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晶 ]——(2004-11-13) / 已閱45140次
在西方法治的現代化進程中，是最突出的一個特征是監獄法治的發展。當然，這并不奇怪。因為，在西方整個社會的發達是靠法治的發達來支撐的。沒有了法治，社會就缺乏了秩序，沒有了秩序，社會顯然是無法發展的。誰能設想，在一個混亂的社會秩序中，社會在進步、在發展、在繁榮。到目前的人類歷史上，還沒有出現過這樣的社會形態，今后也不會出現。西方現代法治建設進程中，監獄法治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我們注意到的首先是英國，在著名的監獄改革家霍華德的建議下，英國在1773年通過了改革監獄的法案。次年，通過了《釋放囚犯法》、《囚犯健康法》。1778年，制定了《教養法》。1782年，制定了《矯正所法》，規定了矯正所的職能是對囚犯實施改造。立法對監獄工作的定位，具備了現代的思想。1853年，制定《勞役監禁法》，對罪犯的累進制、分類制、記分制等作出規定。1865年，英國《監獄法》頒布。
在日本，明治維新以后，也對監獄開始改良。明治5年，頒布了《監獄規則并圖式》，成為日本“最初的近代化的監獄規則”， 起草該草案的調查主管小原在該《規則》的序言中指出“監獄以監禁罪犯并懲戒之。監獄以仁愛人，非殘虐人者；所以懲戒人，非使人痛苦者”。 成為日本近代監獄法治化的要點。1900年（明治33年）就規定，對監獄經費實行全額“國庫主義”，即監獄的全部運轉經費由國家保障。同時，開始擬訂監獄法。1908年，由13章75條及附則組成的監獄法實施。直到今天，監獄法仍在發揮作用。1933年，又頒布《行刑處遇令》。此后，日本不僅對上述法律進行了修改，并且，結合社會的發展，頒布實施了多項法律。
在其他發達國家，尤其是歐洲國家，監獄的法治發展的水平盡管有所差異，但發展的路程則是大同小異的。甚至被統稱為“歐洲監獄模式”。
2． 越來越強調監獄工作以及矯正罪犯的科學化
監獄制度的科學化，集中表現為罪犯的分類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包括罪犯的處遇的個別化和社會化。罪犯分類制度是指依據一定的標準，對罪犯分成不同的類別，并依據其具體情況對其進行不同方案的矯正，使其回歸社會的規則�！胺诸愔贫缺徽J為是衡量一個國家矯正制度先進與反的標志之一”。 分類制度與刑罰的發展密切相關。據考證，罪犯分類制度的初創時期大約在16世紀末到18世紀初。一般認為，對世界影響最大的是1595年荷蘭建成的阿姆斯特丹監獄。此后，分別經歷了形成時期、創新時期和發展時期。
罪犯分類制度同監獄的其他各項制度一樣，其創立和發展的不同階段，深深受到了刑罰思想的影響。伴隨資產階級革命的成功，先進的刑罰思想空前活躍，進而影響到了監獄制度，影響了罪犯的分類。李斯特主張，對罪犯的分類處遇上，須運用心理學、精神醫學之測驗或診斷鑒別等技術。
18世紀英國監獄的改革家霍華德主張對罪犯隔離監禁，被認為是罪犯分類制度的萌芽。18世紀70年代的漢韋積極主張實行罪犯的分類制度。1778年，英國議會通過的《教養法》以立法的形式規定對囚犯實行三級累進處遇。
在罪犯分類的形成時期，19世紀美國的“賓夕法尼亞制”和“奧本制”，據認為，對世界監獄制度的改革起到了里程碑的作用。
此后的罪犯分類日趨復雜、完善，并從定性發展到定量，直到測定罪犯的個性量表。到了20世紀的上半期，犯罪學家、心理學家、社會學家等直接參與到罪犯的分類工作之中。顯然，分類制度，對罪犯的改造針對性明顯增強，體現了監獄改造功效。
