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蔡業冰 ]——(2004-7-4) / 已閱19861次
論“假冒他人署名”的定性及法律保護
——透析吳冠中訴上海朵云軒、香港永成古玩拍賣有限公司侵權糾紛案
中山大學法學院 蔡業冰
內容摘要：“假冒他人署名”是侵犯了著作權中的署名權還是侵犯了一般民法上的姓名權這一問題，無論在司法實踐中還是理論研究上歷來頗受爭議。本文旨在通過對吳冠中訴上海朵云軒、香港永成古玩拍賣有限公司侵權糾紛一案深入透視其法理本質和社會影響，并從實踐和理論等角度提出一點法律分析，以期解決對“冒名”侵權定性上的分歧。
Abstract：That“forged the author’S signature”infringes the right Of signature Of authors Or the right Of name Of citizen as a general right in civil law is a long-term controversial issue both in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judicial act．SO this article discusses some aspects Of this matter through the case On infringement disputes Of Wu Guanzhong versused Shanghai Duoyun Curios Shop and HongKong Yongcheng Curio Auction C0.，LTD．The paper tries to look into this issue concerned law principle substance and public influence．Basing On the legal analysis brought forward respectively in practice and theory，the author expects to show some feasible suggestions to solve the argument Of“false presentation Of the author”．
關鍵詞：假冒他人署名 署名權 姓名權 定性
Key words：forged the author’S signature； the right Of signature Of authors；the right Of name Of citizens；characterization
一、案件綜述及其法理辨析
1993年10月27日，被告上海朵云軒、拍賣有限公司聯合在香港拍賣出售了一副《毛澤東肖像》，落款為“吳冠中畫于工藝美院一九六二年”。拍賣前，吳曾通過有關單位轉告上海朵云軒這幅畫系假冒其署名的偽作。但是上海朵云軒在接到通知和書面函件后仍與拍賣公司聯合拍賣，甚至出具專家鑒定意見稱該畫系吳冠中作品，致使該偽作以高價競買成交。吳冠中認為兩被告的行為侵犯了其著作權，使其聲譽和真作的出售均受到了不應有的損害，遂向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提起訴訟。法院經審理認為，公民的署名權受到法律的保護，同時法律禁止制作、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美術作品。朵云軒和香港永成在經協議聯合主辦的拍賣活動中公開拍賣了假冒吳冠中親筆署名的美術作品，共同構成了對其著作權的侵害。
本案的性質涉及到美術作品假冒署名的行為在法律上如何認定的問題。理論上對此類行為的爭議焦點主要集中在被侵權的權利是應以著作權還是以姓名權為對象從而關系到適用何種法律規定這一點上。
著作權法上的署名權和一般民法上的姓名權都是人身權的重要內容，都是基于權利人的姓名而給予相應的法律保護，署名權是姓名權與著作者身份相結合而產生的權利。在著作權的諸多侵權行為中，最常見的莫過于侵犯作者署名權的行為，同時由于侵犯作者的署名權存在著復雜多樣的表現方式，所以在法律實踐中，對法官為案件準確定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因此，筆者認為，探討“假冒他人署名”是侵犯作者的署名權還是姓名權將為著作權法的準確適用提供借鑒作用。
二、關于“假冒他人署名”的定性之爭
對于本案的定性問題，從不同的思維角度出發存在著兩種針鋒相對的觀點。
