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曉慶 ]——(2013-10-4) / 已閱13132次
1995年1月1日《國家賠償法》的正式實施，從根本上改變了我國國家機關無責任的狀態，確立了國家侵權賠償制度，公民的合法權益因國家侵權獲得賠償具有了法律依據。然而，該法沒有對精神損害賠償加以規定，許多案件的受害人僅能依據該法獲得直接物質損失的賠償，精神損害卻得不到絲毫的撫慰，這使得《國家賠償法》的處境甚為尷尬。現實生活中諸如“麻旦旦案”、“孫志剛案”得不到合理賠償的情況比比皆是。所幸的是《國家賠償法》修正案已于2010年4月29日通過，在新的《國家賠償法》中明確規定了因國家侵權所造成的精神損害賠償責任,這是一個巨大的立法進步。在國家賠償中確認精神損害賠償，是借助物質手段達到精神撫慰的目的，體現的既是立法對公民人格價值的尊重和保護，也是國家責任的法律歸位與擔當。
關于如何在《國家賠償法》中設立精神損害賠償制度，有關專家提出兩種方案可供選擇：一是在《國家賠償法》中增設條款，擴大其賠償的范圍，就構成精神損害賠償的條件、數額及賠償金支付方式等做出具體規定。二是參照日本、韓國國家賠償法的立法模式，規定“除依本法規定，適用民法有關規定”的準用條款，要求依照有關民事侵權的精神損害賠償制度的規定處理。筆者認為因民法與國家賠償法存在一系列理論和原則的差異，上述第二種觀點看似簡單，卻很難實現，因此更傾向于第一種建議，就國家侵權精神損害賠償制度的構建，應在借鑒民法關于精神損害賠償立法與司法實踐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國家賠償法關于精神損害賠償的規定。
此次《國家賠償法》的修正也是按照上述第一種方案來對有關國家侵權精神損害賠償制度進行完善的，其第三十五條規定：“有本法第三條或者第十七條規定情形之一，致人精神損害的，應當在侵權行為影響的范圍內，為受害人消除影響，恢復名譽，賠禮道歉；造成嚴重后果的，應當支付相應的精神損害撫慰金。”《國家賠償法》的此次修正正式納入了精神損害賠償，確立了國家侵權的精神損害賠償制度，這具有重要意義。國家侵權精神損害賠償制度的建立，是現代民主社會法治精神的必然要求，是監督國家機關依法行使職權的內在要求，是憲法人權保障的應有之義。在國家賠償領域建立精神損害賠償制度，也是我們國家建立有限政府的必然選擇，對于我國法治社會的建設具有重大的推動作用。通過對受害人的精神損害予以國家賠償，彌補其精神痛苦和損失，有助于社會公平與正義的構建。
令人遺憾的是，國家賠償法關于國家侵權精神損害賠償的規定過于籠統，缺乏操作性，僅規定了國家侵權領域精神損害賠償的成立條件以及國家侵權精神損害賠償的救濟形式，而對精神損害賠償的范圍、賠償原則、具體精神損害撫慰金的數額確定以及確定標準、支付方式卻規定不足，筆者試從以下幾個方面探討對我國國家侵權精神損害賠償制度的構建，以期對我國國家侵權精神損害賠償制度的完善有所裨益。
（一）國家侵權精神損害賠償的原則
構建國家侵權精神損害賠償制度，首先要確立國家賠償法中精神損害賠償制度的原則。這是作為國家賠償制度之一部分的精神損害賠償的必然要求。在國外關于確定精神損害賠償的原則主要有如下幾種：（1）酌定原則。這是法官自由裁量權的體現，立法并不制定統一的賠償標準，由法官根據案件的具體情況酌定處理，英美法系國家通用此法。（2）比例賠償原則。通過確定與有關醫療費的一定比例而使痛苦和遭遇賠償的數額標準化。德國、秘魯等國用此法。（3）標準賠償原則。確定每日賠償標準。如丹麥法院判決每日賠償標準為住院的25丹麥馬克，不住院的為10丹麥馬克。（4）固定賠償原則。日本，對于精神損害撫慰金賠償，制定各種精神損害的固定的撫慰金賠償表格，只需查表即可確定。（5）限額賠償原則。規定精神損害賠償的最高限額，法官可在最高限額下酌定具體數額。
筆者認為，我國在確定國家侵權精神損害賠償制度的時候除了要參照和借鑒國外的一些做法外，還要結合我國的實際，針對精神損害的特點，建構起一些指導性的原則:
1、撫慰為主、補償為輔。這一原則是由精神損害賠償的性質和功能決定的。法律規定精神損害賠償的目的，在于通過財產補償來緩和或解除受害人精神上所遭受的痛苦，對受害人起到撫慰的作用，進而起到對權利主體合法權利加以保護的目的。[21]這一原則說明，精神損害賠償并不是法律救濟中的主要目的，更不是唯一方式。我國著名法學家佟柔教授就指出：“對于人格權受到侵害的主體來說，賠償損失畢竟只是一種輔助性質的補償手段，更重要的是保護并恢復其人格權”。國家賠償法第35條規定賠禮道歉、消除影響、恢復名譽、損害賠償等國家侵權精神損害賠償的責任形式，司法實踐中，應視具體情況，首先考慮消除影響、恢復名譽、賠禮道歉責任形式，如果能通過這三種責任形式使受害人精神損害得到恢復或者對于沒有造成精神損害后果的，或精神損害非常輕的，則不適用精神損害賠償。
