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清浦 ]——(2004-8-20) / 已閱22874次
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相關立法比較研究
陳清浦 郭亞
（中國政法大學 研究生院 北京 100088）
[摘要]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在各國立法體系中景象各異，本文對各國關于該罪及相關立法（特別是財產申報制度）的規定，從比較法的角度進行了研究。重點分析了我國現行立法的特點與缺陷，指出了立法改革路徑。
[關鍵詞]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 財產申報 立法比較
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作為反貪污賄賂犯罪體系中的主要組成部分，對于抑制腐敗、預防其他貪賄行為發揮著重要作用。由于該罪犯罪構成的特殊性，各國的立法選擇也景象各異，這里試作簡要比較。
一、國外和其他地區的立法現狀
1、立法的名稱。國外和一些地區刑事立法中規定財產來源不明犯罪的法律，一般都是以具有特別法性質的單行法律，主要是反貪性單行法。如新加坡1970防止賄賂法、1988年沒收貪污所得利益法，泰國1975年反貪污法、1981年關于官員申報資產和負債的王室法令，馬來西亞1961年防止腐敗法，文萊1982年防止賄賂法，香港1948年防止貪污條例、1971年防止賄賂條例，巴基斯坦1947年防止腐敗法，印度1947年防止腐敗法、1988年防止腐敗法， 1990年8月27日――9月7日在古巴哈瓦那召開的第8屆聯合國預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會通過的聯合國反腐敗的實際措施也作了類似規定。
與該罪有密切聯系的是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制度，被喻為“陽光法”的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制度源于1883年英國的《凈化選舉、防止腐敗法》。它對于約束和規范政府公務人員的行為，反腐倡廉，樹立政府和公務人員的良好形象發揮著重要作用。到目前為止，美國、法國、澳大利亞、新加坡、泰國、韓國、印度、以及中國臺灣和香港地區等都確立了此項制度。其中美國、韓國、臺灣的財產申報制度較為全面和完善。如泰國1981年《關于官員申報資產和負債的王室法令》，臺灣1993年《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韓國1981年的《韓國公職人員道德法》（又稱《公務員道德法》），后經4次修改，1993年6月基本定型。美國1979年的《政府行為道德法》，菲律賓1987年憲法和1989年《公共官員與雇員品行道德標準法》等。
2、規定的罪名。這些法律或法令雖然對擁有來源不明的財產或不如實申報財產的行為規定為違法，并應受到處罰，但以何種罪名處罰卻并不相同：
泰國以“濫用職權”的罪名進行處罰。1975年反貪污法第20條規定：……如果委員會發現該官員異常富裕，但他不能證實他的財富是合法所得，那可以認為他濫用職權；巴基斯坦1947年防止腐敗法和印度1947年防止腐敗法以“刑事不良罪”對行為人進行處罰：公務員的下列行為觸犯刑事不良罪（e）如他或他的代表人擁有，或在其任職期間曾擁有與其公開收入來源不相稱的財物，而他本人又不能滿意解釋的；新加坡1988年《沒收貪污所得利益法》直接規定為“貪污罪”：一個人所擁有的財產在本法公布實施之前后已經占有而該人又不能向法院作出合理滿意解釋時，其財產應視為貪污所得；文萊1982 年防止賄賂法、印度1988年防止腐敗法規定，對財產來源不明的情形稱為“擁有無法作出合理解釋的財產”，以賄賂罪處罰；香港1971年防止賄賂條例將其定為官方雇員擁有來歷不明財產罪；菲律賓1989年《公共官員與雇員品行道德標準法》、韓國1981年的《韓國公職人員道德法》、臺灣1993年《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直接規定，對那些無正當理由拒絕當即財產的公職人員，以拒不申報或虛假申報財產犯罪處罰。
3、財產的范圍。在財產范圍上，各國規定也不盡相同。如新加坡1970年防止腐敗法中第20條規定：逐一列舉本人、配偶和子女擁有或者占有的全部動產或者不動產，并且詳細說明通過購買、送禮、遺贈、繼承或者其他方式取得所列各項財產的日期；泰國1981年《關于官員申報資產和負債的王室法令》第9條規定申報的具體財產包括：現金，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存款，資本投資、債券和股票，公債、帳單和彩券，借出款，土地，房屋和建筑，車輛，權利和特許權；債務；臺灣1993年《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中規定財產范圍包括：不動產、船舶、汽車及航空器。一定金額以上之存款、外幣、有價證券及其他又相當價值之財產。一定金額以上之債權、債務及對各種事業之投資。公職人員之配偶及為成年子女之前項財產，應一并申報；巴基斯坦1947年防止腐敗法規定：如該人或任何他的受贍養者擁有與其公開收入來源不相稱的財物，而他本人又不能滿意解釋的……。
