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彭箭 ]——(2004-11-22) / 已閱12776次
沉默權與打擊犯罪的價值平衡
作者：彭箭 江西省吉水縣人民法院
沉默權是現代刑事訴訟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的一項重要權利，其基本涵義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對于不利于自己的提問可以保持沉默或拒絕回答，而審判人員不能從被告人的沉默中推斷出于其不利的結論。沉默權對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權利具有積極作用，同時沉默權作為一種制衡政府權力的手段，它同警察為查清罪案而必須行使的調查訊問權是直接沖突的。衡量一項刑事訴訟制度的好壞，就是要看它在懲罰犯罪與保護人權兩個方面能否做到合理的平衡。
沉默權目前已被世界上許多國家接受，聯合國在刑事司法領域確立和推行的國際準則也將沉默權作為被告人最低限度的保障之一。沉默權充分體現了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意思決定的自由與意思表現的自由，體現了刑事訴訟對“人的尊嚴”的尊重。因此，沉默權的產生和發展是司法制度逐漸從蠻橫、專制轉向文明、公正這一過程的必然產物。二戰以后，人權保障問題逐漸走向國際化，刑事沉默權制度在各國得到普遍確立。1966年12月16日，第21屆聯合國大會通過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四條規定：“任何人不被強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證言或強迫承認犯罪。” 1998年10月15日，我國正式簽署加入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世界刑法學協會第十五屆大會《關于刑事訴訟法中的人權問題的決議》第十七條規定：“被告人有權保持沉默。”此外，1985年11月25日我國參與制定的《聯合國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標準》即《北京規則》，也作了相應的規定。
一：在保障人權與打擊犯罪雙重目標下我國刑事立法現狀。
（一）確立了無罪推定原則
1996年我國新修訂的刑事訴訟法第十二條規定，“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大多數學者認為，我國的刑事訴訟法由此確立了無罪推定原則的合理內核。無罪推定，是指任何人在未經證實和判決有罪之前，應視其無罪。因此，無罪推定所強調的是對被告人所指控的罪行，必須有充分、確鑿、有效的證據。如果審判中不能證明其有罪，就應推定其無罪。應該說這一原則對于保障被告人的訴訟權利、訴訟地位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從歷史上看，無罪推定作為封建社會有罪推定和刑訊逼供的對立產物，是資產階級革命勝利以后在否定中世紀糾問式訴訟制度的基礎上形成并發展起來的一項法律原則，現在已經成為世界各國普遍承認的刑法和刑事訴訟原則。
無罪推定的價值選擇不是為了發現犯罪事實，而是為了保護被告人免受無端的刑事追究。它要求在刑事訴訟中把被告人視為訴訟主體，并在訴訟中享有相應的訴訟權利。它在刑事訴訟中最重要的適用體現在刑事證據制度中。目前，由該原則衍生出與刑事證據有關的兩大規則， “疑罪從無”與“誰主張，誰舉證”規則。所謂“疑罪”,是指證明被告人有罪的證據不足，即：既不能證明被告人有罪又不能證明被告人無罪的兩難情況。新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四十條規定：“對于補充偵查的案件，人民檢察院仍然認為證據不足，不符合起訴條件的，可以做出不起訴的決定”，第一百六十二條第三款規定：“證據不足，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的，應當做出證據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無罪判決”。這些規定，是我國確立疑罪從無規則的顯著標志，它不僅是無罪推定原則的重要派生規則，而且也是證據采信規則的重要法則，該規則強調證明有罪的責任應由控訴機關來承擔，控訴機關必須收集到確實充分的證據以證明犯罪，如果不能證實犯罪或者依據收集到的證據定罪存在異議，則應作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解釋和處理，罪輕罪重不能確定時，應定輕罪，有罪無罪不能確定時，應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無罪。“誰主張，誰舉證”原則，是刑事訴訟中對舉證責任分配的通俗說法。在刑事訴訟中，證明被告人有罪的只能是控訴機關，控訴機關必須用確實充分的證據來支持其對被告人的指控，而被告人不負有舉證證明自己無罪的義務，該原則的核心理念就是要求控訴機關證實被告人有罪而提供的證據必須超出合理懷疑的程度，控訴機關不能通過法定的犯罪推定降低證據的標準。理論界一般認為，在無罪推定、控訴方承擔舉證責任與沉默權三者之間，無罪推定是較為原則性的要求，而控訴方承擔舉證責任和沉默權則使無罪推定實現了具體化，二者缺一不可。我國沒有確立沉默權制度，無罪推定原則不完整。
