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原 ]——(2004-10-12) / 已閱28382次
對人身損害賠償司法解釋若干賠償問題的質疑與探討
高 原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為“該解釋”或“人身損害賠償司法解釋”）已于2004年5月1日起正式施行了，盡管該解釋有一個目的就是力圖解決我國目前關于人身損害賠償的各種法律法規及司法解釋不統一的狀況，但并未能達到完全統一（目前仍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賠償法》、《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涉外海上人身傷亡案件損害賠償的具體規定（試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觸電人身損害賠償案件若干問題的解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醫療事故處理條例》等法律、法規或司法解釋仍在施行），可以說是僅僅在某些范圍內達到了有限的統一。從該解釋規定的內容來看，的確是在某些方面反映了我國侵權法理論與司法實踐的進步，但其中也存在著諸多問題，特別是在過失侵權時該解釋的一些賠償范圍及賠償標準是很不合理的。下面筆者就以過失侵權的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損害賠償為例，按照該解釋的條文先后順序來談談自己的看法。
一、 賠償權利人的定義與范圍
該解釋第一條第二款規定：“本條所稱‘賠償權利人’，是指因侵權行為或者其他致害原因直接遭受人身損害的受害人、依法應由受害人承擔扶養義務的被扶養人以及死亡受害人的近親屬。”也就是說分別為三種類型。對于前二者，應當不難理解，但對于最后者，似乎需要更加明確為妥。但何謂“近親屬”呢，該解釋未作規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修改稿）》第12條規定“民法通則中規定的近親屬，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外祖父母、孫子女、外孫子女”，其中沒有“祖父母”，似有不妥。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名譽權案件若干問題的解答》第5個問題解答中，“問：死者名譽受到損害，哪些人可以作為原告提起民事訴訟？答：死者名譽受到損害的，其近親屬有權向人民法院起訴。近親屬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孫子女、外孫子女”，似為全面。以死亡賠償金為例，依照該解釋采用的“繼承喪失說”，且其性質為財產損害賠償，那么就應當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法》確定的繼承原則、繼承順序等相關規定來處理。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法》第十條的規定，繼承具有先后順序，但該解釋并未予以明確。例如對于精神損害撫慰金的賠償權利人又可以包括其他近親屬，且不受繼承順序的限制，理論上應該沒有爭議。但《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七條卻規定：“自然人因侵權行為致死，或者自然人死亡后其人格或者遺體遭受侵害，死者的配偶、父母和子女向人民法院起訴請求賠償精神損害的，列其配偶、父母和子女為原告；沒有配偶、父母和子女的，可以由其他近親屬提起訴訟，列其他近親屬為原告。”明顯排除了配偶、父母和子女存在情況下“其他近親屬”的賠償請求權，實屬不當。看來，關于賠償權利人的相關規定仍然存在著一些問題。
二、 醫療費、康復費及其他后續治療費的賠償問題