科學化的特征還表現在監獄的設計與建筑上。這是現代監獄制度在器物層的表現。著名的是大思想家邊沁設計的圓形監獄。監獄設計、建筑被認為是表征監獄理性的重要載體，監獄建筑體現了社會的文明進程，內涵和包容了威嚴、莊重、安全、文明、人性相融、相通的思想。唯安全的監獄設計理念，在一定意義上可能是反科學的、反人性化的。因為，這種監獄的建筑是用于嚴格意義上的防范，象后現代主義大師福柯批評的法國阿蒂那監獄一樣，監獄是張著大口，將人吞入、打碎的機器。我們主張現代文明的監獄設計建筑理念，對罪犯給予適當的自由，在法律賦予懲罰的前提下的自由。而監獄機關不能動輒以安全的名義、以管理的名義隨便剝奪罪犯的權利與自由。我們尤其不能以罪犯曾經濫用自由為由，去最大限度的剝奪罪犯的自由。相反，應在刑罰懲罰的范圍內，充分地保障罪犯的自由。
3．監獄工作的社會化程度日趨提高
發達國家，監獄工作的社會化集中表現為罪犯改造中充分的融入社會思想，使罪犯服刑中可能產生的“監獄人格”最小化。社會學的理論認為，罪犯犯罪是因為其社會化不完全，即社會化缺陷的結果，他們在監獄服刑就是強制再社會化，其目的是使罪犯重返社會。為此，監獄在社會化方面進行積極的探索，形成了社會化的模式。刑罰學上的社會化概念起源于18世紀的歐洲，二戰后影響了整個世界。這里的社會化是指行刑社會化。這一思想深刻記錄了人類社會文明、進步的腳步。行刑社會化是在監禁刑替代了生命刑、肉刑之后的人類更加文明的刑罰方式，是當下發達國家非犯罪化、非刑罰化、非監禁化趨勢的必然選擇。綜觀發達國家的非監禁刑，假釋是我們常常做對比研究的重要制度。
假釋起源于1840年的澳洲。在美國較早得到實施，后在各國廣泛開展起來。在法國，假釋的記載在1885年，法國制定了假釋法，規定，除無期徒刑外，刑期執行過半，就可報請假釋。 發達國家的假釋制度，普遍開展于1925年倫敦國際刑法及監獄大會之后，據認為，是這次會議的影響，使假釋的矯正功能獲得了認同。 在日本，罪犯的假釋比例為56.8%，其中，初犯者為80.4%，6次以上入獄者為31.9%（1993年）；在美國，罪犯的假釋比例為72%（1993年，）；在加拿大，罪犯的假釋比例為36.2%（1992-1993年）；在瑞典，罪犯的假釋比例為33%（1993-1994年）；在瑞士，罪犯只要服滿三分之二的刑期，從理論上說，都可以獲得假釋。
在監禁刑中，也充分體現了社會化的要求。如意大利監獄的半自由刑管制、瑞士監獄的休假制、美國監獄的周末監獄、中間監獄等。
社會化的意義還在于監獄運行的經濟性考慮。監獄的運行是一項高成本的社會公共開支。在美國，一個罪犯每年的直接消耗是2.5萬美元；在英國，為2.77萬英鎊；在西班牙，為1.38萬歐元,在德國為5萬馬克。高額的監獄經費，在這些發達國家也深感難以承受。納稅人的呼聲越來越高。相比較，在社會機構管理罪犯一年只要40美元。
社會志愿者的規范參與，是監獄工作社會化的重要內容。在發達國家，社會志愿者已遍及社會服務的每一個角落。在監獄，社會志愿者為罪犯服務的時間、內容、方法、要求已較規范。在意大利，社會志愿者的人數達到4000人，相當于監獄專職矯正工作人員的人數。日本設立了志愿會面委員會，由熱心的活動家相助，參與罪犯的入監教育、學科教育、俱樂部活動等。1983年，志愿會面委員會的人員達到1103人。
4．監獄工作人員的職業化建設得到充分的重視
