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劉僑 ]——(2005-1-29) / 已閱26323次
性騷擾及我國相關立法建構之新探
劉僑，李奇遇
內容摘要：
當前，性騷擾作為一種人格異化的社會現象在美國的女權運動中最先提出后，愈加引起社會各界的廣泛重視。然而在我國相對粗淺及貧乏的相關立法的前提下，性騷擾僅僅作為一類道德領域內的社會現象或是一種有傷風化的行為而并未上升至法律層面予以規制。雖然在學理上對該問題的研究不乏其人，但在筆者看來均存在一定程度的認識上的片面性且尚有相當的完善空間。本文著重于對性騷擾行為的內涵與外延等相關本體方面的論述，進而提出相關立法建構的主張。
關鍵詞：
性騷擾 性侵犯 立法建構
性作為人類的一項基本的生命活動，是人之大欲，也是人之生命。它是人通過從相對方的身上得到性欲上的滿足的生理過程以及伴隨的心理狀態。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和文明的演進，出于人際交往及社會倫理道德的規范，人們發現有必要對性這一人類的本能活動予以規范和限制，從而也就產生了一系列相應的行為規范體系。而性騷擾卻表現為人類本能不斷沖擊和逾越社會文明規則的行為現象，而這一行為現象卻是在社會物質生活水平快速提高的條件下，人類對正常精神及生理需求的反叛和解禁的過程中形成的。自上個世紀七十年代美國密執安大學著名的女權主義法學家凱瑟琳·麥金農首次提出“性騷擾”這一概念以來，其不僅成功的改變了美國法學和法律界對女性的態度，使女性在“被男人支配和設計的秩序中”建立了一種新的力量關系的同時還引起了西方社會對性騷擾行為的法律意義廣泛的關注。
一、性騷擾的界定
由于性騷擾的社會性及反常理性，要予以其確切的定義存在相當的難度，這也就導致了學界對于這一問題的不一致性。99年版的《詞海》首次收入了“性騷擾”詞條，其釋義為：“性騷擾是20世紀70年代出現于美國的用語。指在存在不平等權力關系的背景條件下，社會地位較高者利用權力向社會地位較低者強行提出性要求，從而使后者感到不安的行為。是一種性別歧視的表現。”該釋義揭示了性騷擾的兩個關鍵要素，即體現為不平等權力關系的“階級”要素及體現為性別歧視的“性別”要素。中國香港在《性別歧視條例》中將性騷定義為：“一方向另一方做出不受歡迎的、與性有關的冒犯行為，包括不情愿的肉體接觸、性賄賂，提出與性相關的行為作為給予某種利益的條件，此外還包括不涉及肉體接觸的言語、圖文展示、眼神及姿勢等。”
麥金農通過對工作中性別歧視和壓迫的觀察分析，提出了性騷擾的概念。她認為“性騷擾即通過濫用權力，在工作場所、學校、法院或其他公共領域，以欺凌、威脅、恐嚇、控制等手段向女方做出不受歡迎的與性有關的言語、要求或舉動的行為。麥金農還指出性騷擾是從婦女角度和經歷提出的第一個法律要求，是性別歧視的一種方式，是性暴力的一部分或延伸。” 事實上，美國法律也主要是從女性工作和就業的角度來將性騷擾界定為一類在就業中為法律所禁止的性歧視行為，且加拿大法律也把性騷擾看作是特殊的性別歧視行為。1980年美國公平就業機會委員會（EEOC）對性騷擾的說明是：“不受歡迎的性表示、性交要求、以及其它有性性質的言語或軀體行為。”對于性騷擾的定義除與就業有關外，也有人認為還與獲得的學習或培訓機會有關。如MacKinnon指出，“為了獲得就業或學習機會以性順從作為交換或提議為交換。”這種交換將隱藏于性表示之后的具有威逼性質的因拒絕順從而實施的報復行為昭然若揭。