對于醫療費而言，該解釋第十九條并未像《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修改稿）》第165條、《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第三十九條等規定那樣要求受害人必須要到所在地醫院治療，或者轉院時需要得到所在治療醫院的同意或公安交警的同意，這樣可以讓受害人選擇更加適合治療自己病情的醫院治療，以便達到更好的治療效果。這一規定顯然對受害人有利，但這一規定所面臨的問題也是不容忽視的，因為可能會導致與治療有關的費用的增加。我們知道，治療條件好的醫院各種收費在大部分情況下會更高，特別是商業性例如私營醫院尤其如此。對于受害人的病情確屬需要時必須進入此類醫院治療，應該不會有異議，但如果對于一般病情，如果賦予受害人沒有限制的選擇醫療機構的權利，極有可能會增加賠償義務人賠償損失的范圍與數額，其不合理性顯而易見。例如在一起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損害賠償糾紛案件中，一位受害人因骨折需住院治療，接受治療的第一家醫院是事故發生地的縣人民醫院，對于這種骨折的治療此醫院不存在任何技術問題。但受害人就是不同意，非得要到省會城市的大醫院去治療，這樣不僅要支付更多的醫療費，也增加支出了交通費、住宿費、住院伙食補助費等相關費用。如果這些增加的費用都由賠償義務人來承擔，不能說都是合理的，但依據該解釋都可予以支持。對于康復費的賠償，筆者認為也需要進一步研究。該解釋第十九條明確規定“器官功能恢復訓練所必要的康復費、適當的整容費以及其他后續治療費，賠償權利人可以待實際發生后另行起訴。”對于康復費而言，如果是人體器官或肢體的缺失，此項費用一般不會發生，而在其他器官功能“暫時喪失”的傷殘中卻值得研究。在一些傷殘中，經過繼續治療和康復性訓練肯定會對其運動能力的恢復起到促進作用，有些傷殘甚至可能會得到大部分甚至是完全的康復。如果讓賠償義務支付了康復費用或其他后續治療費用，那么就應當按照康復后的病情作出或者重新作出傷殘評定，然后再依據此時的傷殘評定結果支付或調整相應的殘疾賠償金，這樣才符合客觀事實，否則就可能會出現雙重賠償問題（即在支付了較高傷殘等級的殘疾賠償金及治療費后，其傷殘程度卻因治療而降低）。此外，對于有些傷殘是否有繼續治療的必要應當進行必要評估或者鑒定，然后再作出相應的處理。如果該傷殘經過后續治療后能夠得到明顯的好轉，則進行后續治療應無異議；但如果該傷殘沒有治療的必要，或者雖經努力治療仍無法起到比較明顯的效果，其后續治療的合理性就值得探討，而且有些后續治療或康復的費用是相應高昂的，可能會讓賠償義務人無法承受。作為受害人，希望康復的愿望無疑是強烈的，當然愿意不惜一切代價力求得到康復。但是，如果康復費用必須由賠償義務人來承擔，一是醫療費用如何確定其是否為“必要”呢？對于無治療效果的康復治療或后續治療，其費用由誰來承擔或如何分擔？二是在賠償義務人支付了殘疾賠償金及后續治療費后，當受害人身體得到康復時，是否應當退回相應的殘疾賠償金呢？原《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第三十七條第（一）項規定“結案后需繼續治療的，按照治療必需的費用給付”，也未能解決這個問題。筆者認為是否需要后續治療應當進行必要的評估，對于無效果的治療可以不予后續治療，而且應當建立一套相應的制約機制，以免產生過高的康復費用，以免損害到賠償義務人的合法權益。同時，也要注意有些受害人或其律師利用司法解釋的這一規定，在受害人未治愈的情況下出院并評定傷殘，在起訴得到相應的殘疾賠償金后再繼續治療，從而來獲得更多的賠償。所以筆者認為，在賠償義務人支付了必要的康復費或其他后續治療費等情形下，應當給予賠償義務人可以申請進行重新傷殘評定的權利以作平衡，以免出現雙重賠償或讓受害人得到不當利益，或者讓賠償義務人承擔那些不合理的損失。而且也要賦予賠償義務人享有對康復費及其他后續治療費提出質疑并進行必要的審計或鑒定的權利，以免加重賠償義務人不合理的賠償負擔。
三、 護理費的賠償問題
對于護理費的賠償看似簡單實則不然。該解釋第二十一條第一款規定：“護理費根據護理人員的收入狀況和護理人數、護理期限確定。”收入狀況的確定看似不難，但卻問題多多。現在很多法院在審理案件中通常只要是護理人員所在單位出具一紙證明護理人員的月收入是多少法院就會予以支持，而很多證明都是與其實際工資收入不相符的。我認為，法院在審查其工資收入時應當按照其所在單位的工資表或者納稅財務報表上的數字為準，但由于對方律師要想去稅務部門調查相關資料時一般都不會得到配合與支持，所以對方當事人或律師很難找到強有力的證據予以反駁，看來這個問題應當引起注意（誤工費的賠償中也存在著同樣的問題）。對于護理人數與護理期限也是不無爭議，首先來談護理人數的確定。根據現行醫療護理的分類，醫務護理分為特級、一級、二級、三級護理共四個護理級別，衛生部也根據各個級別制定了不同的護理規范，但均無以護理級別來對應護理人數的規定（事實上也不可能作出如此僵化的規定），而且讓賠償義務人來支付住院期間的護理費本身就是一個錯誤，因為在賠償醫療費中已經包含了護理費，實際上只能稱為陪護費更為準確。其次，對于病人在住院期間是否需要其家屬陪護，至今我國并無明確的法規或規章來規定，司法實踐中大都是以《人體重傷鑒定標準（試行）》、《人體輕傷鑒定標準（試行）》、《職工工傷與職業病致殘程度鑒定》、《職工非因工傷殘或因病喪失勞動能力程度鑒定標準（試行）》等規章來認定并處理的。