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孫瑩 ]——(2013-5-23) / 已閱11742次
關鍵詞: 民法調整對象；私法；歷史合理性
內容提要: “平等說”和“商品關系說”是我國民法調整對象的主流學說，二者都是繼受前蘇聯民法調整對象學說的結果。我國的“商品關系說”遵循了前蘇聯法的邏輯，即從價值規律出發來闡述民法存在的必要性和當事人的平等。“平等說”與“商品關系說”具有內在一致性。在否定民法是私法的歷史條件下采納這兩種學說，是民法學界為在實質上為民法贏得地位，又能不至于引起思想大動蕩的一種智慧之舉。“商品關系說”固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片面性，但是，從歷史合理性和人的需求角度來評價該學說，學術批評才可能具有“客觀性”和“歷史性”。
借由《民法通則》對民法調整對象的規定，厘清了民法與經濟法的范圍，由此，學者總結出了研究和探討民法調整對象問題在我國民法學中的重大意義。“研究民法調整的對象關系到法律部門的科學劃分和民法在整個法律體系中的地位，關系到民事立法工作的科學性和司法工作的正確性，關系到民法教學和研究工作的進展水平，并且也涉及到民法的具體性質、內容、任務和作用等方面”[1]。在對民法調整對象諸種學說大浪淘沙的過程中，“商品關系說”和“平等說”對《民法通則》制定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一、我國民法調整對象的主流學說—以“商品關系說”和“平等說”為核心
（一）“商品關系說”
“商品關系說”的倡導者和代表人物是中國人民大學已故的佟柔教授。“商品關系說”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伊始，于1980年代初形成的一種民法調整對象理論。佟柔先生以民法調整對象這一關鍵問題為主線，闡述了民法在公有制社會的作用，為民法爭得立足之地掃除了障礙。“商品關系說”認為，“我國民法的調整對象是我國社會主義商品關系，或者說，我國民法調整的社會關系的核心部分或主導方面是我國社會主義商品關系”。[2]“商品關系說”提出的主要理論依據和主張是：（1）民法的產生和發展，是與一定社會的商品關系緊密聯系的，羅馬法、法國民法和蘇維埃民法在歷史上分別是調整簡單商品生產關系、資本主義商品生產關系和社會主義商品生產關系的法律。民法的本質特征、主導作用是為一定社會的商品關系服務的，凡存在商品關系的社會，都需要制定調整該社會商品關系的民法。（2）民法在歷史發展中，由于社會關系日益復雜，在立法體制上發生了由諸法合一逐漸向諸法分離的過程。《法國民法典》消除了羅馬法中存在的民事與刑事不分、實體法與程序法不分的現象；《1922年蘇俄民法典》按照列寧的教導，拋棄了把法律劃分為公法和私法的資產階級觀點，根據分別調整不同類型社會關系的原則，進一步把社會勞動關系、土地關系、婚姻家庭關系排除出民法的調整范圍，為它們分別建立了新的法律部門。民法經過歷史熔爐的多次凈化，使其原來湮沒在龐雜規范之中的體現商品經濟關系要求的三大權利—獨立人格權、財產自主權、合同自由權越來越清楚地顯示出來。“商品關系說”認為民法的逐步凈化是人類法制史的進步，因此主張進一步把繼承關系排除出民法的調整范圍，圍繞商品關系的法律調整，為民法建立了由民事主體制度、所有權制度（注：在此需要注意，此處僅指出了所有權，而不是物權。該建議指出：“所有權是所有制在法律上的表現。它在我國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所有權在私有制國家表現為私有權，是它們的民法—私法的基本內容。在我國，保護所有權、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所有制，是我國法律體系（首先是憲法，此外也是一切部門法）的任務。我國民法則側重于商品關系的角度。因為所有權（包括財產管理權）既是商品生產和交換的前提，也是商品生產和交換的目的和結果。