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曠燭 ]——(2004-10-8) / 已閱20146次
把信訪工作納入大司法的軌道
曠燭 浙江省上虞市法律援助中心
內容提要：由于信訪機構設置及運作的不科學性不合理性，為此我們已經付出了極大的代價，迎來了一次又一次的信訪洪峰。如果我們還是繼續強調重視信訪這種非法治化的解決社會矛盾的手段，甚至企圖用立法來強化信訪的這種功能，那么我們將不得不繼續品嘗破壞法治所帶來的惡果。執政者預期的社會穩定的目標非但沒有實現，反而陷入一種更為可怕的惡性循環之中。從國家制度建設的宏觀層面，整合資源，調整機構，把信訪局法制局司法局綜治辦等機構合并成一個部門，形成大司法行政理念的格局，將信訪問題納入國家正常的法制軌道內妥然解決，打破目前信訪案件惡性循環的鏈條，進而建立起長治久安的社會矛盾處理體系，才是解決信訪問題的根本出路所在。
關鍵詞：信訪 司法 改革 法治
應當說，信訪在計劃經濟時代，作為解決社會矛盾的一種有效手段發揮了較好的作用。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國家民主法治建設的推進，這種司法架構外體外循環的方式解決社會矛盾的渠道其缺陷已越來越突現出來。資料表明，2000年全國縣級以上三級信訪部門受理的群眾信訪總量是1995年的2.13倍。1996年至2000年，全國縣以上信訪部門受理的群眾集體上訪批次和人次分別是第四次全國信訪工作會議前13年的2.06倍和2.75倍。為此，我們要從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重要性和緊迫性的戰略高度，轉變執政方式提高執政能力和水平的現實需要來正確認識和處理當前復雜的信訪現象。
一、信訪運作及與之相關的機構設置的不科學性不合理性是形成信訪案件居高不下的直接的根本的原因
信訪總量居高不下的原因固然同我國社會處在轉型時期有關，但信訪運作的不規范性及體制設置本身的不合理性是導致目前信訪洪峰及無序信訪這種不正常現象的最直接最根本的原因。換句話說，轉型時期固然有大量的社會矛盾，但通過合理的制度和體制安排，這種社會矛盾完全可以而且必須在國家法制的框架內妥善解決 。在目前，尤其要找出信訪的癥結所在，以便對準下藥。
（一）信訪機構運作的不規范性是導致目前信訪潮現象的直接原因。實踐中絕大多數信訪通過批轉督解決，其中部份通過直接協調處理。這樣就會有二種結果，一是滿足了來信來訪者的要求，最終予以解決，信訪得以平息。二是由于所提出的要求不合法不合情不合理，未能滿足信訪者的要求，最終無法得到解決，信訪還是如故。但通過信訪這種非法治化的手段解決社會矛盾，無論其結果是否得到真正解決，其對制度建設的效果是極為消極的。
一是在信訪件中，滿足了來信來訪者的要求，最終得到了解決。這里有二種情形，第一種情形是，來信來訪者反映的合情合理合法，問題得以解決。第二種情形是來信來訪反映的不合情不合理不合法，或者部份合情合理合法，卻提出了過高的非份的要求，在“化錢買平安”、“穩定壓倒一切”的口號下，通過領導包案處理信訪大要案責任制、信訪工作量化考評制度、信訪工作領導責任追究制度等形式，以明顯違反現行法律的規定為代價來滿足其非份的要求，從而達到息訪的效果。顯然第一種情形完全可以通過正常的行政法制監督、司法救濟等方式予以解決，沒有必要疊屋架床，另立信訪機構。至于第二種情形，其危害性更大，它直接視法律為兒戲，使法制在社會生活中的權威和尊嚴喪失殆盡。
