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董玉鵬 ]——(2004-6-21) / 已閱27791次
論責任的轉化及權利義務的守恒
董 玉 鵬*
（山東大學，山東 濟南 250100）
[內容提要] 本文旨在用衡平的觀點對權利、義務、責任三者的概念及其相互間的關系進行比較和分析。公權力通過立法活動確定了人們進行社會活動的行為規范—法律，公民間遵循法律而發生的社會關系可以看作是一種良性的平衡的關系。如果良好的法律所建立起的社會秩序能夠被遵守，那么這種平衡無需國家進一步干預、協調。當公民的權益受到他人的損害時，救濟途徑不外乎有三種：民事主體間的自行協商、調解；民事主體向國家公權力的代表機關—法院提起訴訟；國家在個人無力捍衛自己的權益時主動干預。權利、義務責任在其中是建立當事人間法律關系的基本要素。
[關鍵詞] 權利 義務 責任 責任的轉化 權利義務的守恒
正義是人們爭論和探討已久的話題。法是實現公平、正義的有力手段，這是得到眾多學者認同的觀點。然而正義的定位究竟在何處？法如何去實現正義？在筆者看來，萬物之所以美好，就在于它們在動與靜的交融中表現出了一種平衡的姿態，公平、正義也只有在平衡中才能實現。在民事立法上，衡平精神體現得越好，也就越為人們所稱道，這樣的法也才真正稱得上是善法。而衡平精神的體現，與權利、義務、責任的合理搭配與運行是分不開的。
一 權利、義務、責任概念的爭論及其三者的關系
（一）關于權利、義務概念的爭論
權利、義務的本質是什么？它們是怎樣在日常生活中調整人們的行為？這是當前我們不可以忽視的重要問題，至今學界對此也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歸結起來，一般有以下三種主流觀點：
1.自由說。此種學說認為，權利是法律所賦予的自由，是“法律上關于權利主體具有一定作為或不作為的許可”[1]，而義務則是法律所賦予的自由之約束，是“法律上關于義務主體應作出或不作出一定行為的約束。”[2]
2.法力說。此種學說較為具有代表性的表述是：“權利意指法律關系中的主體以相對自由地作為或不作為的法定方式獲得利益的一種能動的手段。”[3]
3.利益說。這一種學說傾向于，“權利是權力所保護的利益，是社會所承認的必須且應該得到的利益，”[4] “義務是權力所要求履行的不利益，是社會所承認的必須且應該付出的利益。”[5]
綜觀以上觀點，筆者較為贊同利益說，即權利和義務是一種利益的獲得或付出。這種利益包括以物質形態表現的利益，也包括無形的精神利益。在民法領域中，當事人行使權利、負擔義務是以物質利益的獲得與付出為主，精神利益的獲得和付出為輔。自由說和法力說的缺陷就在于它們所定義的權利和義務失之過窄。自由說以偏概全：自由或不自由僅僅是權利或義務的一種，而不能包括全部的權利和義務。法力說則把權利與權力等同起來，其所定義的，與其說是權利，不如說是權力，國家強力的過度介入將會導致權利的弱化，進而導致人權的喪失，權利的被剝奪。
（二）責任在以往學者中的定位及功能
責任是基于一定義務而產生的合理的負擔，這種負擔可能是肉體上的，也可能是精神上的，還可能是財產上的。一個完整的責任概念，應當由客觀、主觀和形式三要素組成。根據義務的性質、歸責的要求和約束力的形式不同，通常所稱的“責任”可以分為三類：第一，基于道德義務之違反而以社會心理意識約束力的表現形式的道德責任；第二，基于紀律義務之違反而以社會團體約束力為表現形式的紀律責任；第三，基于法律義務之違反而以國家強制性為表現形式的法律責任。本文所指的責任特指第三類：法律責任。
以往學者對法律責任的定義有很多，主要有：
1.義務說。典型代表是《布萊克法律詞典》中的法律責任詞條，大意如下：法律責任是“因某種行為而產生的受懲罰的義務及對引起的損害予以賠償或用別的方法予以補償的義務。”[6]
2.處罰說。處罰說認為法律責任是“處罰”、“懲罰”、“制裁”，即違法行為必然導致公權力的強制。凱爾森說過，“法律責任的概念是與法律義務相關聯的概念，一個人在法律上對一定行為負責，或者他在此承擔法律責任，意思就是，如果作相反的行為，他應受制裁。”[7]
3.后果說。這種學說把法律責任定義為某種不利的后果。如有些學者認為，“法律責任是法制規定的，義務之不履行所處之必為狀態。”[8]還有的學者認為，“所謂法律責任是指由于某些違法行為或法律事實的出現而使責任主體所處的某種特定的必為狀態。”[9]
4.責任能力及法律地位說。此種學說把法律責任當作一種主觀責任。臺灣學者洪福增認為，“在法律上泛稱之責任……有時指應負法律責任的地位及責任能力。”[10]