2、受害人訴請原則。精神損害作為一種心理創痛,受害人最清楚損害的程度,也有最終的處分權,如果受害人不主動提出賠償要求,國家機關一般也無法了解損害的存在或者輕重。那種認為國家侵權行為產生時國家應主動賠償的主張,將使國家機關在斷定精神損害賠償時處于左右為難的境地。因為,缺乏訴請的精神賠償,必將是無的放矢,但該項原則并不否認在特定賠償案件中,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有義務適當提醒受害人,以幫助其確定賠償請求。
3、法官自由裁量權原則。即法官酌定原則，是確定精神損害賠償金額的基本原則，它賦予法官在處理精神損害賠償案件時，依自由裁量權，確定具體數額。[23]這是由精神損害自身所具有的復雜性以及難以用金錢衡量性的特點所決定的。雖然目前很多學者及法官提出了許多量化或參考的標準及方法，但在大多數情況下，仍然難以操作。因而，賊予法官自由裁量權，讓法官根據案件的具體情況，依據一定的準則作出裁判，是十分必要的。該原則的運用并不是賦予法官無限制的自由裁量權，并不意味著法官在確定賠償金額時可以隨心所欲，主觀臆斷，而是在一定“度”的范圍內裁量，必須遵循一定的規則和辦法。
4、合理賠償原則。合理原則是對國家公權力在合法行使的基礎上提出的更高的要求。精神損害作為一種無形的損害，我們很難準確的用金錢的尺度來衡量精神損害的價值，因此在追究國家侵權的精神損害賠償責任時，只能根據具體情況來確定一個合適的賠償數額。該賠償數額必須合理，一方面不因賠償金額過低而不能彌補受害人所遭受的損害，另一方面國家賠償金額必須與國家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賠償金額也不能過高，超出國家的承受能力。
國家侵權精神損害賠償的范圍
關于精神損害賠償的范圍當今世界主要存在兩種立法例：其一是限定主義，即國家只對在法律明確規定的情況下，才對受害人所遭受的精神損害予以賠償；其二是非限定主義，精神損害賠償并不以法律的明確規定為前提，只要是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違法行使職權造成公民精神損害的，國家就應當承擔賠償責任。
從理論上講，權利主體的合法權益受到侵害造成精神損害的，都應當屬于賠償的范圍。但是，精神損害賠償作為彌補被侵害人損失的一種方式，其作用并非萬能。因此，筆者并不贊成精神損害賠償應當適用于所有國家侵權領域的觀點，精神損害賠償只應在物質損害賠償不能夠彌補當事人的損失，而且侵權確實給當事人造成了嚴重精神損害時，才應適用。
根據《國家賠償法》第三十五條的規定，國家只對基于公民人身權受到損害而產生的嚴重精神損害予以賠償，換言之在國家賠償領域，精神損害賠償只適用于因公民人身權遭受損害從而附帶引起嚴重精神損害的情形，在單獨精神損害以及財產權附帶精神損害的情形下國家不承擔精神損害賠償責任。這種限制精神損害賠償責任的規定明顯不能使公民的合法權益獲得合理的保護，與憲法人權保障原則以及權力制約的原則相悖，筆者認為，通過借鑒我國民事侵權中的精神損害賠償范圍及西方國家精神損害國家賠償的發展道路，權利主體下列權利受到國家侵害時應予以精神損害賠償：
1、因人身權受到侵害所造成的精神損害。這應當是我國國家侵權精神損害賠償的主要方面，具體而言，下列人身權受到國家公法行為的侵害，可以提起精神損害賠償之訴：一是物質性人格權，包括生命權、健康權、身體權；二是精神性人格權，包括姓名權、名譽權、榮譽權、肖像權、隱私權、婚姻自主權；三是一般性人格權，包括人身自由權、人格尊嚴權、人格獨立；四是身份權，包括監護權、親權、配偶權。筆者認為，權利人的以上各項權利均與其人身密切相關，當其受到國家侵害時理應受到國家賠償。
2、因政治權利和自由受到侵害所造成的精神損害。政治權利和自由是憲法規定的公民的基本權利，我國《國家賠償法》此次的修正沒有將政治權利與自由列入保護范圍，這不能不說是我國現行法律的一個嚴重不足。國家公法行為侵害公民政治權利的情況在現實生活中屢有發生，但受害人卻得不到任何形式的賠償。尊重人權、保護公民的政治權利是任何一個民主國家、法治社會所必須做到的，因此，在我國現今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大框架下，有必要通過將政治權利納入精神損害賠償范圍的方式而對其予以保護。
3、因特殊之物受到侵害所造成的精神損害。特殊之物指具有人格象征意義的特定紀念物品，以及所有權人對該物存在特殊感情的物品，比如戀愛信件、結婚照片、骨灰、尸體等特殊之物。在民事侵權領域，權利人因這些特殊之物的喪失或減損之所以能提出精神損害賠償的請求，是因為這些物品與權利人的精神利益密切相關，其完整與否直接影響權利人的精神狀態。筆者認為，在國家賠償領域，因國家公權力的肆意擴張造成公民這種特殊之物的破壞與滅失的可能性也是極大的，因此，為了更有效的保護公民的合法權益，有必要借鑒民事立法中關于精神損害賠償的規定，把部分具有精神價值的特殊之物納入國家賠償的范疇。