二是由于所提出的要求不合法不合情不合理，未能滿足信訪者的要求，最終無法得到解決。這類情況也占有相當一部份，如果缺乏專業接待的水準，很容易造成信訪者與黨和政府產生對立情緒。實踐中常會碰到這樣的接待場面。一是由于缺乏專業知識，大講官話套話，環顧左右而言它。有的接待者就來信來訪的具體問題不談，而大談特談一些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如“應該解決的我們馬上解決”、“一時難以解決的我們創造條件努力解決”等等不一而足，來信來訪者本來就缺乏同政府部門打交道的經驗，而且往往從經驗的實體公正的理念來判斷事物，既然來上訪他自己就認為事情是有冤屈的，于是本來依法無法解決的問題便寄予了很高的期望。二是由于缺乏專業知識的了解，聽了一面之詞，對信訪問題進行不適當的表態甚至承諾，使問題更加復雜化。如有的信訪問題根本不屬于法院主管范圍或者技術上根本無法進行訴訟，信訪接待者告訴來訪者通過訴訟解決。最后法院不受理或駁回，弄得無論是法院還是接待者自己都十分被動，而信訪還是解決不了。這樣反復幾次后，少數來信來訪者摸索出了經驗，或者采取越級上訪的辦法，給地方政府施壓，或者采取更加激烈對抗的方法，不達目的不罷休。隨著時間的推移，這類信訪轉變成老大難信訪，于是在化錢買平安的理念指導下，最終以迎合來訪者不合理的要求為代價得以平息，納入了上面所述的第二種情形。
從上面的分析可知，由于處理信訪問題的指導思想出現了偏差，違背了當時設立信訪機構的初衷，把信訪工作當作了穩定工作的總指揮部，面對大量的群體信訪或矛盾激化的各類個體信訪，上有領導指令化解的壓力，下有群眾極端不滿的怨氣，相當一部分基層信訪問題的處理中不得已采取強壓、妥協、哄騙等法治以外甚至違法的方法。然而更大的悲劇在于這種現狀已形成惡性循環，即通過個案的解決，輿論的宣傳，使大量的社會矛盾涌向信訪渠道，不少信訪者為了達到目的，在每年的“兩會”期間進行擇機信訪，重復訪越級訪集體訪愈演愈烈。這個惡性循環象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已經成為當前影響社會政治穩定的一個突出因素，使更多人寧信訪而不信法。
（二）包括信訪機構在內的司法行政機構設置的不科學性是產生這種現象的根本原因。正如國家信訪局局長周占順所說的那樣，目前大量的群眾信訪特別是群眾集體訪反映的問題中80%以上有道理或有一定實際困難和應予解決的，80%以上可以通過各級黨委政府的努力加以解決的，80%以上是基層應該解決也可以解決的問題，然而問題的關鍵在于這一切應該控制在國家法制平臺內有效地予以解決，而絕不能讓這種社會矛盾形成目前的信訪潮。面對著一浪高過一浪的信訪潮現象，我們不得不去認真反思這種充滿了悖論和矛盾的信訪制度安排，可以這么說，我國社會矛盾疏導機制結構設置的的不科學性尤其是政府司法行政運作系統的斷裂和缺乏協調，才造成目前信訪居高不下的一個根本原因。
一是在宏觀決策層面缺乏政府司法行政的指導。盡管我們把信訪矛盾的出現歸責為新舊體制的轉軌、利益格局、體制和制度的缺陷及政府工作人員素質等諸多因素，但所有這些因素本身一般不能直接引起信訪，信訪現象之所以發生，從管理的角度看，主要還是出在公共決策沒有充分考慮到上述的諸多因素。因此只要我們牢牢抓住政府決策這一關鍵環節，就有可能大大減少信訪發生的概率。如涉及企業改制的許多信訪問題的發生，不少是源于改制規范性文件的失誤，而規范性文件的失誤，一個重要環節是改制文件的法律非訴分析這一決策環節沒有到位。這在當前信訪中占有相當一部份。當然在法律法規沒有完善的情況下，探索過程中的失誤甚至失敗是難免的，我們不能夠以現在的眼光來苛求前人。但在法律法規日益健全的今天，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的問題越來越突出，特別是當前以政府轉型為重點的結構性改革，已經直接觸及了某些政府部門的利益調整，以及中央與地方的利益關系，使改革更具復雜性和艱巨性。往往是不同的階層不同的人們對同一事情會持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意見和看法，這里的標準和依據只有而且只能是法律。如果我們繼續延用原來的一種決策模式，仍然不建立具有超脫部門利益和相對獨立機構來加強政府改革的協調和指導（盡管各地成立政策研究室、體改委、法制局等機構，但以目前人力資源緊缺的現實、轉型時期法律的復雜性等情況看，這種分設的機構是很難完全真正發揮其職能作用的，在縣市級更是如此），去強化決策的非訴法律可行性分析，那么由于決策失誤而引起的社會矛盾還將不斷發生，甚至比過去更為嚴重，這種原因引發的往往表現為集體訪現象。