4、說明、解釋的程度。泰國1975年反貪污法要求“不能證實他的財富是合法所得”；馬來西亞1961年防止腐敗法要求“不能滿意予以說明的”；文萊1982年防止賄賂法規定“不能作出令人滿意的解釋”；埃及1975年關于非法收入的法律則稱為“無法證明”；尼日利亞聯邦共和國1975 年關于腐敗行為的法令上則要求“未能予以滿意說明的”；新加坡1988年沒收貪污所得利益法要求“不能向法院作出合理滿意解釋”；印度1988年防止腐敗法要求的是“不能令人滿意的作出解釋”。
5、法律責任。主要有：1、按民事訴訟程序收繳所得，并解除公職。泰國1975年反貪污法第20條：……委員會應將發現的情況向首席大臣匯報，并建議首席大臣解除其公職。如果某異常富裕的國家官員不能向法庭講明其財產是合法所得，那么對于委員會認為非法所得的那部分財產，檢察官應向法庭建議將其判給國家，此案審判程序應運用民事訴訟法典有關細則；2、行政法上的處罰。韓國《韓國公職人員道德法》規定的處罰有：警告、責令改正錯誤、過失罰款、公布其虛假登記事實、解任等；3、罰金或者監禁（有期徒刑）。如新加坡、尼日利亞、巴基斯坦均規定，對行為人構成犯罪的，可以單處或者并處有期徒刑和罰金。
二、國外和其他地區的立法特點
1、立法模式多樣。
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和財產申報制度從性質上看，二者是兩種不同的概念，前者是國家刑事法律中的一個罪名；后者是由國家法律法規確定的一種制度。但它們的立法精神是一致的，都是遏制國家公職人員擁有非法所得，從而達到反腐倡廉的目的。司法機關可以通過財產申報制度發現擁有巨額非法財產的國家公職人員，繼而以刑事法律中的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追究其刑事責任，從而達到預防犯罪和打擊犯罪的目的。但具體到某一國家，他們的立法體例上存在較大差別。主要有三種模式：
第一種模式：財產申報制度＋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在這種模式里，財產申報制度作為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的前置制度存在，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是財產申報制度的刑事司法救濟途徑。如泰國、印度、巴基斯坦等國即采用此種立法模式。
第二種模式：財產申報制度＋自身的刑事懲罰。在這種模式里，財產申報制度作為一種完備的行為規范，不僅提供了賴以遵守的行為模式，而且還提供了相應的刑事法律后果。如美國、英國、法國、澳大利亞、韓國、臺灣地區。
第一種模式和第二種模式形式上雖有較大區別，但運作原理是一致的，二者都是通過財產申報發現公職人員異常富裕的情況，進而對公職人員獲取非法財產進行遏制。
第三種模式：只在刑事法典中規定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在這種立法模式下，雖然也可以對公職人員擁有來源不明巨額財產的行為進行處罰，起到遏制腐敗的目的，但由于缺乏相應的前置制度，其刑事追究程序的啟動帶有偶然性或者偶發性，不能對國家公職人員擁有的可疑財產做到實時監控，其反腐敗功效也會大打折扣。
2、財產范圍廣泛。
財產的主體除了公職人員本人以外，一般還包括配偶、父母、成年子女、弟妹、代理人、受托人、受贍養者等。擴大財產主體范圍，可以有效查清公職人員財產的具體數額，可以防止公職人員將自己的財產轉移到其他人名下，進而逃避法律的追究；財產的形式不僅包括了有形財產，而且還包括債權債務，無形財產等。
3、說明程度不一，因立法模式的不同而有所差異。
在第一種和第三種立法模式中，一般都對財產的說明程度要求較高，不以行為人對財產來源作出說明和解釋為限，而是要求作出“令人滿意”、“合理”的解釋，甚至還要“提出證明”。在第三種模式中，對申報的財產，只要說明來源，不論行為人的貪污賄賂事實是否存在，只要他對自己的財產及來源拒絕申報或者作了虛假的申報說明，即構成犯罪。
4、“無法解釋財產來源”這一事實本身，可作為定案的證據。
首先，“財產來源不明”可構成獨立的犯罪，如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刑事不良罪”。其次，“財產來源不明”可以作為證據認定賄賂罪或貪污罪。
三 、我國的立法現狀
我國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的相關立法，不僅指刑法中關于該罪的規定，還包括和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有關的一些司法解釋、行政法規、黨的政策等方面的規定。
1、刑事立法及相關的司法解釋。1988年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通過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懲治貪污賄賂罪的補充規定》首次規定了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 ；1997年修訂刑法，將《補充規定》中的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作了部分修改，納入刑法典，列為第395條第1款；
1999年8月6日最高人民檢察院通過了《關于人民檢察院直接受理立案偵查案件立案標準的規定（試行）》一、（九）規定，涉嫌巨額財產來源不明，數額在三十萬元以上的，應予立案。
2、行政相關立法及規定。1999年5月25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關于黨政機關縣（處）以上領導干部收入申報的規定》初步建立了財產申報，對申報的主體、申報的內容、時間、程序、責任作了相應規定。
