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艷斌 ]——(2004-6-1) / 已閱20178次
淺論我國公司法修改與完善
廣西貴港市中級人民法院 何艷斌 莫學平 林智明
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我國的公司法的理論和實踐總結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的經驗，借鑒國外的傳統理論和先例，經過十幾年的積極努力，到1993年頒布了《公司法》，基本建立和形成了系統、完整的公司法的理論和原理，立法上取得了零的突破，其后也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規，基本上形成了較為完備的公司法體系。十年來，公司法的實踐表明，其對我國恢復建立商事公司制度，推進國有企業的公司化，保護股東和債權人的合法權益起了很重要的作用。[1]以致從法律情感上，盡管1999年12月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了〈〈關于修改公司法的決定〉〉，增設了國有獨資公司監事會和高新技術股份公司發股上市的條款，對公司法作了初步的修改，但現今談對公司法的理念、原則、全面性的修改，許多人還難以接受，還不甘心承認公司法的不足和缺陷以及公司法落伍于現實的事實，總認為公司法實施時間尚短，大修特訂違背法律的穩定性。然而，以法律客觀思維來分析，公司法作為直接調整經濟關系的市場主體法，都是改革形象非常突出的法律領域，各國公司法無不表現出經常更新的活躍天性。在美國，通過判例進行的公司法律規則創制當然比復雜的立法程序來得便捷靈活；在英國，從19世紀末形成了每隔二十年左右就對公司法進行全面審查修訂的慣例，而近幾十年的修訂更為頻繁；即使在歷來形象保守的日本，受歐美公司法的影響，公司法的一些制度也在進行一些重大的變革，如對一人公司的最終承認，獨立董事制度的引入等；在臺灣地區，2001年進行的“公司法”修訂已是第12次，其內容涵蓋公司組織運作、資本結構及資金供給、經營架構調整、行政監督、成本精簡及效率提升等等。[2] 對我國公司法律制度，進行省察，由于我國公司法實踐起步晚，“很可能是世界上最年輕的公司法制定國”[3]，理論研究不足[4]，起草時間倉促，存在許多先天的不足和缺陷，比如王保樹教授指出：“我國公司法的主要問題是操作性不夠，可訴性不強，法律空白多”[5]，漆多俊教授認為：“我國的公司法具有過渡性和時代局限性”[6]，趙旭東教授批評：“資本信用已經成為中國公司法發展的枷鎖”[7]，公司法的實踐也存在與法律理論和規定脫節的嚴重問題，[8]可見，公司法的全面修訂是其自身發展的迫切需要。加入世貿組織，資本市場的國際化、全球化、法治化也給我國公司法的修改提出了客觀要求和提供了良好的時代機遇。[8]“如果說20世紀90年代中國公司法的頒布是千呼萬喚始出來，那么今天中國公司法的修訂則可謂水到渠成，瓜熟蒂落。”[9]筆者就我國公司法理念的現代化、理論進路和若干制度的完善提出不算成熟的幾點粗略思考，期望有所裨益。
（一）樹立現代化的公司法律理念。首先，樹立國際本位理念，創建具有中國特色的公司法律體系。我國公司法的醞釀到正式出臺，其背景特點主要是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其主要任務和精神是通過國有企業改革設計最佳的法律途徑和組織形態，以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其立法視角完全是國家利益和國內經濟政策的考慮，很少考慮到國際社會的整體利益和國際經濟一體化及大循環的客觀事實，因而缺乏國際眼光，是一種狹隘的國家本位的立法理念。[10]具體表現在賦予行政機關過多的權力，保留了濃厚的行政管理色彩，強制性規范過多，對外資進入的行業和領域限制過緊，在外商投資公司的設立條件和程序、股票的發行和交易、外匯管理等作了不符合國際慣例的特殊規定，等等。公司法盡管與一個國家的經濟體制、社會經濟結構和經濟水平緊密相關，但其在21世紀的發展卻會更多地與全球經濟一體化形成互動。