二是在微觀操作面缺乏政府司法行政事務管理的協調。政府對公共事務的管理，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協作管理的過程。這就要求政府全面開放公共事務的治理邊界，政府以對話、商談、合作的方式，以真誠、正確、合理的態度建立與非政府組織和公民社會的合作伙伴關系。誰來監督和保證這些技術性非常強的公共行政事務規范操作？例如，國家把審判作為解決社會矛盾的最后平臺，然而糾紛一方當事人往往要到各政府部門收集證據材料，在處理公眾知情權和企業個人隱私權商業秘密的關系上，各部門以各自的理解為標準，有的甚至以同一崗位的不同公務員理解為標準，往往以涉及到商業秘密個人隱私等理由拒絕查詢。更有一些機關檔案管理混亂，難以查詢，有的甚至將檔案資料遺失，致使訴訟難以進行。經濟學原理告訴我們，木桶容量的大小不是取決于組成木桶最高的那塊木板，而是取決于最低的一塊木板的高度。國家制度規定的最好，如果其中任何一個環節出現了問題，那么制度的規定就打了折扣，甚至根本無法執行。由于在微觀操作面政府行政管理和協調的缺失，在立法、行政、司法內部及其相互之間，在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等政府公共職能行使上出現了不少法律和制度銜接的障礙和漏洞，由于這種原因引發的信訪在當前信訪中也占相當大的比例，其表現形式往往為個體訪。
市場經濟發展到今天，如果我們沒有象標準技術監督局這樣的機構，在食品藥品、汽車配件等涉及公共安全產品的生產消費領域出臺國家強制認證標準，那么社會的物質生產系統將是無法想像的。同樣道理，在當今信息社會和知識經濟時代背景中，國家管理活動如果沒有一個強有力的管理部門對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產品的標準、程序等方面進行有效的管理，我們也很難想象整個社會的管理活動會井然有序有條不紊的展開。在我國由于司法行政職能的人為割裂，將司法行政系統拆分為目前的司法、信訪、綜治等多個機構，造成部門林立，人員雍腫，職責交叉，互相推諉。這方面法制健全的國家的機構設置給我們很大的啟示，美國司法部就相當于我們的信訪局、法制局、司法局、甚至包括公安、檢察（除反貪職能外），美國司法部長兼聯邦總檢察院長，也是聯邦政府的法律事務首腦，充當總統和政府行政部門首長的法律顧問，還管理和監督聯邦警察系統。法制健全的國家其司法行政機構設置雖然不盡相同，但有一點是共同的，那就是司法行政表現出高度的統一性。畢竟市場經濟有其規律性的東西，誰違反了這種規律，誰必將為之付出高額的代價和成本。目前國內由于缺乏一個完整統一的司法行政系統，在政府宏觀決策面缺乏指導性，在政府微觀操作面缺乏協調性，因之引發了大量的社會矛盾。在這些矛盾的解決過程中，一方面表現為正常的現有設置的司法行政資源大量閑置，無所事事，而另一方面大量的社會矛盾涌向信訪渠道，形成一浪高過一浪的信訪潮，這種反差十分明顯的現象，對現代法治的建設構成毀滅性的沖擊。
二、整合資源，調整機構，將信訪問題的處理納入正常的法制化軌道
從上面分析我們不難看出，目前信訪這種無序狀態同機構設置及運作的不科學不合理有著直接的聯系，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多年來中國社會社會矛盾處理的系統性和結構性矛盾的積累。因此從國家制度建設的宏觀層面，重新估價信訪的價值，整合職能，調整機構，在國家政治結構中重塑紓緩社會矛盾的通道，進而建立起社會穩定的長效機制是擺在中國社會面前一項迫在眉睫的任務。具體地說，就是在縣市級將信訪局法制局司法局以及綜治、研究中心等機構合并為一個機構（這樣的機構調整在現有的法律框架下有比較充分的法理依據，同現行法律不發生大的沖突，當然更大的司法行政體制改革有賴整個司法體制改革的推進以及對憲法法律的修改），同時設立公職律師事務所，形成統一完整的政府司法行政構架，對信訪問題實行標本兼治，從而建立起社會穩定的長效管理機制。
