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段明學 ]——(2004-8-24) / 已閱21802次
西方競爭性民主政治比較研究
段明學
本文所說的“西方”，是一個特定化了的概念，它指的是資本主義發達國家，不僅包括西歐各國，而且包括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及日本等國。限于篇幅，本部分主要以英美法德日等國為對象，考察政治競爭的有關問題。
一、西方政治競爭產生的歷史條件
政治競爭起源于西方絕非歷史的偶然，它是近代西方經濟、政治及文化全面轉型的必然結果。馬克思指出：“任何一種制度的建構都是當時各種社會背景的綜合產物，不管這種背景是屬于人文的，社會科學的、還是自發的或外化的。” 政治競爭深深地植根于社會多元主義、市民社會、對法治的信仰、親歷代議制的經驗、精神權威與世俗權威的分離、以及對個人主義的堅持，所有這些都是在一千多年以前的西歐開始出現的。這些條件不僅是政治競爭產生的條件，也是非西方社會移植政治競爭應當具備的條件。
（一）經濟因素
經濟是政治的基礎，必須從經濟中去發掘政治現象產生的原因，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正如恩格斯所說：“一切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的終極原因，不應當在人們的頭腦中，在人們對永恒真理的正義的認識中去尋找，而應當在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更中去尋找。”
值得一提的是，二戰后西方國家興起的政治發展理論或曰發展政治學及其代表人物諸如亨廷頓、阿爾蒙德、派伊、李普塞特等亦充分注意到經濟發展與民主政治之間的關系。他們運用實證方法通過統計資料對歐美國家政治發展研究后揭示出一個歷史事實并得出一個基本結論，用達爾的話說，就是“不同國家的社會經濟水平與一般的競爭政治，尤其是多頭政制中的競爭政治的出現率有密切的關聯”， 也就是說，當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時，則產生競爭政治的概率就越大；反之，經濟發展未達到一定水平時，則這種概率就越小。
從根本上說，近代西方政治競爭的產生正是緣自經濟發展的推動，確切地說，它是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建立和市場經濟的發展而逐步建立和發展起來的。（1）西方國家是內生型的第一批現代化國家，工業革命促進了這些國家迅速地從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海外殖民擴張不僅增長了物質財富，而且大大刺激了市場經濟的發展。市場經濟的發展打破了傳統社會國家與社會一體化狀態，使國家與社會的二元化成為現實。市民社會逐漸發育成熟，逐步脫離了國家的控制而取得了自主發展的權利。國家不再無限制地干預經濟的發展，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說：“資產階級不允許干預他們的私人利益，資產者賦予國家權力的多少只限于為保證他們自身的安全和維持競爭所必須的范圍內。” 一個發育成熟的市民社會，正是政治競爭產生的基礎性條件。（2）市場經濟是競爭的經濟，在市場經濟中，各經濟主體具有不同的利益，從而形成了利益多元化格局。在不同的經濟主體之間必然存在不同的競爭，這種競爭必然會在政治領域表現出來，集中體現為各個集團爭奪國家政權的斗爭。所以，政治競爭是與市場競爭相適應的。正如馬克思恩格斯所說，代替封建所有制關系的是“自由競爭以及與自由競爭相適應的社會制度，資產階級的經濟統治和政治統治。” （3）市場經濟內含自由和平等。