監獄工作人員的分類及其職業化程度，被認為是監獄工作科學化的基礎。監獄工作人員的分類，是指監獄工作人員按不同的專業要求設置不同的崗位職責，履行不同的職能。早在1930年的布拉格“國際刑法及監獄會議”就要求“對所有執行刑罰的人員，應加以特別訓練。尤其要訓練高級監獄管理人員，使其具有科學知識”。 在聯合國1955年通過的《囚犯待遇最低限度規則》中，就明確規定，監獄應當設有足夠的醫學、心理學、社會學專家。這是借鑒發達國家的經驗而確認的一項要求。在德國，1976年誕生的《行刑法典》中，就規定：分配監獄設立的“分配委員會”的成員中，包括典獄長、精神病學專家、心理學者、社會學者、教育學者、社會福利工作者等等。 德國各監獄都設立了犯罪學研究小組，其最早可以追溯到1921年巴伐利亞監獄。1947年，在漢堡監獄出現了“犯罪心理學研究室”，從科學的角度推動行刑工作的發展。日本的監獄中的罪犯分類調查，就充分依靠了醫學、心理學、教育學、社會學的專門知識和技術，并形成了完整的知識體系。據資料介紹，在國外，監獄的專業人員中，包括8類人員：醫務人員、文化教師、職業技術教師、心理學家、精神病學家、社會工作者、個案管理者、牧師。美國的《矯正年鑒》（1993）公布，在美國的50個州的矯正機構中，有：276名精神病學家，1446名心理學家，2273名個案管理者，1006名社會工作者，793名娛樂治療專家，3090名顧問。 其矯正工作的未來發展，將進一步“專業化”，并主要是管理和管理技術。
總之，在發達國家，現代監獄制度的確立，至少表現為法治化、科學化、社會化、職業化的趨勢。這對我們研究建立中國現代監獄制度是具有積極借鑒意義的。
現代監獄的價值解析
犯罪始于法律，刑罰源于犯罪，并催生監獄。因此，到目前為止，不管社會如何發展，“懲罰就總是被采用的。” “以惡制惡”未有窮期。只要社會還有犯罪，刑罰就無法停止。社會又總是在發展，文明總是在推進，所以，刑罰盡管還是表現為刑罰，但此刑罰已不是“彼刑罰”了。在現代刑罰理論的推動下，監獄，盡管也還是監獄，同樣，此監獄已不是“彼監獄”了。亦是說，監獄的價值發生了變化，質的變化。
其實，監獄是依附于國家的一個“特殊標志物”：它既是當時社會的一個“病態物”，同時又是當時社會的一個“文明物”。在專制社會，監獄是張揚暴力的機器；在文明社會，監獄成為治理社會的工具。監獄文明進程的腳步，無不折射了社會文明、進步的曙光。在當代，監獄“其實是一個國家真正實現高度文明的特殊而重要的標志” （尤其可喜的是，這種在過去對一般人來說還難以接受的現代理念，最近竟得到最高人民法院院長、首席大法官肖揚的認可，他說，“對罪犯的待遇也是衡量一個國家法治水平和文明程度的標準之一”。 盡管，監獄文明進程的推進可能是艱難的，有時，甚至會有曲折和反復。
中共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擺上了與精神文明、物質文明同等重要的位置。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目標。
監獄工作作為加強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一個重要部分，很顯然，應當體現和貫徹政治文明的要求，呼應政治文明的建設大局，在未來的工作理念、體制設計、謀略統籌、運行機制、管理模式等方面，法治的理念應當是始終如一、一以貫之的。在監獄的各項工作中，法治的理念表達形式是多種多樣的，內容是豐富多彩的。不過，法治理念的確立的困難不在于對法治的理解、對形式的把握，而在于清除傳統理念的消極影響。如，我們長期以來奉行的階級斗爭的“哲學”，“對敵要狠”；長期以來宣傳的“對敵人的仁慈，就是對人民的殘忍”的思想；長期以來廣大公民對犯罪分子的幾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心理，以此表白與“敵”劃清界限等。這些思想觀念也深深影響著監獄警察的思想觀念和言行舉止， 監獄是“刀把子”、“是暴力機器”演繹為“不打不罵沒有專政味道”；對罪犯就是要“懲罰、懲罰，再懲罰”，“剝奪、剝奪，再剝奪”；罪犯是“義務主體”，“如果有權利，就是接受懲罰的權利，就是履行義務的權利”……他們意圖表明：自己是多么的正義？多么的革命？多么的代表人民的利益？其實，持這種觀念和想法的人們，驚人地誤讀了法治的價值。在法治的框架里，確認，并且是確認罪犯僅僅是“權利主體”的資格，才是法治的最根本的要義。
