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衛平 ]——(2014-5-28) / 已閱8800次
◇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張衛平
編者按：
“一事不再理”是在民事訴訟中時常遇到的問題。其作為一項司法慣例和審判原則，對于維護司法裁判權威、防止糾紛爭執不休、實現訴訟經濟具有重要的意義。但司法實踐中如何理解和把握一事不再理，在理論層面仍存在諸多疑惑：如何認識和判別“一事”？“此事”與“彼事”如何區別？僅從同一事實、同一請求來判斷，未免過于簡單化。為此，本報編輯部特邀中國民事訴訟法學會會長張衛平教授撰文，從民事訴訟法理角度闡釋這一重大而基本的理論問題。希冀此文能夠有助于人們就此問題獲得統一的認識，有助于該原則的合理運用。
一事不再理的法律根據及法理根據
是否一事再理是民事訴訟中經常遭遇的問題，而且不僅在民事訴訟，在仲裁程序適用中也同樣會遭遇這一問題。一事再理之所以成為問題，是因為在民事司法中實際存在一事不再理這樣的禁止性規范。雖然在我國民事訴訟法和有關民事訴訟法的司法解釋中都沒有明確規定這一規范，但在民事訴訟實踐中，法院通常將“一事不再理”視為一項關于審查起訴、決定是否予以受理的原則。在一些法院的裁判文書中已將一事不再理作為認定、裁決當事人訴訟請求和主張的一種根據。民事訴訟法在學理上可以將起訴條件分為積極條件和消極條件。起訴的積極條件，是指當事人的起訴必須具有的條件。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一十九條關于起訴條件的規定就是關于起訴積極條件的規定。例如，原告是與案件有直接利害關系的人、有明確的被告、屬于法院主管以及受訴法院管轄等。所謂起訴的消極要件（有學者認為屬于訴訟障礙），是指當事人的起訴不得具有的情形，一旦存在此種情形，該起訴便屬于不合法。積極條件的特點是必須全部具備，消極條件是只要具備其中之一，便構成起訴不合法，法院將不予受理。一事不再理就是起訴的消極條件之一。除了一事不再理之外，根據法律規定還包括不得在一定期間內起訴：判決不準離婚和調解和好的離婚案件，原告撤訴或者人民法院按撤訴處理的離婚案件，判決、調解維持收養關系的案件，沒有新情況、新理由，原告在6個月內又起訴的，不予受理。雙方當事人沒有就合同糾紛自愿達成書面仲裁協議向仲裁機關申請仲裁的，仲裁機構不予受理。
一事不再理（ne bis in idem）制度起源于古代羅馬法，以后經中世紀日耳曼法逐漸發展為德國普通法時期的既判力制度。雖然我國民事訴訟法沒有明確規定一事不再理原則，但從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二十四條第五項的規定中可部分推出一事不再理原則。該項規定為：“對判決、裁定、調解書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案件，當事人又起訴的，告知原告申請再審，但人民法院準許撤訴的裁定除外。”該項規定是基于裁決的既判力，通常是指已經生效（或已確定）判決既判力的作用。裁定一般情形下沒有既判力，個別裁定有既判力，如關于認定起訴的請求不屬于法院主管的裁定就具有既判力，當事人不得以該請求再向法院起訴。調解書因為與判決具有同等效力，因此也視為具有既判力。既判力的作用在于防止后訴法院作出與前訴法院對同一訴訟請求相矛盾的判斷，后訴當事人也不得就前訴法院已經裁決的事項在后訴中作出矛盾的主張，也包括不得就已經裁決的事項再行提起訴訟。就這個角度而言，一事不再理是既判力的要求。
如果將一事不再理本身作為一種審判的原則要求，則可以理解為既判力制度是基于這一要求。在理論上，一事不再理的理性根據有四：其一，防止法院就同一裁決對象或事項作出相互矛盾的裁判，影響司法裁判機關的權威性。其二，防止司法資源的浪費。對于“一事”既然已經作出終局性裁決，就沒有必要再次進行審理和裁判，浪費國家的司法資源。其三，保證糾紛得到終局解決，不至于無休止地爭議下去，影響法的安定性。其四，避免被告不必要的應訴負擔。
從既判力制度角度，可以說判決既判力的排斥性是一事不再理的部分根據，因為既判力是已經生效裁判才具有的效力。如果一個案件已經在訴訟中（學理上稱為訴訟系屬中），包括未作出裁判，或者雖然作出裁判，但裁判還沒有生效或確定，當事人又就同樣的訴訟標的再行起訴，是否構成一事不再理呢？對此，民事訴訟法尚無明確規定。但從防止法院之間作出矛盾判決以及避免浪費司法資源的要求出發，獨立地明確規定一事不再理制度也是可以成立的。在國外，如德國、日本等大陸法系國家均明確規定禁止重復訴訟，就涵蓋了一事不再理的規范要求。與刑事訴訟不同，民事訴訟中的案件事實是繼續發展和變化的，認定的事實包括訴訟當下的事實，因此所有的案件都是不同的；而刑事訴訟只能就過去所指控的事實進行認定，是起訴前存在的過去的事實。因此，在立法上如果要明確一事不再理規范，在法條表述上使用禁止或不得重復訴訟可能更好。
一事不再理原則的運用
