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姚建宗 ]——(2000-9-8) / 已閱22504次
法治的人生態度
姚建宗
摘要：法治作為現實的人的一種生活方式與生活式樣，時刻與現實的人的當前生活與命運密切相關。作為現實的人的一種生活方式與秩序追求,它反映著現實的人的生活立場與人生態度。法治的人生態度的基本特色體現為悲觀主義、保守主義、現實主義和個人主義。法治的人生態度與法治始終處于彼此塑造的雙向互動之中。
關鍵詞：法治 人生態度 保守主義 悲觀主義 現實主義 個人主義
Subject: The Attitude of Living to the Rule of Law
Abstract: As one of the living styles of mankind, the rule of law has
always been being relative to the realistic person's life at present and
their future fate, and it reflects realistic persons' standpoint of living
and their attitude of living. The Attitude of Living to the rule of law
includes many dimentions, such as pessimism, conservatism, realism and
individualism.
Key Words: the rule of law the attitude of living pessimism
conservatism, realism, individualism
從人性角度來看，在終極存在的本體意義上，我們認為法乃是人的存在及其本質的一個維度，從而也就成為人的生存式樣之一方面；同時，作為與人在本質上同一而不可分割的（否則無以區別于其它動物）人的法的生存式樣，又有在人的生活之中顯現的必然趨勢，就其可能性而言，它自然表明，法也是人的一種生活方式。然而，在本質上作為人的生存式樣與生活方式的法，其在確定的時空維度之中的規范落實、制度安排、組織與機構設置，以及所有這些因素的組合方式及其實際操作和具體效果，卻是千差萬別的；也就是說，在本質上作為人的生存式樣之一方面與人的生活方式之一形態的法，在由歷史、現時和未來構成的人的現實生活世界之中具有多種可選擇的現實可能性。正因為如此，我們認為，法治乃是現實的人對作為人的生存式樣和生活方式之一的法的多種現實可能性的一種選擇，正是這一兼顧了歷史、現時和未來的時空因素的選擇，使法治無可懷疑地成了現實的人的一種現實的生存形式與生活方式。所以，法治也就必然反映著現實的人的生活立場與人生態度。
一、法治立足并奠基于人的現實生活世界，法治的存續自然關乎現實的人的當前生活與未來命運。因此，法治也就鮮明地體現了現實的人的人生態度。
作為一個客觀的社會事實，我們得承認，就常態情形而言，人類社會的特殊性并不是單個的個體的人的孤立的存在與活動，而是一個個單個的個體的人的相互關聯的存在與彼此發生影響的活動，這種相互關聯的存在與彼此發生影響的活動，在客觀上使人與人之間的聯系變成恒常而普遍的關系，這種由觀念、行動與行動結果構成的關系的復雜網絡與結構，也就是我們常說的社會或者人類社會。顯然，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網絡與結構即人類社會的產生、存在和發展，離不開人與人之間的理解與意義溝通、離不開由這種理解和溝通所形成的共識，當這種就人自身的行為及其目的所形成的共識為絕大多數社會成員共同維持并自覺遵循時，這共識也就成為人們在思想觀念與行為及對行為進行評價方面的習慣，習慣的演化發展為規則，爾后再產生出法律。也正是這些基本的人的生活共識、習慣、規則和法律，既使人們的生活有序化并形成人們可欲的社會秩序狀態，又使這種社會秩序狀態或者說人類社會得以持存與發展。
所以，加塞特（J·Ortegay
Gasset）認為"秩序并非一種從外部強加給社會的壓力，而是一種從內部建立起來的平衡"。(1)哈耶克也認為"人的社會生活，甚或社會動物的群體生活，之所以可能，乃是因為個體依照某些規則行事。隨著智識的增長，這些規則從無意識的習慣(unconscious