入世后，我國公司立法要適應參與全球競爭的形勢，從關注國內范圍的適應性轉向關注對國際競爭的適應性，從片面追求國家利益到兼顧國際社會的共生共榮，從內視于國內經濟的刺激到更多地發展外向型經濟，培育起全球思維方式和國際本位的立法理念，以推進公司法的現代化。其次，要充分開發“本土資源”，創建具有中國特色的公司法律體系。法律發展的全球化與民族性并行不餑是其21世紀發展的一個重要趨勢。[11]我國的公司法更多地是從外國借鑒而來的，以致并批評為“舶來品”，成為其與實踐長期嚴重脫節“水土不服”的招致責難的主要原因，甚至亦有人概嘆“中國沒有公司法存在的空間和生長的土壤！”事實上，我國已初步建立了市場經濟并成功返回國際經濟大家庭，完全具備公司法生存和繁榮的“本地”土壤，十年的公司法實踐也為本地化積累了豐富實踐經驗，因此，我國完全可以立足本國國情實際，創立一整套既適應國際經濟環境又促進國內經濟發展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公司法律體系。[12]
（二）確立修改公司法的多元理論進路。由于分析公司法立法和實踐問題角度和方法的差異，對修改公司法的理論進路歸納起來有幾種主張：第一，本土資源的原創進路。認為公司法之所以面臨全面修改的定局，是因為照搬外國的現成制度不適應中國的國情和本地實際，主張緊密結合本地的實際情況以解決本國問題為目標以反映本國特色為宗旨，創立中國特色的公司法制度。第二，實用主義的務實進路。認為各國的公司法均有一定的共性，因此現有的公司法制度盡管源自西方但并非具備不能應用于中國的天然的致命的因素，造成現在公司法困境的是法律實現上的原因，可操作性不強及地方保護主義嚴重導致〈〈公司法〉〉的在各地得不到統一執行，進而主張嚴格統一貫徹《公司法》及完善相關程序，重整《公司法》的法律權威與法律信仰。第三，經濟分析的資本信用到資產信用的變路。認為，資本制度在中國公司法中舉足輕重，資本信用是中國公司法制度建構的基本依據已成為中國公司法發展的枷鎖，從資本信用到資產信用的轉變應成為中國公司法改革的核心問題。主張從靜態不變的資本轉向動態變化的資產，從資本的確定、維持、不變轉向現有資產才結構分析、流向監控和合理性認定，從固有的原始財產金額轉向現實的債務清償能力或支付能力，建立公司優質的資產結構、合理的資產流向和充分的支付能力。[13]第四，國際主義觀的法律趨同進路。[14]認為隨著市場經濟的一體化和全球化，法律文化交流與資料交換日益頻繁，各國的法律制度會有相互吸收、借鑒、效仿、雷同乃至相同的現象，因而主張我國公司法修改應當盡可能多地參照國際慣例，與世界發達國家的公司法接軌，大膽移植國際立法經驗。[15]這幾種修改公司法的理論進路都各有合理之處，但強調過于片面亦有不妥的地方，因而修改公司法應綜合幾種進路，盡量找到最佳的結合點與平衡點，揚長避短，最終找到最佳的公司法立法方案。筆者認為，面臨市場經濟蓬勃發展與入世返還國際經濟大家庭參與全球競爭的客觀事實與緊迫形勢，立足我國實際，大膽借鑒、吸納國際立法與慣例和發達國家的先進經驗，推動公司資本制度從資本信用到資產信用的動態轉變，大力加強公司法的統一實施，樹立公司法的權威，培育公司法的信仰，將會是我國公司法修改的合理鍥入點和有效的理論進路。
（三）我國公司法若干制度修改的要點。1、重構公司資本制度。改革以資本三不變為基礎的“資本信用”偏重保護債權人利益的制度，建立以“資產信用”為基礎的實現保護交易安全社會目標的全新的公司資本制度。2、充實公司設立制度。降低公司設立注冊資本的最低限額，股份有限公司實行折衷授權資本制，簡化公司設立的程序實行準則主義，進一步明確公司設立的責任。3、完善公司治理制度。建立獨立董事制度，健全監事制度，增加董事監事背離及離任義務的規定，建立良好的秘書制度，切實擴大和保護股東股民的合法權益。[16]4、增加跨國公司及其關聯公司的規定，[17]強化對關聯交易的事前行為進行約束，加強對關聯交易中競業禁止的規范。5、規定股東虛假出資、抽桃出資的民事責任，確立并完善股東直接訴訟制度，建立股東代表訴訟制度，強化公司的社會責任和環境責任等，加強訴訟保護。[18]6、努力創制良好的社會環境，提高法治意識，保證中國公司的規范運作，切實使公司的設立、治理結構及其他活動方面的規定能嚴格依照公司法的規范運作。
注釋：
[1] 王保樹：〈〈公司法修改：直面競爭與發展主題〉〉，資料來源：http//www.civillaw.com.cn/weizhang/defaul.asp?id=15689,visited at 05/26/2004.