其實，公民的權利、罪犯的權利，其存在的意義在于權利的價值蘊涵，在于權利背后隱含的、法律所表達的公正、平等與正義精神。因此，權利對所有人都是神圣的，決不因權利的主人是一般公民，還是罪犯。 正如王平博士所言， “保護罪犯的權利，最終是為了保護所有人的權利” 。權利，無論為誰所有，在它的邏輯層面、在它的法治層面確實沒有什么不同。這正如所有的人都要吃飯、穿衣一樣合理、正常。何況罪犯還是弱勢群體。正如早在200多年前，美國總統林肯說的那樣（大意），廢除奴隸制度是讓包括我在內的所有人永遠不會淪為奴隸。在推進政治文明的進程中，在法治國的情形下，當然我們要進行的是要建設中國現代監獄制度。其意義在于，我們的監獄不僅是監獄，更重要的是改造罪犯的學校，是罪犯的再生之地；還在于監獄作為改造罪犯的學校、罪犯的再生之地早已不是理論上的表述，法律上的規定，而是活生生的現實。清朝的末代皇帝可以作證、日本戰犯可以作證，許多獲得新生的人士可以作證；過去可以作證、現實可以作證。
這里，不是拾起塵封的歷史，不是對傳統的自戀。我的問題在于，我們要靠未來作證。只有未來，才足以來回應福柯不無根據的憂慮。同時，福柯的憂慮給我們以善意的提醒，監獄必須改革：一切工作必須以有利于罪犯的改造為出發點和最后歸宿；監獄必須努力化解罪犯重返社會的一切不利因素，并創造條件使罪犯盡早重返社會，使罪犯成為守法的和“有責任” 的公民。我們要回應的是：監獄是改造人的特殊學校，不是“機器”； 監獄是大熔爐，不是“獸籠”。同樣，罪犯是有尊嚴的人，不是被“打碎”的原料；罪犯是“權利主體”，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監獄機關改造罪犯的邏輯起點就是：罪犯不僅是肉體的生理人，而且是充滿感情的精神人。惟其如此，我們的監獄才有資格談論當代監獄的價值問題。否則，我們的監獄就真的成為�？滤枋龅摹矮F籠”了�！矮F籠”，當然也體現了監獄的一種價值，但那只能是“獸籠”的價值，而不是當代監獄的價值了。
我們回應福柯的邏輯在于，新中國的監獄尤其是始于上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的監獄已大大不同于�？庐斈晁J識的法國阿蒂加監獄。在中國推進政治文明的滾滾征程中，監獄工作創造了化腐朽為神奇的不朽業績。以國際間通用的罪犯刑滿后重新犯罪率來衡量，我國的重新犯罪率顯然是比較低的。
我們回應福柯的目的在于，在目前以及可以預期的未來時間里，刑罰，這個“不得已的惡”，還會繼續存在；與刑罰相生相依的監獄也會繼續存在。同樣，出于政治文明的不斷完善，未來的監獄，盡管還是監獄，但從形式到價值、從表象到內核，都已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監獄。因此而言，當下的監獄除了監獄本身“與生俱來”的乃至于“天賦”的報應、監禁、懲罰、專政等傳統價值外，當代監獄的進步文明的價值在于要與時俱進，賦予和開發其具有時代意義、創新意義、引導社會發展意義的嶄新價值。這些全新的價值，就其要者，下列諸項足以引起重視：
1．法治