（一）有利于將大量信訪問題引向法制化解決軌道，充分發揮法律規范的引導預測評價作用。在平時的工作中，絕大多數信訪矛盾往往通過人民調解、行政執法以及訴訟等在法制的框架內能夠得到妥善解決。然而，信訪渠道解決社會矛盾既不要訴訟費，又不要代理費，甚至可以滿足其不合法不合理不合情的要求。根據“二者相較取其輕”的經濟學規律的原理，實踐中即使可以通過法律訴訟渠道解決，信訪當事人也寧愿選擇信訪而不愿意進行訴訟。為此，在現階段，我們可以降低法律援助門檻，擴大援助范圍，除向來訪者包括由非公權原因引起的社會矛盾引發的信訪者提供法律咨詢、人民調解（廣義上也是法律援助）外，直至免費為其訴訟，減緩免交訴訟費，把信訪問題引導到正常的司法框架內解決。與其化錢買平安在個案上，不如化錢買平安在制度建設上，同樣是化錢買平安二者的社會效果完全不同。后者可以發揮法律的規范作用，即可以將對已發生、即將發生或將來要發生的社會事件和行為引導到司法渠道，可以對已發生或即將發生、將來要發生的社會事件和行為的處理結果進行預測，可以對已發生或即將發生、將來要發生的社會事件和行為進行評價，從而將社會矛盾處理進入良性循環的軌道，切斷信訪案件的惡性循環。
（二）有利于對規范性文件進行可行性分析，促進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法制化專業化。許多信訪案件的源頭出在規范性文件的紕漏上，加強政府決策的法律可行性分析從源頭上防止信訪現象發生已經顯得越來越重要。首先，這是適應法律本身的復雜性需要。在某種意義上說，行政法律關系比起民事法律關系刑事法律關系更加復雜。歷史上的德國曾經集大量專家學者希望制訂一部大而全的行政法，最終因技術難度太大或者說技術上根本不可行而流產。我國轉型期的法律問題比起法制健全的國家更是復雜的多，從五十年年代的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到目前以建立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的現代產權制度為目的的改革，二者幾乎相向而行，這就決定了我國法律關系的極其復雜性。其次是由于操作技術上的需要。由于社會的發展、新科技的發現、人們認識能力的限制，立法根本不可能窮盡現實生活中的所有現象，尤其在行政法領域更是如此，在通常情況下行政法的不完善處往往需要出現類似的個案后才能發現。因此信訪個案中隱藏著豐富的信息，在政府規范性文件的制訂修改中要善于利用這種信訪資源。三是社會管理的現狀需要。由于我國公務員隊伍沒有政務和業務類之分，許多優秀的業務類公務員往往提拔到政務類的行政領導崗位，隨著政府的換屆而變動其工作崗位，新來的同志又有一個熟悉業務的過程，這樣換屆以后很容易造成業務的斷層，因而引起決策的失誤，因此建立和培養這樣一支專業的法律知囊團隊伍在當前政府工作中已顯得十分迫切。然而在縣市級政府法律專業人才資源緊缺，而有限的法律資源又分布在司法法制信訪等不同機構，法制機構對規范性文件的審查囿于人力條件的限制，往往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將信訪法制司法機構合并，正好能夠彌補目前體制和機制上的不足，達到人才互補，資源共享，發揮整體優勢，從而促進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法制化專業化及公共政策的穩定性連續性，提高政府的執政能力和水平。