其認定是否需要護理的核心依據進食、翻身、大小便、穿衣洗漱及自我移動這五個方面的活動程度：五項都需要時為完全護理依賴、三項需要時為大部分護理依賴、一項需要時為部分護理依賴，而且也未能建立起護理依賴程度與護理人數之間的對應關系，應視具體情況來進行確定，帶有一些“自由裁量”的色彩。第三，從治療的過程來看，一個病人一般首先從病危或病重開始治療，此時可能需要更高級別的護理及/或更多的陪護人數，但隨著病情的逐步好轉直至治愈，就會逐漸降低護理級別及減少陪護人數，此乃一般規律無需解釋即可明白。也就是說除非受害人構成器官缺失等特殊情形外，一般情況下不會出現從剛住院治療時起到治愈出院時止護理級別、陪護人數都同一的情形。因此，科學及客觀的認定只能依據該傷者在治療過程中的不同階段的病情來分別（或分段）判斷需要陪護的人數。其四，從證據學方面來考慮，陪護期限與陪護人數的確定究竟誰有權做出——主治醫生抑或護士（或護士長）？從證據分類來看，如果醫生在病人的出院小結或者診斷證明書中明確指出需要陪護的人數時，此證據也只是類似于“專家證言”，那么按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必須出庭接受當事人的質證，但審判實踐中卻并未如此。現在仍然以一起道路交通事故護理費賠償為例，治療醫生在加蓋了該醫院醫務部公章的診斷證明書中明確寫明需留三人陪護（但護士長則在接受對方律師調查時說只需一人陪護，作為專門從事護理工作的護士長的判斷應該比醫生的判斷更加可信），但其真實性卻存在明顯問題，其住院護理記錄如下：該病人于2001年5月1日因交通事故頭部受傷入院急救治療，5月7日轉床，5月15日能自行翻身、坐起、穿衣、進食（至此時已有三項可自理，為部分護理依賴）；5月17日可自解大小便、洗漱，5月22日可由家人扶持行走，5月29日可獨立行走（至此時已經完全不需要護理），同年7月3日治愈出院。很明顯醫院出具的診斷證明書的可信性頗值懷疑。但審判實踐中法官絕大多數都會直接按照其診斷證明書的內容來判決而不去審查其是否需要陪護以及需要多少人來陪護，也不會去審查實際需要陪護的天數，更不會聽取對方律師或當事人依據治療記錄或者護理記錄所作出的質疑、分析與判斷。由此看來，法官在適用該解釋的過程中也確實需要培養更多的審判技能，或者應當改變以前一些不合適的、或者不正確的、甚至是僵化的舉證觀念。否則，可能會給質疑一方當事人增加一些根本沒有必要的質證負擔（如申請法醫審查或鑒定，等等）。
四、 交通費的賠償問題
該解釋第二十二條的規定以“實際發生”為賠償原則，本來應當是正確的，但由于該解釋所采用的治療原則是受害人可以自行選擇接受治療的醫院而無須得到其他任何機關同意或批準，所以不僅可能會產生更多的醫療費用、住宿費用、住院伙食補助費用等費用，同樣也可能會增加支出交通費用。對于受害人來說，無非是預先支付而已。如果受害人在受到損害時已經預先收取了部分費用，甚至這些費用都不用墊付。因此，筆者認為也應當強調交通費用支出的必要性，從嚴審查。從筆者所代理的幾起道路交通事故損害賠償案件來看，法院在認定交通費的標準與數額上大多是比較寬松的，而作為侵權人的代理律師也基本上不會提出或者沒有提出太多的異議，可能是由于交通費用的賠償數額較低，相對于醫療費、殘疾賠償金、死亡賠償金、精神損害撫慰金等賠償數額而言幾乎是微不足道甚至是忽略不計吧！但是，如果采用該解釋的相關規定，可能會出現較多數額的交通費的支出，也應當引起一定的注意。
五、 營養費的賠償問題
該解釋第二十四條規定：“營養費根據受害人傷殘情況參照醫療機構的意見確定”，雖然簡單明了但極不具可操作性。首先，醫療機構有什么權力對營養費作出確定？是營養師、醫生還是護士？其“意見”是應受害人的要求還是法院的委托？如果是應受害人的要求，則其最多屬于證人證言；如其是受法院委托，則可能屬于鑒定結論性質（因我國證據法中尚無“專家證據”一類）。而且醫院（由其醫生、護士或營養師）出具營養費的意見是否在其職權或服務范圍之內？從醫患雙方的服務合同關系來看，其作出的意見是否具有天然的不公正性？而且，讓醫院出具營養費的意見會不會給醫院增添更多的麻煩？即使是當事人雙方都同意醫院可以對營養費作出判斷，但作出判斷的人是否必須具有相應的資格？其判斷是否必須遵循一定的程序、方法以及相應的標準？如果一方當事人對其提出異議時，應當采取什么的救濟措施？等等，這些問題并沒有一個比較明確的解決辦法。難道讓營養費賠償標準或數額的確定成為醫院或法官的自由裁量范圍之內而無法予以相應的規范或控制？因此，筆者認為本條規定本意是好的，但由于缺乏相應的配套制度予以支持，難免成為空中樓閣或者濫用職權的隱患，甚至成為當事人纏訟的一個理由或藉口。
六、 殘疾賠償金的賠償問題
