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舒 ]——(2005-3-21) / 已閱37791次
WTO的價值目標與中國“入世”后的對外貿易政策取向
沈舒
（西南政法大學 重慶 400031）
[摘要]中國入世至今已有快4個年頭了，加入世貿組織對中國影響深遠。伴隨著中國作為現今自由貿易體制下的一員，對全球貿易自由化和經濟增長做出貢獻的同時，應如何利用入世的契機，準確定位中國的對外貿易政策，從而真正推動本國經濟的發展、增強本國的國際競爭力，已經成為了我們不得不正視的一個關鍵性問題。本文將通過對以上問題的分析，提出作者自己的思維視角，引起更多的人對這一問題的思考。
[關鍵字]WTO的原則及其目標 自由貿易 對外貿易政策 國家利益
一、WTO建立的背景及其價值目標
在全球貿易的大家庭中,每個國家都制定了自己的貿易政策,并且在與其他國家打交道時,心目中都有自己最佳的國家利益。這在過去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的孤立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政策中是最明顯的。當各國都僅僅為了他們自己的經濟利益，而盡可能在經濟和政治方面把自己與世界隔離開的時候，20世紀30年代的經濟危機和隨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戰表明了采取這種貿易政策的后果。經濟危機使貿易保護主義抬頭，高關稅將外國商品拒之門外。美國1930年通過的《斯穆特—霍利關稅法案》更是加重了這一趨勢，從而加劇了經濟蕭條。為了對外轉嫁國內危機，以日本和德國為首的法西斯發動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在二戰劫難的余波中，許多國家在反思了近代史后，都試圖避免再犯過去的錯誤。國家領導人和政策制定者更注重從一個更加國際化的角度來看世界經濟。從大蕭條和二戰的經濟和工業崩潰中，誕生了一種更新的自由貿易信念和處理一般經濟問題的國際新方法。各國都認識到，如果它們能夠找到鼓勵商品自由貿易的方法，通過頒布自由貿易規則將貿易從高關稅和其他非關稅壁壘中解放出來，那么雙方的利益都能得到最好的體現。自由貿易規則和減少商品自由流動壁壘的全球性框架，在二戰后不久由《關貿總協定》（GATT）建立起來，現代化的全球貿易制度就此誕生了。近50年來，關貿總協定履行其職責，制定國際貿易的規則，并為解決國際爭議提供了一個論壇。1994年，一項新的世界貿易協議達成，稱作《1994年關貿總協定》，它增強了國際法律在管理貿易時的作用，并創建了世界貿易組織（WTO）——一個以管理關貿總協定的世界貿易制度為職責的國際組織。
在美國的帶動下，各個國家信奉了自由貿易和開放的市場政策，他們希望通過WTO繼續降低關稅，減少非關稅貿易壁壘。根據各成員國的要求，WTO提出了一個有組織的全球性結構，為貿易、投資、和發展以改善經濟的、政治的和法律
的環境。其主要目標就是，通過減少政府為保護本國利益而設置的壁壘和限制，從而實現公平的貿易。為增加透明度和保證成員國遵守WTO的規則和義務，貿易
作者簡介：
沈 舒（1980—），男，四川人，西南政法大學2003級經濟法專業碩士研究生
政策審議機構定期審查各成員國的貿易政策和實施情況。成員國不但要承諾在WTO貿易分歧上相互商討和盡力解決貿易糾紛，WTO還有四項國際貿易的基本原則：1、多邊貿易談判（國家之間應定期會面，降低關稅和非關稅堡壘）；2、非歧視和無條件最惠國貿易（成員國不能對一個成員國比對另一個成員國提供更優惠的商品進口條件或待遇）；3、國民待遇；4、取消配額和其他非關稅壁壘（國家首先要將非關稅壁壘轉化為關稅，然后進行談判以減低關稅稅率）。