民法在所有權制度中規定了國家、集體和個人的財產的取得的合法方式，對其財產的占有、使用和處分的權能，以及當財產所有權受到侵犯時，通過返還占有、排除妨礙、恢復原狀、賠償損害等民法手段予以保護。這些保護方法之所以是民法的，在于它們都不超出等價有償的商品關系的原則”。只提所有權的原因在于否認所有權人對財產的收益權能）、債和合同制度三大制度構成的新體系。1984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王家福先生在向中央提交的《從速制定并頒行民法典》的建議稿中（注：王家福先生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民法經濟法研究室主任），表達了民法與商品經濟的關系，“民法（包括商法）是商品經濟的上層建筑，是組織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基本法。民法并不是私人關系法或公民權利法。民法統一調整商品經濟中所產生的各種關系，其中主要是商品所有關系和商品交換關系。”（注：參見：梁慧星．難忘的1979-1986—為祝賀導師王家福先生八十大壽而作[G]//孫憲忠．王家福法學研究與法學教育六十年暨八十壽誕慶賀文集．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總之，“商品關系說”的倡導者佟柔先生通過對傳統私法體系的批判性思考，進一步確立了民法調整對象為商品交換關系的一元化的學說。佟柔先生指出：商品交換關系和其他法律關系的性質不同，“不能按照一種立法原則和立法手段來處理”；傳統私法“把婚姻關系、勞動關系、商品交換關系、繼承關系混為一談，違背了法律部門劃分是依據它所調整的社會關系的性質的原則。”
（二）“平等說”
通過描述民法調整機制特征的方式解決民法獨立性的“平等說”，作為一個富有智慧的選擇，有著不可低估的歷史進步性。在我國《民法通則》制定前主張和倡導“平等說”者，有王家福先生和楊振山先生等。改革開放后的第一本民法教材曾將民法定義為“調整一定范圍的財產關系和人身非財產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和”[3]，即采納的是“一定范圍關系說”。但是在分析民法調整的財產關系時，也肯定了它的兩個特征：雙方當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雙方當事人經濟利益等價。但是，西南政法學院民法教研室成員在教學過程中發現“一定范圍關系說”的缺陷：未能從性質上界定民法調整的財產關系和人身非財產關系的范圍。于是試圖從性質上界定民法調整的社會關系。由此進一步發現，無論單獨使用“等價標準”或同時使用“平等標準”、“等價標準”都是行不通的，唯有使用“平等標準”才行得通。因為不僅民法調整的人身非財產關系不具有等價的特征，就是民法調整的財產關系也并非都具有等價的特征，例如，繼承關系和無償合同關系就不具有等價的特征。《民法通則》制定前夕，在民法學界掀起了民法調整對象問題的大討論之時，西南政法學院民法教研室的金平教授（注：金平先生從1954年起，先后三次參加全國人大常委會民法起草工作。（參見：佟柔．中華法學大辭典：民法學卷[M]．北京：中國檢察出版社，1995:376.））及聶天貺老師、吳衛國老師等人在《法學研究》、《法學季刊》、《法學評論》上分別發表了三篇文章，闡明了平等觀念的基本見解：（1）我國民法調整的對象是平等的財產關系和平等的人身關系的統一。（2）平等的財產關系的具體意義是：平等地占有和支配財產；主體在相互關系中處于平等的經濟地位；產品的交換與分配按照同一尺度。（3）用平等來界定民法調整的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具有的意義是：符合法律邏輯學的要求；揭示了民法調整對象的本質屬性；符合我國立法和司法實踐的需要。（注：參見：金平．論民法的調整對象[J]．法學研究，1985,（1）；金平．再論我國民法的調整對象[G]//陶希晉．