按照起草此司法解釋的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的解釋[1]，該解釋的殘疾賠償金所采納的“勞動能力喪失說”，但也存在一些問題。其一，按照固定的20年賠償年限是否具有普遍合理性？如果我們按照我國公民平均壽命70周歲計算，如果傷殘的是一個1歲的小孩，賠償其20年顯然無法補償其因勞動能力喪失而受到的損失，即使按照該解釋第三十二條的規定可以要求賠償義務人繼續支付5年至10年，仍顯然不夠。就算是按照該解釋的起草者所說的，由于該解釋未規定可以請求的次數，于是可以重復請求賠償，但未免與正常的語意理解不相符合。所以我認為，此賠償標準明顯不符合賠償實際損失的原則與要求，應予修改。而且對0歲以上至60歲以下的人的殘疾賠償金都采用定額賠償20年的做法盡管簡單但很多情況下并不符合客觀的損失，使得不同的年齡（甚至年齡相差很大）的人獲得相等的賠償，看似公平實則并不符合客觀事實，也很難認定具有合理性。其二，在一次性給付賠償的情況下，如果賠償權利人因為康復而恢復勞動能力或者減輕傷殘等級時，賠償義務人是否可以要求其退回所支付的相應的殘疾賠償金呢？有些受害人在其治療并未完全治愈時便出院，然后在進行較嚴重級別的傷殘評定并得到相應的殘疾賠償金后再繼續治療，如何讓賠償義務避免此類損失的發生呢？如果不能，既不符合客觀事實，同時根據該解釋第十九條規定，讓賠償義務人支付了后續治療費用或康復費用的情況下又不能讓其減輕殘疾賠償金額，是否具有重復賠償的情形？其三，在賠償了殘疾賠償金與被扶養人生活費的同時可能會超過傷殘者可能得到的實際收入，實際上增加了賠償義務人的責任，也與傷殘者所受到的損失不相符合，由于將在本文下面的被扶養人生活費及死亡賠償金的賠償中予以詳述，此處略過。
七、 喪葬費的賠償問題
每個都會死去，無非時間早晚而已，所以有人提出喪葬費的賠償并不符合損害事實，但考慮到中國公民現在的心理與認識，仍然予以相應賠償，筆者在此也表示贊同。該解釋第二十七條規定“喪葬費按照受訴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職工月平均工資標準，以六個月總額計算”，顯然受到了《企業職工工傷保險試行辦法》第二十五條、《工傷保險條例》第三十七條等勞動法規或規章的影響，不過在這些勞動法規中被稱為“喪葬補助費”。筆者認為這一賠償標準也不妥當，因為按照該解釋第三十五條的定義，“職工平均工資”是指受訴法院所在地省、自治區、直轄市、經濟特區或者計劃單列市的統計部門計算出來的數據，且不分死者的身份、工作、職業、年齡等各種情況，所以表面上看起來似乎很“平等”。筆者認為其不太合適的理由是，即使是在一個省之內的各個地區經濟發展也有極不平均或不平衡的現象，既然一定要賠償死者的喪葬費，那么就應當以“實際支出”為賠償標準或依據，為了不讓賠償義務人賠償那些不必過高的或者不必要的喪葬費用，可以對其最高數額予以相應的限制（而且最好是只設定上限而不設定下限為宜）。該解釋把喪葬費與職工平均工資聯系起來，有什么合理的依據呢？喪葬費支出的高低與職工平均工資收入是否真的具有對應的關系呢？所以筆者認為，該解釋所采用的賠償標準簡單地沿用勞動法規的相關標準是沒有事實依據的，而且也存在兩個問題：一是勞動法所確定的標準畢竟不能簡單地等同于人身損害賠償標準，因其法律關系的性質、作用等方面是截然不同的；二是勞動法規所確定的這個標準的合理性本身也值得探討，并不一定合理。筆者認為喪葬費的賠償標準倒不如按照以前《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中規定由各省級政府統計部門所統計公布的實際支出的喪葬費標準賠償為宜。例如按照廣東省2003年度道路交通事故損害賠償計算標準，喪葬費為4000元/具；但如果按照該解釋的規定，廣東省標準為9489.5元（18979元/年÷12個月×6個月）；深圳市的標準則更高，為15206.5元（30413元/年÷12個月×6個月）。更讓人難以理解的是，如果死亡者家屬（或其律師）善于選擇管轄法院的話，就算是住所地在深圳市的駕駛員駕車在甘肅省等較貧窮落后的地區發生交通事故造成當地農村居民死亡而引起人身損害賠償時，賠償義務人也可以到深圳市來起訴并按照深圳市的喪葬費標準予以賠償。甘肅省2003年度的職工平均工資為12307元，那么如果依據該解釋的規定在甘肅省起訴只能得到喪葬費賠償6153.5元（12307元/年÷12個月×6個月），而前二者竟然分別是后者的1.54倍和2.47倍。如果與原來甘肅省2003年度道路交通事故損害賠償計算標準中喪葬費的支付標準為1200元/具比較，死者近親屬所得到的賠償竟然分別是原來標準的7.91倍、12.67倍！那么，受害人家屬所得到的遠遠超過其實際支出的喪葬費賠償，有什么事實或者法學理論依據呢？所以筆者認為該解釋的這項賠償計算標準的確定與選擇確實存在不符合事實的問題，頗有修正的必要。
八、 被扶養人生活費的賠償問題
