意義；二、擁有本科學歷是否就能勝任農村地區派出人民法庭法官的任職。答案是否定的。對農村地區的法官要求本科學歷，迫使他們去學習、進修，走馬觀花地上脫產或函授本科、法律夜大等，只能使這些法官變得虛榮，在某種程度上滋長甚或培養了一些法官的弄虛作假心態。其次，派出人民法庭法官審理案件時，更多考慮的是這個案件所涉及的道德倫理、習慣及其它各種社會關系，而要熟練梳理和科學處理這些關系，需要法官有豐富的社會經驗及對當地人物風情的熟悉。
在《送法下鄉》一書中，蘇力老師對法官等人下鄉收貸乘坐的那輛小面包車也做了頗為細致有趣的分析：那輛小面包車也未必僅僅是為了交通上的便利，而更可能代表了一種權力的符號資本，是保證這一局部支配性權力得以實現的構成部分。 派出人民法庭在硬件設置上也處處有意無意地體現了這一點。在硬件設施上，派出人民法庭往往由10余間磚瓦房和一個院落組成，不大，但挺像一個“機關大院”，由寬大的鐵門和院內橢圓型的大花園可以看出，因為當地的農民沒有這么氣派的大門和雅興養如此眾多的花。派出人民法庭一般不存在住宿緊張的問題。無論庭長、審判員、還是書記員，這些磚瓦房一般都是一人一間，大小一般，也都是辦公室兼做臥室。審判庭約莫3到4間房大，審判庭內分了一個隔間，隔間就是所謂的合議室，專門用來合議案件，但這僅僅是個擺設，很少用。我實習的兩個多月里，開了三四次庭，都組有合議庭，但合議的情形很少；即使合議，法官總回到了自己的辦公室兼臥室中去，合議室和審判庭則成了當事人歇腳的地方。審判庭內設置較為嚴肅，有高高在上的審判席，審判席上方威嚴的國徽，靠旁一側的書記員席；下面兩邊相對的原被告席；與審判席相對的旁聽席，由于條件有限，僅有一兩個條凳；及張貼在墻壁上的一些法律口號，如“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等。另外，一些法庭還有輔助設施，如灶房等。辦公設施也十分簡陋，沒有什么電腦等現代化的設施，法官要打印審判書或復印資料都要等到每個月的20日去縣法院辦理。在該縣除城關人民法庭有輛吉普車外，其他法庭的交通設施都是摩托車，這些摩托車屬法官私人所有，辦案時，法庭會給一定的油料補助，摩托車在當地十分普遍，是人們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
四、派出人民法庭法官的收入
關于法官收入，許多學者主張在全面提高法官素質，精簡法官隊伍，嚴格法官任職資格的條件下對法官實行高薪制，是因為，高薪制有利于司法隊伍的反腐倡廉；有利于吸收優秀人才，穩定法官隊伍，提高法官的整體素質；有利于促使法官珍惜自身的職業，培養敬業精神，嚴格執法、公正裁判。 對法官實行高薪制是世界的現狀和潮流，我們是認同的。存在問題的是，由于中國地域廣闊、經濟發展不平衡，因而中國法官的收入也呈現出了多種差異，有些地區（并不全是農村地區和西部地區）的法官收入確實低，但有些地區（并不全是城市和東部地區）的法官則收入頗高，這是一個存在變量的頗為棘手的問題，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在調查中，我們發現，派出人民法庭的法官雖然工作在小鄉鎮，但在收入上，則要高于在縣城工作的法官的收入。除了人民法院發給派出人民法庭的法官的各項工資、獎金、福利之外，派出人民法庭作為一個小單位，也在進行著某種程度和形式的創收。當我們問及創收的內容時，法官對此避而不談。但據法官透露，派出人民法庭的法官每年可比在縣城工作的法官多收入約1000元。