通過以上敘述可以清楚的看到，WTO的終極價值目標在于追求國際貿易買賣的零關稅以及無壁壘的狀態，從而實現全球貿易市場的完全自由化以及最充分的資本自由流動。從哲學角度來看，這一目標顯然只具有應然層面的意義，任何一個成員國的努力最終只能使全球貿易市場無限接近這一目標，卻永遠不能達到。因為作為支撐自由貿易制度的西方經濟學理論之一的帕累托最優效應假定，要實現真正的自由市場制度（無論國際還是國內），須具備的兩個關鍵性前提，一是交易費用為零，二是市場充分競爭，沒有任何政府阻礙。很顯然，這種帕累托最優效應所預設的市場結構，就是在最發達的西方市場經濟國家里，也從來沒有實現過。在當今主要由國家構成的全球貿易體制當中，任何一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國家整體利益（其中的國家政治利益有時要遠勝于國家的經濟利益），因此要實現絕對的全球自由貿易，難上加難。并且，新制度經濟學派的代表人物科斯教授在他的《社會成本問題》一文中關于產權問題的論述，提出了著名的“科斯定律”，也證明了現實世界不存在“零交易費用”，否則，研究制度便沒有任何實際意義了。但是WTO所設定的價值目標，作為每個愿意通過自由貿易來實現自己國家利益的成員國來說，仍是一個值得努力的目標，畢竟，全球貿易的一體化會使越來越多的國家在經濟上相互依賴，從而可以有效的遏制政治上的國家單邊主義，成為維護世界和平和促進全球經濟發展的有利因素。在下面的部分，我將探討作為全球貿易活動的三個主要參與者（也是在WTO規則制定中最具分量的三個方）是否自覺有效地履行WTO的原則，并且真正僅以促進全球自由貿易為己任。
二、美國、歐盟和日本的貿易實踐及其淺析
在關貿總協定及其作為代替其職能的WTO建立以后，各個國家開始在“消除貿易壁壘，推動全球自由貿易”價值目標的指引下制定自己的國家貿易政策。美國作為世界上市場最開放、最少貿易壁壘的國家聲稱自己將全面履行WTO項下的各項義務，最終推動全球自由貿易體制的建立。但是，仔細分析美國近些年的國內貿易立法和國際貿易實踐，我們很難將其奉為“捍衛WTO價值目標的楷模”。
在美國的貿易法中，隨處可以洞察到他們以國家利益為主的對外貿易理念。從實施貿易保障措施的“201條款”，到對因進口產品增加導致工人失業而對美國產業工人進行的貿易調整援助；以及為商業界人士和法律界人士所熟悉的，美國對付外國的貿易壁壘和不公平行為的“301條款”。
具體到真實的案例，我們對于美國貿易政策的立足點將會有更加深刻認識。最為著名是美國與日本之間關于汽車貿易的馬拉松式的談判。在這場爭論中，美國政府和美國汽車制造商聲稱，日本不公平地限制美國汽車和汽車配件對日本的進口和銷售。實際上，美國政府對于日本的這種指責，主要源于90年代初，美國與日本總共620億美元的貿易逆差。而在這620億美元的貿易逆差中，有360億美元源于汽車貿易。而在日本銷售的汽車中，美國汽車所占分額不到3%。顯然，這損害了美國的國家利益，并且正在崛起的日本汽車工業對美國的汽車行業也構成了巨大的威脅。盡管日本通過自己的競爭實力和國內政策優勢所取得在汽車工業的巨大成就，并沒有違反WTO的協議，但卻是美國政府所不能容忍的。1995年，美國貿易代表要求日本同意開放其汽車市場。美國政府堅持要求日本的汽車制造商答應購買一定數量的美國配件；增加在美國產的日本款汽車，并增加經營美國品牌的日本經銷商的數目；日本政府還必須改革日本的銷售制度，并同意通過貿易展覽和展銷，幫助美國汽車的市場營銷和宣傳等等。假如日本不能達到美國的要求，等待日本的將是出口到美國的日本豪華轎車征收100%的懲罰性關稅和60億美元的貿易制裁。最后，在美國的壓力下，日本政府屈從了美國的“不合情理的要求”。[1]克林頓政府將汽車工業談判的成功視為美國能夠“管制”與日本的貿易關系的一種標志。后來，美國又將這種方式成功的運用到與日本的半導體協議。而實際上，大部分真正的“自由貿易者”都反對采用“受管制的貿易”。事實上，在這個案例中，美國強加給日本的必須購買一定數量美國配件的“協議”，是一項基于結果的策略，這樣作造成了日本對歐洲、墨西哥和其他配件供應商的歧視，這也把美國放在了違反自由市場原則的“貿易管理者”的位置上。假如由于日本后來沒有屈從于美國的壓力，而被美國制裁的話，美國的這種做法將會由于沒有得到世界貿易共同體的同意，而破壞世界貿易制度賴以建立的合作與談判精神。這也使得美國為其邊緣政策在將來的貿易關系中開了一個危險的先例。