（二）重調查研究，不輕信口信。《刑事訴訟法》第四十六條 對一切案件的判處都要重證據，重調查研究，不輕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沒有其他證據的，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沒有被告人供述，證據充分確實的，可以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在中世紀的歐洲各國，曾經把口供奉為“證據之王”、“證據皇后”；中國封建時代，則實行“斷罪必取輸服供詞”、“無供不錄案”的制度。總之，認為口供是認定犯罪時不可或缺的最重要的證據，不管采取什么樣的手段，只要取得了當事人的口供。就可據以定案，形成了“惟口供”的極端。英國在17世紀確立了沉默權制度，其初衷就在于減弱口供在定罪中的作用，讓控訴方承擔證明犯罪的舉證責任，由此而引起子整個訴訟制度的重大變革。我國的重調查研究，不輕信口供規則，也就在于減弱口供在定罪中的作用，防止刑事偵查中的刑訊逼供。此點也與沉默權的運行機理有相似之處，沉默權制度也賦予嫌疑人、被告人對于不利于自己的提問可以保持沉默或拒絕回答，控訴機關則必須搜集其他各種確實充分的證據來支持其對被告人的指控。
（三）法律要求犯罪嫌疑人履行“如實回答”義務。
刑事訴訟追求的是多重目標，自身充滿著多元價值的沖突與取舍，對其中不同價值的偏重必然會帶來不同的邏輯和演繹。在普遍注重保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權利的世界潮流中，我國刑事法律同時也不忽視打擊犯罪、懲罰罪犯的功能，特別是在當前治安狀況不容樂觀、嚴重刑事犯罪時有發生、警力不足、刑偵技術落后的形勢下打擊犯罪的目標追求似有所偏重。新刑事訴訟法第93條規定：犯罪嫌疑人對偵查人員的提問，應當如實回答。但是對與本案無關的問題，有拒絕回答的權利。但這樣的規定，顯然是與沉默權相背離的，且是有缺陷的。第一，如何掌握與本案是否有關的界限?警察既然要向犯罪嫌疑人提問，自然就認為所提問題與本案有關；而犯罪嫌疑人又以“與本案無關”而拒絕回答。在這種各執一詞的情況下，究竟應由誰來裁決該問題到底是否與本案有關?實際上這是一個扯不清的官司。第二，要求犯罪嫌疑人履行“如實回答”的義務，不但從理論上說不通，在司法實踐中更難以辦到。面對司法工作人員的偵訊，犯罪嫌疑人瞪著眼睛說假話，乃司空見慣之事，真正能夠如實回答的，畢竟只是極少數。至于在第一次訊問時就如實回答，則更為罕見，且經常發生反供的現象。既然絕大多數犯罪嫌疑人都不如實回答，這就使法律的規定形同虛設，并且使神圣的法律失去了嚴肅性，也對打擊犯罪的功能打上了折扣。第三，法律要求犯罪嫌疑人履行“如實回答”義務，其潛在的危險是極容易誘發刑訊逼供。某些偵訊人員會認為：法律規定“應當如實回答”，而犯罪嫌疑人卻信口胡說，既然你不履行法定的義務，就應當受到某種懲罰。按照這樣的邏輯，似乎刑訊逼供就成了“理直氣壯”的義舉。這便是直接誘發刑訊逼供行為的導火線，也成為某些人為刑訊者開脫罪責的一項“理由”。
二：打擊犯罪與沉默權的價值平衡點：承認默示沉默權、鼓勵坦白供述、肯定供述的強證據效力。
沉默權是現代法治國家刑事司法制度的一項重要內容，有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有罪供述的自愿性，體現了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格尊嚴和自由意志的尊重，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充分行使辯護權提供了程序性保障，反映出一國刑事程序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權狀況和刑事訴訟文明與進步的程度。
從以上我國刑事司法制度的分析可看出，我國已經確立了沉默權運行的基礎原則即無罪推定原則，證據制度也符合沉默權運行機制，為更好的貫徹無罪推定原則，筆者認為我國應確立默示沉默權，取消犯罪嫌疑人的如實回答義務。在各國的司法實踐中，沉默權有“默示沉默權”與“明示沉默權”之分。所謂“默示沉默權”，是指法律并未使用“你有權保持沉默”之類的字樣，但默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保持沉默和拒絕回答提問的權利，通常的立法用語是“對任何人都不得強迫自證其罪”。《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四條規定：“任何人不被強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證言或強迫承認犯罪。”即屬默示沉默權；而“明示沉默權”，則是指法律明確規定：任何執法人員在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進行訊問之前，必須明確告知他有保持沉默而不必回答提問的權利。