（三）有利于正確區分上下級政府的職責，規范政府的行政行為。不少越級信訪涉及到土地征用、房屋拆遷，缺少司法救濟渠道。而到上級政府上訪后，往往以“誰家兒子誰家抱”、“誰主管誰負責”的理由要求下級政府千方百計去領回。其實上下級政府的職責和權限都是有法律明確規定的，下級政府和上級政府都必須依法行使權力。對于司法救濟渠道沒有暢開的信訪，上級政府可以建立起聽證或復議這樣的程序，對于下級政府作出的決定，如果符合法律法規的，予以維持。如果違反法律法規的，予以撤銷。對于部份正確部份錯誤的決定，予以撤銷錯誤的部份維持正確部份。對于錯誤部份或者要求下級政府重新作出決定，或依法徑行作出決定。同時對處置失當、決策失誤、甚至違法亂紀、激化社會矛盾的官員移交至相關部門予以懲處。這樣既維護了下級政府的威信，又加大了對下級政府的監督力度。目前上級信訪機構在人力資源及機構設置上這樣操作有很大難處，如果大司法框架建立后，這類操作在法律上具有一定的可行性的，并且可以進行類似香港那樣的申訴專員制度的探索。
（四）有利于實現政府結構性轉型，加快和推進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進程。以公共服務為目標的政府轉型為重點的結構性改革，標志著中國的改革進入關鍵的最后攻堅階段，為此提出了責任政府、有限政府、透明政府、效率政府、誠信政府等一系列法制政府理念，然而這些目標的實現具有很強的操作技術性要求。如追求責任政府的目標時必然要求做到 “執法有依據、有權必有責、用權受監督、違法必追究、侵權須賠償” ，實現權力與責任的統一，然而實踐中即使象最基本的官員問責制也缺乏一系列可操作性的具體規定，如問什么事的責？問哪個官員的責？由誰來問責？以什么程序問責？在建立有限政府的過程中，政府權力來自于人民通過法律的授予，在法律授權的同時也規定了權力的界限，政府只有在法律的權限內才能獲得行為的合法性。為此當前政府所要解決的一個重要問題是必須建立起公共財政體系，各級財政退出競爭性行業的投資，改變政府對土地、貨幣等重要生產要素的供給過多干秩，防止政府與民爭利，然而我們缺少相關的制度配套。透明政府的要求是政府的行為具有明確性和可預測性。政府信息除涉及國家秘密和依法受保護的商業秘密、個人隱私外，應當公開，必須依法保障行政相對人、利害關系人的知情權、參與權和救濟權，把公開作為監督政府行為、杜絕腐敗和保障社會公平的手段。這就要求各級政府建立新聞發言人制度，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和新聞發布制度，建立電子政府和實現網上辦公，實現陽光政府。另外如效率政府誠信政府等所有這一切理念的提出，都涉及到大量的社會管理事務，都有一個扎扎實實的決策、實施和監督過程，急需要有一個超脫部門利益和相對獨立的宏觀改革的協調、指導和管理機構，以確保政府轉型與市場化改革、宏觀政治經濟政策的內在一致性。目前由經濟學家郎咸平引發的國企如何改革的大爭論，有人把問題歸結為中國法學家在國企改革中缺場，在筆者看來，與其說是法學家的缺場，不如說是司法行政的缺位，即產權制度改革缺少制度平臺及嚴格的行政法制監督。假如我們已經建立起了在大司法理念下司法行政機構，那么我們既能夠從信訪行政復議等渠道聽取行政相對人利害關系人的意見，又能夠考慮到政府部門的行政需要，通過聽證這樣的決策平臺，從而讓政府做那些應該做做得了做得好的事情，防止行政權的越位錯位失位。尤其是在我國不象國外法制健全的國家，具有法律背景的政務員資源稀缺的行政環境中，高規格配備這種機構強化這種職能顯得更加必要。正如審計工作運用現代經濟手段，去規范政府的經濟管理一樣，司法行政運用法律手段，去規范政府權力的運作。所有這一切都是以專業化的技術手段為基礎，對政府違規行為進行約束和預防，從而使政府各個部門自覺不自覺地是對現代政治規則的認同，進而實現政府結構性轉型，加快和推進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進程。