我國大陸關注和研究性騷擾問題是近幾年的事情，因此尚未在立法上對性騷擾做出明確的規定。但根據國內對性騷擾的研究和報道，學界較為一致的認識是：違背當事人的意愿，采用一切與性有關的方式去挑逗、侮辱和侵犯他人的性權利， 并給他人造成損害的行為。其行為方式包括口頭性騷擾、行為性騷擾和環境性騷擾。但也有學者認為性騷擾應分為廣義和狹義兩種的兩種解釋。廣義的性騷擾主要指發生在工作、學習、娛樂等公共場所的針對婦女的性暴力行為，根據其程度可分為一級性騷擾和二級性騷擾。二級性騷擾包括語言騷擾、性挑逗及性脅迫。只要其行為情節己經造成了使女性感到受威脅、損害或有敵意的環境，即構成了二級性騷擾；一級性騷擾是指性攻擊行為，包括強奸、性虐待及任何造成肉體傷害的性暴力或異常性行為。而狹義的性騷擾通常是僅指二級性騷擾。
筆者認為，上述論述均有失偏頗，并提出以下疑問：性騷擾是否只能發生在權力、地位不平等的行為主體之間？是否僅僅體現為一種性別歧視而排除同性之間的性騷擾行為？是否必須存在著就業或學習的利益交換和驅動？是否當然的以暴力為表現方式？答案是否定的，結合上述觀點，筆者認為，所謂性騷擾是指行為人以性欲的滿足或放縱為目的，違背他人性意志選擇的自由，而采取的對他人性利益的非實質性挑釁、干擾或對進一步采取實質性侵害的暗示，而使他人對自身性利益的保護產生精神上的不利后果的行為。可以說，性騷擾是建立在一種非常態的性觀念、性道德的基礎上的無視他人人格權利的侵權行為。
可見，要構成性騷擾行為必須同時具備以下條件：
（一）行為主體的廣泛性。由于性騷擾是一種對他人性利益的非實質性侵害，因此其表現方式及程度的范圍十分廣泛，這也就決定了其行為主體的廣泛性。筆者認為，性騷擾的行為主體只要具備民事行為能力即可，包括男性、女性和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這里，實際上承認了同性之間性騷擾的存在。據國外一項調查表明，當婦女控告受到性騷擾時，性騷擾者總為異性（男子）；男性控告受到性騷擾時，40－50％ 的性騷擾者是另一名男子；女性控告另一名女子性騷擾的百分比為2％。 此外，有大量案例表明在學校等教學場所，具有限制民事能力的學生也時常會在事實上對成年教師進行性騷擾的活動。
（二）行為是以性欲的滿足及放縱為目的的。由于性騷擾并非以強行性交為表現方式，且其嚴重程度也輕于強奸，因此通常成為人與人之間某種物質或機會利益的交換條件，因而也時常發生于工作場所、職務上具有隸屬關系的上下級、以及一方以他方權力為利誘的情況中。然而，之所以采取性騷擾來作為利益的交換條件而非其它，歸根到底還是行為人的性需求使然。因而，即便是在一種非利誘的情況下也同樣存在性騷擾發生的可能。如具有露陰癖好的人向他人實施的暴露行為即屬于非利誘關系的陌生人之間的性騷擾行為，其單純以反自然性欲的滿足為目的。
（三）行為主體主觀上出于故意。性騷擾的行為主體總是有目的、有計劃的針對特定對象而開展實施，并通過直接或間接的方式來達到滿足及放縱其性欲的目的。因此，行為人在主觀上不可能出于過失，如長期生活在性風俗、性觀念比較開放的地方的人在相對保守的地方，其習慣性行為可能引起當地的反感或抵觸而誤認為為性騷擾；又如在公交車或其他擁擠的公共場所，人們也可能在外力的作用下無意間觸碰到對方的性敏感部位，或由于某些糾紛在吵架中所使用的帶有性意味的辱罵性語言均不屬于性騷擾的范圍之內。