因為這1000元，中年法官一般較愿意來派出人民法庭工作；年輕人則對錢似乎還沒有這么大的興趣，他們更注重其他一些問題，如婚姻問題，在縣城工作更容易找到適齡的學歷層次相當的配偶等等，基于此，年輕人往往不情愿到派出人民法庭工作。對于這種創收的合法性，我們是持懷疑態度的。但是考慮到在縣城工作的法官占有了更多的政治、經濟、信息、文化教育等資源，而派出人民法庭的法官則不具有這種優勢時，以經濟作為平衡的砝碼，多少可以穩定人心。此外，我在該人民法庭實習了兩個月，但每個月正式去上班的時間連一周也不到，一共是四天，其中兩天是開庭，兩天是調查，其余時間，法庭上僅留一位法官看門，附帶處理一些日常事務，其余的法官書記員都回家去了或干別的去了。而這些法官和書記員每月都可以領到800——1400不等的工資，這在當地是一個處于中上游的工資水平。再考慮到他們一月工作的天數，可以看到，付出很少，但收益卻很樂觀，若以付出收益之對比衡量的話，可以說，這些法官和書記員的收入非常高。
五、立案
由于大多數農民都不懂法，加之農村地區鮮有可以進行法律咨詢的法律服務機構；僅有的鄉鎮司法所或者農民不知道，或者處于名存實亡的狀態。因此在打官司前，許多農民都會到法庭咨詢有關法律事宜，法官一般都會予以講解。應該先寫訴訟狀，然后到縣法院去立案。在該縣法院，立案的一般程序是，立案庭立案后，將事實清楚、權利義務關系明確、標的額不大、爭議不大的簡單民事和經濟案件依據民事訴訟法的相應的管轄原則分給各個派出人民法庭。這些案件主要為離婚案件、普通的民事糾紛案件、簡單的經濟合同案件等。派出人民法庭接收案件后，開始調查審理。應該說，這種做法是比較科學的，嚴格貫徹了人民法院實行立案與審判分開的原則。但這種做法與1997年4月21日出臺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立案工作的暫行規定》有出入。該規定第2條規定，基層人民法院對人民法庭的立法工作進行檢查和指導。第18條又詳細地規定了人民法庭立案的具體程序。第一款，人民法庭經審查認為符合受理條件的起訴，報庭長批準；當事人直接向基層人民法院起訴的，基層人民法院應當審查受理。第二款，人民法庭決定立案后，應當將當事人的姓名、單位、案由、簡要案情報基層人民法院統一編立案號。第三款，對符合受理條件的起訴人民法庭不予立案的，基層人民法院應當決定立案，交由人民法庭審理。由此可見，派出人民法庭有一定的立案權。但派出人民法庭很小，工作人員也就那么幾位，立案者同時極有可能是審判者，這種準許人民法庭立案的規定無疑違背了“人民法院實行立案與審判分開的原則”（該暫行規定第5條）。暫行規定存在自相矛盾的問題，而該法院的做法有一定的積極意義。
另外，需要提及的問題是，依照相關法律規定，派出人民法庭在案件的立、審、執方面均有自主權，財務、后勤等工作也有獨立性，于是有學者認為派出人民法庭儼然一個小法院，與機關庭除了業務上的指導關系——主要是民庭、刑庭負責人在案件研究中層層審批把關外，業務往來聯系與相互配合并不密切。 對于這種觀點，我們認為有一定合理性。甘肅N縣法院將派出人民法庭的立案權收歸院部的立案庭，通過立案庭的把關和過濾，將事實清楚、權利義務關系明確、標的額不大、爭議不大的簡單民事和經濟案件分派給各個派出人民法庭，事實上已經隱含了基層人民法院院部業務庭所審理的可能是事實不清楚、權利義務關系不明確、標的額大、爭議較大的案件。如此一來，會不會形成，派出人民法庭、基層人民法院、中級人民法院、高級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這樣五級審判層級呢？這是一個敏感的需要另文探討的問題，在此不談。