（五）有利于司法公正 ，增強司法的公信力。司法公正是社會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線，司法不公將導致人們對整個社會失去信心，直接威脅到整個社會的誠信基礎。然而司法公正已越來越引起人們的質疑。目前信訪案件中占相當一部份是由對司法運作的不信任而引起的，且這種不信任度具有社會化趨勢，主要表現在不服民事刑事案件的判決裁定向信訪渠道進行申訴。從這些信訪案件的情況分析來看，一種是司法公正與外部評價的不對稱性所致，另一種情況的確是由于司法腐敗引起的。公職律師代理參與將對案件當事人的寧人息訴起到非常明顯的作用。首先，它有利于對司法公正與外部評價的不對稱性的糾偏，解決司法腐敗的程度被過分夸大的現象。眾所周知，有不少代理人在代理過程中不盡力、不盡責、撈取不當利益，為攬案件拍胸脯打保膘，敗訴后將原因以及當事人的不當指責均歸結為司法腐敗這一黑洞。由于當事人往往從實體公正的角度來判斷司法是否公正，而司法公正恰恰相反追求的是程序公正的理念，從程序公正中達到實體公正。一部份信訪者由于受誤導后無法接受案件的結果（有的沒有請專業律師出庭，由于技術原因敗訴），就到處上訪，有的甚至自殺或者鋌而走險，釀成惡性案件。公職律師對這類案件實施法律援助后，沒有利益關系的驅動，預先告之其訴訟的風險，往往會采取非訴和解、訴訟調解的方式結案，即使不能調解和解，判決結果當事人也有心理準備，不致于事后上訪，或采取極端行為（美國法律從考慮程序公正出發，規定特定案件的當事人或達到一定標的的民事案件在庭審中沒有請律師的，國家提供法律援助）。其次，可以制衡法官的自由裁量權，有利于司法公正。由于國家司法改革整體方案遲遲沒有啟動，一方面法院的地方化行政化傾向影響了司法的獨立，而另一方面過大的自由裁量空間缺少象判例法陪審團制度那樣對法官事實認定及法律適用的有效的規則制衡，加上一些司法人員自身素質不高，這為司法腐敗留下制度、體制和人為因素的缺陷。公職律師參與訴訟，對于制衡法官的自由裁量權，糾正司法專權，確保司法公正起到非常明顯的效果。因為社會律師要考慮今后的生存，以后案件還要看手握著巨大自由裁量權的法官的眼色，而公職律師無后顧之憂，更何況有行政資源作為其后盾，在庭審中完全可以據理力爭，就會達到辯護和代理制度設計的效果，彌補了由于自由裁量權缺乏有效規則制衡的審判漏洞。當然最終的司法獨立和司法公正有賴于國家司法改革的全面推進。
（六）有利于溝通民意，建立和諧的社會。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一項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事業，有許多事情都是摸著石子過河，在企業轉制、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土地征用、房屋拆遷，我們交了不少學費。隨著法制的不斷健全，特別是新的中央領導集體提出科學發展觀正確的政績觀，大力推行親民政策，強調社會的全面持續可協調的發展，產生新的同類型的社會矛盾的概率已經越來越少。但我們一定要處理好涉及到歷史遺留問題信訪，要自覺運用公共選擇的決策理論，發揮普法宣傳的作用，把圍繞社會熱點難點問題作為普法工作的重點，鼓勵涉及各方利益的公共政策的內部辯論和公開討論，增加新聞輿論對公共政策討論報道的透明度，讓政府的公共決策更加透明更加理性，更讓社會接受和理解。在具體的操作上，可以讓一部份社會遺留問題通過行政聽證程序去解決，把個別的纏訪戶通過法院的司法鑒別程序進行定性，列入名冊，各級政府部門不再接待登記受理。對一些特殊群體，允許其以法律允許的方式通過集會示威等方式渲泄。確立大司法行政后，通過律師管理、行政復議、參與規范性文件審查等形式，有利于建立和健全這樣一個公眾參與、專家論證和政府決定相結合的平臺，以便加強構通，增進信任，促進社會的和諧和安定。
三、樹立正確的理念，澄清錯誤的認識，增強政府的公信力