（四）行為客體為對性利益及其相關權益的侵害。這是性騷擾區別于一般侵權行為的本質特征。這里所指的性利益是指行為相對人的性敏感部位不受侵犯以及與性相關的心理和精神上免受不利影響的權益，因而可分為身體上的利益以及精神上的利益。前者主要是指相對人性敏感部位的利益，即足以對他人產生性刺激的部位。行為人對于相對人身體上的侵害通常表現為直接的侵害方式，如觸碰、摳撓、擠捏等，若行為人使用道具輔助也并不影響其行為的直接性。當然，如果行為人對相對人非性敏感部位的侵害則不構成性騷擾而構成其它的人身侵權行為；后者主要是行為相對人與性相關的精神上的利益，這是相對人性利益的核心，也是性騷擾主要侵害的客體。行為人無論是直接或是間接的侵犯均可造成相對人精神利益的損害，因此對相對人身體利益的損害也就必然會導致對精神利益的損害，其主要包括相對人對行為人對自身性侵犯的恐懼、擔心以及事后的痛苦、屈辱進而造成情緒不穩定，工作效率降低，生活規律和內心平靜都受到極大干擾,喪失一個正常人所應享有的在社會生活中的安全感、滿足感和尊嚴感。可見，性騷擾的實施必然導致對相對人與性相關的精神利益的損害。同時，對性利益的侵害實質上表現為對貞操權的侵害，而貞操權是自然人基于其保持性純潔的品行產生的人格利益而享有的一種人格權利。然而，性騷擾的侵害客體并不僅限于貞操權，還涉及到與此相關的廣泛的人格權利，如人格自由權、人格尊嚴權、名譽權及隱私權等等。
（五）行為對象的特定性。即受性騷擾行為作用的對象必須是特定的人，而不能是不特定的社會公眾。如行為人在公共場所向公眾做出某種具有性暗示的淫穢動作或暴露其性器官的行為對于公眾來說不具有強制性，由于其行為不具有針對性，故每一個行為對象都可以選擇受其作用或不受其作用，故其完全可以自行避免其性利益受到侵害并排除對其人格自由權的限制。
（六）行為的單方性和強制性。性騷擾是行為人單方的強行要求相對人受其作用的強制行為。其不同于雙方的合意行為，其僅僅表現為行為人單方面的意思表示，并將其強行施于相對人的身上，而不考慮相對人的意愿，但如果相對人事后對行為人的行為予以接受，則不夠成性騷擾。行為人的強制行為可以依其程度的不同表現為不同的方式，最為直接的方式即通過暴力手段對相對人的人身進行控制，并對其強行實施猥褻行為。間接的方式也同樣可以體現行為的強制性，如通過電話、短信以及電子郵件等方式在相對方不知情的情況下通過淫穢的語言描述進行強制性的性騷擾。當然，行為發生的偶然性與持續性對于性騷擾的成立和強制性并不影響，只要相對人在性騷擾行為的進行過程中具備選擇避免或抵抗的能力則可對抗行為的強制性。
（七）行為方式的非實質性。這是對性騷擾行為程度上的限定，主要是將其與強制性交行為予以區別。騷擾是一種對他人利益的非實質性挑釁、干擾或是對行為人進一步采取實質性侵害的暗示，而使受害人產生精神上的不利后果的行為。其目的或許是為了達到某種實質性侵害而進行的前期試探性或預備性行為，如果行為人直接實施了實質性的侵害則發生了質的改變，且直接達到了其侵害的目的，實現了其侵害利益的最大化，也就沒有騷擾的必要。而對于性侵犯來說，性交則是行為人性利益的最終追求，是其實質性利益之所在。因此，除性交以外的其它行為均難以達到性交對行為人性欲的滿足及相對人性利益損害的程度。因此除性交以外的一切行為均可視為非實質性方式而構成性騷擾。
二、性騷擾的范圍與類型
根據以上論述，直接對于性騷擾進行界定具有相當的技術難度，而通過對性騷擾范圍的劃定也不失為一種有效的界定方法。實際上，性騷擾行為方式的多樣性以及其程度的不同決定了其廣泛的涉及面。其中，程度最大、造成的后果最為嚴重的應當是行為人的猥褻行為，這在我國刑法中被規定為性犯罪；而程度最輕的應當表現為行為人通過間接強制手段對相對人與性相關的精神利益的侵害行為。因此，界于這二種行為之間的性侵犯行為都應當被認定為性騷擾，這也就直接反映了性騷擾多種多樣的表現形式。例如，行為人郵寄含有色情及淫穢內容的信件給相對人，強行摟抱及親吻以及將相對人捆綁后進行的猥褻行為等，雖在程度上不同，但都具備構成性騷擾的條件。
