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竹靜 ]——(2004-2-17) / 已閱20813次
強迫交易罪認定困難的成因探討
華東政法學院 林竹靜
內容提要：強迫交易罪是刑法修訂后新增的罪名。由于立法的粗疏,造成本罪和它罪在認定上的困難。文就有關認定本罪及區別本罪和搶劫罪所存在的困惑之處結合案例作了較深入闡述，并作法理分析。
關鍵詞：強迫交易罪、搶劫罪、認定、對價。
強迫交易罪是刑法修訂后新增的罪名。指行為人在商品交易中，以暴力、威脅手段強買強賣，強迫他人提供服務或者強迫他人接受服務，情節嚴重的行為。僅以法條定義來看，似乎不難將本罪和其他犯罪(特別是侵犯財產權利罪中的搶劫罪)區分開來。要構成本罪，必須具備的兩個要素為：
一、“商品交易”事實的存在，多表現為強買強賣等。
二、犯罪發生的時間必須在“商品交易中”，“之前”或“之后”均不構成本罪。
但本罪在立法上還是頗有瑕疵的：首先，僅從法條定義并不能將本罪和它罪精確區分。其次，在法定刑設置上和某些類似犯罪相差懸殊，造成某些疑難案件的判決結果畸輕畸重。以區分強迫交易罪和搶劫罪為例，某些案件往往呈現界于強迫交易罪與搶劫罪之間模棱兩可的表象，給案件的準確定性帶來困難。此外，強迫交易罪和搶劫罪在法定刑上相差懸殊（強迫交易罪的最高法定刑為三年，而犯搶劫罪可判至死刑。）在某些無論是犯罪主觀惡性還是客觀危害性都相仿甚至相同的案件中，由于法條文義理解的原因，會造成判罰畸輕畸重的現象，極大損害了司法公正。可見，僅從法條文義出發進而分析犯罪構成，在區分本罪與它罪上存在很大的困惑。
困惑一：怎樣的“對價”才構成交易。
“對價”是合同法中的概念，在這里僅指為獲得商品而支付的貨幣。構成強迫交易罪必須有交易事實的存在，所謂“交易”即指平等民事主體之間進行商業活動所形成法律關系。其特征有二：一、平等自愿（自愿原則），即商品交易必須是兩個平等民事主體的自愿行為。二、支付對價（有償原則），即買賣雙方交易的有償性，買方必須支付相當于貨物或服務價值的價格才能得到預期的貨物或服務。構成強迫交易罪即是破壞了商品交易的自愿原則達到法定程度，嚴重危害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而另一方面，構成強迫交易罪亦要求行為主體必須支付一定的對價，且不能是明顯象征性的支付，否則可能構成侵犯財產罪中的某些犯罪。但是究竟怎樣的對價才構成交易，進而符合強迫交易罪的構成要件，我們似乎很難有一個涇渭分明的答案，請比照以下三個案例：
案例一①：1998年2月的一天，王某，邵某和胡某三人從路邊小攤販的手中以每包20元的價格花200元買了10包茶葉，他們以每包500元的價格強行推銷給某歌舞廳老板付某，付某迫于他們的淫威花1000元買2包。幾天后，3人又手持利器，強迫另一飯店老板代某以2萬元買下剩余的茶葉。代某稱無錢，王某等人即要代某用電話叫其妻子送錢來，代某無奈只得照辦，后在王某等人不注意的時候，代某打“110”電話報警。警方及時趕到將王某等人抓捕歸案。