民法文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金平．發展商品經濟需要民法[J]．現代法學，1986,（2）；金平．社會主義商品經濟與民法調整[J]．政法論壇，1987,（5）；金平．民法與商品經濟新秩序[J]．載林亨元．民法與建立商品經濟新秩序[M]．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0:1-18.；吳衛國．關于我國民法調整對象的幾個問題[J]法學評論，1985,（3）；黃名述．經濟體制改革對民法學的影響[J].現代法學，1986,（2）；聶天貺．民法調整對象是平等的經濟關系和人身關系[J]．現代法學，1986,（1）.（以上文章均收錄于趙萬一，譚啟平．西南民商法學階梯（第1卷）[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234-237.））
在此必須要指出的是，上述平等觀念與前蘇聯民法上的平等觀念相比具有極大的進步。前蘇聯民法上的“當事人平等”是從價值規律出發，純粹在等價交換的層面上闡述的平等觀，而上述平等觀則深入了民法的精髓，體現了民事主體內在的平等價值，符合現代的民法理念。
《民法通則》采納的正是“平等說”。自1956年以來我國實行幾十年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不僅導致個人利益的虛置（例如合同契約自由的應用被抽離），而且導致國家權力的全能主義，個人利益被普遍公有化和“大公無私”的觀念所淹沒。因此，通過“公法”與“私法”的規范劃定一條明確界線明顯行不通。《民法通則》第2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調整平等主體的公民之間，法人之間、公民和法人之間的財產關系”之所以被學界賦予了很高的評價，原因在于其撫平了改革初始以來民法學派與經濟法學派之爭，同時也確認民事法律關系中當事人地位平等的原則，揚棄了過去對于商品經濟關系的否定，使民事法律關系與國家行政法律關系得以區分（或是說公法與私法界線得以確認）。
（三）我國民法調整對象的其他學說
除“商品關系說”和“平等說”之外，民法學界對民法調整對象還有以下幾種不同觀點。
第一種是“一定范圍關系說”。這一學說在前文已提及，但它最初見之于1950年出版的《蘇維埃民法》之中。這部民法教材在闡述蘇維埃民法的對象時指出：“蘇維埃民法的對象是社會主義社會的財產關系”，“蘇維埃民法還調整某些人身的、非財產的關系”。但同時又說：“蘇聯的財產關系不僅為民法所調整，而且也為蘇維埃法的其他部門—行政法、集體農莊法、土地法、勞動法等—所調整”，民法所調整的財產關系的特征在于“雙方當事人在法律上是處在平等的地位上的。這種當事人平等的原則，是以商品的等價交換為根據的”[4]。受這種民法觀念的影響，我國民法學界的一些學者曾把我國民法界定為“調整一定的財產關系和人身非財產關系的各種法律規范的總和”[5]。此說將民法的調整對象界定為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對于揭示民法調整的社會關系范圍具有重要意義，成為如今我們認識民法調整對象的出發點。但這種觀點有一定缺陷，正如學者指出的，“這個‘一定范圍’沒有說出民法調整對象質的規定性來”，因為定義應該是被定義對象的內涵和外延的相加，“一定范圍”的用語反映了定義者對民法內涵的把握不準，造成了對民法外延無法把握。
其它學說，還包括“所有制形式說”或“生產關系說”。1954年，《蘇維埃國家與法》雜志曾發起對民法對象問題的大討論，并于1955年第5期發表了《關系蘇維埃民法對象的討論總結》一文。這篇文章寫道：“以社會主義社會中存在的所有制形式為依據并與價值規律及按勞分配規律的作用有關的社會主義社會財產關系，就是蘇維埃民法的調整對象。”這篇文章還進一步把財產關系解釋為“生產資料的分配與處分以及與此相聯系的該社會中勞動成果的分配與處分過程中的生產關系”。這是一種“大民法”觀點，把勞動工資關系也納入民法的調整范圍。這種民法觀對我國也有一定影響，我國1960年代初起草的《民法草案》基本上就是按這一觀點寫成的。