可見，性騷擾應當屬于性侵犯的一種，且與其它某些性侵犯存在著區別與重合。性犯罪是應當追究行為人刑事責任的性侵犯行為，也是性侵犯中最為嚴重的一種。在我國的刑事法律規范中，性犯罪主要是通過強奸罪、奸淫幼女罪、強制猥褻、侮辱婦女罪以及猥褻兒童罪等來予以規制的，而其中的強制猥褻、侮辱婦女罪和猥褻兒童罪均應當屬于性騷擾的范疇。性別歧視以及性別偏見主要是針對女性而言，表現為以帶有偏見性語言或行動來侮辱、貶低、敵視女性的行為，其屬于性侵犯的一種，且與性騷擾存在一定程度的交叉，即當性別歧視發展到對女性性利益的非實質性侵害時，則是以性騷擾為行為表現形式的。所謂性挑逗是指一切不受歡迎、不合時宜的帶猥褻性暗示的挑逗行為，包括掀衣服、觸摸他人性敏感部位、向他人暴露性器官、展示色情圖片等，即足以對他人產生性刺激或性幻想的性侵犯行為。根據性騷擾的構成條件，性挑逗均應當為性騷擾的組成部分。性脅迫是指經威脅、逼迫而違背對方性意志強行與對方發生性交或其它性服務的性侵犯行為，其主要強調行為發生的原因是基于對相對方的精神控制。但由于性脅迫的動機仍然為行為人性欲的滿足與放縱，而其非實質性的其它性服務的行為方式也同樣構成性騷擾。性暴力則主要強調性侵犯的行為方式的激烈程度，而這在性騷擾中也是同樣存在的。至于性攻擊則主要包括強奸、性虐待及任何造成與性相關的肉體傷害的暴力動作或異常行為。可見，性攻擊在強度上要遠遠大于性騷擾。
基于以上對性騷擾范圍的分析可根據不同的角度對性騷擾作如下分類：
（一）根據行為人實施的性騷擾行為是否存在對相對人利益的脅迫或控制，可將性騷擾分為純粹性騷擾和非純粹性騷擾。前者是指行為人與相對人之間并不存在工作、學習或金錢等其它利害關系，或許二者并不認識而僅僅是行為人出于其純粹的生理需要而實施的性騷擾行為；后者主要是指行為人掌控并威脅相對人的利益，即二者存在一定程度的利害關系而由行為人實施的性騷擾行為。這一般發生在二者相互熟識的基礎上。
（二）根據行為人所實施的性騷擾持續時間的長短，可分為即時性騷擾和持續性騷擾。前者即行為人由于一時的性沖動而不選擇對象所實施的性騷擾行為，其往往是一次性的，以行為人性欲得到滿足為終止；后者是指行為人長期、持續的對同一相對人所實施的性騷擾行為。持續性騷擾的行為人通常伴有其它的目的，可能是出于報復或惡意的戲弄，長期、反復的對相對人實施性騷擾行為。當然在長期行為過程中短暫的間斷并不影響行為的持續性，但行為的對象必須指向同一個相對人，若是指向不同的相對人，則形成多個連續的即時性騷擾行為。
（三）根據行為人實施性騷擾行為的方式不同，可分為直接性騷擾和間接性騷擾。前者是指行為人與相對人處于同一行為現場的性騷擾行為，如猥褻、露體、觸摸相對人敏感部位等；后者是指二者處于不同行為現場的性騷擾行為，如行為人通過電話、短信、信件、郵件等方式對相對人造成的性騷擾。直接性騷擾既可以對相對人造成身體利益的損害也可以造成其精神利益的損害，而間接利益只能對相對人造成精神利益的損害。
（四）根據行為人與相對人間性別的不同，可分為異性性騷擾和同性性騷擾。異性性騷擾通常是指男性對女性的性騷擾行為，然而現實生活中也同樣存在著女性對男性的性騷擾的事實。雖然女性由于生理原因往往在與性相關的行為關系中處于弱勢地位，但其同樣也可以對男性造成身體利益以及精神利益的損害，但因為男性往往能夠避免其損害的發生，故該種情況發生機率較小。而同性間的性騷擾則表現為男性對男性或女性對女性所實施的性騷擾行為。由于同性間的生理條件及能力相似，故行為人的性騷擾所造成的損害相對人不易排除。