該解釋關于被扶養人生活費賠償的規定是一個頗值深入討論的重要問題，因為筆者認為依該解釋的規定賠償時會存在重復賠償的可能。該解釋第二十八條規定：“被扶養人生活費根據扶養人喪失勞動能力程度，按照受訴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性支出和農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費支出標準計算。被扶養人為未成年人的，計算至十八周歲；被扶養人無勞動能力又無其他生活來源的，計算二十年。但六十周歲以上的，年齡每增加一歲減少一年；七十五周歲以上的，按五年計算。被扶養人是指受害人依法應當承擔扶養義務的未成年人或者喪失勞動能力又無其他生活來源的成年近親屬。被扶養人還有其他扶養人的，賠償義務人只賠償受害人依法應當負擔的部分。被扶養人有數人的，年賠償總額累計不超過上一年度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性支出額或者農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費支出額。”按照統計學術語的基本解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指居民家庭全部收入中，可用于支付生活費用的收入。人均可支配收入是按家庭全部人口計算的平均每人生活費收入。它包括居民家庭所有成員的工資、獎金、津貼、洗理費、書報費、交通補貼、價格補貼、獨生子女費以及離、退休者收入、贍養贈送收入、出售財物收入、利息收入、稿費、講課費等全部經常和一次性收入，但應扣除贍養、贈送支出、記帳補貼、個種稅金（個人所得稅、車船使用稅等）及非家庭人口經常在私用飯所交的‘搭火費’”。而“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性支出指被調查的城鎮居民家庭用于日常生活的全部支出。人均消費性支出是按家庭全部人口計算的平均每人消費性支出。具體包括食品、衣著、家庭設備用品 及服務、醫療保健、交通和通訊、娛樂教育文化服務、居住、雜項商品和服務等八大類支出。”[2]很顯然，這兩個術語各有其統計學上的作用和意義，我不明白的是該書的作者稱“以北京為例，2001統計年度北京市在崗職工平均工資為19115元，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約為11577.8，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性支出約為8922.7元，后兩項相加大致與前一項相等。”[3]但此二者相加的原因是什么呢？與統計學上這些概念的內涵是否同一或基本相同呢？而且相加的結果并非都如此，例如按照2003年度深圳、珠海與汕頭這三個經濟特區的這三項數據計算，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為23905.92元、16757.40元、10001.40元，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性支出分別為17372.04元、11690.28元、8491.92元，此二者相加后的數額分別為41277.96元、28447.68元、18493.56元，而這三個城市2003年度職工平均工資則分別為30413元、19108元、11959元，相比之下差額如此之大，所以這種觀點不論是從統計學角度還是從實際情況考慮都顯然不全部正確。
如果按照以前的《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的規定進行賠償，也有可能會出現殘疾者生活補助費或死亡補償費與被扶養人生活費兩項相加會超過職工平均工資的情況。還是以廣東省的相關標準為例，按照原來《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及《廣東省2003年度道路交通事故損害賠償計算標準》來計算，如果傷殘者（假定傷殘一級且賠償義務人負全責）是一個城鎮居民，其每月平均工資為1581.58元（職工年平均工資18979元÷12個月），如果被扶養人有5人（父、母、妻、子、女）時，按照《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第三十七條第（九）項的規定，應當按照居民生活困難補助標準每月200元予以賠償，這樣每月得合計支付1000元的被扶養人生活費，而當年人平均生活費為8988元，每月應賠償749元的殘疾者生活補助費，那么賠償義務人合計每月應當支付的賠償費用為1749元(1000元+8988元／年÷12月)，高出年職工平均工資167.42元（1749元-1581.58元），高出平均工資收入的比例為10.59%（167.42÷1581.58）。