一種觀點認為，在美術作品上冒用他人的姓名，應認定為侵犯了人身權中的姓名權。理由是：首先，著作權法保護的客體為作品，離開了作品對作者著作權的保護就等于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因為“真作”并不與被訴侵權的“偽作”同時存在。其次，從我國《著作權法》 的條文看，第47條規定明確保護的是作品本身，制裁的只是制作、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美術作品行為；同時，未經他人許可而使用他人的名字，構成對姓名權的侵犯也符合一般的法律規定。從上述消極地排斥了著作權侵權的基礎和積極地引用法律條文來看，比較有利于對類似行為作出司法上的處理。①
另一種觀點以《著作權法》為依據，認為在美術作品上冒用他人姓名構成對他人著作權的侵犯，一方面于法有據，我國《著作權法》第47條明確將制作、出售假冒他人姓名的作品的行為定性為侵犯他人著作權的列舉性規定之一；另一方面，在本案中原告以畫作享譽于世，對其署名的冒用構成對于著作權中的人身權利的侵犯，署名權本身即包括了自己利用、 許可他人使用、禁止他人非法使用等幾項內容，所以本案對美術作品之署名假冒的問題，以侵犯著作權的行為定性比較合理。
這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是基于對署名權所涉及調整范圍的不同界定，同時也是對假冒署名造成的社會影響及法律保護力度的不同理解而形成的。筆者認為后者的觀點無論在對署名權的全面理解或對于著作權法立法宗旨的體現方面，還是在對被侵權人的法律保護和依據法律適用規則等方面均優于前者。
三、“假冒他人署名”性質之我見
(一)打破習慣思維定勢
署名權是作者在自己創作的作品及其復印件上標記姓名的權利，也稱作姓名表示權。署名反映了作者和作品之間的內在聯系，表示署名人是作品的創作者②。可見，署名權作為著作人身權的一項內容，與要求確認自己為作者的身份是緊密相聯而不可分割的。而根據我國《民法通則》第99條第一款的規定，姓名權是指公民決定、使用和依照規定改變自己的姓名，禁止他人干涉、盜用、假冒的權利。著作人身權實質上是人身權利在著作權法律關系中的具體反映，它獨立于著作財產權而存在。署名權與姓名權同屬人身權，兩者的根本區別在于后者的客體是權利主體特定的人格和身份，而前者的客體則是作者人格具體表現的、客觀存在的作品。一般人身權與權利主體的人身是密切結合、不可分割的，離開了權利人的人身，就沒有生命、健康、自由和榮譽，而著作人身權與權利主體的人身是相互分離的。作品雖來自作者的大腦的思維活動，但作品一旦被創作完成即與作者的人身分離而獨立存在。③根據普遍性蘊藏于特殊性之中的哲學原理，署名權與姓名權分別作為上述兩種人身權保護的具體權利，也具有相應的特征區別。因此，其重要區別也是在于主體覆蓋面的范圍不同，署名權僅對創作作品的作者提供人格利益的保護，與現實作品有著密切的聯系，換句話說，作者必須通過作品的直接保護而間接受到保護。但對于本案而言，“假冒他人署名”由于其具有特殊性，所以不應拘泥于作品的是否存在作為討論的基點，而只有跳出這一習慣思維模式才能在更廣闊的理論空間中尋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
(二)尋找法律淵源支持
署名權作為一項精神權利(英美法系國家所稱)，在探討其性質時，我們不妨從精神權利的歷史淵源中尋找其根源。精神權利概念來自法國，法國1957年《版權法》第六條將精神權利定義為：“作者應享受對其姓名、作者身份和作品得到尊重的權利。此種權利是永久的，不得轉讓的，不能憑時效消滅的。”主要的立法宗旨為保護作者的聲譽。④
1971年伯爾尼公約所說的署名權就包括了：“作者有權禁止他人在并非其作品上署其名(即禁止‘冒名’)”，這是對“署名權”從禁止他人不正當地署名角度去行使的。這一規定已經得到多國版權法的吸納，“有些不保護精神權利的國家，如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均把反‘冒名’作為版權法的一項規定。我國從《大清著作權律》到今天臺灣省的‘版權法’，都有禁止‘冒名’的規定。”⑤更有日本版權法學家尾中普子對于日本版權法的一段講解為證：“關于第121條的典型情況是將別人的姓名作為作者姓名用于自己的作品上，即在自己的作品買不出去時，用有名的作家的姓名發表。”⑥
按照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對伯爾尼公約的解釋，鄭成思教授將署名權歸納為正反兩方面的意思，從正面講，作者有權(以任何善意方式)在自己的作品上署名，以表明自己的作者身份；從反面講，作者有權禁止在并非自己的作品上署自己的名字。⑦可見，“假冒他人署名”無論在國際條約以及各國的法律規范體系中，還是在學理研究領域中都有較為明確的規定，并普遍地將其作為著作精神權利保護的一項重要內容。
(三)透視社會兼談分析