（五）根據性騷擾發生的地點、場所的不同，可將其分為電話和公共場所性騷擾、工作場所性騷擾、家庭性騷擾和校園性騷擾。 第一種行為表現為如電話總機接線員收到的性騷擾電話，公共汽車、電影院舞廳、電梯、公園等公共場所發生的性騷擾行為等。工作場所的性騷擾行為通常是在上司和下屬、單位同事之間發生的。其具體表現為利用相對人的從屬地位，以升遷加薪等為誘餌進行的性騷擾行為，還有利用工作之便對相對人進行搜身進而觸摸其性敏感部位等的侮辱行為。家庭性騷擾通常發生在有一定親屬關系或在同一房屋、庭院內居住生活的人之間。如，家庭成員之間的性騷擾行為：兄妹之間、繼父與繼女之間、雇主與保姆之間的性騷擾行為。校園性騷擾主要發生在師生之間、教師之間、同學之間。如教師利用管理教育學生的便利條件對學生進行性騷擾行為。另外由于一些學校治安環境不良造成一些社會閑散人員到校園中對學生進行的性騷擾行為。
三、性騷擾與相關特殊問題的探討
以上論述雖已對性騷擾的內涵與外延予以明確，但在某些特殊環境下的性騷擾的界定問題仍需進一步的探討。
首先，關于婚內性騷擾的問題，即夫妻之間是否構成性騷擾的問題。該問題與刑法學中爭論已久的“婚內強奸”問題本質是相同的，都是性侵犯行為對婚姻關系所發起的沖擊。婚姻關系與其它的人際關系不同，具有其特殊性。由于夫妻自己的性權利是維系婚姻關系的重要紐帶，因此夫妻之間往往以各自所享有的性權利來排除他人的侵害，以及對其配偶性利益的限制。既然夫妻相互間的性權利具有獨占性和排他性，那么是不是行為人對其配偶所享有的性權利具有使用的絕對正當性呢？行為人是否可以違背其配偶的意愿而強制對其發生性接觸或性行為呢？筆者認為，性騷擾具有單方性和強制性，夫妻雙方性權利的合法性主要是基于雙方平等的地位并自愿對對方性權利予以承認，即雙方性權利的行使是雙方合意的結果。然而，這里所指的性權利還應當受到合理性的限制，如果其行使違背了配偶的意愿，并對其性利益造成了不利的后果，則應當予以規制。因此，夫妻之間亦應存在性騷擾，但其存在的條件是一方對其配偶所實施的違背對方意愿的單方強制行為。然而，為了維護婚姻關系的穩定性，對不同程度的婚內性騷擾行為所施加的責任應當不同。對侵害配偶性利益所造成的后果較小的情況下，可不追究其法律責任，但應當施以道德上的否定評價，而在后果較為嚴重的情況下，則可依實際情況追究行為人的法律責任。
其次，關于性騷擾與調情的區別。調情是指兩性間基于正常的愛慕或性吸引為了促進相互間感情發展而實施的撫摸、接吻、擁抱及帶有性刺激的語言等行為。調情在其行為表現形式上與性騷擾類似，故容易引起混淆。但是，調情與性騷擾的本質區別則在于其不具備行為的單方性與強制性。調情是一種雙方合意行為，行為人所實施的行為是得到了相對人明示或暗示的接受和允諾的，且相對方完全可以選擇是否受行為人行為的作用。因此，如果相對方在接受行為人調情行為之后，又以此控告行為人對自己實施了性騷擾行為，則在法律上不應當予以支持。但如果雙方在調情過程中，一方明確向另一方要求行為的終止，而另一方依然實施行為則構成性騷擾行為。這里可以順帶說明一下性騷擾與性賄賂、通奸的區別。如上所述，性賄賂與通奸實際上與調情類似，可認定為一種雙方的合意行為，因為行為人所要求的性行為或性服務得到了相對人的接受和同意，且其行為方式的程度已經超過了性騷擾的非實質性條件，故性賄賂和通奸行為均不夠成性騷擾。