案例二②：1997年西南某省某柑桔大縣喜獲柑桔豐收，個體工商戶張某某到該縣以每公斤1元的價格收購了柑桔20噸，并經簡單的保鮮處理后于1997年12月1日從該縣出發運往省城。當晚11時汽車駛到鄰縣公路的一偏僻處時，農民王某某、李某某、陳某某3人攔下汽車，要求將全車柑桔買下。張某某即下車與三人交談價格，3被告堅持以每公斤0.5元的價格全部收購，張某某表示不同意，3被告用匕首威脅說：要么賣東西，要么刀見血。王某某還從張某某汽車上翻下5筐柑桔，并將其中的3筐推下山谷，還回頭對張某某威脅說：你敢不賣，我們也將你照樣推下去。張某某見雙方僵持近1個小時仍無行人、汽車經過，最后迫于無奈將柑桔按3被告指定的價格賣給他們，并將其運到他們指定的地點附近卸下。張某某白白損失1萬元。次日清晨，張某某向案發地派出所報案。
案例三（本案尚在二審中）：張某，趙某為浙江省某縣農民，2000年6月以來，其利用國道施工單向通行造成路堵之際，用暴力脅迫手段以每瓶10元的高價（進價為每瓶9角）上車強行兜售礦泉水，幾月以來獲利逾萬。案發之日，張趙兩人在強行收取貨款后發現水不夠賣了，便回去搬水，回來后車已開走。后因乘客報警被抓捕歸案。一審法院以張趙兩人行為完全符合我國《刑法》第263條所規定的搶劫罪構成要件，且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實施上述行為，符合搶劫罪加重情節規定，以搶劫罪定性并從重處罰，判處無期徒刑。被告不服，提起上訴。
分析一、二兩個案例，我們發現雖然最后案件的定性迥異：一個以破壞市場經濟秩序犯罪定性；一個以侵犯財產權的犯罪定性，但兩案在犯罪的表現形式上卻極其相似。
一、兩案當事人實施犯罪均采用買賣的形式。如在案例一中王某等人甚至還花本錢進貨。
二、兩案當事人實施犯罪均采用暴力威脅手段。案例一中的王某等人手執利器威逼，案例二中的王某等人更以“刀見血”恐嚇。
盡管如此，法院還是給出了截然不同的判罰。究其原因，是司法對“交易”的理解。在案例一中，法院認為：該案中王某等人本非茶葉經營者，他們是在路邊小攤以20元1包的價格買來茶葉，然后以高于進價數十倍的價格強賣給他人，其目的顯然不是通過出售這些茶葉獲得利潤。（筆者亦認為行為人的目的并不是期望通過商品買賣獲得利潤，但僅以進貨與售出的差價得出上述“顯然”結論，而不對行為人犯罪主觀方面作進一步深究，似乎理由尚不充分。）這種情況已經完全不具備市場交易的基本形式了，從而不能再稱之為“交易”。另外，王某等人手持利器強迫他人以高于市場價格數十倍的價格買下茶葉，已經嚴重侵犯了公民的財產權利。因而，對王某等人的行為不能以強迫交易罪定罪處罰。其符合搶劫罪構成要件，應以搶劫罪定罪處罰。在案例二中，被告張某等人在途中攔截他人運送柑橘車輛，采取脅迫手段，迫使他人將柑橘以低于正常市場價格一倍的價格買給自己，從中牟取暴利。法院認為，被告人主觀上并不想無償占有他人柑橘，而是想以較低的價格使買賣成交。所付的價格比正常市場價格低一倍，雖然懸殊較大，但還不是實質上的無償占有。故此，被告人的行為不是搶劫他人柑橘的性質，而是一種強買強賣性質的行為，在主觀上以促成商品交易為目的。因而被告人的行為符合強迫買賣罪的主客觀要件特征，構成本罪，而不是搶劫罪。
可見，法院在審理此類案件時，案件定性的標準是“是否有交易存在”。對確定有“交易”存在的，定強迫交易罪，如沒有“交易”成分則依案件性質定為搶劫罪或其它。而確定“是否有交易存在”的最直接標準則是相對合理的對價。如在高價強買強賣情況中，如果商品價格與其他經營者差別不大，也仍然可以稱之為“交易”，其侵犯財產的性質不明顯，而主要是侵害了市場秩序和公民的人身權利。而如果價格明顯高于市場價格，甚至數十倍于市場價格，其“交易”的成分就不復存在，即該行為侵犯財產權的性質趨于明顯，從而侵犯他人財產所有權便成為該行為性質主要方面。