以上諸說分別從不同的側面揭示了法律責任的本質，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可采性。但是法律責任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無論是部門法學還是法哲學都未能形成統一解釋。學者們對它的定位是各不相同的，所以法律責任的解釋只有優劣之分而無全對全錯之分。于是有些學者對法律責任的各個方面進行綜合考慮，得出了以下觀點：“法律責任是有責主體因法律義務違反之事實而應當承受的由專門國家機關依法確認并強制其承受的合理的負擔。”[11]這一觀點吸收了義務說、后果說及法律地位說的合理因素，是較為科學的定義。
法律責任依確認責任的機關以及規定責任的法律不同，可以分為刑事責任、民事責任、行政責任等，它們的表現形態不同，卻有著相同的功能，即制裁、補救和強制。制裁的出發點在于社會，其作用主要是社會目的，補救和強制的主要作用則在于保護具體的受害方。三者構成了阻卻義務之不履行的防御體系或履行義務的擔保體系，構成了道德評的階梯和實現法律責任目的之總體[12]。筆者認為，法律責任除了包含上述三項內容之外，還有一個作用不可忽視，即威懾作用。尤其是在當事人正常的法律關系中，責任的威懾作用必不可少，法律正是借助責任這一有力武器才使當事人在違反法律之前對由此將要造成的后果加以認真考慮，從而迫于責任的存在而依法行事（當然，相當一部分人的守法行為是自覺的，然而這種“自覺”的形成與責任的威懾作用是分不開的）。
（三）權利、義務、責任三者的關系
權利、義務、責任三者有機結合，相輔相成，不可分割。在筆者看來，它們就像一個三角形的三個頂點，權利和義務構成了底邊，責任則起到了平衡的作用。正是由于這個堅強的三角架構的存在，人們之間的法律關系才得以順利地建立與運行，社會主體的正當目的才得以實現。本文所要闡述的責任的轉化及權利義務的守恒正是基于此種架構才得以成立。權利與義務之間有歷史發展上的離合關系，邏輯結構上的對立統一關系，數量上的等值關系，功能上的互補關系，運行上的制約關系，價值意義上的主次關系[13]。沒有無權利的義務，也沒有無義務的權利。在正常的狀態下，一個人的權利和義務是相互平衡、相互對應的。
義務與責任原本是同一概念，都有是權力所保障的必須且應該付出的利益。但是它們所強調的方面不同，義務強調應為性，責任強調必為性。凡是與職務有關的，職務所要求的必須且應該付出的利益，便都因為其更強調必須性而叫作責任（職責）；與此相對，與職務無關的不是職務所要求的，因為其著重于應該性而叫作義務。另一方面，任何義務，雖然強調應為性，但當其被違反時，其必為性便立即充分顯露出來而遠遠重于其應為性，于是便成為責任了。本文所提到的責任特指民事法律關系中，義務違反后所生的責任，而與職責無關（如果采廣義概念，在后面的表述中可以發現，責任守恒會陷入自相矛盾之中）。
權利與責任也有著密切的聯系。一方面，從權利人的角度來看，他有依法行使自己的權利，而不是濫用權利的義務，如果他沒有做到這一點，就會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在這里，責任起到了監督的作用；另一方面，對于相對方來說，他的權利是不容別人肆意侵犯的，如果他人濫用自己的權利對該相對方的權利造成侵犯的話，濫用權利者要承擔法律責任，在這里，責任起到了補償作用。
二 責任守恒的具體闡述
責任守恒是筆者對責任轉化和權利義務守恒的簡稱。在闡述其具體運作過程之前，必須提出兩個前提：第一，權利和義務允許量化。一般來說，權利和義務是抽象的概念，它們只有被當事人行使或負擔時才會在行為中顯現出來。但是，平衡狀態觀念的提出必然要求抽象概念的量化和有形化，只有如此才可以進行操作，否則無異于一場文字游戲。第二，此處所指的權利義務，是指當事人雙方的權利義務，而且權利可以看作是一種利益，義務可以看作是一種不利，權利義務的失衡狀態是從義務的增加開始的。
有了上述前提，就可以對責任的轉化和權利義務的守恒進行具體的闡釋了。
我們可以把民事法律關系當事人的權利義務看作一個天平的兩端，在正常狀態下，這個天平是平衡的，即權利義務是相等的。良性責任守恒主要體現在當事人正常的法律關系之中，在良性責任守恒的情況下，責任不顯現，它處于雙方當事人的“權利義務天平”之外，起著監督的作用，或者說，當事人在法律規范之下進行了互利行為。當事人之間一旦形成了某種法律關系之后，其權利義務都會失衡，即雙方的義務都會增加。當事人一方履行自己應盡的義務，使對方的權益增加；同樣，對方的義務履行行為也使另一方的權益增加，這樣權利義務又實現了平衡。
惡性責任守恒（也可以叫作被動性責任守恒、消極責任守恒）則需要責任的積極參與。在這種情況下（在民法中主要體現在違約和侵權行為之中），責任的基本運動是由義務轉化而來，又轉化為權利。如果我們把這種情況下的當事人雙方稱為侵害方和受害方，那么整個過程可以分解為三步：第一步，侵害方侵害了受害方的合法權益，使受害方的利益減少，這就出現了不平衡：一方面，受害方利益減少，權利義務不平衡，另一方面，侵害方義務增加，權利義務也不平衡。第二步，侵害方增加的義務轉化為責任，但這只實現了侵害人一方的權利和義務的平衡，由于受害方未得到補償，從總體上來看，權利義務仍是不平衡的。第三步，責任再度發生轉化，成為權利（或者說是利益），補償受害方受損的權利（利益），由此，當事人雙方又都再度實現了權利義務的平衡。