六、派出人民法庭的審判過程
（一）派出人民法庭適用怎樣的審判程序
派出人民法庭審理案件很少適用簡易程序，案件無論大小、復雜程度如何都要組成合議庭。合議庭的組成人員為一名審判員、一名人民陪審員和一名助理審判員；或是一名審判員和兩名人民陪審員。這與我在西安市某區人民法院看到的情形完全不同。在該院的民事庭，對于案情簡單的案件，法官適用的都是簡易程序，即僅有一名法官和一名書記員就可以開庭審理案件了。通過向派出人民法庭的法官了解及我們在參審、旁聽過程中的觀察，我們認為，派出人民法庭頻繁適用合議庭，有這樣幾點理由。一是案件較少，法庭有足夠的人力、法官有充沛的時間悉心審理案件。二是法官想“扎個勢”，對當事人形成一種威懾作用。人民法庭是一個國家司法審判機關，但人員之少——至多7人，大多是4人；設施之簡單——遠沒有鄉政府那樣氣派；權力之小——不能隨便管人、抓人（一位受訪法官的原話）。這使許多當事人并不把法庭當回事。據法官介紹，該縣的一些法庭上都發生過多起當事人當庭辱罵和毆打對方當事人和法官的事件。而有四個人坐在公堂之上、頭頂國徽、手拿法槌、依據法律審理案件，會使當事人多少形成這樣一種認識：法庭對我這個事很重視；法庭處理糾紛的方式與普通的民間調解是有區別的。進而，當事人也就不敢輕易的“胡攪蠻纏”，即使“胡攪蠻纏”，四個人總比兩個人有力量，更能解決問題。加之在或有或無、或隱或顯的法律程序（見下面分析）的引導下，使人民法庭的審判與一般民間的糾紛處理明顯的區分開來，這使當事人或多或少會認真對待人民法庭的審理。三是多人參與審判，可以增加集體智慧，更有助于案件的順利及時解決。許多人民陪審員都由當地有威望的老人擔任，這些老人在退休之前，大多都擔任過村支書、村長或在鄉鎮里工作過。他們社會經驗十分豐富，對當地的風俗人情都有較為深入的了解。而一些年輕的法官或者是外地人，或者社會經驗不足，有這些老人陪同審理案件，可以彌補法官的這種缺陷。另外，老年人對于年輕人具有一定模范作用，對于一些離婚的年輕當事人，這些老人往往會現身說法，勸其接受法官的調解意見或審判意見等。
（二）派出人民法庭的審判過程
派出人民法庭的審判過程往往是比較奇特的，這種奇特表現為一種行為的進行時，在判決書中并不會顯示出來。因此，許多學者關于人民法庭調查的文章中，對于這個問題談的不多，即使談了，也大多得出一種很書面的結論，而未見人民法庭審理過程的真相。這或是由于學者不參與旁聽，僅翻閱判決書所致；或是由于學者參與了旁聽，但學者的在場，就會使法官不由自主地注意一些審判程序。我在派出人民法庭實習時，第一次開庭后，法官對我說了這樣一番記憶深刻的話：今天這個案件的審判程序較為正規，主要考慮到你剛來，學校的理論課對你們影響很深，不這樣正規，擔心你們接受不了。然后他又建議我應該在實踐中多學習，這樣會進步的很快。果然，第二次的審判程序與第一次就截然不同了。對于這種審判過程，我試圖還原出派出人民法庭審判案件的真實的原貌來，因此只能參照法條上所規定的審判程序予以簡單描述。
第二次開庭的合議庭情況是，主審法官是該庭的副庭長，人民陪審員由一位在鄉政府工作多年的已經退休的姓王的老人擔任，另外一位人民陪審員是我。我之所以能上，是因為在開庭前，該法官曾到隔壁的派出所找人，但轉了一圈，空手而歸，在實在找不到可以當人民陪審員的人的情況下，我上了。后來那位法官說，他起初并不是沒有考慮我，而是因為我太年輕，坐在那里會讓人不服氣，進而，影響審判的效果。雙方當事人來齊之后，先是我們入座，然后，在法官的指點下，原被告雙方也依次入座了。沒有起立。