市場經濟的獨立發展完全是以等價交價為原則的，它從根本上否定了血緣、門第、權利、民族、國家、宗教之間的差別，而把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作為交換的惟一盡度。在市場經濟中，沒有高低貴賤之別，無論是畫家的勞動還是樵夫的勞動都是平等的。“平等和自由不僅在以交換價值為基礎的交換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換價值的交換也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產的現實的基礎。” 經濟領域的自由和平等體現在政治上就是要求各個階層和集團都有競爭國家政權、參與國家管理的自由和平等的權利。所以，“政治競爭從原則上說來，是經濟自由和政治平等權利的邏輯結果，是從人們享有自由權利和平等權利中引申出來的。”
（二）政治因素
從政治因素看，政治競爭的產生與代議制、政黨制、選舉制有著密切的聯系。
近代資產階級原本是封建專制統治下的受壓迫階級，他們對專制、暴政有著強烈的恐懼。在用暴力摧毀封建政治結構之后，資產階級不是用更為落后的制度取而代之，相反，資產階級深知，統治只有借用人民的名義，才能夠長久存在下去。因此，資產階級在建立新的政治結構時，始終堅持了兩條基本原則，一是防止專制和暴政，二是發展民主。就前者來說，西方國家建立了權力分立與制約的機制，對防止權力專橫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就后者而言，鑒于現代國家幅員遼闊，人口眾多，實行古希臘式的民主政治是不可能的，因此，資產階級建立了代議民主政體。歷史地看，代議制起源于英國中世紀的等級君主制，最初，議會只是一個供國王咨詢的機構，只有一個等級：貴族。隨著資產階級反封建斗爭的深入，議會的成分不斷擴大，擴大到包括一般的平民；其權力也不斷下移。正如顧準所說：“議會的演進史，是其所包含的成分不斷擴大，民主權利逐步下移的歷史。” 一方面，議會將直接民主體制下人民的無限權力縮小到不充分的權力，人民不再擁有直接決定政治問題的權力（極少數公共事務除外），而是將其權力委托給其代表行使。另一方面，議會又成為各階級、各階層和平斗爭的舞臺。議會以多樣性和不同政見為基礎，在議會中，代表同一階層或利益集團的議員自然結成政治派別，最初，這些派別主要力爭成為議會多數，以使他們的政治主張成為多數人的意見；后來，他們逐漸意識到，僅僅做到這一點是不夠的，還必須把執政者趕下臺。于是，這些政治派別最終走出議會發展成為政黨。政黨是自由結社的產物，它是“在政治空間展開‘共同競爭’的組織（在‘競爭’與‘對抗’中表現存在的根據和生命源泉）”，“他們吸收和動員游蕩于政治領域的各種利益及思想，并試圖以這種力量為依托去奪取政治過程的持續支配權。” 政黨始終以控制國家權力，最大限度地爭奪國家權力為目標，離開了國家權力，政黨幾乎不能對社會產生影響力。當然，政黨并不是以武力奪權，而是在選舉中奪權。所以，政治競爭與選舉活動密不可分，“甚至說，選舉制造成了競爭性政黨制度也許不算過分。圍繞著議會或總統的選舉，各政黨才有競爭的目的、競爭的理由和競爭的內容。”
（三）文化因素
從文化因素看，政治競爭與近代政治及政治文化的世俗化有著密切的聯系。關于世俗化，美國政治學者薩托利曾作了一個說明，他說：“當神的王國和愷撒的王國----宗教領袖和政治領域相分離時，世俗化就出現了，因而，政治不再得到宗教的援助，它既失去了它的源于宗教的僵化教條主義，也失去了它的宗教式的強度。” 簡言之，政治及政治文化的世俗化指政治不再為某一特權階級所壟斷而成為全民和全社會的共同事務，政治也不受神權的控制而獲得了自主發展的權利，以及形成的與此相適應的參與型的政治文化。