應當說，改革開放以來，監獄警察的思想觀念發生了深刻變化，認識水平有了較快提高。表現在法治的理念方面 ，對罪犯權利的認識愈加統一；對監獄性質的認識已開始走出絕對“專政工具”論的理解等等。以上這些都為現代監獄制度的全面構建奠定了一定的基礎。
法治在監獄工作中的意義不僅表現為將有關 內容、原則、重點、方法、措施、條件、責任等納入制度化的軌道；還在于人們法治觀念的增強以及依法辦事的自覺性。
公平執法是監獄工作的基礎。監獄是社會公平的最后一道屏障，監獄執法不公，其惡劣后果將是人們對法律信任的危機；對監獄來說，一次不公正的執法可能會摧毀千百次的說教。 清末人士徐謙認為“監獄制度與刑法審判二者有密切之關系，監獄不良則行刑之機關未完善，而立法與執法之精神均不能見諸作用。無論法律若何美備，裁判若何公平，而刑罰宣告以后悉歸于無效。故監獄、立法、審判三者之改良必互重并行，始能達到法治之目的，增人民之幸福�！� 這是中國歷史上較早論述監獄制度在立法執法中蘊涵公平精神的論述。筆者理解，監獄存在的意義也大概在此。換句話說，監獄刑罰執行出現了問題，法律再好，判決再公平，都失去了意義，僅僅是一種形式外殼而已。
正如人們所認識的，刑事司法是社會公平的最后防線，而監獄是“最后防線”的最后屏障。監獄執法不公，抑或妥協執法，意味社會公平防線的全面崩潰。法治不存，秩序何在？秩序不存，公平何在？公平不存，法治何在？人們不得不發出這種無奈的追問。假使社會到了如此地步，法治國則是無從建立的。這里僅以減刑、假釋為例。正如干警普遍知道的，減刑、假釋對罪犯的影響最大，是罪犯在服刑期間最關心、最高層次的需要。減刑、假釋的公正、公平運用，能引起罪犯對法治的普遍關注，對法律的權威能起到強化、示范作用，從而成為每個積極改造的罪犯可以預期（期待）的目標，而不斷地強化、激勵罪犯的持續積極改造的心理和行為。從更廣的范圍看，可以形成一個監獄的積極向上的改造氛圍，形成一種良好的態勢，促進監管安全穩定，并反過來為罪犯積極改造提供環境保證，使改造手段發揮事半功倍的作用。反之，積極改造的罪犯得不到相應減刑、假釋，而那些“關系犯”以及靠“錢刑交易”的罪犯可以輕而易舉地獲得減刑、假釋，僅從改造層面上來說，可造成全部改造手段的失靈，因為縱然監獄干警在口頭上說得天花亂墜，而現實的反差是執法上的不公正、不公平，又怎能令罪犯心服口服呢？又怎能使在罪犯心靈深處建立法律權威與公平的通道呢？法律社會學的研究表明，人們對法律的信任并進而形成“法律至上”的信仰與理念，取決于對生活中對法律權威的現實感受和對法律職業人員（監獄警察應是一種法律職業）公正執法的現實體驗。
（1）公正執法：監獄法治的核心。公正即公平、正義，這是法治的實質含義。在全部法治中，公正執法是至關重要的。如上所述，監獄人民警察是法律職業者，其言行舉止代表的是政府，是法律的化身。監獄人民警察的公正、平等執法對形成全社會法律至上的意識具有直接的作用，尤其是監獄作為刑事司法的最后一道工序，是社會正義的最后防線。
（2）權利保障：監獄法治的標志。權利是人所應當享有的法律保障的權利。 “權利是目的，義務是手段。” 然而，在監獄實踐中， 對罪犯的權利保障力度是不夠。隨著現代監獄制度的建立，權利保障不僅受到了越來越廣泛的關注，其保障力度也在加大。尤其是對罪犯權利的保障的理性觀念正在逐步確立。
（3）法律至上：監獄法治的根本。法律至上就是要求人們崇尚法律、信仰法律精神，以法律作為言行的準繩，而且要養成法律習慣，由強制到自覺，最終形成“法律信仰”。 對于監獄人民警察來說，在對罪犯實施懲罰與改造中，必須認真執行法律，依法辦事，杜絕違法行為，同時，要尊重罪犯人權，尤其在罪犯權利受到侵害時，應及時提供救濟手段，切實確立法律的崇高權威性。