對于法庭紀律，民事訴訟法規定應當由書記員在開庭審理前宣布，但這里由法官代勞了，且將程序倒了過來。法官簡單通俗地說了兩點法庭紀律。一、這是說理講法的地方，要講理，不準罵人；二、發言要聽法官的吩咐，依次進行。然后法官核對了雙方當事人的身份。接著法官對于合議庭成員進行了介紹。說了那位老王是鄉人大選舉出來的人大代表以及以前所干的工作等；說我是“西北政法大學”的學生，學習成績“優秀”，已經在法院實習了很長一段時間（其實才兩周），還說“西北政法大學”是中國法學教育的重點高等學府等等，夸獎的話讓我感到多少有點不好意思。之后，才算正式開庭了。雙方當事人都沒有請律師。女方來了兩個哥哥，在其大哥的陪同下作為原告出席。男方來了三個人，有兩個是男方的哥們，一位是該村信用社的主任，這位主任是來作證的，男方一個人作為被告出席。更讓我驚異的是，無論原告還是被告，都是赤手空拳的，沒有帶任何書面性的東西。法官指示先由原告方宣讀起訴狀。一般來說，由原告本人或者原告代理人宣讀起訴狀均可，但女方的哥哥是位法盲，他一聽法官叫“原告”說話，沒有叫“原告代理人”說話，于是就讓其妹妹也即原告發言了。由于沒有任何文字性的東西，加之又是位經常在家操持家務的女性，在公眾場合說話的機會很少，因此，她想了很長時間才說開了，且慢慢騰騰猶猶豫豫。法官迫不得已，只好變成了法官問一句她答一句的糾問式審理。其哥哥——原告代理人見其妹說的不太好，就在法官提問的空擋向法官請示，他是否可以說話，法官允許了。那位哥哥說的起訴理由部分地補充了法官的提問，同時話語中有夾雜著針對被告的話語，如說“＃＃＃，你把我妹虧了，你將來不得好報。”法官對此類問題沒有制止，最終形成的起訴要求是離婚，女兒由母親撫養，但男方必須支付撫養費。被告答辯期間，也是信口說來，東拉一句，西扯一句，最后在法官的提示下亮出了觀點：不離婚；要離，女方必須償還在村信用社貸的3000元錢，且女兒歸他撫養。
在法庭調查期間，雙方圍繞這筆債務展開了爭執。男方說，這筆債務是他們結婚后為蓋房借的，他為此還專門請來了村信用社的主任作證。于是，證人被傳喚了進來（是由那位坐在門邊的人民陪審員老王出去叫進來的）。由于審判庭只有兩間房那么大，旁聽席僅有兩張條凳，證人進來只能站在旁聽席的條凳前，這也為一些證人形成了不小的誤解，一進來看見凳子，且見其他人都坐著，也就不由自主地試圖坐下。那位主任一進來，也一屁股就坐下了，法官連忙讓站起來說話，那位證人十分不情愿地站了起來。法官帶著威嚴的口吻宣讀了民事訴訟法有關證人作證的條款，但見這位證人一臉茫然的不理解的神情，法官又換了一種口吻說，你要將你所知道的有關這個貸款的事實一五一十地說出來，不能騙人，否則要承擔一定的法律責任。法官又問，你可聽明白了，得到肯定地答復之后，法官才開始問話。在這位證人答復法官問話的過程中，那位原告或許是聽到了對自己不利的話，突然打斷證人的說話，對法官以哭訴的聲調說，他說的全部是假的，那筆貸款被他（被告）全部拿出去賭錢了云云；又轉過來針對那個信用社主任大聲質問，你收了他多少好處等，信用社主任則開始辯解，雙方你一句，我一句，似乎有了罵開架的陣勢。法官沒有馬上制止，而是過了四五分鐘才制止。為什么這樣，法官后來告訴我，讓雙方做必要的對罵，旨在通過對罵從中發現問題，尋找可能存在的冤屈和不正義之處。這或許就是派出人民法庭法官一種獨特的司法審判工作技巧和經驗。
法庭辯論階段被無意中省略了。