2000年12月中共中央紀委第五次全會上發布了《關于領導干部廉潔自律六項規定》，決定實行“領導干部家庭財產報告制度，2001年首先在省（部）級領導干部中實行這項制度”。
1999年國務院發布了《個人存款賬戶實名制規定》，并于2000年4月1日起實行。
金融機構大額、可疑資金報告制度已經初步形成，包括如下規定：中國人民銀行制定的《金融機構反洗錢規定》、《人民幣大額和可疑支付交易報告管理辦法》、《金融機構大額和可疑外匯資金交易報告管理辦法》。
四、 我國的立法特點
和國外立法相比較，宏觀方面，我國立法形式多樣，有刑事法典、司法解釋、行政法規、規章、黨的政策等各種形式；和該罪相關制度的立法，總體上看，效力層次不高，有的重要制度只停留在政策層面；系統整體不協調，一些規定不能相互銜接，影響了立法宗旨的實現。在微觀方面，我國立法主要呈現以下特點：
1、主體方面的特點：適用主體范圍較小，犯罪主體和財產申報主體范圍不一致。我國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的犯罪主體限于國家工作人員，是一種身份犯，即只有具備國家工作人員的身份才有可能構成此種犯罪。在相關的行政立法中，特別是在財產申報制度中，適用主體限于一些機關、社會團體、事業單位的縣處級以上領導干部以及國有大、中型企業的負責人。同時申報的財產僅限于其個人的財產，不包括其配偶、父母、子女的財產。適用主體過于狹窄，可能造成申報的財產或者犯罪行為對象（巨額財產）發生轉移，不利于準確確定犯罪數額、查清犯罪事實，不利于確定行為人的法律責任。
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的犯罪主體和財產申報適用主體的范圍不一致，申報主體限于一定級別的國家工作人員，而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的犯罪主體卻是國家工作人員的整體，二者相差甚大。這種差距導致了財產申報制度和刑事立法的嚴重脫節，財產申報制度無法成為刑事立法的前置制度，對國家工作人員的財產狀況不能做到實時監控，刑事追究帶有偶發性和偶然性。范圍的不一致是造成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在司法實踐中淪為附隨性或者附帶性罪名的主體因素。
2、財產方面的特點：犯罪行為對象（巨額財產）和申報財產的范圍不周延，給規避財產留有余地。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要求的“財產、支出和收入”僅指行為人的財產、支出和收入，不包括其他家庭成員的財產、支出和收入。按照我國婚姻法的規定和我國現實生活的實際情況，我國絕大多數的家庭在財產上采用的是夫妻共同財產制，夫妻財產或者家庭財產從法律性質上來說屬于夫妻共同共有或者家庭成員共同共有，在共同共有的情況下，很難分清一筆支出真正屬于誰的支出，界限非常模糊，這給規避財產留下較大余地，看似嚴密的法網其實存在著很大漏洞。
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僅涉及到國家工作人員的財產支出和合法收入，但對于行為人的債務的增減狀況、行為人擁有的知識產權、財產期權沒有考察。
同樣，《關于黨政機關縣（處）以上領導干部收入申報的規定》只稱為“收入申報”，而不是稱為“財產申報”，報的只是個人的部分收入，而非全部收入，更非申報主體的整個家庭財產狀況。 “收入”與“財產”是兩個不同的概念，“財產”當然包括“收入”，而“收入”卻不能涵蓋“財產”。根據我國《民法通則》規定，財產包括動產和不動產，也包括債權與債務。僅僅申報個人的部分收入，而對個人的債務償還、不動產的產權以及整個家庭的全部財產不予申報，這容易給規避申報者以可乘之機。
3、定罪依據方面的特點：非法的概率高于合法即可確定為犯罪。國家工作人員擁有巨額財產，經責令不能說明合法來源就可以追究刑事責任。追究的依據和基礎主要建立在司法人員推定上，雖然這種推定也有一定的事實為前提，但這種前提并不足以證明行為人行為的非法性。本人不能說明來源合法，當然不能否定其來源非法的高度可能性，但是，我們同樣也不能否定來源合法的可能性。不能說明財產來源合法，則推定為非法，非法性的概率高于合法性就確定為犯罪，這種蓋然性立法體現了立法者相當功利的價值取向。
4、“說明”方面的特點：沒有具體規定“說明”的程度，說明的內容在立法技術上存在缺陷。立法中對“說明”的要求是：“本人不能說明其來源是合法的”。在程度上僅規定“說明”即可，沒有要求給出“令人滿意的”、“合理的”解釋或者說明。究竟“說明”到什么程度？由于立法上沒有明確的規定，造成了司法實踐中具體操作標準的混亂。
另外，在說明的內容上，立法上要求“說明其來源是合法的”。但從本罪的客觀方面來看，“說明合法”并無必要，如果行為人能夠說明財產來源是非法，并且查證屬實的，同樣也不能以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追究行為人的刑事責任，而應該按財產非法來源的性質進行處罰。
5、辦案程序方面的特點：程序設計上的缺陷，直接影響責任的追究。如，沒有規定“無法解釋財產來源”這一事實本身可否作為定案的證據；沒有明確規定拒絕那些機關的責令說明可以構成犯罪；沒有規定行為人作出說明或者解釋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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