我們知道，歐洲中世紀是歐洲史上最專制最黑暗的時期。中世紀的政治文化是融教會與國家、教權與王權于一體的神權政治，與這種神權政治相適應的意識形態是以奧古斯丁和阿奎那為代表的神權政治論，整個社會都拘伏于神學政治的囚籠中。如恩格斯所說：“中世紀只知道一種意識形態，即宗教和神學。” 在這種極其獨裁與專制的政治環境下，廣大民眾不僅被排除在政治體系之外，而且被馴服為一種政治動物。在中世紀后期，隨著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形成與發展，神權政治越來越成為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桎梏。在這種情況下，進步的思想家們在意識形態中開始向神權政治發出挑戰，從而啟動了近代的政治世俗化進程。先是發端于意大利并進而波及整個歐洲的文藝復興運動，繼之而起的思想啟蒙運動都形成了對神權政治的強烈的沖擊波。荷蘭的格老秀斯、斯賓諾莎，英國的洛克，法國的伏爾泰、孟德斯鳩、盧梭，美國的杰斐遜、潘恩等啟蒙思想家運用自然法和社會契約論不僅抨擊了神權政治，抹掉了籠罩在封建專制制度上面的宗教蒙昧主義，而且論述了國家、政治社會、政府和法的起源與形式，使國家、政治、法律等問題從宗教神學的束縛中解脫出來。17世紀的英國資產階級革命、18世紀的美國獨立戰爭和法國大革命決定性地把政治推入了較高的世俗化時代。在資產階級所制定的憲法及憲法性文件中都明確規定，國家主權屬于人民，人民擁有言論、結社、集會和選舉的權利；在政治結構方面，經由普選產生的議會擁有較高的權威，包括總統在內的各種重要官職均需其選舉或認可方能產生，而且立法、行政、司法機構互相制約。所有這些，都標志著政治的平民主義時代的到來，人民不再是專制體制下的被奴役對象，而是真正成為國家和社會的主人。
總之，商品經濟的發展以及新興階級的崛起，代議民主制的建立及政黨的成熟，以個人權利、法治為核心的民主文化，是西方政治競爭產生的根本條件。可以說，離開了任何一個條件，政治競爭都不可能產生。
二、西方政治競爭的表現形式
西方政治競爭主要體現為政黨之間的競爭以及政黨內部的競爭，這與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是一致的。魏弗爾蒂認為：“民主本身便意味著一種雙重的競爭過程：其一是普選中黨派之間的競爭，其二是這些黨派內部政治家們爭取黨內領導權的競爭。” 此外，利益集團、智囊團等政治組織作為政黨的后援力量，對政黨競爭產生了重要影響，它們之間的競爭是政黨競爭的必要補充。
（一） 政黨之間的競爭
現代西方國家都存在數個政黨，但由于各國的政體、政黨的力量對比、具體政治經濟形態發展變化等因素，政治競爭在各國的具體表現形式和內容各不相同。歸結起來，主要有以下幾種模式。
1.英美模式
英美模式的特點是：典型的兩黨競爭。在英美，雖有多個政黨存在，但是在國家政治生活中，始終由兩個最大的政黨（目前在英國是保守黨和工黨，而美國兩個最大的黨是民主黨和共和黨）通過競爭交替組織政府，輪流執政。其他政黨無法與兩大黨抗衡；同時，兩黨執政也勿需它們的支持；因而，其他政黨基本上無緣進入政府，即使執政黨出于某種目的或發于善心起用其他政黨人士入閣，也不能稱之為聯合政府。
英美兩黨競爭均發源于議會中的黨派分野。自政黨形成以來，由于各種因素的影響自然會發生政黨間的分化組合，但總的情況是大黨分裂為小黨后又由眾多的小黨組合成大黨或者一個政黨崛起而取代另一個政黨，因此政治舞臺上見到的始終是兩個大的政黨。它們時而在臺上，時而在臺下，玩著翹翹板游戲。一黨長期執政的情況時有發生， 多黨執政卻極為罕見。在英國，曾一度出現第三黨沖擊兩大黨的情況，但兩大黨輪流執政的格局始終沒有改變。而在美國，兩大黨以外的其他黨基本上不構成對兩黨地位的威脅，兩黨執政可謂穩如泰山。之所以形成如此穩定的兩黨競爭體制，據西方政治學者分析，主要緣自下列因素：（1）制度的因素。英美兩黨制均產生于相對多數選舉制，這種選舉制度有利于兩大黨而不利于第三黨的建立和生存。此外，美國的單一行政長官制也有利于兩黨的形成和發展。總統職位通過總統選舉產生，而不受各政黨在國會占有席位多少的影響，總統選舉人團的產生是“勝者全得”，要么獲勝，要么失敗，因而引起政黨的兩極化。在美國，由于聯邦制的特點，各州州長、各州議會的選舉均采用相對多數制，這也有利于鞏固兩黨制。（2）歷史二元因素。