如前所述，我認為不論法律或者司法解釋是否采用統計學中的概念或術語還是另外選擇使用其他的詞語來表述，其實質應當是殘疾者健康時或者死者生前平均每月可以用來自己支配的總收入，減去其本人必需的生活費等費用支出后剩余的部分（我暫且稱之為“凈收入”）才能用于支付扶養他人的生活費，在支付上述費用后才能作為最終剩余的財產或者作為遺產。因此，如果按照該司法解釋規定的賠償標準，當交通事故發生于上述三個地區時，賠償義務人所支出的賠償費用標準明顯高于其工資收入或者實際總收入，是不正確的。比如在深圳、珠海、汕頭三個地方，僅同時計算賠償殘疾賠償金（或死亡賠償金）與被扶養生活費此二項賠償項目時，分別比平均工資高出10864.96元、9339.68元、6534.56元，高出平均工資的比例分別為35.72%、48.88%、54.64%，而且還沒有計算其本人必須支出的生活費用，這并不是統計學上的計算誤差可以說明的，而是該解釋的計算標準本身就存在著問題。所以該書作者說“將平均收入進行分解，即分為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和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性支出（或者農村居民人均年生活費消費支出）兩項指標，分別與殘疾賠償金和被扶養人生活費相對應。即：平均收入=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性支出（或者農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費支出）。” [4]既與統計學上的含義不相同也與以上數據的計算結果不一致，我認為這種說法是值得商榷的。而且更為明顯的是：當一個受害死亡者為深圳市城鎮居民時，如果他沒有被扶養人時，自然就不會有此項損失的賠償；但如果他有被扶養人時，則最高可以多得到347440.80元（17372.04元/年×20年）的被扶養人生活費的賠償。這個賠償數額可能在全部賠償數額中占有很大的比例，如果按照該解釋的規定進行賠償時，便會出現兩種不同的、甚至相差很大的數額，那么這個死者生前的“凈收入”豈不是因為賠償的不同而變化？！或者說如果死者在生存時不論是否支付了被扶養人生活費，他的財產（實際上就是遺產，在該解釋中就是死亡賠償金）都會仍然一樣？！
九、 死亡賠償金的賠償問題
根據該書作者的介紹，該解釋對死亡賠償金采用“繼承喪失說”，筆者在此不對該理論進行討論。但筆者對其規定也產生一些疑問：其一，既然為“繼承喪失說”，那么就應該對受害人在正常死亡下可能剩余的財產即遺產進行繼承，因此就應當在筆者前面所論述的那樣，在賠償了被扶養人生活費的情況下應當扣除此項費用，剩余的財產才能作為遺產，否則將會出現重復賠償的情形，而且可能會超過死者在生存狀態下能夠承擔的最高限額，我現在仍以實際數據予以說明。當死者為一個55歲成年男子、需要扶養其父、母、一子、一女、妻共五人時，按照該解釋第二十八條規定，賠償義務人的年賠償總額累計不超過上一年度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性支出額或者農村居民人均年生活費支出額，現仍以深圳市2003年度相關賠償標準為例予以說明。2003年度深圳市職工平均工資為30413元，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23905.92元，城鎮人均消費性支出為17372.04元，后兩項相加即為41277.96元（23905.92元+17372.04元），高于其年均工資10864.96（41277.96－30413）元，高出的比例為35.72%，而且死者存活時的生活費用又從哪里支出呢？很顯然，如果讓賠償義務人對此兩項費用都予以賠償，可能會存在重復賠償問題，且已經超過死者存活狀態下可以承擔的能力。其二，在支付或賠償了被扶養人生活費后，對其財產（或遺產）的數量肯定會產生影響，也必然會反映到死亡賠償金的數額上來。但如果按照該解釋的規定賠償，不論死亡者是否有被扶養人以及是否支出了被扶養人生活費，對死亡賠償金的數額是沒有任何影響的。這肯定是不正確的。其三，在該解釋中，首次出現了不同身份的人（主要指因戶籍不同而分為城鎮居民與農村居民兩種居民類型）的死亡具有不同的價值（盡管其性質為遺產價值），這是極其危險的規定，具體體現在賠償標準的不同上。該解釋第二十九條規定：“死亡賠償金按照受訴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標準，按二十年計算。”