實際上，美國的貿易法是被用來實施美國的貿易政策，特別是國家利益的工具。這些政策由國會和總統制定，經常是在對某個議題進行了長期的公共討論之后做出的。這些討論常常圍繞著美國的經濟與政治目標而展開的。在這種目標指導下而制定的對外貿易政策不僅可以加強美元的堅挺程度，迫使外國允許美國的商品自由進出他們的市場，而且可以用來鼓勵與政治盟友的貿易，或用來阻礙與潛在敵人的貿易。比如，美國國會可以對來自非民主國家或侵害人權的國家的商品征收高關稅，甚至禁運；也可以禁止一切與支持國際恐怖活動的國家，或支持非法毒品貿易國家的貿易等等。世界上許多國家都指責美國的貿易政策過于政治化，美國的貿易政策時常淪為其對外政策的犧牲品。這些國家指出，在這個政局不太穩定的世界中，如果把貿易作為實現對外政策的工具，貿易會受到不良影響。但是，在美國人看來，他們本來就不是WTO“自由貿易，無歧視貿易”價值目標的忠實捍衛者，為了國家的整體利益，這些是值得犧牲的。上面我提到了美國貿易法中為人熟知的“霸王條款”——301條款。該法案單方面授權美國向其他違反了WTO協議、不公平地限制美國的商品或勞務進口，堅持不合理的或歧視性的政策或行為的國家征收報復性關稅。雖然許多與其他國家的貿易爭端美國最終都沒有運用到“301條款”中的貿易制裁手段，但是，這種法規的存在賦予了美國貿易代表解決貿易爭端和避免貿易戰的“談判籌碼”。大多數經濟學家和法學家也都批評301條款（特別是超級301條款）是單方面的“強權”策略，他們顯然違反了全體成員國（包括美國在內）同意通過WTO爭端解決機制來解決貿易分歧的承諾。各個成員國現在也正在向美國施壓，要求美國不能在沒有WTO授權的情況下使用301條款。但是，既然在對伊拉克的軍事打擊中，美國可以繞過聯合國單方面采取行動，那么，為了國家的利益，美國又為什么不可以繞過WTO來實施貿易報復呢？看來，美國是黑格爾哲學精神最忠實的捍衛者，“在世界歷史上，只有那些形成國家的民族才能受到我們的注意。因為必須理解，后者是自由的實現，即絕對的最終目的實現，它是為自身而存在。而且還必須理解，人類所擁有的一切價值—一切精神的實在，都只能通過國家才擁有……因為真理是普遍意志和主觀意志的統一；普遍意志一定要在國家、在它的法律、在它的普遍和合理的安排中，才能被發現。國家是地上存在的神的理念”。[2]
同樣日本和歐盟貿易政策仍然是以國家利益為出發點的。他們經常利用間接的非關稅壁壘保護本國產業和本國市場免受國外進口產品的損害。比如，利用行業或商業慣例，甚至社會和文化習慣等作為控制進口的一項措施。日本的株式會社就是利用社會和文化習慣來抑制進口競爭的成功典范。株式會社是在日本公司之間，存在連鎖管理關系、合伙關系以及其他聯系的日本特色。株式會社的公司有相同的董事，并且發展有利于株式會社成員的長期合同關系，這樣就使許多外國公司失去了許多符合WTO規則的商業機會。在與WTO成員國進行的貿易談判中，日本給予許多成員國的承諾也是很空泛的，因此許多國家也不得不采取和美國同樣的威脅手段對待日本政府，迫使日本履行自己的承諾。歐盟也以保護公眾健康和安全為理由，限制進口含有防腐劑的食品。但是，國際貿易多涉及遠程運輸的問題，如果不使用防腐劑便不能保證商品經過長途、長時間的運輸后保持新鮮和完整。在有關于鮮活商品以及保質期短的商品進行檢驗的規則設定方面，歐盟也比較嚴格，常常花費進口商大量的時間辦理各種檢驗手續，這樣在很大程度上加快了這些商品的變質，甚至腐爛，最后，進口商不得不承受高額的進口成本。