（三）國家侵權精神損害賠償金的確定
在形態上，精神損害是無形損害，難以通過量的方式來精確計算，建立精神損害賠償制度最難解決的問題是其賠償金的確定。貝勒斯指出：“很顯然，痛苦的價值是無法精確地計算的。確定原告事實上遭受了多少痛苦常常是很困難的（原告傾向于夸大其詞），所以應對其補償多少錢就不清楚了。”從總體來看，我國對于精神損害的賠償數額確定（包括民事法律領域），現階段尚處于摸索階段，一個普遍認可的計算方式還沒有形成。由于沒有科學的標準可以遵循，因而不可避免地在實踐中形成兩種不好的極端現象：一方面，是受害人因其精神受到損害而漫天要價，諸如“麻旦旦案”500萬元的精神損害賠償請求；另一方面，法官在適用法律過程中擁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權，任意決定賠償的數額，從而影響了法律的統一性、公正性和嚴肅性。在這個意義上，建立精神損害賠償金數額的計算規則是十分必要的。國外一般采用三種方法：（1）概算法，這種方法不對精神損害的各種情況分門別類，而是一攬子提出精神損害賠償的總數額。美國、日本 、丹麥即是。（2）分類法，將精神損害按項目進行明確的分類，計算出各個單項的賠償數額，然后相加得出賠償總額。英國、法國、日本等國家用此法。（3）折衷法，先將精神損害所要考慮的項目列出，法官在此基礎上加以綜合考慮，提出賠償總額。德國、瑞士等國用此法。
筆者認為，上述各種方法均有其一定的合理之處，但是在確定國家侵權精神損害賠償金數額的時候，任何一種單一的規則都無法解決精神損害賠償所面臨的各種具體問題，只有根據案件的客觀實際情況，綜合運用，才能使案件的處理做到客觀公正。我國現階段在確定精神損害賠償數額方面應當在立足于基本國情的前提下充分借鑒國外的有關做法，綜合運用各種方法從而使我國的國家侵權精神損害賠償制度更趨完善。
民法領域的精神損害賠償金額的確定方法也可以用于國家賠償領域。在我國民法領域，計算精神損害應考慮侵權人的過錯程度、侵權行為的手段、場合、行為方式等具體情節、侵權行為所造成的后果、侵權人的獲利情況、受害人住所地的經濟發展水平等因素。由于民事侵權與國家侵權的差異性，筆者認為，在國家賠償中，國家是對其違法職務行為負責，國家不存在獲利情況，因此國家獲利情況不應當作為確定國家賠償金額的考慮因素。此外，國家賠償的規則原則整體上看是違法歸責原則與有限制的結果歸責原則，把侵權人的主管過錯納入確定精神損害賠償金額的考慮因素也不妥，因為在國家賠償領域侵權人的主觀過錯并不是國家侵權的成立要件，而把違法性的大小作為考慮因素較為合適。
參考文獻：
[1]應松年.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學(第二版)[Ｍ].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
[2]王利明.民法-侵權行為法[Ｍ].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
[3]雒文佳.關于精神損害概念的界定[J].當代法學.2003(9)
[4]尹田.論人格權的本質載[J].法學研究25(4)
[5]方世榮、石佑啟.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Ｍ].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6]覃有土、雷涌泉.人身損害賠償若干疑難問題研究[J].法商研究.2004(1).
[7]皮純協、馮軍.國家賠償法釋論[Ｍ].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5.
[8]馬懷德.國家賠償法的理論與實務[Ｍ].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
[9]江夢榕.審理精神損害賠償案件的有關問題的探討[M].法律出版社.2006.
[10]羅豪才.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學[Ｍ].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11]肖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賠償法的理論與實用指南[Ｍ].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04.
[12]曾世雄.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Ｍ].臺北.1989.
河南新蔡法院 李曉慶
（158939802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