仍以廣東省的賠償標準為例，當賠償權利人以深圳城鎮居民標準計算時，應得到賠償數額為478118.40元（23905.92元／年×20年=478118.40元），但如果他以廣東省內其他地區的農村居民標準計算時，應得到的賠償為81091.60元（4054.58年／年×20年=81091.60元），前者竟是后者的5.90倍！我認為把戶口性質人為劃分為農村居民戶口與城鎮居民戶口本身就是不合理的，盡管這種不合理的劃分并非司法機關所為，并且該解釋的起草者認為死亡賠償金的性質為繼承財產的損失所以也就當然會存在不同（事實上也確是如此），但我們應該在司法實踐中力求解決這種不公正的現象，而非加劇其不平等。而且現在許多地區都在努力進行戶籍改革，取消了城鎮居民戶口與農村居民戶口的明確區分，那么應當適用哪個標準進行賠償呢？因此，我認為該解釋的這條規定基本上應該算是失敗的，還不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賠償法》采用全國統一（或全省統一）的標準為宜，或者干脆采用實際損失利益更好。既然該解釋所采用繼承喪失說理論，就應當按照實際喪失的利益（或者說可能繼承的遺產）來進行賠償，憑什么就能認定這些“農村居民”的收入就一定會低于“城鎮居民”？如果死者是一個承包很多農村土地進行規模化生產或經營的“農村居民”，或者是一個具有農村居民身份的農民企業家，其收入并不比那些所謂的“城鎮居民”收入低，如果按照該解釋規定的標準給予如此之低的賠償，從哪里來表現其合理性與客觀性呢？！第四，對于0歲以上至59歲的公民的死亡而言，所得賠償數額居然相等，其喪失的“繼承財產”能相等嗎？最后，在賠償權利人的確定上，由于該解釋采用的理論為“繼承喪失說”，則對于死亡賠償金的請求權人只能為死者的法定繼承人，并且必須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法》的規定來處理，包括繼承原則、繼承的順序、繼承的份額等等，但該解釋卻未能予以明確，實為一個缺憾。
十、 賠償標準的選擇問題
更多賠償標準可以依據原告的意愿來選擇，這也是該解釋的一個“創舉”，但也明顯存在很多問題。對于各項賠償范圍的標準，按照該解釋第二十五條、第二十八條、第二十九條等規定一般都可以“受訴法院所在地”的相關標準為計算依據。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十九條規定：“因侵權行為提起的訴訟，由侵權行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28條規定“民事訴訟法第二十九條規定的侵權行為地，包括侵權行為實施地、侵權結果發生地。”因此，對于人身侵權案件而言，侵權行為實施地、侵權結果發生地（當然可以為被侵權人住所地或經常居住地）、被告住所地這三種不同地方的法院都有權管轄，因此可能出現三種不同的賠償標準。再加上該解釋第三十條明確規定：“賠償權利人舉證證明其住所地或者經常居住地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高于受訴法院所在地標準的，殘疾賠償金或者死亡賠償金可以按照其住所地或者經常居住地的相關標準計算。被扶養人生活費的相關計算標準，依照前款原則確定。”所以，依據這三種不同的標準計算出來的賠償數額在國內就可以達到數倍，那么這樣對于賠償權利人而言，就可以對比這三種不同標準來提出不同的訴訟請求并得到賠償數額相差巨大的賠償，假如賠償權利人美國人、日本人、香港人等等在經濟發達地區生活的人，則可能會達到數百倍甚至上千倍的差距，看來這個問題不容回避與忽視。而且通過選擇不同地方法院的管轄后得到的死亡賠償金、殘疾賠償金與被扶養人生活費可以得出相差很大的不同賠償數額，這是不符合客觀事實的，也不符合該解釋采取相關理論，是明顯不正確的。例如一個甘肅省的城鎮居民在深圳市發生交通事故死亡時，如果在深圳市起訴時可以得到478118.40元（23905.92元×20年=478118.40元）的死亡賠償金，而如果在其住所地的甘肅省起訴時則只能得到133000元（6650元×20年=133000元）的死亡賠償金，前者是后者的3.59倍，難道死亡賠償金也能因為他死亡地址的不同而產生如此巨大的差異！這是根本不符合客觀事實的，也不符合該解釋對死亡賠償金所采用的“繼承喪失說”的理論。相比而言，原《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第三十七條的規定，采用“交通事故發生地”的標準為依據更具有確定性，但由于其標準可能與賠償權利人所受到的實際損失或者需要繼續支出的費用不太一致甚至相差很大，因此也具有一定的不合理性。但該解釋的這一規定明顯會讓賠償權利人得到本不應得到的、或者說是經過選擇甚至是規避司法解釋后多得到的賠償利益，亟待予以修改。