habits)漸漸發展成為清楚明確的陳述，同時又漸漸發展成更為抽象的且更具一般性的陳述"，也就是發展成法律(2)。歷史法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薩維尼在《當代羅馬法體系》中亦曾強調："人生存于外在世界之中；對人來說，這個生存環境中最重要的因素便是與那些和他在天性及歸宿方面相同的人之間的接觸和交往。如果要讓自由的人能在這種接觸和交往中共存并互相促進，而不是互相阻礙對方的發展，那么只有通過接受一個看不見的界限方能實現。在這個限度中，每一個體的存在和作用都能獲得一個安全的、自由的空間。決定這個界限和由這個界限所確定的空間的規則就是法律。"(3)也正是在同一意義上，馬克思和恩格斯才反復告誡我們："只有毫無歷史知識的人才不知道：君主們在任何時候都不得不服從經濟條件，并且從來不能向經濟條件發號施令。無論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記載經濟關系的要求而已。"(4)所以，"立法者應該把自己看做一個自然科學家。他不是在制造法律，不是在發明法律，而僅僅是在表述法律，他把精神關系的內在規律表現在有意識的現行法律之中。如果一個立法者用自己的臆想來代替事情的本質，那末我們就應該責備他極端任性。"(5)顯然，這些不同的思想家的各不相同的語言表述，實際上闡釋的乃是同一的思想觀念與理論主張，即法律是也應當是源于并生存和發展于人的真實的生活之中的。因此，在這一認識基礎之上，我們做如下推論應當是正確且合理的推論，即：從人的現實生活之需求中提煉出來的規則，當其轉化為法律時，這法律毫無疑問是良法（符合道德正當性與事實合理性），以良法為至上權威對社會實行良法統治，就是法治。所以，從事物的本來邏輯來看，法治始終且必須立足并奠基于人的現實生活世界，而且也只有在人的現實生活世界之中，從現實的人的具體生活場景及其現實需求與法治的原則、規范、制度、組織機構及其組合方式與具體運作的密切聯系之中，法治的理想和原則才能真正向人的生活真實回歸，才能充分實現于人的生活實踐之中。在談到英國實行法治的情況時，哈耶克就說過："從公眾輿論接受一理想到該理想為政策所完全體現，其間存在著很大的距離，或者說需要很長的時間。法治這個理想的實施便是一例……無論如何，法治理想得以鞏固的主要時期，乃是18世紀上半葉，當時法治的理想正漸漸地滲透進人們的日常生活實踐之中。"(6)正因為法治與人的生活實踐具有不可分割的聯系，因此我們認為，法治的存在和踐行的確真切地關乎著現實的人的當前生活與未來命運。法治本身由于必然地反映了人的真實的生活需求與愿望，也就理所當然地鮮明地體現了人自身的人生態度。由于法治在事實上和邏輯上都是現實的人的一種現實的生存形式與生活方式，因此，我們完全可以把法治所反映出來的人自身的人生態度，看作是法治的人生態度。
這里，我所謂的法治的人生態度，乃是法治作為一種社會秩序狀態，作為塑造這一社會秩序狀態的規范設計、制度安排與組織形式的有機組合及其運作，也作為現實的人的一種生活方式，所反映或者折射出來的，人對其自身命運或前途，對其自身現實生活與理想生活的根本看法與可能把握。換句話說，法治的人生態度，乃是現實的人通過法治機制認識、理解和把握自己當前和未來生活之根本利益，滿足其自身生存、發展和完善的基本需求的比較一貫而堅定的立場。在認識和理解法治的人生態度的基本內涵時，我們必須明確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法治的人生態度表達的是現實的、具體的人的人生態度，而不是抽象的、無具體時空存在的"人"的"人生態度"。也就是說，這里的人是在時間維度上具有歷史、現在和未來的、處在歷史的延續性中的人；從空間維度上講，這里的人包括了實行法治的所有地域空間中的人或者所有認同法治的人。因此，他們都是真實的、活生生的人。
其次，法治的人生態度表達的是在法治之下現實的真實的人的整個人生的態度與立場，即是真實的人對其自身的現在的當前生活與未來的理想（或可能）生活的總體看法。因此，法治所關涉的人生是真實的人處于連續統一性之中的人生，也是包括了真實的人當前與未來生活的方方面面的人生，而不只是真實的人的人生的某一個或者某一些側面。同時，它也涵攝了人生的所有積極的方面與消極方面、正面與反（負）面、好的方面與壞的方面，等等等等。
再次，法治的人生態度表達的是真實的人對其整個人生的所有領域的全面體驗，即，法治的人生態度既涉及真實的人的政治生活、經濟生活、文化生活、道德生活以及更廣義的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又包括了人的生活的公共層面與私人層面，即真實的人的公共生活與私人生活；既包括了真實的人對自身、對他人、對社會的生活態度，又包括了真實的人對自然環境與自然資源的生活立場。總之，法治的人生態度具有極其廣泛的包容性。