處于轉型時期的中國，經濟在快速發展，社會在急劇變化，政府也在急劇轉變，我們的執政能力取決于我們的執政方式是否能適應經濟、社會的發展。時代變了，世界變了，我們在信訪問題的處理上，觀念和思想認識必須轉變，不能仍然習慣于延截計劃經濟時代的一些做法，把自己扮成全知全能型的政府。因此樹立正確的理念，糾正一些錯誤的做法，增強政府的公信力在當前信訪處理中尤其顯得必要。
一是要建立和完善各級領導信訪接待制度。在縣市級政府中要大力推廣領導信訪接待制度，實踐證明這是解決信訪矛盾行之有效的辦法。據不完全統計，我市1999至2000年二年中領導信訪接待日共接待來訪群眾901批次1923人次，批轉的信訪件特別是一些長期以來的疑難信訪纏訪件百分之九十以上得到妥善解決。今后要進一步完善領導信訪制度，要推行領導下訪、約訪、回訪等辦法,以掌握信訪動態,及時化解信訪矛盾。同時要盡量減少違反行政層級管理采取領導直接協調處理信訪的做法，領導接待信訪的出發點并不是直接處理，不是把下級的業務包攬到自己身上來，而是通過接待這種形式進行決策跟蹤反饋，發現行政過錯失責甚至違法亂紀的人和事予以責任追究。
二是注重社會管理的整體成本。在社會管理領域，往往出現這種情況，正確的理論，在解決個別問題時，效果可能并不理想，而錯誤的理論，可能在個案處理時效果比較好。依法解決信訪，就個案的效果可能并不理想，但社會總體效果好。找的機關越高、找的領導級別越高、來的信訪次數越多，信訪問題越有可能得到解決。因為機關高領導高能夠調動的社會資源就越多。如某市處理一起信訪，縣信訪協調賠2萬元，來訪者到市、省信訪部門上訪后賠償費不斷上升，跳了二次天安門后賠償及各類補償高達十來萬元。本來這種信訪完全可以通過正常的司法途經解決，賠償款大約2萬元左右。最后信訪雖然平息了，但社會管理成本的損失簡直無法估量。所以不能以個案的成本來衡量信訪效果，必須以社會總體的管理成本來考量信訪成本。
三是樹立政府公信力。 極少數信訪人吃準了政府要穩定的“軟肋”，“大鬧大解決，小鬧小解決，不鬧不解決”的手段在實踐中屢試不爽，并為更多的信訪人所效仿，帶來了不少社會負面效應。這實際上是政府在處理訪信訪問題上的誠信缺失，進而影響到其對社會的管理，我們已為此付出了極高的代價。今后要增強政務的透明公開工作，要通過建立政府網站、建立新聞發言人制度、設立專門負責接待百姓的查閱、咨詢信息公開機構等方式，提高政府的公關能力。政府處理任何事情必須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不能失信于民，說一絕不是二，避免出爾反爾。不能讓會叫的孩子多吃奶的現象發生，對于老實的不能吃虧，會吵會鬧的不能使其占便宜。要維護政府的信譽，樹立政府坦率、坦白、坦然的品質，重塑政府的公信力。
四是要樹立程序公正的理念。中國封建社會中的擊鼓鳴冤、攔轎告狀等清官情結在一部分上訪群眾上表現出來不難理解，但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不少信訪干部還是抱著實體公正的理念來處理社會矛盾，這實在令人非夷所思。現代法治決不是“日斷陽事、夜斷陰事”包青天，在當前信訪中有相當一部份信訪是剪不斷理還亂的復雜信訪，信訪的客觀事實是很難查清的或者說根本無法查清的。如某縣涉及到一起農村村級財務的集體上訪，前后15年時間三屆政府組成了五個由市委市政府牽頭的聯合調查組，調查不能說是不認真，但對調查結論信訪群眾還是不滿意，指責信訪部門官官相護。法律事實和法律適用的不確定性規律，在法學中已經是沒有爭論的常識，許多事實的認定完全是依據舉證責任的分配推定、自由心證的方法來確定，事實清楚證據充分確足等實體公證的理念早已為現代司法所摒棄，因為我們根本無法回復到事情的原始狀態，由于受人的認識能力的限制，許多時候我們只能對過去的法律事件和行為作出或然性的判斷。如果我們還是抱著實體公正的錯誤理念在處理信訪，就難怪信訪群眾對調查結果挑剔、不信任了。我們應該捫心自問，在信訪問題的處理中，理念是否正確？內心深處有否清官情結在作怪？例如，剛才列舉的關于村級財務的信訪案例，如果運用程序公正的理念來處理，即以偵查中心的司法觀轉向審判中心的司法觀、從查明事實的辦案觀轉向證明事實的辦案觀、從偏重證明力的自然證據觀轉向強調可采性的社會證據觀這樣的理念，讓信訪案件去接受公開的行政聽證、訴訟檢驗，效果可能完全不一樣。否則政府無論怎樣努力去做，其結果一定是吃力不討好。