利用這些經過偽裝的貿易壁壘來維護本國的市場是很難被WTO協議所規制的。在利用技術壁壘作為限制外國產品進入本國市場的貿易手段中，日本走在“世界前列”。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對日本的技術壁壘都提出了許多抗議，大部分都涉及不合理和累贅的檢查程序或進口許可證要求，還要執行一些過分嚴格的要求。日本對成千上萬的進口產品仍然保持著復雜的技術上的規定，這些產品包括電器設備、電信和醫療設備、木材、電子零部件、藥品和食品。日本廣泛應用各種技術要求也是源于對消費者的保護，歷史上日本政府在經濟生活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比如給予日本企業大量的出口補貼，組建企業集團，日本民眾也對政府的干預持認可態度。日本的產品大都圍繞設計上的特性來制定—即一種產品應該如何來設計和制造。相反在其他國家，標準則通常圍繞性能來制定。[3]并且日本的技術標準缺乏透明度，這也讓外國企業很難遵守和執行。歐盟則利用政府補貼來支持農業，歐盟的農業價格支持是通過公共農業政策來實現的。它運用可變稅率來使進口農產品的國際市場價格高于國內的價格水平。每年用于農業補貼和價格支持的支出達數十億美元，占歐盟年度總預算的四分之三。法國作為歐洲最大的谷類出口國，一直以來不愿意削減農場補貼，因為法國農民在政治上是很有實力的。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WTO距離自己設定的價值目標還有很大的差距，各國還需要盡更大的努力才能營造一個“更加”自由的國際貿易環境，而絕非是“完全”的自由。在以國家為構成體系的全球貿易體制中，國家利益更為實在和具體，更具有可掌控性，它將會是各國永遠追求的價值目標。各國如果哪天真的更加遵守WTO的價值目標，也只是因為它更符合國家利益。
三、中國“入世”的意義極其評析
“閉關鎖國”了近百年的中國，由于沒有開放的精神和傳統，在綜合國力上一直落后于世界上其他開放的國家和民族。這也是大多數學者認為中國在近代史上落后挨打的重要原因。這種對外政策的取向直接導致了中國經濟、政治的落后，甚至于古老中華的文化傳統也得不到世界的尊重和認可。如此一來，中國慢慢喪失了進行對外自由貿易的“本錢”，從而變的更加游離于世界市場規則之外。在經歷了近代史上的屈辱和艱辛以后，中國似乎才真正懂得了開放對于一個民族，對于一個國家的重要性。中國改革開放的實踐向世界表明了中國愿意以一個更加開放和自由的形象參與全球多邊貿易體系的決心。而要真正融入自由貿易的大家庭，成為全球貿易體系的主角，尊重WTO的游戲規則，加入WTO 便成為了中國經濟全球化進程的第一步。在2001年11月10日于卡塔爾首都多哈舉行的世貿組織第四屆部長級會議上，中國被接納為世貿組織成員。中國加入世貿組織議定書于12月11日生效，至此中國成為世貿組織的正式成員。中國政府通過艱辛的談判歷程重回自由貿易的大家庭，這對于推動中國經濟的發展以及政治的民主化當然起著不可估量的作用。對于這一事件，無論國內還是國際，都給予了高度的關注，幾乎每一個人都對“中國入世”的積極效應褒揚有加。據中新網的消息稱：“調查顯示，98.8%的北京市民認為入世可以給消費者帶來好處”。中國加入WTO的當天 ，美國商務部長唐納德•埃文斯在其發表的一項聲明中說，“美國祝賀中國成為世貿組織的第143位成員。中國入世將以前所未有的程度為美工業產品、服務業和農業出口打開中國的市場，并增強世界經濟”。也許，對于徘徊于世界自由貿易體系邊緣太久的中國人來說，這次的“入世”之旅足以讓我們興奮一陣子，而且我們又確實直觀的感受到了開放的國際市場對于振興一國經濟的巨大作用。