所謂一事不再理大體上可以分為兩類情形：其一，同一訴訟標的的案件，已經為前訴法院所判決，且判決已經生效，當事人對此又提起訴訟，法院將不予受理；其二，同一訴訟標的的案件，前訴法院已經受理正在訴訟系屬中，尚未作出生效判決（具體包括：前訴案件已經審理但沒有作出裁判；前訴案件一審已經作出判決，但該判決尚未生效；前訴在上訴過程中尚未作出生效判決），當事人向后訴法院再行起訴的，后訴法院將不予受理。
雖然在民事審判實務中法院常常會使用一事不再理原則作為根據作出裁判，但如何判定是否屬于一事再理是法官們經常遇到的問題。問題集中在什么是“一事”、“此事”與“彼事”如何區別。這里的“事”就是事件，也就是案件。但如果簡單地將此案與彼案加以區別，依然是模糊和籠統的，因為一個案件往往包含若干訴訟請求。如果其中一個請求，法院沒有作出裁決，當事人就有可能就該請求提起訴訟，此種情形不能認為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而且當事人不同，即使訴訟標的相同也不會構成同一事。筆者認為，通常情況下，對于是否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加以判斷：
其一，前訴與后訴的當事人是否相同。
判斷是否重復訴訟，首先就是要看當事人是否相同。如果前訴與后訴的當事人是不同的，那么就不會構成重復訴訟，因為民事訴訟是一種“只要達到糾紛相對性解決之程度即可”的糾紛解決手段。例如，前訴與后訴盡管都是關于同一土地使用權的確認之訴，但前訴是甲向乙提起的確認訴訟，而后訴是甲向丙提起的確認訴訟，這種情形并不構成二重起訴。
其二，前訴與后訴的審判對象（請求對象）是否相同。
如果前訴和后訴在審判的對象（訴訟上的請求、訴訟標的）上是相同的，那么后訴就會因為構成重復訴訟（一事再理）而被法院予以拒絕。審判對象或請求對象還過于籠統，更精確或細致的判斷標準通常以訴訟標的為依據。按照傳統訴訟標的理論，當事人所主張的實體請求權或雙方爭議的法律關系就是訴訟標的。實體請求作為訴訟標的的判斷根據，主要針對給付之訴和形成之訴（過去往往稱為變更之訴）。給付之訴和形成之訴都要求有相應的實體請求權，如本金返還請求權、侵權損害賠償請求權、解除合同請求權、離婚請求權等等。因為實體法中對各種實體請求權都有具體的規定，因此，以實體請求權為依據就可以更具體地判定訴訟標的，判定審判對象。
在一個案件中當事人的訴訟請求往往包括了若干具體的實體請求。例如，在借貸糾紛訴訟中，出借人既可能僅要求給付利息，不要求給付本金，也有可能既要求給付本金，也要求給付利息。對確認之訴的案件，訴訟標的就是雙方之間爭議的實體法律關系。例如，原告要求確認存在租賃合同關系或不存在租賃合同關系，前者為積極確認之訴，后者為消極確認之訴。因為確認之訴不存在實體請求權，因此不能以實體請求權作為判斷的根據，只能以爭議的法律關系作為對象。
在給付之訴和形成之訴的訴訟中，如果以實體請求權作為訴訟標的判斷的基準或根據，則實體請求權不同，訴訟標的也不同，因此就不能構成所謂同一事。例如，原告僅就利息給付提起了訴訟，法院就利息作出判決，或者已經受理了該訴訟，但并不妨礙原告就本金給付請求提起訴訟，這并不違反一事不再理。當然如果利息給付的訴訟尚處于一審辯論終結之前，則可以考慮將后訴與前訴合并。
對于“審判對象”或“訴訟上的請求”是否相同的判斷，通常也要考慮訴的不同形式，即給付之訴、確認之訴、形成之訴（變更之訴）。即使訴訟上的請求在客體方面是相同的，但因是給付訴訟還是確認訴訟方面的差別，也會導致訴訟上請求的不同，也就不會構成重復訴訟。例如，在一方當事人提起給付之訴后，對方當事人提起確認同一債權不存在的訴訟，這種情形也不構成重復訴訟。
其三，前訴與后訴在主要爭點上是否是共通的。
如果前訴與后訴在其主要爭點方面是共通的，那么后訴的提起也同樣應被視為重復訴訟。因為這種情形與前訴和后訴在審判對象方面相同或近似的情形相同，法院對于共同爭點的審理也必然形成重復，因此在內容上，也有可能產生實質性矛盾的判決。例如，在確認買賣標的物所有權請求與交付買賣標的物請求的場合，盡管兩個訴訟的訴訟標的是不同的，但是作為主要爭點的買賣效力問題卻是共通的，如果允許后訴當事人提起請求交付買賣標的物的訴訟，則可能發生兩個判決實質上相互矛盾的情形。在請求交付土地使用權的訴訟中，當被告將該土地的租賃權作為抗辯提出來時，原告當事人就不能以“請求確認土地租賃權”另行提起訴訟。
因為基于既判力也同樣會發生一事不再理的效果，所以還必須考慮既判力的客體（客觀）范圍、時間范圍。在客體范圍方面，后訴當事人就前訴既判力客觀范圍之外的事項提起訴訟都不會違反一事不再理。在時間范圍方面，在法庭辯論終結之后發生的事項，當事人再訴的，不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民事訴訟法的司法解釋中，關于贍養費、扶養費、撫育費案件，裁判發生法律效力后，因新情況、新理由，一方當事人再行起訴要求增加或減少費用的，人民法院應作為新案受理的解釋就是基于這一原理。另外，人身損害賠償案件判決之后，當事人就新發生或發現的基于同一行為的損害結果所提出的請求賠償之訴，也不違反一事不再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