五是要尊重社會科學。前不久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加強哲學社會科學工作的意見》中，提出了三個同等重要即哲學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同樣重要，培養高水平的哲學社會科學家與培養高水平的自然科學家同樣重要，提高全民族的哲學社會科學素質與提高全民族的自然科學素質同樣重要。在信訪問題的處理上同樣要尊重科學，尊重人才，尊重法學社會科學的研究成果，自覺把法學社會科學的優秀成果運用到信訪工作中去，切忌經驗主義教條主義。要加強對信訪問題的研究，要充分發揮法學在解決信訪問題中的作用，把事關國家長治久安的信訪現象列入社會科學的重點課題，組織專門力量進行攻關。加大人才培養的力度，加大資金投入，對有關信訪問題的優秀理論研究成果盡快應用到黨和政府的決策中來。要本著先試點后推廣的原則,選擇不同條件的縣市，認真組織試點工作，在實踐中不斷總結經驗,待摸索出比較成熟的做法，取得良好的社會效果后再行推廣。
總之信訪問題的處理是司法行政工作中的一個重要方面，而司法行政又是整個司法制度國家政治制度的十分重要組成部份。作為縣市級政府在我國政權建設中有著十分重要的位置，絕大多數的信訪發生地在村鄉鎮以至縣市本級，如果這些訪信訪問題能夠在縣市本級得以解決，那么也就不可能形成目前的信訪潮現象。但在計劃經濟時代建立起來的司法框架，在解決信訪問題時凸顯出了種種矛盾和困惑。因此對信訪制度的改革應與整個社會體制改革聯系起來，采取漸進方式實現以法治為內容的信訪制度改革，從比較容易改革的司法行政體制入手，逐步擴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參與的渠道，樹立審判的最終裁判權威，進而推進整個民主法制的進程，這才是中國信訪走出制度困境的根本出路。
本文主要參考資料：
1、《各國司法體制簡介》 ，張福森，中華人民共和國司法部部長，法律出版社，2003年12月
2．《法律援助條例與典型案例分析》，編者王振鐸，吉林音像出版社，2003年8月
3．《司法公正與外部評價的不對稱性》，張衛平，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士博士生導師，資料來自互聯網
4、《八大難題考驗政府機關》，李丹陽，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 ，資料來自互聯網
5．《刑事證據制度改革與司法觀念的轉變》，何家弘，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資料來自互聯網
6．《公眾法定的知情權、評價權、受償權和監督權的保護》，楊建順，中國人民大學，資料來自互聯網
7、《依法行政，構建法治政府》，張軍，廣西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浙江大學法學院憲法與行政法學博士生，資料來自互聯網
8、《信訪制度當前陷入四重困境，面臨法治挑戰》，周梅燕，上海市人大常委會培訓工委辦公室，資料來自互聯網
9、《談以政府轉型為重點的結構性改革》，遲福林，中國（海南）改
革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資料來自互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