我們完全可以以西方國家為例子（尤其是英國和美國），也許正是由于他們較早地實行了自由貿易的政策，較早的成為了WTO的一員，他們的經濟發展水平才可以躍居世界前列的。但是，我們在為此歡呼雀躍的同時，仍然要飽有一絲理智的情緒。也許，WTO候任總干事素帕猜的一番話，比起那些豪言壯語，對于中國“入世”有著更加現實的意義。“中國加入WTO，將對世貿組織起到平衡的積極作用。在WTO的100多個國家中，3/4是發展中國家。在過去的50年里，世界貿易組織飛速發展，但發展中國家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發展中國家也未發揮應有的作用，我們現在就要努力在新的貿易談判中讓發展中國家參與其中，發展中國家應該為參與這些貿易談判做準備……通過設立新的機構，為發展中國家創造更多的機會，讓他們有能力參與貿易活動和談判，給談判以足夠的支持，并且對談判內容有充分的理解，掌握貿易的訣竅和貿易談判的訣竅，這樣發展中國家就會知道怎樣遵守貿易規則并且在談判中取勝”。[4]通過他的這番話我們可以看出，在WTO這個大家庭中，主要的幾個發達國家仍然還是站在自己國家的利益上，利用自己在貿易位置上所處的優勢，限制著發展中國家的在全球貿易中的積極作用。而要真正的維護WTO的價值目標和本國的國家利益，中國必須要學會利用WTO各種貿易規則的“灰色地帶”。在這方面，美國、日本和歐盟是做得很成功的，在本文的第二部分我已經做了詳細的闡述。
中國“入世”，并不像國內、國際上那些樂觀的人士想象的那樣，只要順應了WTO的價值目標，減少了一國政府對于國際貿易的管制，中國經濟的騰飛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事實上，經濟自由主義切忌不可意識形態化，不可被某些人當作大棒揮舞，這樣只會嚴重損害我們對于其真精神的信賴。諾貝爾獎獲得者阿馬蒂亞•森就曾說過，東亞國家的成功，主要依賴于政府與市場的良性互動（例如日本和韓國也是WTO的成員，他們并沒有放棄政府對于經濟的管制，但是仍然取得了經濟上的巨大成功）。以此理論為基礎，經濟學家盛洪指出：市場制度的發展程度與政府的管制能力是相互依賴的。如果政府沒有能力管制資本市場，它就只能讓資本市場關門。在另一方面，由于不存在一個世界政府，國際上并不存在一個公平競爭的市場。[5]各國的貿易政策仍然是為本國的國家利益服務的。當然，這種政府與市場制度的良性互動理論與英美國家的自由主義理論也是不矛盾的。誠然，以亞當•斯密和哈耶克為代表的西方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關注的是個人在國家中的活動和思想的自由，他們認為個人自由是無法預知、無法估量的推動社會發展的不竭動力，只有個人的自由權利得到了國家這個集合體的充分尊重，國家才會獲得強大起來的堅實基礎。作為個人追求的目標，自由主義理論理應得到弘揚。但是，當多個人的多次交往形成了一種制度的時候，利用政府與該制度的良性互動機制來推動該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又可以起到降低個人活動成本和降低交易費用的作用。在這樣做的同時又促進了個人的真正自由。科斯教授在 《企業的性質》一文中，通過對企業和單個人在經濟活動中作用的分析，對這一理論做了詳細的論證。中國加入WTO便是利用這樣一個機會，通過政府與國內國際市場的良性互動，減少外國進口對我國市場的沖擊，推動中國經濟的發展，真正維護我國的國家利益。完全放松政府對于國際貿易市場的管制絕對不是明智之舉，這樣只會將中國的國家利益置于危險的邊緣。
四、“重商主義”過時了嗎——中國的對外貿易政策何去何從