然而，這樣的定性標準并非是無懈可擊的。作為定性標準的行為人支付的對價，其與正常市場價格的偏離是漸變的，而不是段落化的，它可能數倍，亦可能數十倍乃至更高于市場價格。對于極端高于市場價格的對價，我們顯然能判斷出行為的非交易性質，而更多居中的灰色對價則很難由此判斷究竟行為人的目的是完成交易獲得利潤，還是侵占他人財物。難道存在一個涇渭分明的界限，十倍于市場價格仍可稱其為交易，更高于市場價格便可認定為“交易”成分不復存在？
困惑二：“交易進行中”
認定強迫交易罪要求行為的雙方處于“交易進行中”。行為人實施犯罪必須在商品交易的進行過程中，行為人必為商品交易雙方的一方，其行為目的是為促成交易的完成。僅從文面理解，強迫交易罪要求行為人實施該犯罪行為必為交易進行中是勿庸置疑的，然而現實中可能出現的情況卻為立法者始料未及。
案例四（略作刪改）： 林某與杜某就一批農產品達成購銷協議。因杜某攜帶現金不足，遂讓林某將貨運至某加工廠后其再付款。后在運輸途中，林某得悉該項農產品將會有較大漲幅，遂欲反悔。 杜某不肯，要求林某履行合同或承擔違約責任。林某惱羞成怒，手執利刃，以將其殺死威脅杜某答應加付一倍貨款或按50%提貨，杜某被迫無奈，同意按50%提貨。
按通說，林某的行為顯然能構成強迫交易罪。理由如下：其一、林某的行為發生在交易進行中。當時，林杜兩人雖就農產品達成購銷協議，但此時林某尚未付款，貨物所有權仍歸林某所有沒有轉移，交易仍在進行中。其二、林某以暴力威脅手段強迫杜某加付貨款或按50%提貨顯然違背了商品交易的自愿原則是性質嚴重的強買強賣行為，且數額較大，情節惡劣應成立強迫交易罪。
但在司法實務中，也不乏以下的情況：如在案例四中，杜某攜帶了足夠的現金，達成協議后即時貨款兩清，而林某則義務將貨物和杜某送至某加工廠，如途中發生上述相同情況，林某是否仍應以強迫交易罪認定呢？按通說理論分析，這種情況下，林某的行為則構成搶劫罪而非強迫交易罪。因為，林某和杜某貨款即時清結，這時應視為買賣商品的交易行為結束，貨物的所有權亦由林某轉移至杜某，而此后林某所實施的暴力威脅行為自不能視為在“交易進行中”了，而純粹是“交易完成之后”。此外，因為貨物所有權已歸杜某所有，杜某顯然是這批農產品的所有權人，林某以暴力威脅要求其加付一倍貨款或按50%提貨顯然是對杜某財產所有權的侵犯，且此時已根本不存在對價是否合理問題。而另一方面 ，林某的行為完全符合搶劫罪的構成要件：其一、以當場使用暴力相威脅為手段。其二、當場強行索取他人財物。所以以《刑法》263條規定的搶劫罪定性，在理論上是準確無誤的。
現在我們來看林某在兩種情況中可能受到的判罰。在情況一，林某至多被判處有期徒刑三年，并處罰金。而在情況二，林某則可能被判處長期徒刑甚至更重。再讓我們看一下林某在兩種情況中所施行的行為和產生的后果，我們會發生是幾乎無二致的。唯一的不同是在案例四第一種情況，林杜兩人協議運達后付款；而第二種情況，林杜兩人就貨物即時清結。而正是這種現實中極易被人忽視的差別影響了案件的定性。但是我們知道，刑法法定刑規定的高低是根據某一犯罪行為的主觀惡性和客觀危害性綜合考慮的，最大限度體現罪、責、刑相一致。如果對相同主觀惡性和客觀危害性的犯罪規定極其懸殊的刑罰，顯然對罪刑均衡是極其不利的。在案例四的兩種情況，判罰顯然是完全符合形式正義的，也能從形式上體現罪、責、刑相一致。然而，如果有人認為這種至少理論上能自圓其說的判罰尚能忍受，筆者竊以為這是對作為“個體”人的權利的最大藐視。筆者以為，作為刑法目的之一，便是在個案中實現罪刑均衡，使每個具體的犯罪嫌疑人能罰當其罪，刑法的價值應該從個案的公正判決中體現，而決不是僅是理論上的自圓其說。