（4）法制完備：監獄法治的形式。監獄法制的完備，是監獄法治的必要條件之一。 《監獄法》是規范監獄工作的重要法律，但不能因此說有了監獄法就標志著監獄法治的實現。因為法制完備涉及的面很廣，內容也很多。今后，應當根據監獄事業發展的需要，以現代理念作指導，完善從監獄警察到罪犯，從管理到教育的完備監獄法治。
（5）依法治監：監獄法治的要求。長期以來，監獄倡導的“依法管理”，其重心是指管理罪犯，強調的是法律的權威與威懾，同時，強調罪犯必須履行勞動、學習等義務。 現代監獄制度中的依法治監的首要要求就是依法管理監獄人民警察，依法監督其管理罪犯的權力，不能對罪犯法外施權、法外施刑。同時，也要求監獄管理機關在管理監獄時，應以法律為準繩，不能濫施管理權。如不能動輒對監獄人民警察、甚至對罪犯亂施“罰款”（無論是監獄管理機關，還是監獄都沒有這一行政處罰權。否則，即是行政違法）。依法治監還要求監獄及其管理機關在制定規章制度時不能違背、違反有關法律，否則是無效的。
（6）監督規范：監獄法治的保證。監獄法治缺少監督，是不能實現的。換句話說，完整意義上的監獄法治，包括了執法監督。目前監獄的執法監督，既不健全，又不完善。有的流于形式。在新形勢下，應當大力加強。從監督形式上看，應包括權力機關監督、黨的監督、群眾監獄、輿論監督；從過程上看，應包括事先監督、事中監督、事后監督；從監督內容上看，應包括執法監督、管理監督等。一些地方還結合實際，從具體的監督上有了突破，如編制罪犯手冊，將罪犯從入監到出監，從勞動、學習到接受管理，從減刑、假釋到處分、加刑等有關權利、義務進行濃縮，條理清楚，提高了執法透明度；如實行獄務公開制度，將監獄工作有關內容、流程、期限、幅度向社會公布，接受社會群眾監督；如聘請社會名流、黨政人士做行風監督員，定期視察監獄，不僅溝通了與社會的聯系，也消除了社會誤解，促進了監獄事業的發展等。
2．權利
權利，在這里是指罪犯權利。顯然，權利是法治的應有之意，這里之所以將其從“權利”中分離出來，就在于罪犯權利在目前的監獄工作中位置的突出和意義的非同尋常。離開權利去談法治是荒誕的。問題是，還有的監獄人民警察仍把罪犯當作“義務主體”， 而不是將權利、義務一致起來，更不承認罪犯也是“權利主體”，這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其實，從嚴格的法律意義上說，罪犯權利是受到法律特別保護的。這里且不說，《監獄法》對罪犯權利作了廣泛而明確，具體而有保障的規定，即使新修訂的刑法、刑訴法也將罪犯權利置于特殊的保護之下，如新刑法將“體罰虐待被監管人罪”由瀆職罪調整為“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罪”，并相應提高了法定刑。這從立法原意上理解是將罪犯列為與普遍公民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同時，隨著社會的發展以及世界先進行刑思想的影響，罪犯作為權利易受侵犯的一類弱勢公民，罪犯權利保護方面的法律將應運而生。同時，罪犯權利受到侵害后，應該得到及時救濟，如罪犯被體罰虐待造成一定后果的，受刑訊逼供造成一定后果的，應得到國家賠償。當然，這種局面的形成有一個過程，這除了一般意義上的教育外，外界的擠壓、逼迫將會促使這種局面的早日形成。從這個意義上說，未來一個時期，我國監獄的法治模式將是“擠逼”型模式，是一種被動式�！胺ㄅc權利往往是同一個詞，二者是處于同等序列的概念” 在現代法治中，權利在立法中居于核心地位。“當代中國的立法也應是以保護人民權力和公民權利為主旨、為重心，并要求建立與完善法定權利保障體系�！� “立法應以保障權利為目的”。 要確立現代的法治觀念，權利必須得到廣泛的尊重；權力必須得到一定的制約。 作為監獄的管理者——監獄人民警察，也應當尊重并保障罪犯的權利�！盀闄嗬窢幘褪菫榉ㄖ味窢帯！�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說，監獄以及監獄警察應當保障罪犯的合法權利。這種保障，其實質就是保障所有人的權利。這里，值得注意的是，罪犯是少數人在現代文明社會，尊重、寬容少數人應當是文明社會的標尺。