世界上最早標榜自己實行“自由貿易”的國家是英國，以至不少人以為英國人是靠自由貿易起家的，是靠自己產品的競爭實力成為“世界工廠”的。回顧一下歷史我們就可以清楚的認識到英國“自由貿易”的本質是以“不自由”的暴力手段達到的。他通過不合理的關稅制度向印度傾銷棉紡織品，通過發動鴉片戰爭向中國販賣鴉片賺取白銀，全然不顧自由貿易之所以有效率，在于其他國家也有“不貿易”的自由。顯然這種標簽貼在英國的臉上，是不能讓人信服的。實際上，在所有經歷過重商主義實踐的國家中，英國是最為成功的。當時，重商主義利用貿易保護政策聚集了大量的貨幣，以增強國家實力；加上重商主義更有保護民族幼稚工業的功效，為英國作為一個民族國家的崛起帶來了巨大的好處。凱恩斯一針見血的指出：“重商主義者所追求的，乃是國家的利益，及國力之相對的增加”。[6]后來，只是由于長時間的實行重商主義會導致負面的效果，例如工資上漲和資本過剩，最終將導致英國的出口競爭力下降以及資本外流，英國政府才開始轉而實行自由主義的貿易政策。因為這樣做將更加有利于這個國家和商人，絕不是因為英國愿意為了全世界人民的福利而捍衛自由貿易的理念。熊彼特不無正確地指出，“正是以前支持貿易保護主義的資產階級現在給予了英國的自由貿易以堅定的支持。‘重商主義者’與‘自由主義者’之間并不存在任何鴻溝。如果對重商主義經濟學家的政治思想和興趣所在不抱任何偏見，那么自由主義經濟學本來是可以繼承重商主義經濟學的分析工作的”。[7]鐵血宰相俾斯麥在評價英國早期的自由貿易政策時也說到：“我認為自由主義（貿易）的整套理論是錯誤的。英國在充分地享受到保護關稅政策給國家的利益以后，才把它廢除。那個國家本來一向有最強有力的保護稅制，直到它在這些稅制的保護下變得那樣強盛；直到它能像一個雄健的運動員那樣才躍出堡壘來想世界挑戰。”[8]
全球市場發展到今天，伴隨著國際分工的發展和信息時代的來臨，自由貿易的趨勢已經不可逆轉，各個國家的貿易政策也趨向于更加開放和合作。任何一個國家想要再在貿易保護主義的體制下獲得自身完全的發展也將是不可能的。中國既然已經加入了WTO，當然也應該忠實的履行自己的承諾，成為一支真正推動WTO價值目標的強大力量。但是，中國面臨的現實問題決定了重商主義經濟學家的政治思想仍有諸多可取之處。只有解決好了“入世”帶給中國的諸多不利因素，中國才能真正成為一支“對世貿組織起到平衡的積極作用”的強大力量。世界銀行貿易研究組經理威爾•馬丁在他的一份研究報告中指出：中國由于入世而在貿易方面出現顯著增長的同時，目前也面臨著很多挑戰，包括調整勞動力市場以提高農業生產率，允許勞動力轉入更具競爭性的行業。該報告根據對84000個中國住戶調查的結果發現：城鄉之間存在著收益分享不均的問題。近90%的城市住戶反映入世以來他們的收入和消費都增加了，而農村住戶從整體看，平均收入出現0.7%的小幅下降。但是，按照消費指標衡量，最貧困的農村住戶的生活水平出現6%的顯著降低，主要是受實際工資減少和消費物價上漲的共同影響。中國怎樣才能保持入世的收益，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中國勞動力市場能否幫助那些遭受短期損失的人，為農村勞動力從農業轉到其他行業提供途徑。報告建議實行戶口制度改革，因為中國的戶口制度限制了從農村向城市的人口流動。報告說，幫助農村勞動力適應入世影響的另一種方式是通過擴大國家的城市失業保險制度，把鄉鎮企業職工包括進來，改善中國的社會保障計劃網絡。在農業領域，世界銀行報告建議中國采取措施提高出口糧食產品質量，作為向高附加值的勞動力密集型商品轉移的措施之一。[9]這些問題的解決直接關系到我們的國家利益，而所有這些措施的采取，僅僅借助于WTO的幫助是無法作到的。WTO作為一個促進全球自由貿易的組織，它的主要功能還是在于推動各成員國的經濟合作，減少世界范圍內的貿易壁壘。但是，作為一個包括有100多個國家的經濟組織，它對每一個國家國內的具體經濟狀況的了解是有限的，更不適宜提出一個有利于任何一個成員國的具體貿易政策和目標。要真正維護本國的經濟主權和國家安全，解決由于加入WTO帶來的負面社會問題，一個國家自己的對外貿易政策是最為有效的手段。恰巧，盛行于17—18世紀的“重商主義”為我們以自己的國家利益為出發點，制定自己的對外貿易政策提供了一個良好的模式。