最后，關于性騷擾與輔助性自行泄欲的區別。所謂行為人的輔助性自行泄欲，是指行為人通過借助他人的毛發、服飾、畫像和相片等物品而自行得到性欲滿足的行為。因此，該種行為不具有對他人性利益的侵害及社會的危害性。然而，行為人的輔助性自行泄欲行為如果不對他人作用，即不為他人所知曉或看見，其行為只能構成對他人財產的侵犯。但如果該行為被物品所有人知曉或看見，能否對其構成性騷擾呢？根據前述的性騷擾的構成要件，輔助性自行泄欲當然的排除對他人身體利益的侵害，也同樣不存在對他人與性有關的精神利益的侵害。這是因為，輔助性自行泄欲并不強制物品所有人受其行為之作用，而僅僅是非法侵害了物品所有人的物品占有權，物品所有人完全可以避免行為人泄欲行為對其所造成的影響而依法恢復其對物的占有權。此外，行為人行為對象僅為他人的物品而非人，因而不具備性騷擾行為對象為特定人的條件。
四、我國性騷擾之立法建構
性騷擾在立法中予以規制最早出現在美國，如前述的美國公平就業機會委員會1980年就性騷擾行為而制定的專門法規便得到了廣泛的承認。此外，澳大利亞、加拿大、法國、比利時、瑞典、西班牙、日本、香港等國家和地區在法律中也明確規定了性騷擾屬于應予禁止的非法行為。對于嚴重的性騷擾行為，有的國家如加拿大、法國還將其規定為妨害風化罪，西班牙等國將其歸入侵犯性自由罪。聯合國同樣很關注婦女性騷擾問題，為了保障婦女權利，聯合國通過了有關保護婦女權利的18項公約和5項宣言。其中1993年通過的《消除對婦女暴力行為宣言》規定，對婦女造成或可能造成身心上的傷害或痛苦的任何基于性別的暴力行為，包括威脅進行這類行為、脅迫或任意剝奪自由，不論發生在公共工作場所還是生活中的行為均屬對婦女的暴力行為。《宣言》第二條第1款明確將在工作場所、教育機構和其他場所的性騷憂，第3項把國家縱容發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為均列入對婦女的暴力行為中。
我國法律目前未專門對性騷擾予以規定，但有關立法已經涉及到了這個問題，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35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101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障法》第39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第15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236條、第237條及《治安管理處罰條例》第19條4款中均有相關規定。然而，我國關于性騷擾的立法現狀是存在相當明顯的缺陷的，對于性騷擾受害人正當權益的保護十分不利，其主要體現在：第一，對于性騷擾沒有直接明確的法律界定，對該行為的法律救濟途徑未予以明確的規定；其次，我國現行法律、法規中均未涉及工作環境中的性騷擾問題；第三，分散的立法模式容易造成對性騷擾理解的混亂，從而為性騷擾行為的界定帶來困難。
筆者認為，對于性騷擾應當進行專門立法予以規制方能解決上述問題。不容否認，制定專門調整是性騷擾的法律是一項復雜、艱巨的立法工程，而且有許多關于性騷擾在法律意義上的定性問題在學界尚未形成共識。這里，筆者將緊密聯系我國國情，根據現實需要，參考世界各國先進的立法實踐和經驗，對性騷擾的相關立法問題進行探討。
首先，關于性騷擾屬于道德問題還是法律問題。筆者認為，性騷擾作為一類社會現象，同時也是對他人性利益的侵權行為，因此不能對其完全作出道德和法律上的歸屬。性騷擾的內核是對性道德的顛覆，但同時需要法律來予以規制和懲處。然而，考慮到性騷擾行為表現方式的多樣性及其程度和造成的損害后果的不同，不能對所有的性騷擾行為都追究其行為人的法律責任，應當對給受害人造成一定嚴重程度的不利后果時方可給予行為人法律上的處罰。在這里，不妨為受害人對性騷擾可采取法律救濟的底限設定一個標準，即只要受害人所患有的精神方面的疾病與行為人的性騷擾行為存在因果關系，則可追究行為人的法律責任。