就其功能和作用而言，法治的人生態度主要表達的是真實的人在法治之下對自身之生存和生活的方式與意義的比較穩定而一貫的立場、態度與看法。因此，法治的人生態度也就是在法治之下的真實的人的觀念認識系統、思維分析框架與選擇行動指南。
從構成成分與確立方式和途徑這種綜合角度來看，法治的人生態度是個人因素、社會因素與國家（政府）因素、主觀因素和客觀因素的彼此契合與不斷協調的結果。或者說，從基本途徑或確立方式來看，法治的人生態度首先是個人、社會與國家就法治下的人生立場彼此契合、相互妥協的結果。詳言之，在法治之下，就人的生存與生活而言，法治的人生態度有且也應有這樣幾個基本的觀察視角：
第一，個人視角。這是從現實中的一個個單一的、活生生的人的真實需求與愿望出發，對法治的方方面面--法的規范、制度、組織機構及其組合方式與具體運作的切身感受與體驗，這種感受和體驗作為個人的生活經驗與經歷，反達來又成為個人思考其法治下的生活的種種可能與可行的選擇與安排的背景與參照。從而在這種不斷地進行感受、體驗與反省、思考，并不停地校正、修補、豐富其可供借鑒的經驗背景與參照的過程中，個人逐漸形成了比較穩定而一貫的有關法治之下的生活的人生立場與態度。這可稱之為個人的法治的人生態度。
第二，社會視角。這是從現實中的由單個人的集合或者說由單個人的觀念、行為相互影響形成的關系結構與網絡系統，它的基本形式是一個個由個人結成的社會團體與非政府組織的系統，屬于個人與國家（政府）之間的中介或中間的層次。這一個一個的社團或組織都有各自的需求、愿望與目的，它們對法治的各種原則與要素的組合及其實踐運作，顯然也有自身的不同于單個的個人的切身感受與體驗，這種感受與體驗當然也就成為這些社會團體與組織的生活經驗與經歷，這些經驗與經歷在它們彼此的交流與理解之中，自會逐漸形成占主導地位的有關法治生活的共識，這些共識當然會成為這些社會團體和組織思考其在法治之下的種種可能與可行的選擇與安排的背景與參照。正是在各種社會團體與組織的這種在法治之下不斷進行生活體驗與感受，并不斷進行交流以形成共識而又反復地校正、修補、豐富這種彼此的共識，以形成其活動與行為的可資選擇與借鑒的背景與參照的過程中，社會自會形成其占主導地位（即社會普遍認可）的有關法治生活的立場和態度。這可稱之為社會的法治的人生態度。然而，所謂社會，不過是單個的真實的個人的一種生活情形，因此，社會的法治的人生態度實際上不過是另一個層次或者另一種意義上（集合或者聚合形態）的個人的法治的人生態度而已。
第三，國家（政府）視角。從本來意義上講，法治本是社會生活自發形成的規范與制度自然演化的結果，其現實的存在與運作也基本上是以自然的、漸進的方式進行的，國家（政府）的力量受到法律的嚴格約束限制，在法治生活之下，國家（政府）的力量是比較被動和消極的，因其根本目的以個人的權利為依歸，故其實際的法治生活地位尚無法與個人相比；而在現代社會，許多實行法治或者宣稱實行法治的國家，其法治的實行基本上是以國家（政府）的力量自上而下地強制以一體化的方式推行的，國家（政府）在法治生活中扮演著極其主動和積極的重要角色，個人的權利雖享有或主張享有神圣的法律地位，但個人在法治生活中應有的主動積極姿態尚需國家（政府）引導。但無論如何，在法治生活中，有一個基本的事實不容否認，這就是：不管法治的具體類型（即國家的角色如何）怎樣，國家（政府）本身依其對自身的功能定位，而必然對法治有著如同個人和社會般的感受與體驗，這種感受與體驗當然會成為國家（政府）對待法治和在法治之下活動的前提、背景與參照，若這種體驗與感受成為國家（政府）的比較一貫而穩定的對待法治及自身在法治之下的行為選擇與實際行為的立場，則構成國家的法治的"人生"態度。
與此同時，我們也必須看到，從個人、社會、國家（政府）角度確立其法治的人生態度時，無論是在這一過程之中還是在作為該過程的結果的人生態度，都必然包含有客觀因素和主觀因素。所謂客觀因素即是在個人、社會、國家（政府）形成各自的法治的人生態度之時，作為其對法治下的生活予以切身體驗和感受的各種環境因素（自然環境、社會環境、精神和觀念環境及國內環境和國際環境）是客觀而不以主體的意志為轉移的；所謂主觀因素即是在個人、社會、國家（政府）形成其法治的人生態度時，其對自身所處的客觀環境和法治及法治之下的生活情態的認識和理解、其對自身在法治之下的生活的愿望和期待，又是具有強烈的主觀色彩的。這樣，在既包含了客觀因素又包含了主觀因素的個人的法治的人生態度、社會的法治的人生態度和國家（政府）的法治的人生態度的反復不斷地整合與協調之下，便必然產生一種以個人為基礎而融合了個人、社會與國家（政府）三方立場的法治的人生態度。由于法治的人生態度是以人對其生活環境因素和法治生活的認識、理解與實踐限度為依據的，因此，它必然是以人對人性的基本估計與考量為基礎。