重商主義的政策取向，實際上就是經濟的民族主義，或者說是民族主義的國家經濟方針。重商主義是旨在實現國富民強，國家經濟走向振興的一系列理論觀點和學說。按照何新的解釋，這一目標與經濟自由主義截然不同。自由主義宣稱其所追求的目標是私人經濟福利的“最大化”，重商主義則具有統一明確的政策目標——致本國于富強。它不是為個人（“微觀”）服務，而是為國家（“宏觀”）服務。重商主義的理論要點被他概括為：1、國際貿易是國家財富的最重要的的形成來源；2、為了要取得國際貿易的順差，必須出口本國出產的制造品，進口外國的原料，利用制造品與原料的價格剪刀差獲利；3、必須將本國國內市場的主要份額保留給本國產業，不僅是為了保護自身的工業生產能力，培植新興產業（“幼稚工業”），也是為了給本國人民提供充足的就業機會。[10] 實際上，現今最大限度的奉行自由貿易精神的美國就是利用了重商主義的諸多理論觀點而變得強大起來的。即便是現在美國仍然沒有放棄這些最為基本的政策思想，從本文我對于美國貿易政策的分析中就可以窺視出來。何新就曾指出，美國在19世紀作為落后國對抗英國的時候，大學講壇普遍講授的是漢密爾頓主義和李斯特主義，政治家也用漢密爾頓及李斯特的保護幼稚工業論來抵制斯密的市場絕對自由主義。但是到了美國成為出口工業大國，要求占領世界市場的時候，漢密爾頓和李斯特的理論就被隱匿起來了。[11]
從重商主義學派的上述觀點中，我們可以透視出他們為像中國這樣的還沒有實現工業化的國家提供了值得借鑒的政策思想，這些思想包括了旨在獲得政治統一和國家權力的一些經濟措施。現階段，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國加入WTO最為主要的目的絕對不是為實現全球自由貿易而完全兌現對于WTO的承諾，而是要利用加入WTO的機會熟悉運用其中的規則，增加本國產品的出口創匯能力，保護和發展中國自己的民族工業。一個國家如果沒有一定的工業基礎，不但不能使國家變的強大，而且很難保持住其獨立地位。如果考慮到具體的WTO所要求義務，中國的遵守若是弊大于利，顯然遵守這樣的義務是不值得的，我們應該采取更加有利于自己本國產業發展的策略來應對不合理的義務。在國際貿易領域同在其他領域一樣，向前推進的戰略常常要輔之以防守戰術。中國作為一個民族國家的利益始終是第一位的，貨幣的、自由貿易的以及其他經濟手段僅被看作是達到這種目的的工具。
WTO本身是好的，其賴以建立的經濟學理論——李嘉圖的國際比較成本和比較利益理論也是好的，但是他們的有效實現必須有一個基本前提：所有參與其中的競爭者面對的競爭條件是平等的、公平的。而現實中的國際體系不是一個單一的國際分工，并且以公正的等價交換為機制運行的體系。現實的國際關系中充滿了矛盾和斗爭，存在著強權政治和霸權體系。在這種體系中，國家實力和地位始終是本國、本民族最大經濟利益的可靠保證。相信中國通過加入WTO的時機取得持續不斷的貿易順差之后，將會更好的實現WTO所倡導的原則和價值目標，通過這樣的手段，兩者才可以有機的統一起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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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J．L．Ｈammond：《近代工業的興起》．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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