[2] 趙旭東：〈〈中國公司法的修訂與改革〉〉，〈〈法學論壇〉〉（濟南），2003年第2期。
[3] 趙旭東：〈〈中國公司法的修訂與改革〉〉，〈〈法學論壇〉〉（濟南），2003年第2期。
[4] 有人甚至批評我國公司法完全是“舶來品”，并非“本土資源“。參吳越：《論中國公司法之構造缺陷及克服》（上），資料來源：http//www.civillaw.com.cn/weizhang/defaul.asp?id=8990,visited at 05/26/2004.
[5] 王保樹：〈〈公司法修改：直面競爭與發展主題〉〉，《中央財經大學學報》，2003年第4期。該文的內容與http//www.civillaw.com.cn/weizhang/defaul.asp?id=15689,visited at 05/26/2004.的來源資料不同。
[6] 漆多俊：《中國公司法立法與實施的經驗、問題及完善途徑》，資料來源：http//www.civillaw.com.cn/weizhang/defaul.asp?id=15811,visited at 05/26/2004.
[7] 趙旭東：《從資本信用到資產信用》，《法學研究》，2004年第2期。
[8] 可從孟勤國：《從鄭百文重組案看公司法人財產所有權說》（載《法學評論》，2003年第4期）可觀一二。
[8] 劉俊海：《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后公司法的修改前瞻》（上），資料來源：http//www.civillaw.com.cn/weizhang/defaul.asp?id=9014,visited at 05/26/2004.
[9] 趙旭東：〈〈中國公司法的修訂與改革〉〉，〈〈法學論壇〉〉（濟南），2003年第2期。
[10] 國家本位和國際本位立法兩種立法理念的界定和劃分，參李雙遠等：《21世紀國際社會法律的發展趨勢》，《湖南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6年第4期
[11] 黃進：〈〈21世紀法律發展的若干趨勢〉〉。〈〈法學評論〉〉，1997年第2期。
[12] 我國不少學者基于對“法律是地方性知識”格言的信仰，主張中國法律發展的本地化進路。參蘇力：〈〈法治的本地資源〉〉，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13] 趙旭東：《從資本信用到資產信用》，《法學研究》，2004年第2期。趙旭東：〈〈中國公司法的修訂與改革〉〉，〈〈法學論壇〉〉（濟南），2003年第2期。
[14] 全球經濟的一體化在法律上必然會導致各國法律制度乃至法律文化的相互吸收、借鑒與效仿的趨同現象，我國著名國際私法學家李 雙元教授對此作了開拓性的研究，參其文集〈〈國際私法的趨同化〉〉，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15] 漆多俊：《中國公司法立法與實施的經驗、問題及完善途徑》，資料來源：http//www.civillaw.com.cn/weizhang/defaul.asp?id=15811,visited at 05/26/2004. 王保樹：〈〈公司法修改：直面競爭與發展主題〉〉，《中央財經大學學報》，2003年第4期。該文的內容與http//www.civillaw.com.cn/weizhang/defaul.asp?id=15689,visited at 05/26/2004.的來源資料不同。
[16] 鐘明霞：《公司法修改若干問題探討》，《深圳大學學報》，2002年第2期。
[17] 跨國公司法律問題，參余勁松：《跨國公司法律問題》，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18] 參江平、許冰梅：《論公司法的修改與完善》，《中央財經大學報》，2002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