兩黨制是美國社會結構利益雙元性的產物，美國建國初期以來每次重大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沖突幾乎都是二元、兩面的。圍繞憲法的批準出現的東部商業利益和西部農業利益之爭導致了聯邦黨人與反聯邦黨人的產生。經濟利益之爭也導致南北方圍繞奴隸制及其種植園經濟而產生分裂，由此形成兩大陣營。20世紀城鄉利益的沖突又是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交鋒的重要因素，等等。（3）政治文化因素，英美兩國選民觀點中庸、適度、不走偏激，善于妥協，視政治為妥協的藝術。兩國的政治文化接受了妥協的必要性、短期實用主義的明知性以及避免僵硬教條主義的務實性。另一方面，在兩國社會的根本目標以及實現這些目標的主要方式問題上存在廣泛的共識。大多數國民認可洛克和麥迪遜關于個人自我發展的重要性以及擁有私有財產權利的觀點，很少有人主張生產資料公有制。因此，政黨之爭不在于選擇公有制或私有制，而在于怎樣分配資源和財富問題。
可以肯定地說，只要英美保持兩黨制的基本因素不變，即國家制度、政治體制和選舉制度不變，英美兩黨競爭，輪流執政的局面還將長期存在下去。這是英美長期以來政局一直比較穩定，經濟穩步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
2.法國模式
法國模式的特點是：多黨兩極競爭。所謂多黨兩極，“即在多黨制的前提下，各個政黨依其觀點、政策的不同而形成兩大對立的派系，每一派系都有一個中心黨”。 目前，在法國，主要是以四大黨為主構成左右兩大陣營、右翼以保衛共和聯盟、民主聯盟為主（保衛共和聯盟是中心黨）；左翼以社會黨和共產黨為主（社會黨是中心黨）。活躍在法國政壇上的主要是這四大黨。
法國政黨兩極化形成于第五共和國時期。這種格局的形成，大致經歷了十多年時間，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首先是20世紀六七十年代法國工農業結構的變化，導致法國社會階級結構發生變化，為政黨兩極化提供了社會基礎。其次是憲法確定的政治制度對這種政黨制度的形成起了決定作用。新的選舉制度促使了政黨的分化組合和新的政黨聯盟的形成。此外，國內外政治局勢的影響，政黨領袖個人的人格魅力也起了促進作用。盡管兩大政黨聯盟內部各政黨力量的分化組合時有變化，但總體格局一直在議會和政治生活中發揮穩定性作用：兩大派左、右觀點鮮明，彼此對峙，相互制約；四大黨則通過組成兩大派的政黨聯盟方式，左右法國政治生活，其他一些小中政黨聯盟均無力與之抗衡，由此避免了第四共和國多黨競爭帶來的政局不穩的弊端，有助于第五共和國政局相對穩定。從80年代中期以來，法國數次出現左右翼“共治”局面。1984年共產黨和社會黨分裂，導致社會黨在1986年議會選舉中喪失多數，當時的左翼總統密特朗被迫任命右翼的希拉克為總理，這種共治局面在1993年再次出現。1996年，希拉克總統為了改變右翼政黨在國民議會中微弱多數的局面，決定解散國民議會重新選舉，結果保衛共和聯盟慘敗，社會黨大獲全勝，在1995年總統選舉中敗給希拉克的若斯潘坐上了總理交椅，實現了第五共和國以來的第三次左右翼共治，直到現在。按照戴高樂創立的第五共和國執政傳統，由同一政黨派別或政黨聯盟控制總統、議會和政府，建立總統的多數派，是保證總統充分行使權力和維護政府穩定性的有效手段。因此，左右翼政黨聯盟共治是法國政治體制中的特殊現象，是法國多黨制下各種力量互相斗爭和妥協的特殊產物。80年代以來，在法國經濟、政治、社會以及比例代表制等因素的作用下，傳統的兩大派四大黨政黨格局中出現了以黨派林立和相互制約為特征的黨派多元化現象。一方面，以綠黨為代表的新生政治力量和代表現代法西斯主義的極右政黨國民陣線以及中間黨派紛紛崛起，極右翼、綠黨和中間黨派勢力得到加強，傳統兩大派的地位有所削弱，兩大派在選舉中都開始積極向中間思想和路線靠攏，極力拉攏這些政黨的選民。另一方面，新的黨派多元化現象并未改變法國議會多黨中無一政黨占絕對多數的基本特征，在競選和組閣中，仍然是利害相關的政黨組成左、右翼兩大政黨聯盟進行角逐。