此外還包括“利用商品貨幣形式說”。這一學說是前蘇聯在1950年代末1060年代初形成的，集中反映在前蘇聯最高蘇維埃1961年10月8日制定的《蘇聯民事立法綱要》之中。《綱要》序言指出：“蘇聯民法調整在共產主義建設中利用商品貨幣形式而產生的財產關系和與這些財產關系有關的人身非財產關系。”自此之后，前蘇聯不少民法著述都按這種觀念給民法下定義。例如，前蘇聯百科詞典出版社1965年出版的（法律百科詞典）在（民法）詞條中給民法下的定義就是：“民法是調整在共產主義建設中由于利用商品貨幣形式而產生的財產關系和與這些財產關系相聯系的人身非財產關系的法律部門。”“利用商品貨幣形式說”這一民法觀念的形成，是與蘇聯當時的經濟思想和經濟政策密切聯系的。蘇聯當時認為，社會主義經濟在本質上不是商品經濟，而是計劃經濟。但是在社會主義經濟中，為了考核企業的生產經營成果，加強對企業及其職工的物質刺激，需要利用商品貨幣的形式，發揮價值規律的作用，采取諸如經濟核算、貨幣、價格、成本、利潤、貿易、信貸等經濟手段，民法正是在這一領域發揮作用的法律部門。
二、內在與超越：“平等說”與“商品關系說”比較
（一）《民法通則》“平等說”與“商品關系說”的內在一致性
法律理論是具有歷史連續性的知識體系。“思想沒有全新的，思想在借鑒和繼承中發展”[6]。“平等說”和“商品關系說”都是繼受前蘇聯民法調整對象學說的結果。同時，“平等說”與“商品經濟說”也具有內在一致性。
在馬克思看來，平等決不是一種超時空的社會現象，也不是人們頭腦中固有的東西，而是一定社會經濟關系的必然產物。然而，作為平等的現實基礎的社會經濟關系，具有自身特殊的質的規定性。這就是說，這種社會經濟關系反映了交換價值的內在運動過程。“交換價值制度，或者更確切地說，貨幣制度，事實上是自由和平等的制度”[7]。古代世界的經濟結構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它并不是以交換價值為經濟基礎的。平等只能是以交換價值為主導地位的商品經濟關系的反映及其法權表現。誠如馬克思所指出的，“流通中發展起來的交換價值過程，不但尊重自由和平等，而且自由和平等是它的產物；它是自由和平等的現實基礎，作為純粹觀念，自由和平等是交換價值過程的各種要素的一種理想化的表現；作為在法律的、政治的和社會的關系上發展了的東西，自由和平等不過是另一次方上的再生產物而已。這種情況也已為歷史所證實”[7]478。從歷史上看，正是在近代資本主義商品經濟關系的運動過程中，平等成為社會進步的愈益迫切的法權要求，從而使運用法律形式確立權利平等的要求提到了日程上來。
在商品交換關系中，交換主體之間處于平等的地位。契約關系本身就是雙方平等合意的產物。契約關系中的當事人在地位上是平權的，法律假定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如果說自由的因素或是同商品交換的法律形式有關，或者說同商品交換的內容有關，那么平等則同商品交換的經濟形式有關。商品交換就其本身來看，乃是社會平等的充分實現。商品交換過程中的平權關系，具有三個方面的規定性。其一是交換主體處于同一規定之中或處于平等的地位。其二是交換對象具有等值性。商品交換活動所遵循的基本原則是等價交換。其三是商品的自然差別是使交換主體之間形成平等社會關系的動因。由上可見，平等要求以及主體的平等地位，不僅是商品經濟的必然產物，而且是商品經濟的必要前提。因此，“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7]103。“是令人愜意的平等派”[7]103
上述是從商品經濟的一般特征來分析“平等說”與“商品關系說”的一致，不過在此要注意，我國的“商品關系說”完全來源于前蘇聯，前蘇聯民法調整對象上的平等觀起源于價值規律表現在民法上的等價原則，這種平等觀內含于歷史的經濟關系，與西方所言的“天賦人權”“人的理性”等平等觀完全相同的路徑。因此，其論述仍遵循前蘇聯法的邏輯從價值規律出發來說明民法存在的必要性和當事人的平等。