二、法治乃是現實的人面對自身及其生活環境所做出的規范性生活的一種可能選擇，它所體現的現實的人的人生態度是一種綜合的、多維視角的、對法治之下的人生的復雜看法。
法治的人生態度是以對人的人性的基本估計與考量為基礎的。因此，法治的人生態度的形成與維持始終是以人對自身的人性事實的認可為前提。這種人性事實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所有的人的人性之中必然包含著善要素與惡要素，這兩種要素也大致呈平等分布，只不過外顯形成與程度在不同場景中表現不一，其中的惡要素基本上無法根除，因而只可能加以控制；另一方面，所有的人都不得不面對一個基本事實，即人本身是脆弱的、大體上平等的、僅具有極其有限的利他主義傾向、也只具有有限的理解力與意志力，同時人的生活的資源也是有限的⑺。這其中，特別重要的乃是脆弱而大體平等的人的理性的有限性無法克服。這就是哈耶克所說的，盡管從表面上來看，人類的文明進步都是以人類的知識的范圍和總量的增加為基礎的，但真實的事實恰好相反，"一般而言，人不僅對于自己為什么要使用某種形式之工具而不使用他種形式之工具是無知的，而且對于自己在多大程度上依賴于此一行動方式而不是他種行動方式亦是無知的。人對于其努力的成功在多大程度上決定于他所遵循的連他自己都沒意識到的那種習慣，通常也是無知的。這種情況很可能既適用于未開化者，亦適用于文明者。"因此，"主張個人自由的依據，主要在于承認所有的人對于實現其目的及福利所賴以為基礎的眾多因素，都存有不可避免的無知(inevitable
ignorance)。"⑻法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人對自身人性之惡要素與善要素的無把握、無信心，而且對自身理性之能力及知識的范圍與有效性抱持懷疑態度，所進行的一種不可能是優中擇優（人對何為優、何為最優是無知的）而只可能是次中擇優的選擇之一。由此決定了法治的人生態度明顯地具有如下幾方面的內容：
首先，法治的人生態度始終以悲觀主義為基調。法治本是現實的人針對自身的本性事實，以防范人性之惡要素、控制人性之惡要素為目的的一種規范性生活方式與社會調控和社會治理手段，法治的存續自始至終都是以人對自身本性的惡的陰暗面的坦率承認、對其根本有害于人自身的生存與發展的消極后果的憂慮甚至恐懼、以及克服自身本性之惡的陰暗面的消極后果的愿望為條件和內容的，因而它實際上乃是劉軍寧所說的消極的政治觀即防惡的政治的一種可能的實踐形式。⑼承認人性之惡要素的陰暗面，表明人對自身、對自身的法治的生活的不安、焦慮或者恐懼，正因為認識到自身以及自身的生活具有如此之多的不確定性，所以，現實的人才會有對諸如法治之類的規范與制度選擇并一如既往地踐行。對于人的這種"焦慮"有學者做過這樣的說明："焦慮是一種狀態，在這種狀態中，一個存在者能意識到它自己可能有的非存在。這句話可以簡要表述為：焦慮是從存在的角度對非存在的認識。這句話中的'存在的'，不是指關于那產生焦慮的非存在的抽象知識，而是指對于非存在是人自身存在的一部分的認識。即產生焦慮的，不是對于普遍的短暫性的認識，甚至也不是對于他人之死的體驗，而是這些事件對于我們自己不得不死這一潛在意識所產生的印象。焦慮就是有限，它被體驗為人自己的有限。這是人之為人的自然焦慮，在某種意義上，也是所有有生命的存在物的自然焦慮。這是對于非存在的焦慮，是對作為有限的人的有限的意識。"⑽蒂利希在這里表達的見解與哈耶克所說的人的"無知"的確有異曲同工之妙。顯然，無論是"焦慮"還是"無知"都表達了人對自身陰暗面的認識、理解與接受，"由于對黑暗面的這種接受，個體不斷地想起他的素質的相對性、他的存在的世俗本質及他對本能和內驅力的共同依賴；在這個過程中，他變得人道化"，而且，也"正是當生活的黑暗面被接受時，新經驗的可能性開始展現。"⑾借用張灝教授的見解，我們認為，法治的人生態度的悲觀主義基調實際上也就是法治生活中的人的一種深深的"幽暗意識"，是"發自對人性中或宇宙中與始俱來的種種黑暗勢力的正視和省悟：因為這些黑暗勢力根深蒂固,這個世界才有缺陷,才不能圓滿,而人的生命才有種種的丑惡，種種的遺憾。"⑿法治的人生態度以悲觀主義為基調，表明了現實的人對待法治之下的生活所持的是一種謹慎的態度，他們始終是以一種憂慮和不安的心態來觀察、認識、理解并加入法治的規范、制度與組織建設的，也正是在這一過程中，現實的人才逐漸建立起對法治的制度性信任與信心，并清醒而理智地接受為此而不得不付出的物質與精神的雙重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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