3.德國模式
德國模式的特點是，三角均勢、兩極競爭。這種政黨競爭模式是聯邦德國政黨制度的進一步發展。在1947年聯邦德國首屆議會選舉中，總共有基民盟--基社盟（即基督教民主聯盟和基督教社會聯盟）、社會民主黨、自由民主黨、德國共產黨等11個政黨進入議會。其中所獲選票的比例是：基民盟--基社盟獲31％，社會民主黨獲29.2％，自由民主黨獲11.9％，德共獲5.7％，其他各黨得票均不超過5％。這個情況表明，基民盟--基社盟和社會民主黨幾乎勢均力敵，誰都不占絕對優勢，無法單獨組閣執政。在這種情況下，自由民主黨支持誰，誰就可以組閣。結果，基民盟--基社盟聯合自由民主黨，組成了聯合政府。1969年第6屆議會選舉中，社會民主黨一躍而成為第一大黨，但也未獲絕對多數，于是，便與第三大黨即自由民主黨聯合組閣并成了主要執政黨，而第二大黨的基民盟--基社盟只好充當在野反對黨的角色。由此開始了基民盟一基社盟同社會民主黨之間的第一次輪流執政。在以后歷屆政府（包括1990年德國統一后組成的新聯邦政府）中，盡管仍由基民盟—基社盟和社會民主黨兩大政黨輪流執政，但由于歷史的原因和選舉制度等的具體規定，決定了兩大黨中誰也不能強大到占絕對優勢的地位。自由民主黨是小黨，一般占有不到10％選票，但卻在兩黨競爭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基民盟--基社盟和社會民主黨任何一方一般只有得到它的合作，才可能組成聯合政府。1948年以來，除1966－1969年，聯盟黨與社會民主黨組成大聯合政府 外，自由民主黨一直與其中的一個大黨聯合組成政府，其地位也較為穩定。這種近似等腰三角形的多黨聯合執政模式，可以說是聯邦德國及統一后的德國政局長期穩定的主要原因之一。20世紀80年代以來，綠黨作為一支新秀出現在德國的政治舞臺上。在1983年聯邦議院選舉中，綠黨獲得了5.7％的選票，28個議席，首次進入聯邦議院，成為聯邦議院中第四大黨，從而打破了聯邦議院長期存在的由聯盟黨、社會民主黨、自由民主黨三黨主宰的局面。綠黨的崛起使自由民主黨的長期執政伙伴地位發生動搖。在1998年的議會選舉中，社會民主黨首次聯合綠黨組成了所謂的“紅綠聯合政府”，社會民主黨領袖施羅德出任總理，開始了兩極對壘的新階段。
4.日本模式
日本模式的特點是，一黨獨大，多黨競爭。這種模式形成于1955年第二屆鴆山內閣時期，在同年舉行的眾議院選舉中，自由民主黨（簡稱自民黨）占有眾議院511個席位中的299席，不僅是第一大黨，而且擁有了超過半數的優勢，可單獨執政；社會黨占有156席，是第二黨，此后的歷屆眾議院選舉中情況也大致如此。其中自民黨總以穩超半數議席而長期執政，社會黨始終占1／3議席而位居第二大黨地位，充當反對黨角色。這種既不同于歐美式的多黨制，也不同于一般一黨制的制度，被人們稱為“五五體制”。這種體制持續了長達38年之久，在此期間，日本其他政黨如社會黨、日共等革新勢力和公明黨等中間勢力始終長期處于在野地位，無一政黨可單獨與自民黨爭雄。
自民黨之所以能夠長期執政，主要原因有三個。一是，它得到財界的大力支持和積極扶植，并與政府官僚密切結合，形成了一個以財界意志為基礎，并以自民黨為政治代表，通過立法、行政等措施，經由官僚機構付諸實施的政、官、財三位一體的權錢統治體系。二是，自民黨執政期間所采取的一系列經濟、政治和外交政策，在保障壟斷財團利益的前提下，不同程度地滿足了國民的愿望和要求，因而能在較長時間內維持其統治的相對穩定。三是，在野各黨普遍力量弱小、基礎薄弱，常常因為意見分歧而彼此勾心斗角，無法實現步調的統一與共同合作，從而有利于自民黨一黨長期執政。