（二）民法學界的“智勇闖關”—從公法到私法
“法不是中性的，這不僅是因為它與社會現實相互作用，而且因為它反映著許多具有傾向性的觀點，它反映著一種深藏的原理。這種原理作為法的一種總體觀念，對引導法律規范的制定和研究乃是必須的。”[8]起草《民法通則》之時，法學界對于民法性質判定的主流觀點是民法屬公法。主張民法是公法者包括民法學界的學者、經濟法學界的學者和立法者。例如，民法學界提出“根據我國社會歷史的特點和現狀的要求，我國民法與資產階級的私法不同，我國民法的調整對象是擺脫了私有制和階級剝削的勞動者在社會生產分工中的同志式互助協作的社會關系。我國民法必須按照上述社會主義社會商品關系的特點組織和利用商品生產、商品流通，使之為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服務”。（注：佟柔．民法原理[M]．北京：法律出版社，1983:4．王家福等提出“首先，要堅持民法是公法的原則”。（參見：王家福．我們應該制定什么樣的民法[J]．法學研究，1980,（1）.）陳漢章在其撰寫的《民法簡論》第二篇—社會主義民法的歷史作用和地位中認為：表現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生活條件、確認社會主義正常經濟關系的社會主義民法，就不能看成是“私法”。應該指出，公法與私法之分，就是用于剝削階級國家的法律，也是模糊了法律作為統治階級意志的階級本質的。（參見：陶希晉．民法簡論[M]．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8.）劉春茂在其撰寫的《民法簡論》第三篇—我國社會主義民法的對象和范圍中認為：（五）社會主義的民法不同于資產階級的“私法”，長期以來，資產階級及其學者，完全沿襲了羅馬法中關于把法分為“公法”和“私法”兩大類的理論，一直把民法稱之為“私法”。其說法有三種：……資產階級關于所謂“公法”與“私法”的劃分，從根本上反映了資產階級的法律是建立在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基礎之上，浸透了資本主義社會私有財產不可侵犯的原則。我們認為，社會主義的民法不屬于私法范圍，我們不同意資產階級關于“公法”與“私法”劃分的理論。（參見：陶希晉．民法簡論[M]．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19-20.））
將民法是公法的觀點表達的最堅決的當屬陶希晉先生。陶先生在不同的場合表達了這樣的觀點，“要堅持列寧把社會主義民法看作是公法而不是私法的原則，也就是堅持社會主義的原則。在社會主義國家，民法是公法，而不是私法。資產階級民法是為了鞏固其私有制，鞏固發展資本主義商品經濟。我們的民法恰恰相反，是為了鞏固社會主義公有制，并在這個基礎上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9]社會主義的一切經濟活動均必須接受國家計劃的指導，即必須接受國家的干預，而不應把社會主義的民法當作資產階級的“任意法”。所謂“私法自治”、“契約就是法律”的原則在我們國家是根本行不通的，原因就在于社會主義的民法不是私法[10]。這個觀點實質是將堅持社會主義與堅持民法是公法劃等號，與前蘇聯學者反對公法私法劃分的理由完全一致。“主張用民法來調整公民之間的經濟關系，而用經濟法來調整社會主義組織之間的經濟關系的觀點，實質就是致力于要建立一個與民法相對立的調整公與私之間的經濟關系的所謂經濟法，在本質上仍然沒有越出資產階級‘公法’與‘私法’相對立的理論的老圈子，仍然是把民法視為‘私法’”[11]。這個批判與前蘇聯當時對斯圖奇卡的“兩分法說”的批評基本一致。
本文認為，《1922年蘇俄民法典》與其說是公法，不如說是在私法社會化思潮下的特殊產物更為準確，因此，學界大多站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對立的立場否定民法的私法性質不足為取。