筆者認為，應當依據不同的賠償范圍（或項目）所需要實際支出的費用來確定賠償標準的采用似乎更為適宜，例如死亡賠償金可以按照死者生前的住所地或經常居住地的標準來確定，被扶養人生活費則可以按照被扶養人實際生活地的標準來確定，殘疾賠償金可以按照殘疾者住所地或經常居住地的標準來確定，等等，堅持賠償實際損失即可，但最高不得超過死亡者或傷殘者的實際“凈收入”，這樣既能保證賠償的損失的確為賠償權利人所受到的實際損失，也不能讓賠償權利人因人身受到損害而獲得不當利益。而且，巨額的賠償雖然能夠更加充分保護到受害人的合法權益，但也可能會使賠償義務人終生陷于債務危機，也并不一定能夠實際得到足夠的賠償。由于我國目前并未建立賠償責任的最高限額制度或者個人破產制度，也未建立起完善的事故保障機制，看來對于此類案件的處理尚有許多問題需要作出深入的研究。
十一、 該解釋的施行日期與溯及力問題
該解釋第三十六條規定：“本解釋自2004年5月1日起施行。2004年5月1日后新受理的一審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該解釋的規定。”因此，只要是2004年5月1日前受理的案件，不論是處于第一審還是第二審，都必須適用《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等規定處理。該解釋自2003年12月26日公布后，一些“聰明的”賠償權利人或律師就把準備起訴的案件想方設法拖到2004年5月1日后起訴，甚至有的案件已經起訴的也找個理由撤訴，只要不超過訴訟時效，都將其拖延至2004年5月1日后起訴，這些情形就足以說明一些問題。對于法律法規的施行，一般都以公布之日起或者公布后的某一日期起施行，除刑法采用“從舊兼從輕”原則外，其他法律法規多數如此，這也就是人們所說的不溯及既往。所以盡管該書作者說該解釋不具有溯及力，但適用中卻并非如此。這樣做從表面上來看似乎是加強了對受害人的保護，讓賠償義務人承受了更重的賠償責任，但筆者認為該解釋的施行日期的規定似有不妥，應以損害發生日來確定更為妥當，這也符合行為人必須對自己行為時的法律負責的基本原則。而且該解釋開創了一個表面上不溯及既往但實際上卻溯及既往的先例，值得我們關注。
以上這些想法和觀點只是我在近幾個月來辦理此類案件中所感所想，也未進行深入的研究與探討，可能會存在謬誤，敬請各位讀者留意并歡迎批評指正。以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損害賠償為例來對該解釋進行評價似乎也不太全面，因為畢竟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損害賠償主要為過失侵權損害賠償，而且相信隨著機動車第三者責任強制保險制度的出臺，可能在賠償范圍、賠償標準上并不一定會全面按照該解釋的規定來予以賠償。不過筆者討厭給司法解釋的起草及施行貼上“司法為民”、“以人為本”等時髦語言或華麗標簽，更討厭為政治活動而影響到司法解釋的內容。此前的有關人身損害賠償的司法解釋，很多情況下忽視或限制了賠償權利人得到全面賠償的權利，使受害者無法得到完全的賠償或補償，所以該解釋似乎想改變這一狀況，有些賠償標準似乎有些過分地對受害人進行保護，以致于筆者有些懷疑該解釋是否公正的問題。筆者認為，不論是法律法規還是司法解釋，其首要任務就是保持司法公正，對于那些不是故意（或惡意）侵害他人人身權利行為的損害賠償，賠償的原則并不在于懲罰而在于填補其實際受到的損害，那么我們不僅要讓受害者受到的實際損失得到充分的賠償，也不能讓受害者在人身損害賠償中獲得不當利益，以免讓賠償義務人支出不必要的費用，也要保護賠償義務人的合法權益，所以筆者認為應當對賠償的范圍及標準進行必要的審查，審查的標準就是實際損失原則與必要性。判斷是否必要必須結合到每件案件的具體情況，并結合到整個社會普遍使用的標準，予以合理的判斷與處理。總的來說，我認為盡管該解釋在確定承擔賠償責任的主體、過失相抵、賠償的范圍與標準等方面有較大進步，但也顯露出一些不足與缺失，例如該解釋并未考慮到在賠償義務人一次性支付巨額的賠償金額時的利息問題，選擇賠償標準的計算時間、計算地點問題，懲罰性賠償問題，等等，所有這些問題都值得我們不斷地研究與探討。特別是在上文中我所提出賠償標準的選擇等方面還存在著一些明顯的不合理的規定及不容忽視的問題，希望最高人民法院能夠對這些賠償范圍及標準的選擇等問題進行重新審視及研究，修改這些不合理的規定，作出更加符合客觀事實也更加合理的規定，以保護各方民事主體的合法權益，力爭使我國的人身損害賠償法律制度更加公正、合理與完善。
定稿于2004年10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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