然而，任何一個政黨如果長期壟斷政治都必然會積累自身無法克服的弊端，日本自民黨也是這樣。這突出表現在日本“金權政治”腐敗沉疴久治不愈，政治丑聞接連不斷。日本的“民主政治”，實際上是錢權政治；日本政治的腐敗，首先表現為執政黨的腐敗。自民黨一直信奉“金錢就是權力”、“權力就是金錢”的方針，因此，圍繞錢、權問題，自民黨內貪污、受賄屢見不鮮。 應該說，這與日本的選舉制度有直接的關系，日本實行中選區制，根據選舉法的規定，全國分為200多個中等大小的選區，每區設有幾個議席。同一政黨可以有數名候選人競爭，相互間不是靠政見取勝，而是憑經濟實力較量，政治與金錢結下了不解之緣。日本自民黨的腐敗嚴重損害了它的執政形象，削弱了自民黨的整體實力。終于在1993年眾議院選舉中，自民黨只獲233席，不足半數而下臺，由社會黨聯合其他在野黨及新成立的政黨組閣執政。至此，日本自民黨一黨執政成為歷史。近十年來，自民黨雖然也曾獲得了單獨執政的機會， 但現今的自民黨已不是從前的自民黨：日本向多黨聯合輪流執政方向發展的趨勢，似是很難扭轉了。
（二）政黨內部的競爭
前文分析了西方國家政黨競爭的概況，其實，各政黨內部也存在較為激烈的競爭。任何政黨都不可能是鐵板一塊，黨外有黨、黨內有派乃是一種必然現象。政黨內部的競爭既是黨內民主的重要體現，又是整個國家政治民主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1．政黨內部派別競爭的原因
西方政黨內部出現派別競爭和派別政治，是由多方面的原因決定的。從根本上說，這是現代社會利益多元化的必然結果，誠如麥迪遜所說的，造成政黨內部派別競爭的“最普遍而持久的原因，是財產分配的不同和不平等。” 從表面上看，西方國家體制內的政黨都是整個統治集團的利益代表，但實際上他們往往只代表某些大壟斷集團的利益，很難具體滿足各個利益集團的要求。于是，這些集團便千方百計地在政黨內部尋找自己的政治代理人，以使自己的利益得到實現。“兩黨或多黨輪流執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資產階級不同利益集團的政治要求，但往往是粗線條的，不可能反映得很細。所以，資產階級各個利益集團之間的關系，不僅需要通過兩黨或多黨輪流執政進行粗線條的宏觀調整，而且還需要各政黨內部的派系活動和派別組織進行細線條的微觀調整。”
2．政黨內部競爭的表現
西方政黨內部的競爭，主要體現在：
第一，爭奪黨內最高權力。欲登上總統或首相（總理）寶座，必先成為黨內的最高領袖。“在黨內出不了頭的政治人物，通常是不可能登上國家權力頂峰的。” 在美國，各政黨的總統候選人是該黨的當然領袖，要成為總統候選人，必須經過漫長而艱苦的預選。如1860年，民主黨在南卡羅的查爾斯頓舉行代表大會，經過57輪投票，也未能產生出本黨的總統候選人，爾后又在巴爾的摩召開第二次代表大會，經過兩次投票，才決定提名道格拉斯為候選人。1924年的民主黨代表大會，更是進行了103次投票，才決出候選人。在英國、日本等議會制國家，首相或總理是由議會內的多數黨領袖擔任的，誰成為多數黨領袖，誰就可以上臺執政。因此，多數黨內部的競爭十分激烈。如1976年，英國首相哈羅德·威爾遜引退，6位內閣大臣競選工黨領袖，經過三輪投票，詹姆斯·卡拉漢才當選并繼任英國首相。日本自民黨內部各派系，圍繞自民黨總裁人選的競爭也是異常激烈的。各派系之間既有正面交手，又有幕后交易，它們甚至采取造謠誹謗，惡意中傷的辦法打擊對手，抬高自己；通過封官許愿、金錢賄賂、挑撥離間，暗挖墻腳的手段削弱對手，壯大自己。
第二，政策的競爭。政治競爭包含政策的競爭，誰能夠提出最受選民歡迎的政策，誰就有希望上臺執政。在政黨內部，政策的競爭也是一個重要的內容。各政黨由于對政策的取向而分為不同的派別，如美國兩黨內部都有自由派和保守派、鴿派和鷹派。在英國，20世紀50年代以來，保守黨內部就開始出現一些派別組織如星期一俱樂部、塞爾斯頓集團等。這些集團往往各執一種政策主張。從一定意義上說，英國的政策就是各政黨、各政黨內部各派別討價還價、反復競爭的結果。如阿爾蒙德所說，“英國的政黨是許多具有各種政策偏愛的集團的聯合。一個政黨在采取堅強立場之前黨內的各個集團相互競爭以決定全黨必須據以合作的政策。”