三 國家在責任守恒中的角色問題
良性責任守恒就是上面提到的當事人從事合法的行為過程中所體現出來的責任守恒。在這種情況下責任游離于當事人的權利義務交換行為之外，并不是說其不存在或不起作用。責任在此處起到了不可忽視的警示、威懾作用，使當事人在越雷池一步之前三思而行。然而責任何以具有此種力量？這就不能不提到國家作為公權力的所有者在責任守恒中的作用。國家是指由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階級在一定數量居民生存的一定領域內建立的、憑藉有組織的暴力、并以全社會的名義實行階級統治的組織[14]。國家代表著公共利益行使權力。筆者在本文中所論及的責任守恒的運作，無不是在國家的權力調整之下進行的。
在良性責任守恒的情況下，國家是通過確立一系列的法律規范來確保當事人之間權利義務的平衡的。以下文所提及的支配權問題為例，當事人之所以可以對物為全面的支配，就在于他是依照國家確定的法律規范進行支配活動的，也即他的這種行為得到國家的認可，是國家所承認的理想狀態下的平衡過程。這種過程的運作有利一地社會關系的健康、穩定的發展，有利于國家的統治秩序。國家在這里的角色是立法者和協調者。
當社會關系的主體的利益被侵害時，被侵害方有三種途徑可以彌補自己受到的侵害。第一種，被侵害方可以與侵害方協商解決，通過雙方的自愿協商，達成共識，侵害方直接對被侵害方失去的利益進行彌補；第二種，被侵害方如果與侵害方協商不成或不愿協商，那么可以通過向法院提起訴訟，由法院代表國家公權力對當事人間的利益失衡狀況進行判斷，進而通過責任的轉化來強制性地使侵害方對受害方所喪失的權益進行彌補；第三種，當侵害方的侵害導致被侵害方的權益所受的損害足夠大時，國家就會直接介入，代表被侵害方（往往還包括社會其他成員）對侵害方進行追究及嚴厲制裁，侵害方此時所負擔的不再是上兩種情況之中的一般性補償責任和強制性補償責任了，而是行政甚至是刑事責任。這種途徑是相對于侵害方和被侵害方雙方來說，都是被動的。在惡性責任守恒中，國家通過具體的積極的干預，使責任得以確認和轉化，扮演了保護者與操作者的角色。
四 結論
本文通篇探討的是權利、義務的動態平衡，總量守恒問題，為了達到守恒的結果，責任的轉化必不可少。由此，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一）權利的利益化。筆者在文中將權利視作利益，系采廣義概念。利益既包括物質利益，也包括名譽、榮譽、安全感等精神利益，既包括直接利益，也包括間接利益。這里所說的利益必須是國家公權力所承認的利益，而且更多強調的是責任轉化為權利后所補償的一方的利益。這就可以解釋損人不利己的行為，損害方未獲利益為何還要承擔責任的問題，因為受害方的利益減少，他們之間的權利義務出現了不平衡。另外，將權利、義務視為利益和不利益，有助于責任守恒的第一個前提：權利、義務的量化的實現。
（二）強調公權力在私法領域中的作用容易引起公權力對私權力的侵犯，但是公權力的參與是必要的。
國家作為行使公權力的主體，制定了法律，判斷權利義務的平衡狀態，協調利益沖突，實現責任轉化，那么私法之私何在？筆者認為，凡事無絕對之說，筆者之所以一再強調公權力的作用，在于為私法領域中各個主體能夠進行符合各方利益的行為創造一個統一、安全而有規范環境。正如前文所提到的在良性責任守恒中，國家通過立法確立了當事人行為規范，使當事人可以順利、安全、有效地達到自己的預期目的，這其中的當事人意志自由，意思自治原則，國家公權力是無法干預的，自然也就沒有公權力對私法秩序的侵犯；在惡性責任守恒中，當事人的訴訟行為和國家的直接干預以使侵害方負擔行政以至刑事責任本身就超越了私法的范圍而處于公法范圍之內，被侵害方由此可以得到較為公正的補償和更為有力的保護，而侵害方也會受到公正的審判和應有的制裁，這些與私法領域是不沖突的，更談不上公法對私法的侵犯問題。
（三）責任的轉化與權利義務的守恒只是一種理想模式，它需要借助現有理論進行自身架構的完善。自法學誕生以來，各種概念，甚至連最基本的概念如權利、義務等都有許多種解釋與爭論。筆者寫作本文的目的，是用一種新的視角對權利、義務、責任及相關概念進行審視，其中的基本架構猶如兩個天平和一個點（國家公權力）組成的三角。這個架構是理想化的，現實中必定有很多變形，但循環轉化的總體形態應該是不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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