在總結陳述階段，法官一再要求，不要說前面已經重復說過的話，但礙于法律知識的貧乏，雙方當事人還是不自覺地重復了前面許多已經說過的話，并且說了許多雞毛蒜皮的家庭生活瑣事。法官看時間差不多了，雙方要說的發泄不滿的話已經說的差不多了，制止住了。接著又問，現在法庭程序已經走完，你們雙方愿意調解嗎，然后又說了法庭調解的好處，如有法律效力，必須得不折不扣的執行，不同于村民委員會的調解等。得到肯定的答復之后，法官說，受條件所限，基層人民法庭實行的“背對背”的調解方式，被告跟我來，其他人在這候著。說完領著被告走出審判庭到他的房間里去了。那位老王陪審員和書記員則在審判庭和這些村民聊天。
因為實行“背對背”調解，這個案件的具體調解過程我們未見到。但對于調解，該庭一位法官對我發表了這樣一番見解，法官常會在調解方案已經胸有成竹的情況下，分別站在雙方當事人的立場上細細闡述這種調解結果對當事人可能產生的利害關系，促使當事人接受這種調解方案。直白地說，調解就是你讓一份，我退一步，各打50大板，實現大致公平即可。后來的調查可以證明這種見解是切合實際的。另在當地，調解成了中級法院下達的硬任務，各個基層法院的調解案件必須占到所立案件的70%以上，否則主管的院長就要在中級人民法院的院長會議上做檢討，法官則要扣獎金。對于這種硬性的任務，一些法官壓力很大，也認為不合理，使原本應該判決的案件為了爭取當事人的同意調解，法官往往要動許多口舌，反復做當事人的思想工作，法律的尊嚴也因此而大打折扣。
這個案件的法庭審理不過一個小時多一些，而最后的調解則持續了將近三個小時。期間，被告從法官的辦公室出來，原告和其哥哥又被叫了進去，如此進行了三個來回，到快吃下午飯（16點鐘）的時候，法官才將這個案件了結。在這期間，老王和那位書記員也做了原告和被告的不少“思想工作”。老王以自己的人生經歷現身說法；書記員則以自己的婚姻家庭生活為參照勸導雙方，尤其是男方，應該對女方多讓一些，畢竟夫妻一場嘛。最后的調解結果是：男方同意離婚，債務由他一人承擔，女方撫養女兒，男方不用再另行支付撫養費，女方的嫁妝歸女方，其余的財產由男方所有。這個結果令雙方都基本滿意了。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情節，在法官宣讀調解意見后，法官發布了一條命令，原被告分別向人民陪審員老王交納10元錢，現場交納，不開發票。原被告不論有多少不愿意都認認真真地交了，這也符合人之一般心理：權力在法官這里，民眾對權力、尤其沒有監督的權力往往存在一種懼怕感！
（三）問題探討
1、處于國家權力邊緣地帶的派出人民法庭。
由于種種自然的、人文的和歷史的原因，中國現代的國家權力對至少是某些農村鄉土社會的控制仍然相當松弱， 此種松弱，使得法庭所擁有的作為國家權力之一部分的國家司法權力在運行中遇到了很大的障礙。為有效減低這種障礙，保障國家司法權力的大體權威和基本運行，派出人民法庭的法官往往會做一些可能于法不符甚或違法的但卻于解決糾紛很有效果的做法。審理簡易案件適用普通程序，組成合議庭，就可以看作是這樣一種努力，盡管這與最高人民法院大力要求的對簡單民事和經濟案件應多適用簡易程序不符，但于審理案件卻無疑是有益的。
2、書記員在法庭審判活動中的角色。
派出人民法庭審判過程奇特怪異、險象橫生，但法庭記錄及其它文字性的東西卻是統一的有條有框的，也即是說，法庭審判是一套，法庭記錄及其它文字性的東西又是另一套；法庭審判過程是法官在操作和控制，法庭記錄及其它文字性的東西由書記員操作。書記員在派出人民法庭的審判過程中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書記員在記錄的同時，還在不斷地歸納、總結、摘取；這使得書記員猶如一個電視畫面剪輯師，需要不斷地增刪、轉化，即增加一些應說的話，刪掉一些廢話，將一些土語、方言及民間語言轉化為正式的可登書面的語言和法言法語。