但是，如果全面審視民法學界關于民法調整對象的主流學說即“商品關系說”和“平等說”，如前所述，從調整方法的角度來看，與私法的調整方法是完全一致的。正如，前蘇聯在1950年代討論時提出的一個問題，“當事人平等是否隱蔽地保留了公法私法的劃分”。盡管當時學界紛紛否認公法私法的劃分，但當將對社會主義的純粹教條式的思想剝離后，可以發現，以當事人平等為標志劃分民法與其他部門法的界限，就已經暗含了承認公法私法區分的理念，退一步說，這也是在承認公域與私域的理念下做出的。在此，根據諸位學者否定民法是私法的理由，我們可以大膽地猜測，在民法經濟法論爭和《民法通則》制定之前，學界對民法是私法的否定不過是在“反右”、“四清”、“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影響尚未散去，經濟體制改革前景尚不明朗，但又深刻地意識到必須用民法的方法調整社會關系的重要性等諸多因素的作用下，為在實質上為民法爭得地位，又能不至于引起思想領域的大動蕩的一種智慧之舉，或者說是一種在當時看來“離經不叛道”之舉。《民法通則》頒布獲得的“中國法制里程碑”的贊譽也可以印證筆者的上述看法。
三、如何認識“商品關系說”的缺陷
（一）從一般意義上看，“商品關系說”有一定的缺陷
“商品關系說”最為人詬病的是對人身關系民法調整的不夠重視。“民法是基本經濟法（或基本財產法）。它是從社會經濟生活的全局出發，規定調整各種經濟關系的共同的、主要的原則”[12]“這種觀點揭示了民法的經濟調整功能，但它過分強調了民法調整財產關系的一面，而忽視了民法調整人身關系的一面，而且它力圖把財產繼承等非商品經濟關系排除在民法之外，有閹割民法的傾向。”[13]“它的特點就是主張對民法進行簡化，把民法包含的內容簡化為商品關系，主體制度理解為商品所有人，客體制度理解為商品，商品的交換就被理解為行為的制度內容。筆者認為，這固然體現了市場經濟的特點，但忽視了對人身利益的保護和張揚，是主客體顛倒的結構。人是社會性動物，在行動之前必然要先行組織，所以從邏輯上講，民法首先是一個組織法，這就要求應該高揚人的價值。”[14]“把民法定義為調整商品關系的法律，難于解釋民法對平等主體間的人身關系、繼承關系、無償合同關系的調整，因此這一學說也有不足之處。”[15]
對“商品關系說”的質疑可歸結為，其忽略對人身關系的調整。以今日之眼光來看，這種質疑并不為過。
（二）從發展進程上看，“商品關系說”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1．從歷史合理性的視角認識
“商品關系說”將民法限于調整商品經濟關系的法，固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片面性；但是，若脫離歷史這一“場域”來對歷史上的某一人或事予以評論，則流入了機械唯物主義的“泥沼”。因此，對于“商品關系說”只能歷史地看待。
在此，筆者試圖以馬克思的歷史認識論為指導加以解讀。人的社會實踐活動不僅是馬克思主義關于歷史認識的起點，同樣也是歷史價值論的起點，馬克思主義對歷史價值的闡述正是基于人的實踐活動才克服了思辨歷史哲學的唯心主義，從而在歷史價值論領域實現了革命性的轉變。在這里，首要的即是人的活動的歷史性。人的實踐活動決定了人的存在方式與動物的存在方式有著根本的不同，動物的存在是自然性的，是與自己的生命活動直接同一的，是一成不變的，而人的存在則由于把自己的生命活動作為自己的實踐對象從而成為社會的存在、歷史的存在。也就是說，人既不是超現實的抽象的存在，也不是自然性的既定的存在，而是自己社會實踐活動的產物，是一種過程的結果，即人是自己的歷史發展結果，但這是一種能動性的結果；因為人是自己“歷史的主體”，而不是如黑格爾所認為的那樣人只是歷史的客體。簡言之，歷史是人的存在方式，或者說，人是一種歷史性的存在、人是在自己的社會實踐活動中產生的，社會實踐活動體現了人的本質，人的歷史性正是來源于人的社會實踐的歷史性。實踐活動的歷史性既表觀在歷史對人類實踐活動的制約，更表現在人類通過實踐活動對歷史的創造。