沉默權的積極方面主要有以下幾點：其一，沉默權有利于司法程序結構上的控辯平等。司法程序結構理論認為，控訴方憑借國家資源優勢另形成控訴強于辯護的事實上的不平等，為糾正這種不平等，需要設置無罪推定、沉默權和舉證責任由控訴方面承擔的一系列權利義務，舉證責任由控訴方承擔是直接加大了控訴的難度，無罪推定和沉默權則直接強化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防御力量。這樣的制度設置體現了刑事訴訟對控辯平等的追求，沉默權是手段之一；其二，沉默權是實現無罪推定和控訴方承擔舉證責任的一個重要措施。否則無罪推定原則的實現則大打折扣；沉默權較顯明地體現了對公民權利的尊重與保護；其四，沉默權與憲法規定的公民言論自由權利一致的；其五，沉默權有利于實現刑事司法的國際接軌。
承認沉默權制度，但同時應推行鼓勵坦白供述的機制，我國的“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刑事政策，應當在實體上肯定其積極價值。人們把沉默權與“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刑事政策對立起來，實質上是混淆了實體和程序兩個問題。從實體上講對真正的罪犯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符合刑法規定的量刑考慮酌定情節的精神。正確實行“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政策，該從寬的堅決從寬，該從嚴的依法從嚴，真正使該政策落到實處，可以在保障人權的基礎上有力打擊犯罪；可以給業已走上了犯罪道路的人留下一條悔罪自新之路，也有利于分化瓦解犯罪分子。尤其是對黑社會性質有組織犯罪、毒品犯罪、走私犯罪以及貪污賄賂等犯罪，更能發揮其攻心奪氣、搗毀其團伙的功效。美國在進入法庭審判階段，允許控辯雙方的律師就案件的事實、證據和如何定罪量刑在庭前交換意見，俗稱“辯訴交易”，實際上也就是采用鼓勵被告人認罪的方式來換取較輕的處罰。對于某些同案犯的罪行還可以進行豁免，以換取他對首犯、主犯的罪行作證。反過來說，假如被告方堅持作無罪的抗辯，那么，經過法庭審判并定罪后，面臨的將是比庭前認罪較重的處罰，這不也就是“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另一種表現形式嗎?況且對于無辜的人，鼓勵其積極的防御進行辯解比保持沉默更有利于查清事實，防止被錯判。
在沉默權制度下所獲取的供述，因充分尊重了供述人的意思自愿，保障了程序的正義，其供述應具有更強的證據效力。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中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主要是獲取其他證據的一個便捷途徑，法律規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沒有其他證據的，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其證據效力受到很大的限制，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國沒有采用沉默權制度，沒有充分保障程序的正義性。程序的正義可以實現實體正義，也使得實體結果具有合理性及當事人的可接受性。如訴辯交易中的被告人的認罪，即使在證據不很充分的情況下也可定罪處罰，這就把被告人供述的證據效力提高到很高的程度。在承認沉默權的基礎上，鼓勵嫌疑人、被告人坦白供述，肯定其供述的強證據效力，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打擊犯罪。
當然，對某些特殊的犯罪，可以以列舉的方式排除沉默權的適用，必須給偵查機關必要的權力和手段，使之能夠有效地追究犯罪。即使在英國這樣一個歷來強調保護被告人權益的國家，對沉默權制度也進行重大的調整，限制在五種情況下，基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警察對其訊問時保持沉默，法官或陪審團即可據此得出適當的對其不利的推論。美國司法界對待沉默權的態度也出現了一些微妙的變化。對這種沉默權適用的限制，加強了犯罪的打擊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