次之，關于性騷擾行為所屬法律關系的性質，即性騷擾應當屬于民事法律關系、行政法律關系還是刑事法律關系，對于行為人的法律責任應當定性為民事責任、行政責任還是刑事責任的問題。由于性騷擾主體缺乏行政權能，且其行為性質并未體現行政權力的行使，故可輕易的排除其行政法律關系的性質。然而，就我國目前的民事及刑事立法現狀來看，性騷擾行為主要是民事法律關系的調整對象，而部分嚴重的行為則涉及到刑事法律關系的范疇中。因此，除性騷擾中的性犯罪行為為刑事法律規范所調整外，其它行為均為民事法律關系所調整。
再次，關于性騷擾訴訟中的舉證問題。這是學界所公認的性騷擾訴訟案件中普遍存在的困難。雖然性騷擾的行為人有少數在公共場所實施，其絕大對數是在較為隱蔽的或私人場所實施，且其行為所直接侵害的受害人的身體利益和精神利益難以實現有形化證明，而對于其性利益的損害與行為人的行為間存在因果關系則更加難以明確，所以如果要求受害人承擔舉證責任則不利于對其正當權益的保護。筆者認為，在性騷擾的訴訟實踐中不妨考慮設置舉證責任倒置，即要求被告承擔舉證責任。這就大大降低了訴訟中的舉證難度，也有利于對受害人正當利益的保護。實際上，對于此類案件中的舉證責任倒置并不會為被告帶來多少負擔，對于直接性騷擾被告只需有效的證明其與受害人所主張的受侵害的時間所處的地理位置不一致即可免責，而對于間接性騷擾，則可通過調取通話記錄、郵件記錄及短信記錄即可揭示案情事實。然而，為了防止受害人濫用訴訟權利而對被告帶來的不便，應當增加性騷擾案件的訴訟費用，即通過增加性騷擾的訴訟成本來限制受害人訴訟的無目的性和隨意性。
最后，關于性騷擾的立法體例的問題。當前，世界各國存在兩種做法，一是制定單行法規，如美國和我國臺灣地區；而更多的國家是將性騷擾問題規定在勞動法或相關的公司法中，采取分散式立法，如法國、日本和澳大利亞等。我國學者則大多建議先在有關部門法中增設性騷擾條款，如在修改《婦女權益保障法》時可以明確針對婦女的性騷擾的定義、有權處理該問題的機構、處理該問題的基本程序、處理原則等；在制定民法典時增設有關性騷擾的條款。事實上，性騷擾行為已構成對公民諸多民事權利的侵害，但我國目前的民事立法對此類權利的保護過于原則化，應在修改時增強其可操作性；在公司法中增設有關性騷擾的條款。如規定公司的董事會和監事會等高級管理層應當對性騷擾問題設立內部檢查制度及申訴程序，使所有雇員了解到性騷擾的禁止性紀律規定；在勞動法中增設有關性騷擾的條款。如規定用人單位有應當為勞動者提供平等、安全的良好勞動環境和勞動條件。用人單位應當制定禁止性騷擾的紀律規定，并設立專門的機構負責受理職工關于性騷擾的投訴請求以及調查處理等，這些內容還應在勞動合同中予以規定。最后在立法條件成熟時再出臺一部專門的反性騷擾的法律 ，對本文所論述的關于性騷擾的界定、范圍及相關問題予以明確的規定。
參考文獻
蘇玉環：《性騷擾之民法研究》，《黑龍江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學報》[J]，2004年第1期總第40期，第6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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