第三，爭奪黨內的其他重要職位。這在日本體現得特別明顯。在英美，黨內的職務并不十分重要，除政黨領袖出任首相總統外，其他職務幾乎不為人關注。黨內的“精英”紛紛在政府謀取高位，誰也不把黨內的職務放在眼里。日本則不同，日本自民黨內部的高級領導職務十分顯赫，不亞于內閣大臣，除自民黨總裁兼任內閣總理大臣外，其他人員一般都不兼任黨政要職，但他們的政治地位相當高。自民黨的干事長、總務會長、政務調查會長被稱作黨內三巨頭。總裁就經常從黨內三巨頭中特別是干事長中遴選，而沒有擔任黨內高級職務的人很難擔任總裁和首相，所以，黨內高位對一切有心問鼎首相寶座的人都有吸引力。爭奪黨內重要職務成為日本政治的一個獨特現象。
3．政黨內部派系競爭的后果
西方政黨內部的競爭無論對政黨本身，還是對國家的政治發展都產生了重要影響。如何看待這種現象呢？首先，政黨內部的競爭是現代民主的重要體現。如前文所述，現代民主政治是寬容的，富有韌性的政治，它不怕分裂、不怕背叛。1931年，英國麥克唐納背叛和分裂工黨，組成聯合政府，在專制政治下，這是無法容忍和難以想象的。“在古代政治和專制政治下，麥克唐納不要說當上首相，而是被扣上分裂黨，分裂國家和罪該萬死、遺臭萬年的罪名。” 其次，政黨內部的競爭在統治集團內部起到了某種必不可少的制約和協調作用，可以避免黨的大權落入某個集團之手，可以避免領袖個人獨斷專行（如指定接班人，實行變相的世襲制）和思想僵化，從而使政黨能照顧到不同階級、階層的利益。最后，政黨內部的競爭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政黨競爭之不足。就日本而言，自民黨內部派別的合法性與獨立性使每個派別看上去都像一個小黨，而自民黨更像是這些小黨的聯盟。所以，盡管日本由于歷史原因并沒有形成兩大黨輪流執政的局面，但政黨內部的競爭為統治集團內部矛盾的調解和相互監督提供了一條有效的途徑，體現了某種多黨政治的特點。當然，政黨內部的競爭也可能導致政黨組織渙散，權威缺失、助長政府不穩定等后果，解決的辦法不是壓制內部競爭，取消內部競爭，那樣只能使一個政黨褪變為專制主義政黨，而是要順其自然，因勢利導，揚長避短。正如麥迪所說“既然派別的潛在根源植根于人類的本性”，那么，對“派別危害”的可能存在的療劑要比疫病本身危害更大，最好的出路是承認它們的存在并努力控制它們帶來的后果。
（三）利益集團、智囊團和政治競爭
一般說來，一個政黨要在政治競爭中取得執政權，必須擁有在不斷變化的環境中戰勝其他政黨的實力和基礎，這種實力和基礎，主要由兩方面因素構成：一是政黨牢固而廣泛的社會支持基礎；二是政黨積極而有效的政治綱領和政策主張。就前者而言，現代社會廣泛存在的利益集團越來越成為政黨的“后援力量”，成為政黨生存和發展的靠山。與政黨一樣，利益集團也是利益多元化的產物。它與政黨的區別在于，政黨的目標是通過選舉獲得權力，而利益集團通常“尋求獲得具體的、相對較窄的政策優惠，只是有選擇性地影響政策，其目標并不是贏得政治大權。” 利益集團實現自己利益的途徑多種多樣，但主要還是通過支持政黨，并向執政黨及其政府施壓來表達自己的利益需求。西方政黨一般都有自己較為固定的利益集團和勢力范圍。英國工黨和工會就一直保持著一種特殊的合作關系，如理查德·羅斯所說：“英國的利益集團，尤其是工會，是與政黨政治高度結合的。在工黨內，工會提供將近90％的黨員，黨代表大會85％以上的選票以及85％的收入。工會占工黨全國執行委員會28個席位中的18個，并包辦1／3以上的工黨議員。” 與之相對照的是，英國的保守黨與工商業集團有著密切的聯系，在保守黨與工黨的政治競爭中，工商業集團始終站在保守黨一邊，“工商集團與保守黨之間沒有正式的機構聯系；支持主要是采取捐款的形式。”在美國，民主黨與“勞聯---產聯”的關系盡管不及英國工黨與工會的關系那樣緊密，但民主黨仍然在“勞聯---產聯”中獲得了大大高于共和黨所獲得的選票。
有組織勞工與總統選舉
勞聯---產聯的成員總數 16，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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