相對于普通人來說，罪犯是少數人。他們的權利被剝奪、自由被限制。也正是如此，他們的權利才需要加以特別的保障。 一個社會、一個國家，要保護多數人的利益、權利，是很容易的，甚至可以以國家的名義立法，以國家的強力、國家機器去維護，但要保護少數人的利益、權利，那是難上加難的，少數人是那樣的微不足道，那樣的不置一談，以至可以忽略不計。尤其是我們已經習慣“少數服從多數”思維的民族。然而，現代理念告訴我們，對少數人的保護是一個文明、民主社會的自覺選擇。
罪犯還是弱勢群體。他們面對的是監獄這樣的國家暴力機器、專政工具；他們面對的是警察這樣的政府代表、國家法律化身。他們在高墻電網的特殊天地里勞動、學習、生活，他們失去了自由、他們剝奪了權利，他們不再有普通人的生存模式。固然，他們犯罪理應受到法律的懲罰，這甚至是法律的報應、是社會正義的必然選擇。但，文明社會的表達是對他們懲罰的同時，對他們的生存還應給予足夠的關愛，對他們的權利給予充分的維護和保障。因為，他們是人、他們是公民。
英國功利主義法學家邊沁這樣表述刑罰的存在：犯罪是禁止的惡；而刑罰同樣也是惡，是必要的惡，是不得已的惡。因此必須嚴格限制刑罰的使用，更不得隨意擴大刑罰。在當代，刑罰的偉大在于刑罰所蘊涵的對罪犯的矯正價值。監獄警察如果認為自己具有可以對罪犯實行“懲罰具有不確定性”的威懾，那將是非常危險的。在法治國的框架里，很難想象，監獄警察除了依法對罪犯懲罰外，還有什么權力去詮釋“不確定性”；監獄警察作為法律的化身，除了模范地執行法律，在法律許可的范圍內對罪犯管理外，還有什么權力可以“言出法隨”。那些動輒對罪犯懲罰、懲罰、再懲罰的論者，那些言必對罪犯權利剝奪、剝奪、再剝奪的論者，那些號稱對罪犯自由限制、限制、再限制的論者，自以為是在代表監獄警察的權利，維護法律的威嚴，其實，充其量不過是封建色彩的特權思想流露�，F代法理學告訴我們，罪犯在監獄服刑是因為懲罰，而不是為了懲罰�，F代監獄的偉大價值就在于“源于報應，表于懲罰，載于改造，止于自由” “不自由，勿寧死”已成為一句廣為流傳的法治格言。在這里，自由不僅是哲學意義上的，更是法律意義上的。在現實工作中，有一些罪犯確實表現不好，有的還重新犯罪。對這樣的罪犯，必須懲處。但除了依法之外，似乎還沒有更好的辦法；也很難想出還有比法律更好的辦法。事實也正是如此，隨著全民法律意識、權利意識的提高，體罰虐待罪犯的情況只是個別現象；隨著現代監獄制度的建立，法治化、科學化、人性化的理念深入人心，改造罪犯的文明化程度大大提高，體罰虐待罪犯不僅是法律所不容，也是監獄警察無能的表現。
罪犯是人，罪犯是公民，罪犯是我們的同類。我們有千萬個理由去善待他們，而沒有一條理由去體罰虐待他們，沒有任何理由小看、蔑視他們的權利。
我理解，公民的權利、罪犯的權利，都是法律一視同仁要保護的權利，保護罪犯的權利和保護公民的權利一樣，都是法律的要求，都是法治的最高價值。罪犯的權利和公民的權利一樣神圣。
3．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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