從歷史視角“商品關系說”，可以發現，商品經濟說是民法學界在當時整個社會關注商品經濟發展的前提下提出的，而且這種觀點既是民法學界發揮主觀能動性的產物，也是符合于當時的社會實踐。正如謝懷栻先生在1980年代中期對民法與經濟法論爭關系最激烈時就指出的，“把民法調整對象限定在‘商品經濟關系’是片面的，民法不僅調整商品經濟關系，還調整身份關系（親屬關系）和非商品的經濟關系。同時，對提倡這一理論的佟柔教授表示充分的理解。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之下，強調民法是調整商品經濟關系的法律，容易得到整個社會特別是國家高層領導的認同”[16]。梁慧星先生對于這種觀點，給予了充分的認可，“要說真有什么‘商品經濟民法觀’的話，是謝先生最先指出這一理論的偏頗。但與時下的過激論者的最大的區別在于，先生是把這一理論放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中去評價其得失”。
綜上，“商品經濟說”的提出具有歷史的合理J性，合乎人類歷史發展的道路與方向。顯而易見，在為了改善中國人民生活，適應了經濟體制改革發展經濟的歷史條件下，該說順應了當時社會發展的潮流。簡言之，該說具有歷史合理性。就最近的《十二五規劃綱要》，其中已經不再提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人權理論日漸興起的當代，以時下的眼光批評與之相異的環境產生的觀點，無疑違反了學術批評的“客觀性”和“歷史性”。
2．從實際需要視角認識
對于“商品關系說”還可以從人的需求層次角度來分析。美國著名心理學家馬斯洛在研究人的需求過程中提出的需要層次理論。該理論把人的需求分為五個層次：第一層次為生理需求，指人們對吃、穿、用等最基本的生活需求。這是人類最低一級的需求，也是最起碼的需求，否則生命難以維持。第二層次為安全需求，即為保障人身安全，免遭危險和威脅而產生的需求。第三層次為社交需求，即與社會交往而產生的各種需求。人類在社會中生活，往往很重視人與人相互間的交往，希望成為某個團體或組織中有形或無形的成員，得到別人的重視和友誼。第四層次是自尊需求，即為得到別人的尊重與好評而產生的需求。每個人都有自尊心和榮譽感，希望有一定的社會地位和自我表現的機會。第五層次是自我實現需求，即為實現個人抱負和理想所產生的需求。這是最高級的需求。馬斯洛認為，人的需求總是由低級向高級逐步發展的，人們首先產生的是最低級需求，當低級需求基本得以滿足后，便會追求更高一級的需求[17]。以此回顧改革開放初期，人民尚不能全面徹底地解決溫飽問題，即連第一層次的生理需求都尚難滿足，何談其他層面需求的滿足，因此，發展經濟，增加社會的物質財富，讓人民能填飽肚子，滿足最基本的生存要求，顯然比空喊保障人權口號要來得直接。在當時發展經濟就是保障人權的最直接的方式，而經濟需要用法律的手段來管理，民事的手段是適應商品經濟的經濟管理手段，因此，在當時提出的“商品關系說”是無可厚非的。我們必須認清所謂“新人文主義說”不顧歷史事實，靜止片面孤立地看待問題所導致的明顯局限性。
注釋:
[1]徐開墅，等．民法通則概論[M]．北京：群眾出版社，1988:10.
[2]佟柔．民法原理[M]．修訂本．北京：法律出版社，1985:1-2.
[3]西南政法學院民法教研室．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教義[M]．重慶：西南政法學院，1980.
[4]堅金，布拉圖西．蘇維埃民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50:6,25,26.
[5]中央政法干校民法教研室．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基本問題[M]．北京：法律出版社，195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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