根據本案實際，探究《著作權法》的立法本意，筆者認為，我國《著作權法》關于制裁制作、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美術作品的行為是為了加強對美術作品的市場管理和畫家姓名權的保護，加大打擊制作、銷售假冒他人署名的美術作品的力度。美術作品由于其本身的價值與作者的知名度有著非常密切的聯系，同樣一件作品，署上著名畫家的姓名就可能由一文不值變為價值連城，所以美術作品尤其容易被人假冒。在美術作品這樣一項知識產權保護的客體上，凝聚了人身權和財產權的屬性，從人身權這方面看，在美術作品的“智力成果”身份中形成了雙重保護即對作品基于“智力創造”的保護和對作者基于“作品”的保護，一部作品上所蘊涵的是作者同作品結合點上的權利內容。從本案原告作為有一定知名度的畫家這種身份來看，其美術作品受到的保護已不單純作為普通作者的智力成果的性質帶來的，在很大程度上形成的是一種名人效應，即“美術作品——作者——美術作品”的連鎖式反應，可以說，知名人士的著作權由于以往的著作而形成權利，著作則因人的“聲譽”而成為更豐富的權利的基礎。因此，對名作者姓名在非作者作品上的盜用，實際上是借名人的影響和效應擴大宣傳或謀取利益，不僅損害了被冒作者的聲譽，還給冒名者帶來不合理的經濟收入，同時可能影響被冒作者本應取得的收入。故鄭成思教授認為，冒他人之名發表非他人的作品是與版權中的精神權利及經濟權利都密切相關的，應當列入版權法管轄范圍。
筆者認為，我國《著作權法》關于“制作、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作品”的行為應包括作者已經完成創作的作品和作者未曾創作過的作品。本案中假冒他人姓名的行為，由于對象是美術作品，基于知識產權的屬性，對其署名權的保護事實上涉及到對作者的姓名權和名譽權的內容，這也是為什么在對其定性上存在分歧的原因之一。一部“偽作”牽涉到對“真作”署名的利用，會擠占“真作”享有的權利空間，不在乎“真作”存在與否，無形中都會造成一種真與偽的對比，同時也會對名作者以后的創作空間和自由帶來一定的限制，對于未曾涉“偽”的作者尤其是“名人”本身，其社會聲譽在一定程度上會受到影響，不僅對其名譽權造成侵犯，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誤導了消費者，構成不正當競爭行為。
(四)依法律保護論優劣
此外，“冒用”姓名又會與法律賦予每個公民的姓名權造成部分調整范圍的重疊，造成法學理論中所稱的法條竟合現象。但姓名權由于是在一般民法規定中作為調整平等主體間關系的最基本準則，涉及面廣，相應地因面散保護力度就弱了很多。而知識產權法對于人身屬性權利的保護是在民法基本原理上針對專門領域設計的，集中了保護和打擊的力度。在司法 實踐中由于著作權與其他民事權利有許多相似之處，因此，著作權關系總是置于民法范圍內加以調整。但是，由于著作權的特殊性質(人格屬性等)，權利客體(作品)的非財產性以及一系列調整著作權的法律規范自成一體的特點，決定了只用普通法(民法)予以保護是不充分的，故必須通過專門的法律——《著作權法》來為權利人提供特別的保護。因此根據特別法優于普通法的法律適用原則，對本案兩被告定為侵害著作權從理論上和操作上都能兼顧。
四、結語
本案于1996年結案，所適用的是未經修改的著作權法，其所涉及的客體——美術作品在法律關系上有較明晰的條文可查，最終以被告侵犯原告著作權判令其承擔侵權責任依法有據，但修改后的著作權法卻沒有對作品的內涵作進一步的細化。所以在涉及到其他一些智力創造成果出現類似的情況時是否可以“一刀切”，這就存在著一個法律適用的“灰色地帶”問題。因此，筆者建議應在更廣闊的法律空間內用更明確的條文對此類行為予以規范，這也是知識產權法適應社會經濟生活發展的需要。
【參考文獻】
1、陶希晉總編 劉春茂主編 《中國民法法 知識產權》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
2、陳旭主編 《知識產權案例精選》1999年第一版 法律出版社
3、王蒿山主審、李冬梅等編著 《知識產權法學》2000年第一版 吉林人民出版社
4、鄭成思著 《知識產權法》第二版 法律出版社
5、李穎怡主編 《知識產權法》2002年第一版 中山大學出版社
6、馮曉青著 《試論著作權中的署名權•知識產權》 1993年第一版
①崔卓蘭主編 《國內經典案例解析》 2001年第一版 吉林人民出版社 P467
②王景琦著 《知識產權》 1999年第一版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P170
③史文清、梅慎實著 《著作權諸問題研究》 1992年第一版 復旦大學出版社P10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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