法官也會主動配合書記員的記錄工作，確保法庭記錄的“完整無誤”。為什么會這樣，是因為，法庭記錄及其它一些文字性的東西是法院考察法官是否稱職和工作業績好壞的主要衡量載體，法官不能不重視。這起離婚案件結案后，我翻閱了案件的法庭記錄，但見法庭調查、自由辯論、總結陳詞等階段一個也不少；讀著這份法庭記錄，給人留下的印象不外乎是法庭審判過程井井有序，雙方當事人一定請了律師或對法律有相當的了解。
3、法官在法庭審判過程中所處的地位。
如果雙方當事人均有代理律師出庭代理其進行法律訴訟，那么在庭審中，法官就處于十分主動的地位，因為律師已經提前用相關的法律法規將案件中所涉及的各種社會關系格式化為一種用法言法語表示的法律關系，法官所做的主要工作是“法律審”，“事實審”有但已經不是主要方面了，法官的工作相對來說比較輕松。其次，律師的參與，有助于減少法官和當事人之間的正面沖突，緩解當事人的不良情緒，確保法庭審判的順利進行，維護法律及法院的權威。但在派出人民法庭的法庭審判中鮮有律師參與，加之大多數當事人對法律及法庭訴訟活動一竅不通。因此在庭審中，法官就處于十分被動的地位。首先不得不充當一個法律解釋者的角色，例如，離婚案中法官對那位信用社主任關于證人作證義務的解釋，對雙方當事人關于法院調解的好處的解釋，等等。這種解釋是有選擇的和存在很大出入的；這種解釋也可以看作是一個對民眾進行法制宣傳的過程；再大一點說，也是一個構建現代民族國家的過程。其次，法官必須得補充一些當事人遺忘的但于審結案件有十分重要關系的法律訴求，如在此離婚案件中，對于夫妻雙方所有的財產，雙方在起訴與答辯狀階段均未提出，但法官卻在調解中主動提出來了并且做了十分恰當的處理：女方的嫁妝歸女方，其余的財產由男方所有。
4、法庭審判是一門復雜的技藝。
這是我們對派出人民法庭的審判過程的一個總體感受。
說其復雜，從這幾個方面可見一斑。首先，法庭審判中法官會以民事訴訟法規定的普通程序為大方向，走一步看一步算一步，走到哪算哪。這主要并不是因為法官不想按部就班一步一步地嚴格依法定程序走下去，而是意外因素太多，為保障順利解決糾紛，及時結案，法官不得不隨時調整庭審策略。這則離婚案在宣讀起訴狀和答辯狀階段的“糾問式審理”即屬法官的一種迫不得已的舉措。其次是“合議獨審化”，前面我們講到“多人參與審判，可以增加集體智慧，更有助于案件的順利及時解決”，這種情況主要見諸于由一些年輕的或剛從外地調來的法官所主持的法庭審判過程中。對一些已經有了一定資歷并對當地人情風俗較為熟悉的法官來說，借用人民陪審員增加集體智慧的情形并不多見。在這樣的普通程序中，合議庭往往成了擺設，即“合而不議”，加之在審判程序上有意或無奈的簡化，極易使普通程序簡化簡易程序，造成“合議獨審化”。這是派出人民法庭審判過程存在的一個十分普遍的現象。最后，動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技巧處理案件。例如在庭審前對老王和我的介紹就十分有趣。從介紹老王的話語中我們似乎可以看出鄉土社會中精英和權威治理的痕跡；而我雖年輕，但法科大學生的身份足以使當事人相信我有很好的法律知識，進而抵消我因年輕未過家庭婚姻生活的缺陷，我在某種程度上充當著一種“知識權威”的角色。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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