小結：問題的癥結
這種我們所不愿意看到的情況，說到底是由于立法的原因。刑法對犯罪情節的規定對于定罪和量刑都有重大影響，對于實現罪刑均衡事關重大。但由于我國在刑事立法歷來奉行寧粗勿細，寧疏勿密的原則，因而刑法在關于強迫交易罪的法定犯罪情節所作的極粗疏的概括遠不能涵蓋現實的一切可能③。而沒有相關司法解釋的出臺，更使司法實踐的定罪量刑難以“罪當其罰，罰當其罪”。罪與罰之間應當有一把公正的比例尺，使得“罪質的一定層次和罪責的一定等級互相對應，在罪刑相適應原則上達到平衡和統一。”④但是可以看到，由于強迫交易罪和包括搶劫罪在內的它罪在犯罪情節上存在太多似是而非的“灰色地界”，使案件定性在艱難抉擇中左右徘徊。理智告訴我們，顯然不能類比以是否年滿18周歲作為死刑適用期限這樣斷然的標準，以非法所得“利潤”和市場正常價格之間比例大小來判斷是構成強迫交易罪還是其它。更不應從“所有權歸屬，進而決定交易是否進行中”，這樣理論上看似自圓其說，但無論是交易習慣還是日常習俗都無法讓人心悅誠服的純粹理論分析來區分不同犯罪。筆者認為僅以純粹理論分析而不對司法實踐加以關懷，僅在理論上從犯罪構成要件來區分不同犯罪的辦法只是“虛妄的辦法”，也是刑法理論對實務的不負責。
再看案例四的兩種情況，如果按罪刑法定似乎它們各自符合個罪的犯罪構成，但如果從罪、責、刑一致的角度，很難說情節二比情節一，行為人主觀惡性、社會危害性大多少。這種刑法兩大基本原則的嚴重脫節究其竟是立法上的硬傷：立法難窮極一切紛繁蕪雜的犯罪現象，不能對界于兩罪之間的灰色地界準確得作出非此即彼的判斷。應該怎么辦？
在實務操作中，我們可能首先想到的就是“疑罪從輕”，但隨即我們又會被量刑驚呆了：強迫交易罪的最高法定刑是3年，而搶劫罪法定刑的起算點是3年。就是說如果某行為被認定為搶劫罪是死刑，一旦被改判為強迫交易罪則至多判處三年有期徒刑加罰金！在這種懸殊的刑罰前要疑罪從輕，豈無放縱犯罪之嫌？又談何容易！也許，這時能作的是在量刑上的接近：“多數被告關心的毋寧說主要是集中在刑罰量定上，這樣說也決不會言過其實。”⑤如何作到對強迫交易罪的準確定性，及實現本罪和相關犯罪在量刑上的銜接，以適應現實中犯罪情節的近似，這非常值得探討。本文權作拋磚引玉。
注 釋：
1、蘇惠漁 楊興培主編《刑事疑難案例法理評析》P120-125，法律出版社，2000年10月。
2、蔣勇主編《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罪》P672-676，法律出版社，2000年4月。
3、相關理論依據詳參：陳興良著《當代中國刑法新視界》P364，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4月。
4、高銘暄主編《新中國刑法的理論與實踐》，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5、[日]曾根感彥：“量刑基準”，載《中日刑事法若干問題人——中日刑事法學術討論會論
文集》P50，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